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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戰鬥在中央特科
1.決策者周恩來
1927年4月24日夜，上海。
灰黑色的雲塊厚厚地堆積著，好像是誰用墨汁在天幕上塗了一層黑。這時月亮和星星都不知躲到什麽地方去了。
白天摩肩接踵的滾滾人流從大街小巷上散失，隱入大上海的各個角落裏。西裝革履的達官貴人、外國傳教士、外交官和腰纏萬貫的大亨巨賈們在燈紅酒綠下輕歌曼舞。中外巡捕、包探、流氓、地痞在小酒館裏大杯大杯地吞酒，瞪紅了眼，直著嗓子聲嘶力竭地狂叫。在城市邊緣的貧民窟裏，賣苦力的窮人們蹲在地上，有一口沒一口地吸著旱煙管，還在為全家老小的生計發愁。而有覺悟的工人領袖們在昏暗的油燈下熱烈地討論，正商議如何應付眼前的腥風血雨。
夜幕下，一輛人力車在大街小巷中飛速穿過，直往吳淞徐家匯方向跑。車上坐著一位富商打扮的年輕人，西裝革履，麵容清瘦，濃濃的眉毛十分醒目。他似乎十分困倦，合著眼皮，隻是時不時地睜開眼飛速地往四周瞟瞟。
不遠處，外白渡橋高聳的鋼架的輪廓可以朦朦朧朧地辨認出來。一輛電車駛過，鋼架下橫空架掛的電車線爆發出幾朵碧綠的火花。往東看，遠處的洋棧像巨大的怪獸，蹲在瞑色中，閃著千百隻小眼睛似的燈火，向西看，叫人猛一驚的，是高高地裝在一所洋房頂上而且異常龐大的霓虹電管廣告，射出火一樣的赤光和青磷似的綠焰。
人力車夫使勁地蹬著車子，他放低重心，前半身幾乎都要趴在車把上了。高樓大廈飛速地往身後退去，車子終於出了市區，在狹窄的郊區巷道裏東一轉，西一拐。
周圍一片死寂。車子在一個小巷深處停穩。年輕的富商走下車來，朝旁邊低矮破舊的平房看了看，跟著車夫迅速走進一間屋子。在微弱的燭光裏，屋子的主人迎了上來，緊緊地握住來人的雙手，輕輕地叫了聲：“老周！”就什麽話也說不出來了。
“老周”是誰？
“老周”就是大名鼎鼎的周恩來，是蔣介石在上海搜捕的一條大魚！當時他擔任中共中央軍事委員兼江浙區委軍委書記，年僅29歲。前一天下午，他還和近十萬上海工人一起上街遊行，奮戰在寶山路的槍林彈雨中；今天，他冒著生命危險，又親自來到工人隊伍中間，帶領工人同誌繼續革命，這怎能不令人感動呢？
周恩來也緊緊地握住主人的手，用低沉而堅定的語調說道：“敵人的抓捕嚇不住我們。從現在起，我們要轉入地下鬥爭，保存自己的力量。你以後得多加小心。”
鋪天蓋地的大搜捕在軍隊中，在政府部門裏，在工廠、農村、學校裏，攪得人們心頭一陣陣縮緊。蔣介石聲嘶力竭地叫喊，要“肅清潛伏之共產分子，絕其根株。”汪精衛喊出了“寧可枉殺一千，不使一人漏網”的口號。正如周恩來所說的：“中國的白色恐怖，可以說是全世界曆史上所絕無僅有的殘酷。”
災難深重的中華民族，又一次麵臨著致命的災難。
1927年11月中下旬的一天，上海公共租界內麥特赫斯脫路電話局對麵弄堂裏新擺出一個擦皮鞋攤；弄堂口的拐角處停著一輛人力車，車夫靠在座位上打噸，像在等客人；不遠處的一個麵攤上有兩個人在慢吞吞地吃著麵條。每當大街上一隊隊巡邏軍警走過，誰也沒有注意，那幾個人在彼此交換著眼色；誰能想到，他們都是中共中央軍委直屬的特務工作處的同誌！
弄堂深處的一間房子裏，中共中央幾位高級負責人正在秘密開會。他們表情嚴肅，說話聲音很低。一位書生模樣的人憂心忡忡地說：
“現在上海的形勢很複雜，白色恐怖嚴重阻礙和威脅黨的安全和工作的進行。不少被嚇破了膽的無恥叛徒在大街上招搖過市，公然帶著特務到處抓捕共產黨員和革命誌士，破壞黨的組織和工作機構。少山同誌，你是秘書長、軍委書記，你看怎麽辦？”
大家的目光都集中到“少山”同誌的身上，隻見他濃眉大眼，目光中透露出堅毅和智慧。他就是赫赫有名的周恩來，“周少山”是他的別名。
周恩來稍微思索了一下，沉穩地回答說：
“我到上海十幾天來，了解了一點情況。形勢比我估計的還要嚴峻。如何在黨的領導下，依靠黨的組織，依靠革命群眾，收集情報，懲辦叛徒，營救同誌，打擊敵人，保衛黨中央的安全，是當前最緊迫的任務……”
“現在中央的所有機關和領導人、工作人員都來到上海，我們要學會在敵人的眼皮底下隱蔽自己，保護自己，發展自己。中央機關工作地點的選擇和確定是我們目前麵臨的第一個大難題。首先當然要考慮安全的需要，還要考慮交通方便，信息傳遞快。我看我們可以用工廠、商店、學校等形式作掩護，紮下根來，我們的同誌也可以扮成同類型的家庭，使用各種各樣合理合法的保護傘，巧妙地避開敵人的視線……”
房間裏靜得出奇，隻有周恩來那低沉而又堅毅的聲音在回蕩。“我們要在上海長期進行隱蔽鬥爭，我們黨也要改變老的活動和工作方式，建立一整套全新的合適的工作製度和防範製度。必須要有自己的政治保衛組織，保衛黨的領導機關和領導同誌的安全，打擊敵人的囂張氣焰，堅定同誌們的革命信心。半年前，也就是大革命失敗之初，同誌們開始體會到：和強大的敵人作鬥爭，必須了解敵人，了解它的軍事、政治動向，才能準確有效的打擊敵人。當時我在中央軍委下建立了特務工作處，實踐證明是極其有用高效的……”
聽到這裏，在座的中央負責人都不禁微微頷首。是啊，特務工作處雖然剛成立不久，但它那有效的工作方式和卓越的工作成就給在座各位領導人都留下極其深刻的印象。他們誰不是在特務工作處同誌的掩護下來到上海的呢？樓下弄堂口不正活動著工作處同誌的身影嗎？
周恩來同誌有著豐富的白區工作經驗，他一向重視對敵人的隱蔽鬥爭。1927年5月他就任中共中央軍委書記之初，就倡議並建立了一個黨的政治保衛部門，即直屬於軍委的特務工作處。處長顧順章，下設特務股、情報股、保衛股和土匪股四股。
2.特科在行動
特務工作處成立伊始，便遇到了日漸高漲的反革命浪潮：
5月17日，夏鬥寅在宜昌叛變，攻打武漢；
5月21日，許克祥在長沙叛變，屠殺共產黨員；
6月12日，汪精衛等同馮玉祥在鄭州舉行秘密會談；
7月14日，汪精衛等召開秘密會議，提出反共；
麵對滾滾黑雲，特務工作處同誌通過公開和秘密的途徑，對於這些重大事件，大都能及時獲得情報，使我黨完全有可能避免遭受突然襲擊，揭露敵人陰謀，有準備地打退敵人的進攻。隻是由於陳獨秀堅持投降主義的錯誤路線，未能及時予以還擊。
7月15日汪精衛集團叛變革命後，剛剛遷移到武漢的中共中央無法落腳，隻好遷到上海。更加繁重的負擔落在特務工作處同誌的肩上。他們冒著生命危險，出生入死，與敵人鬥智鬥勇，利用各種關係掌握敵人動向，疏散已暴露的黨員幹部，保衛黨中央機關和黨的領導幹部的安全，護送黨中央機關向上海遷移，秘密運送人員、物資，甚至武器……在極其艱苦的條件下，他們做了一係列具體工作。他們要負責轉入地下的中央領導同誌與中央機關各部委的聯絡工作；辦理去上海的船票，護送領導同誌和重要人員上船和途中安全；以及中央機關遷走後的其它大量善後工作。
“我建議，把軍委特務工作處改組為特務工作科，改由中央特別委員會直接領導，顧順章，李強等同誌都已到了上海，他們都很有經驗。在此基礎上，再吸收中央‘總部’、上海地下黨和上海工人武裝糾察隊的部分同誌。你們看怎麽樣？”周恩來謹慎地把自己的意見全盤托出。
“好！好！”在座的中央領導人紛紛表示同意。“少山同誌，搞白區工作，搞隱蔽鬥爭，我倒不懂，你在行，特科就由你全權負責吧！”
