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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出使南斯拉夫
1.中南建交經曆曲折
建國初期，我國對南斯拉夫及其領袖鐵托不甚了解，因而對南的態度是與蘇聯同南斯拉夫的關係緊密聯係在一起的。
“像鐵一般堅強”的南共領導人鐵托堅決在南實行獨立自主的原則。他堅持：
“馬克思主義的靈魂不是教條而是辯證法，它應當創造性地，根據各國的具體情況被加以運用。”“我們不能完全按照某些人做過的那樣去做。”
然而，在斯大林時代，除了“作為某些人的代表”的蘇聯之外，是不允許任何其他的社會主義國家這樣大膽地聲稱自己要獨立自主的。
1948年2月，斯大林把南共中央代表召到莫斯科，批評道：“你們南斯拉夫在外交上從來沒有養成同蘇聯政府磋商的習慣。”說完，就扔給南共代表一份已經起草好的“協議書”。
“這份協定的內容將有助於你們保證今後將培養並遵循這種習慣。所以，南共同誌們，在上麵簽字吧！”
蘇聯這種無視一國主權，頤指氣使的做法，引起了南斯拉夫的強烈不滿。南共中央不斷地寫信給蘇共中央進行申辯。
斯大林對此不屑一顧。3月的一天，斯大林在同赫魯曉夫談話時，一邊把蘇共中央指控南共和鐵托的信拿給他看，一邊自信地說：“我隻消動一下小手指，鐵托就不在了，他就會完蛋。”
3月18日，蘇聯決定從南撤走全部軍事顧問。
3月19日，蘇聯決定從南撤走全部文職專家。
月底，通知南斯拉夫取消雙邊貿易談判。這意味著兩國貿易的中斷。
6月28日，在布加勒斯特召開的共產黨情報局第三次會議通過決議，指責南共“在內外政策中推行反蘇反馬列主義路線”，“南共中央委員會已經將它自己和南斯拉夫共產黨置身於共產主義統一戰線之外”。這意味著，南共已被排除在社會主義陣營之外。在一些社會主義國家所出版的世界地圖上，南斯拉夫甚至被劃為資本主義世界的一部分，並成為美國的軍事基地。包括中共在內的八十多個國家的共產黨在蘇聯的驅使下紛紛發表聲明和文章，向南斯拉夫展開圍攻。
所以，盡管早在1949年10月15日，也就是新中國剛成立沒幾天，南斯拉夫就致電中國政府表示願意與中國建立外交關係，但中國采取了既未接受，又未拒絕南建議的態度，把同南斯拉夫建交的問題擱置了起來。因為當時中國實行的是“向蘇聯一邊倒”的政策，是否與南斯拉夫建交要取決於蘇聯老大哥的態度。
1953年，斯大林去世，蘇聯對自己的外交政策進行了大幅度的調整，蘇南關係出現轉機。當年6月，也就是斯大林剛去世三個月，蘇聯就主動派出了新任駐南大使，打開了已僵持五年之久的局麵。
1954年秋天，蘇共中央派員來華，向中共陳述他們對於恢複和改善蘇南關係的意見。毛澤東和周恩來親自接見了這位代表。伍修權以主管副外長身份陪同並擔任了這次會談的翻譯。
蘇共代表簡單地介紹了一下蘇南關係改善的過程，接著說道：“毛澤東同誌，蘇共中央認為1948年情報局關於南斯拉夫的決議是不公正和有錯誤的。”
“做錯了事沒關係，我們中國共產黨不也曾犯過不少錯誤嗎，有錯就改嘛！”毛澤東說道。
“是的，鑒於此，蘇共中央認為繼續保持與南斯拉夫的緊張關係，是不利於社會主義陣營的。蘇共希望各兄弟國家都恢複和建立與南斯拉夫的關係。為了各兄弟黨之間的協調一致，希望你們也采取同樣的行動。”
“對於蘇共同誌們的意見，我們當然是樂於接受的。這樣，讓我們回頭討論一番再向你們答複吧？”周恩來在一旁說道。
2.“你去當這個大使，怎麽樣？”
“恩來，對於蘇聯的建議，你有什麽看法？”在中南海菊香書屋裏，毛澤東背著雙手，一邊踱著步，一邊問道。
“我看對於他們的建議，我們是能夠接受的。多交一個朋友，就多一個幫手嘛！何況南斯拉夫對我們的態度還算可以。我們剛建國，他們就承認了我們。在聯合國他們也主張恢複我們的合法席位。”
“我也是這麽想的，我喜歡鐵托這個人，堅強，有骨氣。建交的事你就具體負責一下吧。”
中南建交協議迅速達成，1955年1月11日，發表了兩國建交公報。
建交問題一確定，首任駐南大使的人選就成了一個重要問題。
周恩來為此召集了一次各副部長和各司司長參加的外交部碰頭會。
“同誌們，大家都知道我們已經同南斯拉夫建立正式的外交關係了。但是，究竟由誰去任這個大使，中央還沒有做出決定，這次請大家來，就是想聽聽你們的意見。”
周恩來剛說完，大家就七嘴八舌地議論開來。
有人說：“南斯拉夫是個特殊的國家，他們所走的道路與蘇聯不同，與我們也不一樣。”
有人說：“南斯拉夫與蘇聯的關係很複雜，也不知道以後會發展成什麽樣。”
有人說：“我們對南斯拉夫不大了解，派去的大使可能任務比較艱巨。”
可誰也沒有提出具體的人選建議。大家心裏都有數，蘇南關係很微妙，這個大使不好當，弄不好會惹火上身。
熱烈的討論之後，是長時間的沉默。
“伍修權同誌，這個首任大使由你去當，你看怎麽樣？”周恩來突然向伍修權問道：“這個，嗯……”沒有任何思想準備的伍修權被總理這個突如其來的問題弄得愣住了。
“修權同誌，考慮到同南斯拉夫打交道，許多事都要通過蘇聯，你對蘇聯的情況又比較熟，你看怎麽樣？”
“總理，給我一點時間考慮一下吧？”
“那好，你回去考慮考慮，明天再答複我。”
回到家裏，伍修權一夜沒有睡著覺，腦子老是想著總理的話。“派我去當這個大使，我能勝任嗎？弄不好，辜負了總理的一番心意怎麽辦。但總理既然建議我去，就說明他相信我有這個能力。如果拒絕了的話，豈不是更辜負了總理嗎？”
伍修權披衣下了床，走到窗前，望著窗外的夜色，他的腦海裏想起了以前的幾段經曆。
1949年底，肯定是出於總理的意見，他被調往外交部蘇聯東歐司任司長。
1950年剛過元旦，正回家探親的他接到總理發來的電報，叫他火速回京，陪總理一道赴蘇會談。
1950年11月份，又是總理親自任命他當特命全權大使赴聯合國控訴美國。
今天，總理又要建議他擔任駐南大使。
“總理待我不薄啊！再加上自己是搞外交的，當然要到外麵去走走，多積累一點經驗和知識嘛！出使南斯拉夫不正是提供了一個好機會嗎？”
當夜晚的最後一縷月光消褪的時候，伍修權已拿定了主意：“去當這個大使。”
第二天一早，伍修權就趕去向周總理匯報自己考慮的結果。周恩來第一眼看到伍修權就說道：“老伍，看你的臉色，昨晚是一夜沒睡吧？怎麽樣，考慮好了嗎？”
“考慮好了，總理，我願意去當這個大使。”
“很好嘛，老伍，我就知道你肯定願意去，出去鍛煉鍛煉嘛。還有什麽困難嗎？”周恩來關心地問道：
“沒有困難，總理，我都考慮過了。我一定不會辜負黨中央毛主席和您寄予我的願望，我會當好這個大使的。”
“我相信你一定能完成這項任務。”總理鼓勵他說道。
1955年3月1日，中國政府公布了任命伍修權為首任駐南斯拉夫特命全權大使的決定，同時，免去了他外交部副部長的職務。
3.與赫魯曉夫趕時間
斯大林逝世後，赫魯曉夫的腰板逐漸硬了起來。在國內，他處死了貝利亞，擠掉了馬林科夫，蘇共內部的死敵一個個倒下了。在社會主義陣營的內部他急於討好南共中央領袖鐵托。
赫魯曉夫致函鐵托，承認蘇聯對南過去的行為是錯誤的，希望能獲得南共兄弟的諒解。
鐵托軟硬都不吃，冷冰冰地複函道：“不聽空話，要看行動。”
為向南表示誠意，赫魯曉夫定於1955年5月26日訪問南斯拉夫。
出於外交禮節，已經與南複交的各社會主義國家大使都要去機場迎接赫魯曉夫，中國大使當然也不例外，並且可以利用這個機會探聽一下蘇南之間的關係究竟如何。