周恩來沉重地點了點頭。
在上海小沙渡路的一所房子裏，住著一對年輕的夫婦和一位老太太。這一家人和周圍鄰居相處得很好，從來都是和和氣氣，但交談並不多，鄰居們不太清楚這家的男主人究竟是什麽職業，平時也很少與他見麵，隻從外表看好像是個商人。這些鄰居們決不會想到這就是當時國民黨出重金懸賞緝捕的中共領袖之一周恩來和他的夫人鄧穎超，以及鄧的母親楊振德。
周恩來在上海是眾所周知的共產黨領導人，是反動派千方百計搜捕的重要目標，國民黨政府和軍隊中有很多他的學生和熟人，但是，在極其危險的環境中，周恩來始終挺身站在鬥爭的最前列，負責處理中央大量的日常工作，並親自領導中央特科同凶殘狡猾的敵人進行長期的艱苦卓絕的隱蔽鬥爭。他在複雜險惡的環境中，以他特有的冷靜和機智，從容應付，笑傲於反動派的刀光血影之中，他不停地更換姓名和地址，在某一住處有時住一個月，有時住半個月，每換一處就改一次姓名，知道他住處的也僅限製在二三個人的範圍內。由於認識他的人較多，為避免不必要的麻煩和危險，他外出時間嚴格限製在清晨5時到7時和晚7時以後，除有特殊情況外，其餘時間決不出去，他對上海的街區布局進行了仔細的研究，盡量少走大街，多穿小弄堂，也不乘電車，不到公共場所。他時而西裝革履，時而身穿長袍馬褂，頭戴禮帽，一副商人打扮，後來他又留起大胡子，所以黨內有許多人叫他“胡公”敵人費盡心機，動用大批特務、軍警、密探搜捕他，卻始終無法找到他的半點蹤跡。
中央特科從成立那一天起，就在周恩來同誌的直接指導下行動。周恩來同誌親自為它的工作確定了一整套的政策和原則，製定了一係列的製度、紀律以及工作方法等。如在組織方麵，要求精幹、隱蔽，紀律嚴格，沒有工作關係的人不許往來，因為一個地方的破壞，會牽涉到幾個地方遭受損失。特別是在內部嚴防出叛徒，采取了很多有效的措施。在活動中，則盡量職業化、社會化、以公開身份，掩護秘密工作。同時提醒所有人員要密切聯係群眾，注意搞好與各方麵關係，特別是與左鄰右舍周圍群眾的關係，以免引起懷疑，遭受破壞，給工作帶來損失。為了訓練秘密工作幹部，不斷提高他們的政治素質和技術水平，中央特委於1928年春為特科舉辦了為期20天的訓練班。周恩來親自為訓練班作政治報告，講政治鬥爭的方針、政策和原則。特科訓練班還學習秘密工作的技術和秘密工作紀律。
中央特科成立以後，適應工作的需要，組織機構日臻健全，逐漸建立了四個科：第一科（總務科）專做總務事項；第二科（情報科）專做情報工作，科長陳賡（化名王庸）；第三科（行動科）專做保衛工作，科長由特科負責人顧順章兼任；第四科（交通科）專負秘密交通責任，科長李強。
四科嚴格分工，又密切配合，在軍警密布的上海灘，神出鬼沒、靈活機智地同中外反動勢力進行著殊死的鬥爭，保衛著革命的火種，立下赫赫戰功，寫下一幕幕鮮為人知的曆史篇章。多少轟轟烈烈的精彩表演，多少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跡，今日聽來，似令人回腸蕩氣。在特科同誌身上，閃爍著智慧的光芒，深藏著不死的信念，顯露著過人的勇氣和膽量。他們是黨中央的保護神，反動派的黑煞星，投敵者的審叛官。這是一支大智大勇，令瘋狂的敵人即使在自己的大本營也驚惶不安的隊伍；這是一支神出鬼沒，令卑鄙的叛徒在睡夢中也提心吊膽的隊伍；這是一支複仇的利劍，直刺敵人的心髒；這是一隻紅色的鐵拳，砸碎敵人精心編織的陰謀之網！
1930年初，黨中央在上海召開全國蘇維埃代表會議。先由一科在英租界內的赫德路租了一座四層的紅樓，臨時開設一座醫院。二、三樓是供與會代表住宿的“病房”；四樓是大會的會議廳；一樓則由一科派人充當門房賬房等，負責接待臨時偶然闖進來求診的一般病人，並且負責應付查電表，收水費等瑣事，防止外人進入正樓。同時，二科科長陳賡叫劉鼎（原名闞尊民）出麵，在附近另租一間房子下，布設機關，成為“醫院病人”迅速轉移的通道，遇事可以從紅樓樓頂轉到劉鼎的住房頂上，再經他的住房走出大門轉移。為了確保安全，三科還派出紅隊在這座樓房的周圍進行警戒，準備一旦被敵人發覺，遇有巡捕前來搜捕的時候，紅隊隊員立即持槍抵抗，同時指定專人引路，帶領參加會議的代表，穿過劉鼎的住房轉移出去。會前，一科先為參加會議的代表租了一些旅館，還準備了適合各種身份的比較闊綽的服裝。各地代表到達上海，先在指定的旅館住下。經過初步審查後，就作為“病人”逐個送進“醫院”。代表進了醫院，住人病房，暫時即與外界隔絕開來，不許外出。開會以前，這裏完全按普通醫院的秩序辦事，醫生、護士、廚師以及服務人員，完全同一般醫院一樣，照章辦事。到了開會之日，方才進入會場。這次會議共開兩天，會畢又把代表逐個地送出醫院，分散住進各個旅館。這樣，隻有幾天光景，這家新開設的醫院，就像海市蜃樓一樣倏忽不見，人員全都走得無影無蹤。
實際上，在開會之前，此次會議就已被國民黨特務偵知。蔣介石十分重視，特地召集上海特務首腦召開緊急會議，布置偵探會場，把中共中央機關一網打盡。可是誰也不會想到，上海淞滬警備司令兼淞滬杭剿匪總指揮熊式輝身邊的第四號政治密查員宋再生就是中共中央特科二科的工作人員。熊式輝布置任務完畢，宋再生馬上駕車轉了幾圈子後找到陳賡，匯報情況。我黨因此提高了警惕，加強了保衛工作，使會議得以圓滿閉幕。
3.情報戰線前三傑一錢壯飛、李克農、胡底
看過《西遊記》的人都知道，孫悟空為了“借”取芭蕉扇，變成小蟲子鑽進鐵扇公主的腹中，使她肚痛難忍，最後被迫求饒。
1927年12月31日，中共中央在上海發出的《中央通報》第25號與孫大聖的辦法頗有相似之處。通報規定：經過黨支部決議，得派遣一二個忠實勇敢的同誌，到國民黨黨部以及某種反動機關，做偵探和破壞工作，但必須限於這兩種作用方可派遣。在這一精神指導下，我黨優秀黨員錢壯飛、李克農、胡底打人國民黨最高特務機關，直接掌握著它的全盤活動，探取敵人破壞我黨的陰謀，向黨的秘密組織報警。
1929年底的一天傍晚，擔任中共滬中區委宣傳委員的李克農去看他新結交的朋友胡底（原名胡北風）。兩人一見麵，胡底就笑嘻嘻地對他說：“克農，今天我帶你去見一位朋友。”“誰？”李克農一時還沒有心理準備。
胡底走到門邊，看看四周沒人，轉身低聲說：“我的朋友錢壯飛，他是上海無線電管理局局長徐恩曾的貼身秘書。”
“好，什麽時候去？”
“現在就走，怎麽樣？”
“行！咱們邊走邊聊。”
胡底帶上門，領著李克農往外走。一路上，胡底簡單地把錢壯飛的情況作了介紹，“我在中國大學讀書的時候，就和錢壯飛認識了，我們還是在安徽會館認識的呢！”
“這麽說，錢壯飛也是安徽人？”李克農問。
“不，不。他妻子是桐城人，他經常去安徽會館，所以我們很熟。我大學畢業後，就長住在他家。1926年，我和壯飛一起入黨。大革命失敗後，壯飛無法在北京安身，在組織的安排下，去年轉移到上海。我也在這個時候到了上海。”
李克農聽到這裏，興奮地說：“說起來，咱們的經曆都挺相似的。我也在1926年入黨。大革命後，我在的蕪湖民生中學被反動派封閉，去年來到上海，大概就比你們晚一點。”
“我和壯飛到上海接上黨組織關係後，都在滬南區委下屬的法租界支部裏過組織生活，因此我們還經常走動，去年底，壯飛在上海國際無線電管理處找到一個職業，從事畫廣告畫和招攬生意等業務。他多才多藝，精明能幹，很有本事，善於結交朋友，又跟處長徐恩曾是同鄉。徐很信任他。不久後徐升任上海無線電管理局局長，壯飛也升為秘書……”
說著說著，轉眼就到了錢壯飛家。可是很不巧，錢壯飛還未回家，他倆就跟錢壯飛的妻子張振華聊天，三人都是安徽人，自然很談得來。
錢壯飛一跨進家門，見屋裏有客人，定睛一看，高興壞了。他大聲說：“胡底，你這小子好久沒來看大哥了吧？”
“大哥現在是大忙人，工作忙，小弟不敢打擾，”胡底打趣道，“這不，我坐在這兒等你已經一個多小時了。今天我給大哥帶來一位客人，叫李克農，是滬中區委的。”
相互認識後，錢壯飛把上海國際無線電管理處作了簡單的介紹：“它是建設委員會官辦的一個對外營業機構，專替住在上海的外國人收發國際來往電報……”
“我還以為它是國民黨的機密機關，原來隻是電訊業務部門，那你為什麽不離開呢？”李克農不由得產生了疑問。
“我原先也是這麽想的，”錢壯飛莞爾一笑，接著說：“組織上認為，管理處是隱蔽黨員骨幹、掌握無線電收發技術和有關情報的一個很有用的地方，讓我作長期埋伏的打算，不再參加其它活動。組織上看問題就是比我們看得遠，想得深，你們說是不是？”
三人談得很投機。錢壯飛以前聽說過李克農的名字，今天又親見其人英姿機敏，聽他談吐不凡，心裏十分讚賞。
時間不知不覺地過去了。最後，錢壯飛問：“克農到我那裏去工作如何？我正缺少個幫手。”
李克農和胡底相視一笑，“好啊！不過得先請示組織。”
隨後，李克農通過滬中區委向中央請示，中央批準李克農離開區委工作，打人上海無線電管理局，以加強黨在敵人內部的工作。李克農經過一番認真的準備，在正式考試中成績良好，又有錢壯飛的介紹，順利地當上了上海無線電管理局的廣播新聞編輯。
中央特委很重視錢壯飛、李克農的工作，決定把兩人的組織關係轉到中央特科，直屬二科科長陳賡的單線領導。
4.在徐恩曾的“肚子”裏
1929年底，陳果夫、陳立夫兄弟野心勃勃，決心把國民黨中央組織部調查科改造為一個純粹的特務機關。當時二陳缺少人手，到處招攬人才，徐恩曾這位同鄉、表親又兼留美同學被二陳看中了。徐恩曾很信任錢壯飛，因此12月下旬他被任為調查科代理科長（次年任科長）後，立即把二陳的全盤計劃都告訴了錢壯飛。他透露，陳立夫和他準備在調查科的基礎上，建立一個以反共為主要任務的龐特務機構，配合蔣介石對紅軍和根據地的軍事圍剿，破壞白區的中共組織，對中共的動搖分子實行軟化，利用中共的叛徒作偵探奸細，潛伏在中共內部進行秘密活動，等等。徐恩曾要錢壯飛做他的主要助手，幫助他著手建立和擴大這個特務係統。怎麽辦？錢壯飛和李克農及時把這個情況報告了黨。
這個時候，中央特委在關於是否打入國民黨特務組織的問題上有兩種對立的意見：一種意見主張派遣我們的同誌打進去，鑽進敵人的心髒去同它進行鬥爭，另一種意見反對進去。周恩來同誌深刻地認識到，探取敵人情報、掌握敵人動向的最重要、最有效的手段就是想方設法把優秀的共產黨員派到敵人內部。他指示：“你們把它拿過來！”於是，特科決定派錢壯飛、李克農、胡底打人國民黨最高特務組織。特科還決定，由陳賡與李克農保持經常聯係。南京有什麽情況，由李克農及時反映給陳賡。李克農、錢壯飛、胡底三人成立一個黨小組，由李克農任組長。工作中的重大問題，由黨小組討論決定，分頭執行。這樣，國民黨最高特務組織的機密，都為我們有領導、有計劃地及時掌握。
徐恩曾在南京走馬上任後，想在創建特務係統這樁反革命事業上大幹一番。他任命錢壯飛為機要秘書，要他負責補充人員，請上頭增撥經費，擴大訓練機構，充實內部，派特務打人國民黨的軍警機關進行活動，在各地建立基層秘密機關，並在南京建立秘密指揮機關和秘密電台，以指揮他們在全國的特務活動。
調查科的辦公地址原在南京丁家橋國民黨中央黨部內，徐恩曾感到那裏亂，不容易保密，他便選定中央路305號的地址，建立一個以他和機要秘書錢壯飛為中心的最高秘密指揮機關，把這裏搞成自己的“大本營”。實際上，這裏的人手並不很多，錢壯飛隻配備少數管理電台的機要人員和行政事務人員，他特意選用一些自己的人，其中包括他的女婿劉杞夫（又名劉正風），作為同留在上海的李克農聯係的秘密交通。徐恩曾是個紈袴子弟，整天在舞場妓院裏混日子，他把什麽事情全都推給錢壯飛辦理。調查科遷到新址後，凡是送給徐恩曾的機密文件、電報，都由中央黨部轉送到這裏來，首先看到這些文電的就是錢壯飛。蔣介石發動第一、二次反革命“圍剿”的時候，錢壯飛曾在這裏獲得許多有用的軍事情報，經李克農送交陳賡。這些情報準確及時，中央轉發到紅色區域，對於紅軍作戰起了重大作用。
這裏不但建立起秘密電台，還開廠製造便於攜往外地去的小型收發報機。因為製造這些收發報機，便在門口掛上一塊“正元實業社”（正，指蔣介石；元，即徐的情人王書元，此名大概是表示對蔣介石的崇敬和對王書元的喜愛，有點不倫不類）的招牌，成為這個神秘機關的掩護。徐恩曾的秘密電台也設立在這裏，以後派到漢口、九江、安慶等地的調查員，都同這裏的電台通報。凡是呈報徐恩曾圈閱的機密文電，最先過目的往往是錢壯飛。即使是由徐恩曾批複的電報、報告和各種情報資料，也是先由錢壯飛審閱並提出處理意見後，交徐恩曾在上麵簽個字了事。因此，“大本營”裏的全部機密幾乎都掌握在錢壯飛的手裏了。
陳立夫、徐恩曾不但要搜集共產黨的情報，也要搜集黨內其它派係的情報資料。為此，錢壯飛、李克農等根據中央特科的指示，“幫助”他們在南京、天津等地辦了一套以通訊社形式出現的公開情報機關。這套情報機構的指導機關叫“長江通訊社”，設在“正元實業社”大本營隔壁的中央飯店四樓，負責人是錢壯飛；同時又在南京丹鳳街設立了“民智通訊社”，社長由錢壯飛兼任。不久，錢壯飛又把胡底和剛從日本留學回國的妻舅張家朧派到天津，在日本租界秋山街5號成立了“長城通訊社”，胡底任主任，張家朧任記者。胡底把華北敵人的重要活動情況，都用密碼發到南京錢壯飛處，再由錢壯飛轉交李克農送達中共中央。
不言而喻，這些名義上的國民黨特務機關的附屬組織，自上而下完全掌握在中國共產黨的手裏，當時國民黨特務機關搜集來的中共文件，都匯集到長江通訊社，錢壯飛隻在上麵蓋一個圖章，交給下麵的工作人員歸檔就算完事。當國民黨要什麽情報時，錢壯飛和李克農等就根據一些無關緊要的情況故意誇大其詞，加以編造，以資應付。可笑的是，徐恩曾看到假情報後，對錢壯飛、李克農等更加賞識。
1930年4月，蔣馮閻中原大戰之前，蔣介石因對張學良的東北軍很不放心，千方百計想要搞到這方麵的情報，但過去幾次派到東北去的特務都被日本人搞掉了，於是，徐恩曾就將此“重任”交給錢壯飛這個“得力幹將”，組成一個以錢壯飛為首，加上正在天津的胡底的小組前去沈陽搞東北軍的情報。中央特委為慎重起見，派陳賡和他們一同前往東北，並由陳賡實際領導這次活動。他們帶著國民黨特務機關的證件和活動經費，到東北大搖大擺地旅行了一個星期，因為一路上有黨組織的幫助，沒有發生什麽事情。陳賡利用這個很難得的機會，巡視了中央特科部署在東北、華北地區的工作，和各地的地下工作者接頭，帶回許多重要的機密情報，並在東北建立了一套名義上歸國民黨，實際上可以向中共中央提供情報的秘密組織，可以源源不斷地取得東北地區的情報。他們回到上海後，又同李克農一起，經過研究，編寫出一份四萬多字的詳細報告。這份材料，雖然沒有什麽特別重要的價值，但因過去國民黨特務從來沒有弄到如此詳盡完整的情報，所以陳立夫、徐恩曾得到這些，如獲至寶，連聲說“了不起”，“哪來這麽好的材料？”