接到命令，伍修權匆匆於5月24日登上赴南的飛機。趕在赫魯曉夫到達前的當天上午，到達貝爾格萊德，向鐵托遞交了國書。鐵托對於中國的副外長擔任駐南大使感到非常高興，認為這足以說明中國對南斯拉夫的重視，並衷心地祝願伍修權的出使對於發展和鞏固中南關係將起到積極的推動作用。
當天下午，伍修權又馬不停蹄地趕往機場迎接赫魯曉夫。
以赫魯曉夫、布爾加寧為首的蘇聯代表團對南斯拉夫的這次訪問具有裏程碑式的意義。過去的蘇共從來就是慣於把別國的領導人召到克裏姆林宮來接受指示與批評，這次，蘇聯的最高領導居然放下架子親自率團來一個被他們咒罵了多少年的小國來，意義非同小可。赫魯曉夫一下飛機就發表了機場講話。
“對於蘇南關係中過去的不幸，我衷心地感到遺憾，並且堅決要消除這個時期中的一切芥蒂。造成蘇南關係惡化局麵的人民敵人、帝國主義代理人貝利亞等反動勢力已被鏟除了，籠罩著陰影的那個時代過去了。”
赫魯曉夫念著稿子，不時地望一眼鐵托。
鐵托的心頭肯定還籠罩著陰影，他麵無表情，站在一邊無動於衷地聽著。等赫魯曉夫講完話，他連照例的歡迎詞都沒有做。
“現在的世道可真是變了，赫魯曉夫居然討好起鐵托來了。”伍修權心裏想到。
在這次訪問中，雙方簽署了《貝爾格萊德宣言》。
不久，鐵托應邀回訪了蘇聯，雙方又簽署了《莫斯科宣言》。這兩個宣言確定了處理兩國關係的基本原則。然而，南斯拉夫並沒有因此放棄獨立自主的原則立場，這正是後來蘇南關係再度破裂的原因。中南關係也受到了巨大的影響，出現倒退。
4.“勾結南修，裏通外國”的由來
抱著通過自己的努力，促進中南兩國關係向前發展的願望，伍修權開始了在南的使節工作。沒想到幾年以後，“風雲突變”，中南關係發生逆轉，他的願望落空了。他在南斯拉夫的言行也都成了他“勾結南修，裏通外國”的證據。一個中央委員、特命全權大使，為此丟官失職，住進了牛棚。
伍修權一來貝爾格萊德就著手調査了1948年共產黨情報局關於南斯拉夫的決議，向國內作了詳細的報告，受到了中共中央的通報表揚。
對於當時帶有貶意味道的“南斯拉夫道路”問題，伍修權也作了詳細的匯報。
“所謂的南斯拉夫道路，並不可怕，相反有許多是中國應該學習和借鑒的。”伍修權在報告中這樣寫道。
在蘇聯和中國以至整個國際共運中都存在的“個人崇拜”問題，在南斯拉夫根本沒有。因為鐵托反對搞什麽“偉大領袖”，“XXX萬歲”之類的東西，他強調集體智慧。
在黨和國家的製度和政策上，從南共中央到地方，都是強調黨政分開，各任其職，各級自治。
對外政策中，他們堅持民族獨立，反對霸權政治，不屈服於任何外來壓力。無論何種情況發生，南斯拉夫都堅持“既不當西方仆從國，也不當東方衛星國”的立場。
伍修權在報告中寫道：“南斯拉夫共產黨不是照搬馬列主義的一般原理，不照抄外國經驗，而是根據本國國情，製定獨立的方針政策，堅持政治和經濟上的獨立自主，精神上是值得敬佩的，實踐上是卓有成效的。”
這些，在“文化大革命”期間都成了伍修權“為南斯拉夫說過話”的罪證。
任職期間，伍修權還同鐵托、卡德爾等南共領導人建立了良好的私人友誼。
卡德爾曾多次設家宴款待伍修權全家。
鐵托每年都要邀請他去多瑙河獵場去打獵，並且每次打獵時，總是邀請伍修權同他站在一起。
伍修權還曾幾次去過鐵托常住的位於亞德裏亞海上的布裏俄尼島等名勝療養地，去時還應邀參觀了鐵托的私人酒窖，品嚐他收藏的名酒。很顯然，能喝到這些酒的人是為數不多的。
這些自然也成了他“勾結南修，裏通外國”的罪狀。
1957年，以彭真為首的中國人大和北京市人大代表團訪問南斯拉夫。
一天夜裏，伍修權剛陪同代表團會見完鐵托回到大使館辦公室裏，電話鈴突然響了起來。
伍修權拿起了話筒。
“喂，我是伍修權，請問您找誰？”
話筒裏傳來了伍修權熟悉的那帶有江蘇口音的普通話的聲音：“噢，修權同誌，你好，我是周恩來。”
“總理，您不是正在莫斯科訪問嗎？”伍修權驚奇地問道。
“是的，我正在莫斯科。彭真同誌在你那裏嗎？”
“在，我們剛會見完鐵托，才回到大使館的。”
“請你馬上把他找來，我有緊急的事要同他商量。”
伍修權匆匆地找來了正在休息的彭真。
“喂，總理，你好！我是彭真。”彭真預感到總理肯定又有什麽重要的任務要讓他去完成。
“彭真同誌，這次訪問順利吧？”
“很順利，總理。鐵托剛會見了我們代表團的全體人員。”
“很好，彭真同誌。中央還有一個任務要讓你去完成。我們想在蘇聯十月革命勝利四十周年的時候召開一次世界各國共產黨代表會議，討論和協調各國黨的活動問題。我們想由中共和南共方麵共同發起召集這次會議比較合適。中央的意思是讓你安排同鐵托就這事進行一次單獨的會談。鑒於會談的內容會牽涉到蘇聯同南斯拉夫之間的關係，不能公開，就讓伍修權同誌去擔任會談的翻譯，以便於保密。”
彭真和鐵托的這次秘密會談，除了“在親切友好的氣氛中，雙方坦率地交換了意見”外，雙方沒有達成共識。南斯拉夫寧願舉行雙邊或者是多邊會談，而不讚成召開世界各國黨的會議。
這次會談成了彭真，以至於伍修權“裏通外國”的一條重要罪證。
文化大革命，伍修權被關進了牛棚。據他回憶說，每次審問時，專案組的人都要就上麵的那幾個問題反複地逼迫伍修權交待究竟是如何“勾結南修，裏通外國”的。
每次審問都是專案組的頭頭泡上一杯龍井一類的好茶，點上一支高級香煙後開始的。
“伍修權，對於你的問題，應該先按敵我矛盾來考慮。自覺地以此為根據進行交代檢査，這樣才有利於解決你的問題，否則對你將是很不利的。”專案組頭頭振振有詞地說道：
“據我們掌握的情報，南修分子卡德爾、蘭科維奇曾多次與你進行秘密會談，你老實交待一下，究竟向他們出賣了哪些我黨的情報。”
“我作為一個特命全權大使，確實與卡德爾等人有過私人的交往，但這都是正常的社交活動，根本不存在什麽出賣情報之類的事。”伍修權氣憤地說。
“伍修權，你不要態度惡劣，不肯認罪。我再問你，南修頭頭鐵托曾多次邀請你去野外打獵，還讓你去他的別墅。你們之間肯定有什麽不可告人的關係。”
“哼，不可告人的關係，我為革命出生入死多年，難道連享受一下駐在國提供的優待的權利都沒有嗎？”
專案組頭頭發火了，訓斥道：“黑幫分子伍修權，你知道你的身份嗎？你現在根本不是在接受審問，而是在擺老資格教訓人！”“我是為人不做虧心事，半夜不怕鬼敲門。我從來沒做過對不起黨和人民的事，就不怕你們對我的揭發批判。”
“什麽，半夜不怕鬼敲門。你把革命群眾比作鬼，這是對革命群眾的極大侮辱。”專案組頭頭覺得自己抓住了把柄，坐直了身子，勁頭更來了。
“彭真去南斯拉夫與鐵托有過一次秘密的會談。你們有專職的翻譯，為什麽不讓他去，而由你親自擔任翻譯？這裏麵肯定有什麽不可告人的勾當。老實交待你和彭真到底搞了什麽鬼。”
“彭真與鐵托的這次會談，是根據周總理的指示進行的，由我親自擔任翻譯，也是由周總理親自指定的。會談內容有記錄，事後我們又向周總理寫了書麵報告。你們自己可以去查查，更可以去問總理，看看到底有沒有鬼。”
“你不要狡辯，我們已經掌握了所有你推行彭真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的材料。”專案組頭頭開始有點底氣不足了。
伍修權反駁道：“我所有的工作都是在上級的指示和決議下進行的。我從來沒有獨立地推行過什麽路線，如果有，也隻是執行而不是推行。”