“主任，這算不得什麽。這次算是不虛此行，以後您盡可看到有關東北地區的情報啦。”錢壯飛淡淡一笑，隨口答道。
“這麽說，我們在東北的組織已經建立起來了？”徐恩曾急切地抬頭問道。
“是的，主任，不但建立起來了，還要紮下根來，您就往後看吧！”錢壯飛十分肯定地回答。
“好！好！”徐恩曾站起身來，忍不住誇獎道。
徐恩曾怎能不高興呢？錢壯飛這趟東北之行，不但沒有出問題，反而取得了如此大的成就。在一般情況下，這確實難以做到，無怪乎完全出乎徐恩曾意料之外。現在不但他能以此邀功，陳立夫也可以在蔣介石麵前炫耀。在徐恩曾心目中，錢壯飛從此成了陳立夫、徐恩曾特工係統的創建人和“奇才”，因此，他對錢壯飛表示“佩服之至”，給予嘉獎，從此更為信賴和重用。
5.智盜密碼
李克農憑著他的聰明才智和豐富的對敵鬥爭經驗，很快就博得了徐恩曾的賞識與重用。1929年底徐恩曾就任調查科代理科長後，就把他在上海好不容易才建立起來的家底——上海無線電管理局交給了李克農，由他代管主持。上海無線電管理局的業務範圍很大，李克農除擔任廣播新聞編輯以外，還管理全國無線電報務員的登記和考試。每次考試，凡是我黨有名單送來的，都予錄取。
李克農經常去南京匯報工作。他每次都堂而皇之地住進接待國民黨高級官員的中央飯店，在長江通訊社的掩護下，與錢壯飛、胡底一起商談工作，過黨的生活。
李克農做了許多護送幹部的工作，當時我黨重要幹部往南京去的時候，總是由他護送。他神通廣大，護送幹部總是坐頭等車，他身上有許多種證件可以打掩護，保證安全，從來沒有出過岔子。
有一次，陳賡來找李克農。“明天軍委總參謀長劉伯承同誌要去南京，中央覺得由你護送最為合適，有什麽困難沒有？”
“放心吧，沒有什麽事兒。”李克農十分有把握地說。
第二天，在從上海駛往南京的列車包廂裏坐了兩位身穿長衫，頭戴禮帽，戴著墨鏡的“特務頭子”。一路順風，四小時後，這列快車緩緩駛入南京站。
這兩人下車後，大搖大擺地走向卡子。守卡的軍警正在盤查下車的旅客。軍警們抬眼一看，馬上討好地問候道：“是李先生，失迎，失迎！”李克農摘下墨鏡，哈哈大笑。就這樣，李克農和劉伯承順利地進入了戒備森嚴的南京城。不遠處，胡底正在一輛轎車旁等他們。原來，李克農來前已經給“民智通訊社”的胡底打了招呼，要他開車到車站迎接。
上海公安局有一個偵緝隊長非常反動，抓了很多共產黨人，以此作為他升官發財的資本。李克農、錢壯飛決心搞掉這個偵緝隊長，定下一個計謀。
李克農請示特科後租了一處房子，布置我們的人住進去，還在那裏放上若幹被國民黨搜獲過的，已經毫無價值的黨內文件，然後故意將此線索透露給這個偵緝隊長，他聞訊後高興壞了，馬上就要出動前去搜捕。就在這時，李克農通過其它渠道，從側麵關照他“要放長線，釣大魚，暫時不要采取行動。”這樣，此事就擱了下來。
過了一段時間，偵緝隊長覺得時機已經“成熟”，決定“火速收網”。當他帶領嘍哦們前去搜捕時，早已人去樓空，連人影也沒見著，隻揀回一些如同廢紙般的失效文件。這事被其上司知道後，責問他：“你早就知道情報，為什麽不立即動手，有意讓共產黨逃掉？”這個家夥百般辯解，可是誰會相信他呢？經過一段時期的“看察”，偵緝隊長被當作共產黨的奸細給秘密除掉了，可是誰也不知道是中了我們的計謀。
徐恩曾對李克農十分信任。他在上海的藏嬌金屋在法租界甘司東路辣斐德路新興順裏4號，和李克農的家在同一幢樓房裏，平日托請李克農照看。每次到上海來，徐恩曾都與李克農過從甚密。
徐恩曾對錢壯飛、李克農、胡底越來越信任，以為有了這三人就有了最靈敏的耳目。他多次誇耀這三人是自己的三員幹將，盡管如此，有一件事徐恩曾卻緊緊抓住不放，那就是國民黨高級官員之間相互通報用的密碼本。根據蔣介石和陳立夫的指令，隻許他親自保管和使用。因此，這東西就像徐恩曾的“通靈寶玉”，每次外出的時候，總是把它帶在身上，珍藏在貼身衣服口袋裏麵，不讓錢壯飛知道。然而這事瞞不過錢壯飛，他知道，沒有這個密碼，國民黨最高統治集團的核心機密就搞不到。他早就想搞到密碼本，可一直找不到下手的機會，於是他找李克農幫忙。
有一次，徐恩曾到上海開會，李克農在家裏備了一桌豐盛的酒席招待上司。酒桌上，主人頻頻舉杯敬酒，徐恩曾不勝酒力，已有三分醉意。
李克農見時機已到，便神秘地笑著對徐恩曾說：“福煦路新開了一家怡春院，主任是否有意去逛一逛？”
徐恩曾一聽便動了心，表示馬上要去。
“哎，你不能去，你帶這個東西怎麽行？”李克農指指徐恩曾小褂裏的密碼本。
徐恩曾一聽有理，立即掏出密碼本，匆匆把它鎖在機要櫃裏，一溜煙開車跑了。
實際上，錢壯飛也有機要櫃的鑰匙，徐恩曾一急之下，早就忘了這一點了。目送徐恩曾走遠後，錢壯飛、李克農馬上從機要櫃裏取出密碼本，用照相機拍攝下來，仍放回原處，徐恩曾全不知曉。搞到這個密碼本後，錢壯飛對國民黨最高統治集團的核心機密和絕密情報，也能掌握，不失時機地經李克農轉交黨中央。
到了1931年4月，密碼本發揮了無窮的威力。
6.在顧順章叛變後
1931年4月25日，星期六。
南京中央路305號國民黨中央組織部調査科的秘密機關所在地。主任徐恩曾早已花天酒地地度周末去了。他的機要秘書錢壯飛一人留在“大本營”裏，輪值夜班。除了錢壯飛之外，偌大的主任辦公室裏空無一人。眼下，台燈的柔光灑在辦公桌上，錢壯飛正伏案緊張地處理各類文件、信件和情報資料，以便匯總上報。
這時，房門被悄悄推開，一位年輕的機要員走進來，將一份標有“絕密”字樣的卷宗放在桌上，待錢壯飛簽收完畢，又悄悄地退出去，輕輕關上房門。
錢壯飛擱下手頭的工作，翻開卷宗瞟了一眼，隻見裏麵是一份“徐恩曾親譯”的密碼電報，發電方是武漢國民黨綏靖公署主任何成濬，發給國民黨中央黨部徐恩曾轉秘書長陳立夫。錢壯飛的眉梢微微聳動了一下，目光停在卷宗上麵……
門外又傳來機要員的腳步聲，送來何成潸的第二份密電。緊接著，第三份密電來了！
第四份密電來了！
第五份密電來了！
第六份密電來了！
一共六份密電！武漢方麵究竟發生了什麽大事，值得何成濬如此迫不急待地連發急電？錢壯飛兩眼掃視了一下整個辦公室，耳朵聆聽著門外的動靜。
他迅速鎖上辦公室的門，從身上取出暗藏的密碼複製本。這密碼本就是一年多以前他和李克農略施小計從徐恩曾那裏“盜”來的。錢壯飛譯完第一封電報後，臉色陡地變白，仿佛那一個個字碼都是一顆炸彈。
他拿起第二封電報，手心裏直冒汗，心頭一陣緊張。
錢壯飛，這位我黨情報戰線的傑出人才，大智大勇，有什麽事情會令他如此緊張呢？何成濬的電報究竟報告了什麽情況？何成濬的第一封電報說，黎明被捕，並已自首，如能迅速解至南京，三天之內可以將中共中央機關全部肅清；
第二封電報說，將用兵艦將黎明解送南京；
第三封電報說，改用飛機解送南京，因為據黎明供，用兵艦太慢了。這個電報還講，無論如何，這個消息不可讓徐恩曾左右的人知道。如讓他們知道了，那麽把上海中共中央機關一網打盡的計劃就完全落空了。
黎明的口氣好大！他是誰？