這種無聊的審問，反複多次後，最終以給伍修權定罪為“替南斯拉夫說過話”而結束。
§§第六章 周恩來與姬鵬飛
建國初期，我國對南斯拉夫及其領袖鐵托不甚了解，因而對南的態度是與蘇聯同南斯拉夫的關係緊密聯係在一起的。
“像鐵一般堅強”的南共領導人鐵托堅決在南實行獨立自主的原則。他堅持：
“馬克思主義的靈魂不是教條而是辯證法，它應當創造性地，根據各國的具體情況被加以運用。”“我們不能完全按照某些人做過的那樣去做。”
然而，在斯大林時代，除了“作為某些人的代表”的蘇聯之外，是不允許任何其他的社會主義國家這樣大膽地聲稱自己要獨立自主的。
1948年2月，斯大林把南共中央代表召到莫斯科，批評道：“你們南斯拉夫在外交上從來沒有養成同蘇聯政府磋商的習慣。”說完，就扔給南共代表一份已經起草好的“協議書”。
“這份協定的內容將有助於你們保證今後將培養並遵循這種習慣。所以，南共同誌們，在上麵簽字吧！”
蘇聯這種無視一國主權，頤指氣使的做法，引起了南斯拉夫的強烈不滿。南共中央不斷地寫信給蘇共中央進行申辯。
斯大林對此不屑一顧。3月的一天，斯大林在同赫魯曉夫談話時，一邊把蘇共中央指控南共和鐵托的信拿給他看，一邊自信地說：“我隻消動一下小手指，鐵托就不在了，他就會完蛋。”
3月18日，蘇聯決定從南撤走全部軍事顧問。
3月19日，蘇聯決定從南撤走全部文職專家。
月底，通知南斯拉夫取消雙邊貿易談判。這意味著兩國貿易的中斷。
6月28日，在布加勒斯特召開的共產黨情報局第三次會議通過決議，指責南共“在內外政策中推行反蘇反馬列主義路線”，“南共中央委員會已經將它自己和南斯拉夫共產黨置身於共產主義統一戰線之外”。這意味著，南共已被排除在社會主義陣營之外。在一些社會主義國家所出版的世界地圖上，南斯拉夫甚至被劃為資本主義世界的一部分，並成為美國的軍事基地。包括中共在內的八十多個國家的共產黨在蘇聯的驅使下紛紛發表聲明和文章，向南斯拉夫展開圍攻。
所以，盡管早在1949年10月15日，也就是新中國剛成立沒幾天，南斯拉夫就致電中國政府表示願意與中國建立外交關係，但中國采取了既未接受，又未拒絕南建議的態度，把同南斯拉夫建交的問題擱置了起來。因為當時中國實行的是“向蘇聯一邊倒”的政策，是否與南斯拉夫建交要取決於蘇聯老大哥的態度。
1953年，斯大林去世，蘇聯對自己的外交政策進行了大幅度的調整，蘇南關係出現轉機。當年6月，也就是斯大林剛去世三個月，蘇聯就主動派出了新任駐南大使，打開了已僵持五年之久的局麵。
1954年秋天，蘇共中央派員來華，向中共陳述他們對於恢複和改善蘇南關係的意見。毛澤東和周恩來親自接見了這位代表。伍修權以主管副外長身份陪同並擔任了這次會談的翻譯。
蘇共代表簡單地介紹了一下蘇南關係改善的過程，接著說道：“毛澤東同誌，蘇共中央認為1948年情報局關於南斯拉夫的決議是不公正和有錯誤的。”
“做錯了事沒關係，我們中國共產黨不也曾犯過不少錯誤嗎，有錯就改嘛！”毛澤東說道。
“是的，鑒於此，蘇共中央認為繼續保持與南斯拉夫的緊張關係，是不利於社會主義陣營的。蘇共希望各兄弟國家都恢複和建立與南斯拉夫的關係。為了各兄弟黨之間的協調一致，希望你們也采取同樣的行動。”
“對於蘇共同誌們的意見，我們當然是樂於接受的。這樣，讓我們回頭討論一番再向你們答複吧？”周恩來在一旁說道。
2.“你去當這個大使，怎麽樣？”
“恩來，對於蘇聯的建議，你有什麽看法？”在中南海菊香書屋裏，毛澤東背著雙手，一邊踱著步，一邊問道。
“我看對於他們的建議，我們是能夠接受的。多交一個朋友，就多一個幫手嘛！何況南斯拉夫對我們的態度還算可以。我們剛建國，他們就承認了我們。在聯合國他們也主張恢複我們的合法席位。”
“我也是這麽想的，我喜歡鐵托這個人，堅強，有骨氣。建交的事你就具體負責一下吧。”
中南建交協議迅速達成，1955年1月11日，發表了兩國建交公報。
建交問題一確定，首任駐南大使的人選就成了一個重要問題。
周恩來為此召集了一次各副部長和各司司長參加的外交部碰頭會。
“同誌們，大家都知道我們已經同南斯拉夫建立正式的外交關係了。但是，究竟由誰去任這個大使，中央還沒有做出決定，這次請大家來，就是想聽聽你們的意見。”
周恩來剛說完，大家就七嘴八舌地議論開來。
有人說：“南斯拉夫是個特殊的國家，他們所走的道路與蘇聯不同，與我們也不一樣。”
有人說：“南斯拉夫與蘇聯的關係很複雜，也不知道以後會發展成什麽樣。”
有人說：“我們對南斯拉夫不大了解，派去的大使可能任務比較艱巨。”
可誰也沒有提出具體的人選建議。大家心裏都有數，蘇南關係很微妙，這個大使不好當，弄不好會惹火上身。
熱烈的討論之後，是長時間的沉默。
“伍修權同誌，這個首任大使由你去當，你看怎麽樣？”周恩來突然向伍修權問道：“這個，嗯……”沒有任何思想準備的伍修權被總理這個突如其來的問題弄得愣住了。
“修權同誌，考慮到同南斯拉夫打交道，許多事都要通過蘇聯，你對蘇聯的情況又比較熟，你看怎麽樣？”
“總理，給我一點時間考慮一下吧？”
“那好，你回去考慮考慮，明天再答複我。”
回到家裏，伍修權一夜沒有睡著覺，腦子老是想著總理的話。“派我去當這個大使，我能勝任嗎？弄不好，辜負了總理的一番心意怎麽辦。但總理既然建議我去，就說明他相信我有這個能力。如果拒絕了的話，豈不是更辜負了總理嗎？”
伍修權披衣下了床，走到窗前，望著窗外的夜色，他的腦海裏想起了以前的幾段經曆。
1949年底，肯定是出於總理的意見，他被調往外交部蘇聯東歐司任司長。
1950年剛過元旦，正回家探親的他接到總理發來的電報，叫他火速回京，陪總理一道赴蘇會談。
1950年11月份，又是總理親自任命他當特命全權大使赴聯合國控訴美國。
今天，總理又要建議他擔任駐南大使。
“總理待我不薄啊！再加上自己是搞外交的，當然要到外麵去走走，多積累一點經驗和知識嘛！出使南斯拉夫不正是提供了一個好機會嗎？”
當夜晚的最後一縷月光消褪的時候，伍修權已拿定了主意：“去當這個大使。”
第二天一早，伍修權就趕去向周總理匯報自己考慮的結果。周恩來第一眼看到伍修權就說道：“老伍，看你的臉色，昨晚是一夜沒睡吧？怎麽樣，考慮好了嗎？”
“考慮好了，總理，我願意去當這個大使。”
“很好嘛，老伍，我就知道你肯定願意去，出去鍛煉鍛煉嘛。還有什麽困難嗎？”周恩來關心地問道：
“沒有困難，總理，我都考慮過了。我一定不會辜負黨中央毛主席和您寄予我的願望，我會當好這個大使的。”
“我相信你一定能完成這項任務。”總理鼓勵他說道。
1955年3月1日，中國政府公布了任命伍修權為首任駐南斯拉夫特命全權大使的決定，同時，免去了他外交部副部長的職務。
3.與赫魯曉夫趕時間
斯大林逝世後，赫魯曉夫的腰板逐漸硬了起來。在國內，他處死了貝利亞，擠掉了馬林科夫，蘇共內部的死敵一個個倒下了。在社會主義陣營的內部他急於討好南共中央領袖鐵托。
赫魯曉夫致函鐵托，承認蘇聯對南過去的行為是錯誤的，希望能獲得南共兄弟的諒解。
鐵托軟硬都不吃，冷冰冰地複函道：“不聽空話，要看行動。”
為向南表示誠意，赫魯曉夫定於1955年5月26日訪問南斯拉夫。
出於外交禮節，已經與南複交的各社會主義國家大使都要去機場迎接赫魯曉夫，中國大使當然也不例外，並且可以利用這個機會探聽一下蘇南之間的關係究竟如何。