黎明，即顧順章，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中央特委三個負責人之一（另二人為總書記向忠發和軍委書記兼組織部長周恩來），曾做過中央特科負責人。4月24日，顧順章在漢口被叛徒尤崇新指認而被捕，當日叛變投敵。其人十分惡毒，竟然想出一個把共產黨一網打盡的罪惡計劃，借此邀功請賞。他自恃了解中共的重要機密極多，清楚中共中央、江蘇省委和共產國際在上海的機關及許多中央領導人的地址，知道隻有極少數人才知道的中共安排在國民黨內部的地下工作者，也熟悉中共的各種秘密工作方法，因此態度十分傲慢。為了讓何成濬和調查科兩湖調査員蔡孟堅早日送他到南京，他供出中共駐漢口的秘密交通機關，湘鄂西根據地和紅二軍團駐漢口的辦事處，以及中央特科四科的交通員老陳。顧順章聲稱自己有個對付共產黨的大計劃，“請迅速安排本人晉見總司令蔣公，我將當麵陳情”，此後就不再多說其它的話，表示不屑與何成濬、蔡孟堅等人談最高機密。他還提出，在他到達南京之前，千萬不要將他被捕叛變的事向南京發電報。但是何成濬、蔡孟堅等人並不把這個階下囚放在眼裏，他們急於搶功，根本不買他的賬，沒有理睬他的要求，當即爭先恐後地分別向蔣介石、陳立夫、徐恩曾發去特急密電，報告顧順章已被捕叛變，有一網打盡共產黨中央領導機關的重大計劃要直接向蔣總司令麵陳的“反共捷報”，並於當晚派特務和一排憲兵乘坐專輪，押送顧順章去南京，蔡孟堅則於26日早上乘飛機先去南京麵陳經過。
由於顧順章“打埋伏”、留一手，更由於國民黨方麵過分大意、防範不密，致使後來事態的發展完全出乎他們的意料之外。4月25日那天，正是星期六，正好是錢壯飛一人值夜班，於是發生了前麵提到的一幕。
顧順章投敵叛變，要和敵人勾結起來一網打盡中共中央機關，多惡毒的計劃！多絕密的情報！事關重大，情況緊急，難怪錢壯飛一時臉色大變，幾分緊張，幾分擔憂。
錢壯飛思索著，考慮如何應付這個千鈞一發的危局。過了片刻，他控製住緊張的情緒，記下電文，又把原件封好，暫時扣壓了起來。
錢壯飛翻出“京滬路行車時刻表”查看，一小時後即有一趟開往上海的火車。他馬上找來了他的女婿劉杞夫，說：“杞夫，顧順章在武漢已經被捕叛變，你立刻去車站乘特快列車前往上海，把這一重要情況報告李克農轉報中央。”劉杞夫一聽，立刻接過情報奔向火車站，連夜趕往上海。劉杞夫走後，錢壯飛暫時還留守在“大本營”裏。他一麵繼續觀察動靜，考慮采取應變的措施，一麵著手清理自己所經營的重要文電、賬目，做好隨時撤離的準備。當時，在要不要離開南京這個問題上，錢壯飛還難下決心。因為受秘密工作條件的限製，他對顧順章這個人的情況並不十分了解，而且自己和戰友們在南京、上海、天津含辛茹苦、曆盡艱險所創造的這個局麵，在頃刻間被敵人全部毀掉，的確是很難下決心的。這時，他從陸續送來的密電中得知武漢方麵已派出專輪把顧順章押送南京，將在一兩天內即可到達，錢壯飛下決心在做好善後工作後，立即撤離。
錢壯飛立刻趕到民智通訊社，想通知在那裏工作的我黨同誌趕快逃走。可是到住所一找，人不在。這時，錢壯飛想起今天是星期日。怎麽辦？錢壯飛急中生智，拿起桌上的一張地圖，用刀子在地圖中間劃了一道縫，表示今後要切斷關係，趕快脫身。
錢壯飛又向天津的長城通訊社發去“潮病重速返”的急電（錢壯飛別名錢潮）。胡底收到急電，暗吃一驚，知道錢壯飛處出了問題。在迅速處理好應急事情後，第二天胡底即乘火車安全地趕到上海。
第二天早晨，錢壯飛像往常一樣，若無其事地把一批特急密電當麵交給徐恩曾，接著裝作回家休息的樣子，從容不迫地離開了“大本營”，立即乘火車返回上海。為了防範徐恩曾派特務在上海火車站守候緝捕他，他機敏地從上海郊區的真如小站下了車，繞道進入市區，消失在喧鬧不息的滾滾人流之中。25日當夜，劉杞夫到達上海，在一家旅館裏麵找到李克農，便把顧順章在武漢被捕叛變的情況，詳細地向他報告。李克農見他神色有點緊張，竭力使他冷靜下來，勸慰他說：“你為什麽沉不住氣，這麽不沉著！”這天不是預定碰頭的日子，李克農便懷揣這十萬火急的情報，以高度負責的精神，千方百計找到江蘇省委，通過江蘇省委迅速找到陳賡，報告周恩來。周恩來馬上報告中共中央，中共委托周恩來全權處理這一緊急事變。同時，李克農還到錢壯飛在上海的家裏，叫他的妻子張振華預先做好準備，提高警惕。28日敵人搜捕錢家的時候，張振華機智地躲開了。麵對形勢險惡、時間緊迫的情況，周恩來當機立斷，馬上同江蘇省委書記陳雲商量對策，然後召集特科的聶榮臻、陳賡、李克農、李強等人舉行緊急會議，機智果斷地采取了一係列緊急措施，搶在陳立夫、徐恩曾行動之前，跟敵人展開了一場爭分奪秒、驚心動魄的生死搏鬥。這些緊急措施有：
第一，對黨的主要負責人做周密的保衛和轉移，把顧順章所能偵察到的或熟悉的負責同誌的秘書迅速調換新手；
第二，對一切可以成為顧順章偵察目標的幹部，盡快地有計劃地轉移到安全地帶或調離上海；
第三，審慎而又果斷地處置顧順章在上海所能利用的重要關係？
第四，廢止顧順章所知道的一切秘密工作方法，由各部門負責實現緊急改變。
當天夜裏，中共中央和江蘇省委以及共產國際在上海的機關全部安全地轉移到新的秘密地點。所有與顧順章熟悉的領導同誌都搬了家：總書記向忠發被轉移了，前總書記瞿秋白被轉移了，中華全國總工會代理委員長羅登賢被轉移了，王明、趙容（康生）也被轉移到安全住處。同時由陳賡負責從各方麵進行調査，以便及時采取措施，準備反擊。經過不休不止、日以繼夜地連續的緊張戰鬥，終於贏得了隻有幾十個小時的極其寶貴的時間，使黨中央和江蘇省委等機關避免了一場空前嚴重的大破壞、大災難。
4月27日星期二；顧順章乘坐的兵艦到達南京時，業已先行趕到的蔡孟堅前往碼頭迎接。當汽車徑直駛向中央路305號徐恩曾的秘密指揮機關時，顧順章低聲告訴蔡孟堅說：“此處就是共產黨在南京負責人通訊處，速將徐先生的機要秘書錢壯飛扣留，如錢逃亡，則前功盡棄！整個肅清計劃，自然落空。”蔡孟堅聽後大吃一驚，叫苦不迭，心想，共產黨真是不得了，竟連國民黨特務大本營裏都安插了特工人員；而且，捕獲顧順章後，他還親自給徐恩曾拍了電報，這豈不都落進了共產黨手中。驚慌之下，蔡孟堅連忙將此驚人消息告訴了徐恩曾。當徐恩曾聽說被自己視為心腹親信的錢壯飛竟是中共中央特科派進來的地下工作者時，更是呆若木雞，震驚得一時說不出話來，他想這事如果讓蔣介石知道了，腦袋也保不住了。在驚恐交加之餘，徐恩曾趕忙派人四處查找錢壯飛。旋即查找的人回來報告說：“錢壯飛先日將我自漢口發出顧順章被捕自首密電譯出後即不知去向，似已證明在逃。”聽到這消息，徐恩曾嚇得癱倒在椅子上。由於此事牽涉到陳立夫、張道藩等人，在他們的包庇下，錢壯飛的事瞞過了蔣介石。
當天，蔣介石召見了顧順章。顧順章不但出賣了大批黨的機密，還布置了一個以突然襲擊的方式將中共中央一網打盡的大陰謀。徐恩曾立即派調査科情報股總幹事張衝、黨派組組長成建中帶領大批特務，連夜趕到上海，會同英法捕房從28日早上起，開始了全市的大搜捕。當時已經搬了家、我們還留下人在附近觀望的電台原址被抄了；隨後，向忠發、周恩來、瞿秋白、李維漢、王明（陳紹禹）的住處也被搜查。敵人的行動雖快，但我黨機關已安全轉移，中央領導都已無影無蹤。可惜的是，中央政治局辦公處、共產國際遠東局、中央設在北四川路上的接頭處、紅旗日報，中央特科的幾乎所有據點均遭破壞。
周恩來同誌把一切工作都安排妥善後，才同鄧穎超一起離開住處，轉移到安全地點。周恩來夫婦離開剛一刻鍾，搜捕他的敵人就包圍了他的住處。真是好險啊！