接到命令，伍修權匆匆於5月24日登上赴南的飛機。趕在赫魯曉夫到達前的當天上午，到達貝爾格萊德，向鐵托遞交了國書。鐵托對於中國的副外長擔任駐南大使感到非常高興，認為這足以說明中國對南斯拉夫的重視，並衷心地祝願伍修權的出使對於發展和鞏固中南關係將起到積極的推動作用。
當天下午，伍修權又馬不停蹄地趕往機場迎接赫魯曉夫。
以赫魯曉夫、布爾加寧為首的蘇聯代表團對南斯拉夫的這次訪問具有裏程碑式的意義。過去的蘇共從來就是慣於把別國的領導人召到克裏姆林宮來接受指示與批評，這次，蘇聯的最高領導居然放下架子親自率團來一個被他們咒罵了多少年的小國來，意義非同小可。赫魯曉夫一下飛機就發表了機場講話。
“對於蘇南關係中過去的不幸，我衷心地感到遺憾，並且堅決要消除這個時期中的一切芥蒂。造成蘇南關係惡化局麵的人民敵人、帝國主義代理人貝利亞等反動勢力已被鏟除了，籠罩著陰影的那個時代過去了。”
赫魯曉夫念著稿子，不時地望一眼鐵托。
鐵托的心頭肯定還籠罩著陰影，他麵無表情，站在一邊無動於衷地聽著。等赫魯曉夫講完話，他連照例的歡迎詞都沒有做。
“現在的世道可真是變了，赫魯曉夫居然討好起鐵托來了。”伍修權心裏想到。
在這次訪問中，雙方簽署了《貝爾格萊德宣言》。
不久，鐵托應邀回訪了蘇聯，雙方又簽署了《莫斯科宣言》。這兩個宣言確定了處理兩國關係的基本原則。然而，南斯拉夫並沒有因此放棄獨立自主的原則立場，這正是後來蘇南關係再度破裂的原因。中南關係也受到了巨大的影響，出現倒退。
4.“勾結南修，裏通外國”的由來
抱著通過自己的努力，促進中南兩國關係向前發展的願望，伍修權開始了在南的使節工作。沒想到幾年以後，“風雲突變”，中南關係發生逆轉，他的願望落空了。他在南斯拉夫的言行也都成了他“勾結南修，裏通外國”的證據。一個中央委員、特命全權大使，為此丟官失職，住進了牛棚。
伍修權一來貝爾格萊德就著手調査了1948年共產黨情報局關於南斯拉夫的決議，向國內作了詳細的報告，受到了中共中央的通報表揚。
對於當時帶有貶意味道的“南斯拉夫道路”問題，伍修權也作了詳細的匯報。
“所謂的南斯拉夫道路，並不可怕，相反有許多是中國應該學習和借鑒的。”伍修權在報告中這樣寫道。
在蘇聯和中國以至整個國際共運中都存在的“個人崇拜”問題，在南斯拉夫根本沒有。因為鐵托反對搞什麽“偉大領袖”，“XXX萬歲”之類的東西，他強調集體智慧。
在黨和國家的製度和政策上，從南共中央到地方，都是強調黨政分開，各任其職，各級自治。
對外政策中，他們堅持民族獨立，反對霸權政治，不屈服於任何外來壓力。無論何種情況發生，南斯拉夫都堅持“既不當西方仆從國，也不當東方衛星國”的立場。
伍修權在報告中寫道：“南斯拉夫共產黨不是照搬馬列主義的一般原理，不照抄外國經驗，而是根據本國國情，製定獨立的方針政策，堅持政治和經濟上的獨立自主，精神上是值得敬佩的，實踐上是卓有成效的。”
這些，在“文化大革命”期間都成了伍修權“為南斯拉夫說過話”的罪證。
任職期間，伍修權還同鐵托、卡德爾等南共領導人建立了良好的私人友誼。
卡德爾曾多次設家宴款待伍修權全家。
鐵托每年都要邀請他去多瑙河獵場去打獵，並且每次打獵時，總是邀請伍修權同他站在一起。
伍修權還曾幾次去過鐵托常住的位於亞德裏亞海上的布裏俄尼島等名勝療養地，去時還應邀參觀了鐵托的私人酒窖，品嚐他收藏的名酒。很顯然，能喝到這些酒的人是為數不多的。
這些自然也成了他“勾結南修，裏通外國”的罪狀。
1957年，以彭真為首的中國人大和北京市人大代表團訪問南斯拉夫。
一天夜裏，伍修權剛陪同代表團會見完鐵托回到大使館辦公室裏，電話鈴突然響了起來。
伍修權拿起了話筒。
“喂，我是伍修權，請問您找誰？”
話筒裏傳來了伍修權熟悉的那帶有江蘇口音的普通話的聲音：“噢，修權同誌，你好，我是周恩來。”