為了得到重用，顧順章挖空心思為國民黨效勞。由於顧順章的出賣，中共早期領導人惲代英，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領導人鄧演達先後被殺，中共第一個反間諜關係楊登瀛被捕。中共臨時中央政治局常委盧福坦和中共中央上海局先後兩任書記李竹聲、盛忠亮被捕後，顧順章親自出馬充當說客，誘使他們先後叛變。1932年11月底，顧順章勾結國民黨特務在報上大肆登載偽造的《伍豪等人脫離共黨啟事》（伍豪是周恩來的化名）意在製造中共黨內混亂，瓦解我黨，但在我黨及時有力的反擊下，這一罪惡陰謀最後被粉碎了。
顧順章還積極獻計獻策，陳立夫對他言聽計從。顧順章建議，對付共產黨應“攻心為上”。他提出自首政策，規勸被捕的共產黨人投敵，搞秘密自首和公開自首。有的又派回中共黨內充當奸細。以後，中共黨組織遭受嚴重破壞與此有很大關係。顧順章向陳立夫提出開辦一個特工人員訓練班，培養與訓練一批有工作能力的幹部，充實到各級特務機構，同時在上海成立一個以綁架、暗殺等工作為重心的上海行動區，以組織對組織，對上海中共地下黨的組織進行打擊。1932年春，第一期特工人員訓練班在顧順章的住處開學了。訓練班由顧順章主持，二陳和徐恩曾親自到會打氣。
顧順章大力兜售他從蘇聯克格勃那裏學來的一套東西，洋洋灑灑地編寫了《特務工作的理論與實踐》叢書一套三冊。該叢書奠定了國民黨中統、軍統特務工作的理論基礎。軍統特務頭子戴笠對顧順章佩服得五體投地，多次向二陳及張道藩、徐恩曾提出“借”顧順章到他那兒去工作，這就引起了徐恩曾的忌恨，埋下了殺機。
1935年，顧順章被徐恩曾派人斃於蘇州。
錢壯飛從南京緊急撤離時，來不及把自己身邊的子女錢椒、錢江等一起帶走，但他到上海後，經過反複斟酌，決定叫女婿劉杞夫再返回南京照料。因他在離開南京前，曾給徐恩曾留下一封信，警告徐如果遷禍自己的家人，就要把徐的醜聞隱私公諸於眾。果然，徐恩曾害怕錢壯飛這樣做會對自己更加不利，更害怕蔣介石因此追究他重用錢壯飛的責任，所以雖裝模作樣地逮捕了劉杞夫、錢椒夫婦，但隻關押了幾個月就把他們釋放了。
錢壯飛到上海後，黨把他安置在一個同誌家裏。李克農、胡底也暫時隱蔽起來，避開敵人的搜索。由於國民黨特務搜捕很緊，他們三人別說無法繼續在敵人內部埋伏，就是在上海也難以存身。為了保護這批在黨的情報戰線工作的骨幹力量，周恩來迅速安排他們於當年8月離開上海，轉道進入江西中央革命根據地。
1927年4月24日夜，上海。
灰黑色的雲塊厚厚地堆積著，好像是誰用墨汁在天幕上塗了一層黑。這時月亮和星星都不知躲到什麽地方去了。
白天摩肩接踵的滾滾人流從大街小巷上散失，隱入大上海的各個角落裏。西裝革履的達官貴人、外國傳教士、外交官和腰纏萬貫的大亨巨賈們在燈紅酒綠下輕歌曼舞。中外巡捕、包探、流氓、地痞在小酒館裏大杯大杯地吞酒，瞪紅了眼，直著嗓子聲嘶力竭地狂叫。在城市邊緣的貧民窟裏，賣苦力的窮人們蹲在地上，有一口沒一口地吸著旱煙管，還在為全家老小的生計發愁。而有覺悟的工人領袖們在昏暗的油燈下熱烈地討論，正商議如何應付眼前的腥風血雨。
夜幕下，一輛人力車在大街小巷中飛速穿過，直往吳淞徐家匯方向跑。車上坐著一位富商打扮的年輕人，西裝革履，麵容清瘦，濃濃的眉毛十分醒目。他似乎十分困倦，合著眼皮，隻是時不時地睜開眼飛速地往四周瞟瞟。
不遠處，外白渡橋高聳的鋼架的輪廓可以朦朦朧朧地辨認出來。一輛電車駛過，鋼架下橫空架掛的電車線爆發出幾朵碧綠的火花。往東看，遠處的洋棧像巨大的怪獸，蹲在瞑色中，閃著千百隻小眼睛似的燈火，向西看，叫人猛一驚的，是高高地裝在一所洋房頂上而且異常龐大的霓虹電管廣告，射出火一樣的赤光和青磷似的綠焰。
人力車夫使勁地蹬著車子，他放低重心，前半身幾乎都要趴在車把上了。高樓大廈飛速地往身後退去，車子終於出了市區，在狹窄的郊區巷道裏東一轉，西一拐。
周圍一片死寂。車子在一個小巷深處停穩。年輕的富商走下車來，朝旁邊低矮破舊的平房看了看，跟著車夫迅速走進一間屋子。在微弱的燭光裏，屋子的主人迎了上來，緊緊地握住來人的雙手，輕輕地叫了聲：“老周！”就什麽話也說不出來了。
“老周”是誰？
“老周”就是大名鼎鼎的周恩來，是蔣介石在上海搜捕的一條大魚！當時他擔任中共中央軍事委員兼江浙區委軍委書記，年僅29歲。前一天下午，他還和近十萬上海工人一起上街遊行，奮戰在寶山路的槍林彈雨中；今天，他冒著生命危險，又親自來到工人隊伍中間，帶領工人同誌繼續革命，這怎能不令人感動呢？
周恩來也緊緊地握住主人的手，用低沉而堅定的語調說道：“敵人的抓捕嚇不住我們。從現在起，我們要轉入地下鬥爭，保存自己的力量。你以後得多加小心。”
鋪天蓋地的大搜捕在軍隊中，在政府部門裏，在工廠、農村、學校裏，攪得人們心頭一陣陣縮緊。蔣介石聲嘶力竭地叫喊，要“肅清潛伏之共產分子，絕其根株。”汪精衛喊出了“寧可枉殺一千，不使一人漏網”的口號。正如周恩來所說的：“中國的白色恐怖，可以說是全世界曆史上所絕無僅有的殘酷。”
災難深重的中華民族，又一次麵臨著致命的災難。
1927年11月中下旬的一天，上海公共租界內麥特赫斯脫路電話局對麵弄堂裏新擺出一個擦皮鞋攤；弄堂口的拐角處停著一輛人力車，車夫靠在座位上打噸，像在等客人；不遠處的一個麵攤上有兩個人在慢吞吞地吃著麵條。每當大街上一隊隊巡邏軍警走過，誰也沒有注意，那幾個人在彼此交換著眼色；誰能想到，他們都是中共中央軍委直屬的特務工作處的同誌！
弄堂深處的一間房子裏，中共中央幾位高級負責人正在秘密開會。他們表情嚴肅，說話聲音很低。一位書生模樣的人憂心忡忡地說：
“現在上海的形勢很複雜，白色恐怖嚴重阻礙和威脅黨的安全和工作的進行。不少被嚇破了膽的無恥叛徒在大街上招搖過市，公然帶著特務到處抓捕共產黨員和革命誌士，破壞黨的組織和工作機構。少山同誌，你是秘書長、軍委書記，你看怎麽辦？”
大家的目光都集中到“少山”同誌的身上，隻見他濃眉大眼，目光中透露出堅毅和智慧。他就是赫赫有名的周恩來，“周少山”是他的別名。
周恩來稍微思索了一下，沉穩地回答說：
“我到上海十幾天來，了解了一點情況。形勢比我估計的還要嚴峻。如何在黨的領導下，依靠黨的組織，依靠革命群眾，收集情報，懲辦叛徒，營救同誌，打擊敵人，保衛黨中央的安全，是當前最緊迫的任務……”
“現在中央的所有機關和領導人、工作人員都來到上海，我們要學會在敵人的眼皮底下隱蔽自己，保護自己，發展自己。中央機關工作地點的選擇和確定是我們目前麵臨的第一個大難題。首先當然要考慮安全的需要，還要考慮交通方便，信息傳遞快。我看我們可以用工廠、商店、學校等形式作掩護，紮下根來，我們的同誌也可以扮成同類型的家庭，使用各種各樣合理合法的保護傘，巧妙地避開敵人的視線……”
房間裏靜得出奇，隻有周恩來那低沉而又堅毅的聲音在回蕩。“我們要在上海長期進行隱蔽鬥爭，我們黨也要改變老的活動和工作方式，建立一整套全新的合適的工作製度和防範製度。必須要有自己的政治保衛組織，保衛黨的領導機關和領導同誌的安全，打擊敵人的囂張氣焰，堅定同誌們的革命信心。半年前，也就是大革命失敗之初，同誌們開始體會到：和強大的敵人作鬥爭，必須了解敵人，了解它的軍事、政治動向，才能準確有效的打擊敵人。當時我在中央軍委下建立了特務工作處，實踐證明是極其有用高效的……”
聽到這裏，在座的中央負責人都不禁微微頷首。是啊，特務工作處雖然剛成立不久，但它那有效的工作方式和卓越的工作成就給在座各位領導人都留下極其深刻的印象。他們誰不是在特務工作處同誌的掩護下來到上海的呢？樓下弄堂口不正活動著工作處同誌的身影嗎？
周恩來同誌有著豐富的白區工作經驗，他一向重視對敵人的隱蔽鬥爭。1927年5月他就任中共中央軍委書記之初，就倡議並建立了一個黨的政治保衛部門，即直屬於軍委的特務工作處。處長顧順章，下設特務股、情報股、保衛股和土匪股四股。
2.特科在行動
特務工作處成立伊始，便遇到了日漸高漲的反革命浪潮：
5月17日，夏鬥寅在宜昌叛變，攻打武漢；
5月21日，許克祥在長沙叛變，屠殺共產黨員；
6月12日，汪精衛等同馮玉祥在鄭州舉行秘密會談；
7月14日，汪精衛等召開秘密會議，提出反共；
麵對滾滾黑雲，特務工作處同誌通過公開和秘密的途徑，對於這些重大事件，大都能及時獲得情報，使我黨完全有可能避免遭受突然襲擊，揭露敵人陰謀，有準備地打退敵人的進攻。隻是由於陳獨秀堅持投降主義的錯誤路線，未能及時予以還擊。
7月15日汪精衛集團叛變革命後，剛剛遷移到武漢的中共中央無法落腳，隻好遷到上海。更加繁重的負擔落在特務工作處同誌的肩上。他們冒著生命危險，出生入死，與敵人鬥智鬥勇，利用各種關係掌握敵人動向，疏散已暴露的黨員幹部，保衛黨中央機關和黨的領導幹部的安全，護送黨中央機關向上海遷移，秘密運送人員、物資，甚至武器……在極其艱苦的條件下，他們做了一係列具體工作。他們要負責轉入地下的中央領導同誌與中央機關各部委的聯絡工作；辦理去上海的船票，護送領導同誌和重要人員上船和途中安全；以及中央機關遷走後的其它大量善後工作。
“我建議，把軍委特務工作處改組為特務工作科，改由中央特別委員會直接領導，顧順章，李強等同誌都已到了上海，他們都很有經驗。在此基礎上，再吸收中央‘總部’、上海地下黨和上海工人武裝糾察隊的部分同誌。你們看怎麽樣？”周恩來謹慎地把自己的意見全盤托出。
“好！好！”在座的中央領導人紛紛表示同意。“少山同誌，搞白區工作，搞隱蔽鬥爭，我倒不懂，你在行，特科就由你全權負責吧！”
周恩來沉重地點了點頭。
在上海小沙渡路的一所房子裏，住著一對年輕的夫婦和一位老太太。這一家人和周圍鄰居相處得很好，從來都是和和氣氣，但交談並不多，鄰居們不太清楚這家的男主人究竟是什麽職業，平時也很少與他見麵，隻從外表看好像是個商人。這些鄰居們決不會想到這就是當時國民黨出重金懸賞緝捕的中共領袖之一周恩來和他的夫人鄧穎超，以及鄧的母親楊振德。
周恩來在上海是眾所周知的共產黨領導人，是反動派千方百計搜捕的重要目標，國民黨政府和軍隊中有很多他的學生和熟人，但是，在極其危險的環境中，周恩來始終挺身站在鬥爭的最前列，負責處理中央大量的日常工作，並親自領導中央特科同凶殘狡猾的敵人進行長期的艱苦卓絕的隱蔽鬥爭。他在複雜險惡的環境中，以他特有的冷靜和機智，從容應付，笑傲於反動派的刀光血影之中，他不停地更換姓名和地址，在某一住處有時住一個月，有時住半個月，每換一處就改一次姓名，知道他住處的也僅限製在二三個人的範圍內。由於認識他的人較多，為避免不必要的麻煩和危險，他外出時間嚴格限製在清晨5時到7時和晚7時以後，除有特殊情況外，其餘時間決不出去，他對上海的街區布局進行了仔細的研究，盡量少走大街，多穿小弄堂，也不乘電車，不到公共場所。他時而西裝革履，時而身穿長袍馬褂，頭戴禮帽，一副商人打扮，後來他又留起大胡子，所以黨內有許多人叫他“胡公”敵人費盡心機，動用大批特務、軍警、密探搜捕他，卻始終無法找到他的半點蹤跡。
中央特科從成立那一天起，就在周恩來同誌的直接指導下行動。周恩來同誌親自為它的工作確定了一整套的政策和原則，製定了一係列的製度、紀律以及工作方法等。如在組織方麵，要求精幹、隱蔽，紀律嚴格，沒有工作關係的人不許往來，因為一個地方的破壞，會牽涉到幾個地方遭受損失。特別是在內部嚴防出叛徒，采取了很多有效的措施。在活動中，則盡量職業化、社會化、以公開身份，掩護秘密工作。同時提醒所有人員要密切聯係群眾，注意搞好與各方麵關係，特別是與左鄰右舍周圍群眾的關係，以免引起懷疑，遭受破壞，給工作帶來損失。為了訓練秘密工作幹部，不斷提高他們的政治素質和技術水平，中央特委於1928年春為特科舉辦了為期20天的訓練班。周恩來親自為訓練班作政治報告，講政治鬥爭的方針、政策和原則。特科訓練班還學習秘密工作的技術和秘密工作紀律。
中央特科成立以後，適應工作的需要，組織機構日臻健全，逐漸建立了四個科：第一科（總務科）專做總務事項；第二科（情報科）專做情報工作，科長陳賡（化名王庸）；第三科（行動科）專做保衛工作，科長由特科負責人顧順章兼任；第四科（交通科）專負秘密交通責任，科長李強。
四科嚴格分工，又密切配合，在軍警密布的上海灘，神出鬼沒、靈活機智地同中外反動勢力進行著殊死的鬥爭，保衛著革命的火種，立下赫赫戰功，寫下一幕幕鮮為人知的曆史篇章。多少轟轟烈烈的精彩表演，多少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跡，今日聽來，似令人回腸蕩氣。在特科同誌身上，閃爍著智慧的光芒，深藏著不死的信念，顯露著過人的勇氣和膽量。他們是黨中央的保護神，反動派的黑煞星，投敵者的審叛官。這是一支大智大勇，令瘋狂的敵人即使在自己的大本營也驚惶不安的隊伍；這是一支神出鬼沒，令卑鄙的叛徒在睡夢中也提心吊膽的隊伍；這是一支複仇的利劍，直刺敵人的心髒；這是一隻紅色的鐵拳，砸碎敵人精心編織的陰謀之網！
1930年初，黨中央在上海召開全國蘇維埃代表會議。先由一科在英租界內的赫德路租了一座四層的紅樓，臨時開設一座醫院。二、三樓是供與會代表住宿的“病房”；四樓是大會的會議廳；一樓則由一科派人充當門房賬房等，負責接待臨時偶然闖進來求診的一般病人，並且負責應付查電表，收水費等瑣事，防止外人進入正樓。同時，二科科長陳賡叫劉鼎（原名闞尊民）出麵，在附近另租一間房子下，布設機關，成為“醫院病人”迅速轉移的通道，遇事可以從紅樓樓頂轉到劉鼎的住房頂上，再經他的住房走出大門轉移。為了確保安全，三科還派出紅隊在這座樓房的周圍進行警戒，準備一旦被敵人發覺，遇有巡捕前來搜捕的時候，紅隊隊員立即持槍抵抗，同時指定專人引路，帶領參加會議的代表，穿過劉鼎的住房轉移出去。會前，一科先為參加會議的代表租了一些旅館，還準備了適合各種身份的比較闊綽的服裝。各地代表到達上海，先在指定的旅館住下。經過初步審查後，就作為“病人”逐個送進“醫院”。代表進了醫院，住人病房，暫時即與外界隔絕開來，不許外出。開會以前，這裏完全按普通醫院的秩序辦事，醫生、護士、廚師以及服務人員，完全同一般醫院一樣，照章辦事。到了開會之日，方才進入會場。這次會議共開兩天，會畢又把代表逐個地送出醫院，分散住進各個旅館。這樣，隻有幾天光景，這家新開設的醫院，就像海市蜃樓一樣倏忽不見，人員全都走得無影無蹤。
實際上，在開會之前，此次會議就已被國民黨特務偵知。蔣介石十分重視，特地召集上海特務首腦召開緊急會議，布置偵探會場，把中共中央機關一網打盡。可是誰也不會想到，上海淞滬警備司令兼淞滬杭剿匪總指揮熊式輝身邊的第四號政治密查員宋再生就是中共中央特科二科的工作人員。熊式輝布置任務完畢，宋再生馬上駕車轉了幾圈子後找到陳賡，匯報情況。我黨因此提高了警惕，加強了保衛工作，使會議得以圓滿閉幕。