“總理，您不是正在莫斯科訪問嗎？”伍修權驚奇地問道。
“是的，我正在莫斯科。彭真同誌在你那裏嗎？”
“在，我們剛會見完鐵托，才回到大使館的。”
“請你馬上把他找來，我有緊急的事要同他商量。”
伍修權匆匆地找來了正在休息的彭真。
“喂，總理，你好！我是彭真。”彭真預感到總理肯定又有什麽重要的任務要讓他去完成。
“彭真同誌，這次訪問順利吧？”
“很順利，總理。鐵托剛會見了我們代表團的全體人員。”
“很好，彭真同誌。中央還有一個任務要讓你去完成。我們想在蘇聯十月革命勝利四十周年的時候召開一次世界各國共產黨代表會議，討論和協調各國黨的活動問題。我們想由中共和南共方麵共同發起召集這次會議比較合適。中央的意思是讓你安排同鐵托就這事進行一次單獨的會談。鑒於會談的內容會牽涉到蘇聯同南斯拉夫之間的關係，不能公開，就讓伍修權同誌去擔任會談的翻譯，以便於保密。”
彭真和鐵托的這次秘密會談，除了“在親切友好的氣氛中，雙方坦率地交換了意見”外，雙方沒有達成共識。南斯拉夫寧願舉行雙邊或者是多邊會談，而不讚成召開世界各國黨的會議。
這次會談成了彭真，以至於伍修權“裏通外國”的一條重要罪證。
文化大革命，伍修權被關進了牛棚。據他回憶說，每次審問時，專案組的人都要就上麵的那幾個問題反複地逼迫伍修權交待究竟是如何“勾結南修，裏通外國”的。
每次審問都是專案組的頭頭泡上一杯龍井一類的好茶，點上一支高級香煙後開始的。
“伍修權，對於你的問題，應該先按敵我矛盾來考慮。自覺地以此為根據進行交代檢査，這樣才有利於解決你的問題，否則對你將是很不利的。”專案組頭頭振振有詞地說道：
“據我們掌握的情報，南修分子卡德爾、蘭科維奇曾多次與你進行秘密會談，你老實交待一下，究竟向他們出賣了哪些我黨的情報。”
“我作為一個特命全權大使，確實與卡德爾等人有過私人的交往，但這都是正常的社交活動，根本不存在什麽出賣情報之類的事。”伍修權氣憤地說。
“伍修權，你不要態度惡劣，不肯認罪。我再問你，南修頭頭鐵托曾多次邀請你去野外打獵，還讓你去他的別墅。你們之間肯定有什麽不可告人的關係。”
“哼，不可告人的關係，我為革命出生入死多年，難道連享受一下駐在國提供的優待的權利都沒有嗎？”
專案組頭頭發火了，訓斥道：“黑幫分子伍修權，你知道你的身份嗎？你現在根本不是在接受審問，而是在擺老資格教訓人！”“我是為人不做虧心事，半夜不怕鬼敲門。我從來沒做過對不起黨和人民的事，就不怕你們對我的揭發批判。”
“什麽，半夜不怕鬼敲門。你把革命群眾比作鬼，這是對革命群眾的極大侮辱。”專案組頭頭覺得自己抓住了把柄，坐直了身子，勁頭更來了。
“彭真去南斯拉夫與鐵托有過一次秘密的會談。你們有專職的翻譯，為什麽不讓他去，而由你親自擔任翻譯？這裏麵肯定有什麽不可告人的勾當。老實交待你和彭真到底搞了什麽鬼。”
“彭真與鐵托的這次會談，是根據周總理的指示進行的，由我親自擔任翻譯，也是由周總理親自指定的。會談內容有記錄，事後我們又向周總理寫了書麵報告。你們自己可以去查查，更可以去問總理，看看到底有沒有鬼。”
“你不要狡辯，我們已經掌握了所有你推行彭真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的材料。”專案組頭頭開始有點底氣不足了。
伍修權反駁道：“我所有的工作都是在上級的指示和決議下進行的。我從來沒有獨立地推行過什麽路線，如果有，也隻是執行而不是推行。”
這種無聊的審問，反複多次後，最終以給伍修權定罪為“替南斯拉夫說過話”而結束。
§§第六章 周恩來與姬鵬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