3.情報戰線前三傑一錢壯飛、李克農、胡底
看過《西遊記》的人都知道，孫悟空為了“借”取芭蕉扇，變成小蟲子鑽進鐵扇公主的腹中，使她肚痛難忍，最後被迫求饒。
1927年12月31日，中共中央在上海發出的《中央通報》第25號與孫大聖的辦法頗有相似之處。通報規定：經過黨支部決議，得派遣一二個忠實勇敢的同誌，到國民黨黨部以及某種反動機關，做偵探和破壞工作，但必須限於這兩種作用方可派遣。在這一精神指導下，我黨優秀黨員錢壯飛、李克農、胡底打人國民黨最高特務機關，直接掌握著它的全盤活動，探取敵人破壞我黨的陰謀，向黨的秘密組織報警。
1929年底的一天傍晚，擔任中共滬中區委宣傳委員的李克農去看他新結交的朋友胡底（原名胡北風）。兩人一見麵，胡底就笑嘻嘻地對他說：“克農，今天我帶你去見一位朋友。”“誰？”李克農一時還沒有心理準備。
胡底走到門邊，看看四周沒人，轉身低聲說：“我的朋友錢壯飛，他是上海無線電管理局局長徐恩曾的貼身秘書。”
“好，什麽時候去？”
“現在就走，怎麽樣？”
“行！咱們邊走邊聊。”
胡底帶上門，領著李克農往外走。一路上，胡底簡單地把錢壯飛的情況作了介紹，“我在中國大學讀書的時候，就和錢壯飛認識了，我們還是在安徽會館認識的呢！”
“這麽說，錢壯飛也是安徽人？”李克農問。
“不，不。他妻子是桐城人，他經常去安徽會館，所以我們很熟。我大學畢業後，就長住在他家。1926年，我和壯飛一起入黨。大革命失敗後，壯飛無法在北京安身，在組織的安排下，去年轉移到上海。我也在這個時候到了上海。”
李克農聽到這裏，興奮地說：“說起來，咱們的經曆都挺相似的。我也在1926年入黨。大革命後，我在的蕪湖民生中學被反動派封閉，去年來到上海，大概就比你們晚一點。”
“我和壯飛到上海接上黨組織關係後，都在滬南區委下屬的法租界支部裏過組織生活，因此我們還經常走動，去年底，壯飛在上海國際無線電管理處找到一個職業，從事畫廣告畫和招攬生意等業務。他多才多藝，精明能幹，很有本事，善於結交朋友，又跟處長徐恩曾是同鄉。徐很信任他。不久後徐升任上海無線電管理局局長，壯飛也升為秘書……”
說著說著，轉眼就到了錢壯飛家。可是很不巧，錢壯飛還未回家，他倆就跟錢壯飛的妻子張振華聊天，三人都是安徽人，自然很談得來。
錢壯飛一跨進家門，見屋裏有客人，定睛一看，高興壞了。他大聲說：“胡底，你這小子好久沒來看大哥了吧？”
“大哥現在是大忙人，工作忙，小弟不敢打擾，”胡底打趣道，“這不，我坐在這兒等你已經一個多小時了。今天我給大哥帶來一位客人，叫李克農，是滬中區委的。”
相互認識後，錢壯飛把上海國際無線電管理處作了簡單的介紹：“它是建設委員會官辦的一個對外營業機構，專替住在上海的外國人收發國際來往電報……”
“我還以為它是國民黨的機密機關，原來隻是電訊業務部門，那你為什麽不離開呢？”李克農不由得產生了疑問。
“我原先也是這麽想的，”錢壯飛莞爾一笑，接著說：“組織上認為，管理處是隱蔽黨員骨幹、掌握無線電收發技術和有關情報的一個很有用的地方，讓我作長期埋伏的打算，不再參加其它活動。組織上看問題就是比我們看得遠，想得深，你們說是不是？”
三人談得很投機。錢壯飛以前聽說過李克農的名字，今天又親見其人英姿機敏，聽他談吐不凡，心裏十分讚賞。
時間不知不覺地過去了。最後，錢壯飛問：“克農到我那裏去工作如何？我正缺少個幫手。”
李克農和胡底相視一笑，“好啊！不過得先請示組織。”
隨後，李克農通過滬中區委向中央請示，中央批準李克農離開區委工作，打人上海無線電管理局，以加強黨在敵人內部的工作。李克農經過一番認真的準備，在正式考試中成績良好，又有錢壯飛的介紹，順利地當上了上海無線電管理局的廣播新聞編輯。
中央特委很重視錢壯飛、李克農的工作，決定把兩人的組織關係轉到中央特科，直屬二科科長陳賡的單線領導。
4.在徐恩曾的“肚子”裏
1929年底，陳果夫、陳立夫兄弟野心勃勃，決心把國民黨中央組織部調查科改造為一個純粹的特務機關。當時二陳缺少人手，到處招攬人才，徐恩曾這位同鄉、表親又兼留美同學被二陳看中了。徐恩曾很信任錢壯飛，因此12月下旬他被任為調查科代理科長（次年任科長）後，立即把二陳的全盤計劃都告訴了錢壯飛。他透露，陳立夫和他準備在調查科的基礎上，建立一個以反共為主要任務的龐特務機構，配合蔣介石對紅軍和根據地的軍事圍剿，破壞白區的中共組織，對中共的動搖分子實行軟化，利用中共的叛徒作偵探奸細，潛伏在中共內部進行秘密活動，等等。徐恩曾要錢壯飛做他的主要助手，幫助他著手建立和擴大這個特務係統。怎麽辦？錢壯飛和李克農及時把這個情況報告了黨。
這個時候，中央特委在關於是否打入國民黨特務組織的問題上有兩種對立的意見：一種意見主張派遣我們的同誌打進去，鑽進敵人的心髒去同它進行鬥爭，另一種意見反對進去。周恩來同誌深刻地認識到，探取敵人情報、掌握敵人動向的最重要、最有效的手段就是想方設法把優秀的共產黨員派到敵人內部。他指示：“你們把它拿過來！”於是，特科決定派錢壯飛、李克農、胡底打人國民黨最高特務組織。特科還決定，由陳賡與李克農保持經常聯係。南京有什麽情況，由李克農及時反映給陳賡。李克農、錢壯飛、胡底三人成立一個黨小組，由李克農任組長。工作中的重大問題，由黨小組討論決定，分頭執行。這樣，國民黨最高特務組織的機密，都為我們有領導、有計劃地及時掌握。
徐恩曾在南京走馬上任後，想在創建特務係統這樁反革命事業上大幹一番。他任命錢壯飛為機要秘書，要他負責補充人員，請上頭增撥經費，擴大訓練機構，充實內部，派特務打人國民黨的軍警機關進行活動，在各地建立基層秘密機關，並在南京建立秘密指揮機關和秘密電台，以指揮他們在全國的特務活動。
調查科的辦公地址原在南京丁家橋國民黨中央黨部內，徐恩曾感到那裏亂，不容易保密，他便選定中央路305號的地址，建立一個以他和機要秘書錢壯飛為中心的最高秘密指揮機關，把這裏搞成自己的“大本營”。實際上，這裏的人手並不很多，錢壯飛隻配備少數管理電台的機要人員和行政事務人員，他特意選用一些自己的人，其中包括他的女婿劉杞夫（又名劉正風），作為同留在上海的李克農聯係的秘密交通。徐恩曾是個紈袴子弟，整天在舞場妓院裏混日子，他把什麽事情全都推給錢壯飛辦理。調查科遷到新址後，凡是送給徐恩曾的機密文件、電報，都由中央黨部轉送到這裏來，首先看到這些文電的就是錢壯飛。蔣介石發動第一、二次反革命“圍剿”的時候，錢壯飛曾在這裏獲得許多有用的軍事情報，經李克農送交陳賡。這些情報準確及時，中央轉發到紅色區域，對於紅軍作戰起了重大作用。
這裏不但建立起秘密電台，還開廠製造便於攜往外地去的小型收發報機。因為製造這些收發報機，便在門口掛上一塊“正元實業社”（正，指蔣介石；元，即徐的情人王書元，此名大概是表示對蔣介石的崇敬和對王書元的喜愛，有點不倫不類）的招牌，成為這個神秘機關的掩護。徐恩曾的秘密電台也設立在這裏，以後派到漢口、九江、安慶等地的調查員，都同這裏的電台通報。凡是呈報徐恩曾圈閱的機密文電，最先過目的往往是錢壯飛。即使是由徐恩曾批複的電報、報告和各種情報資料，也是先由錢壯飛審閱並提出處理意見後，交徐恩曾在上麵簽個字了事。因此，“大本營”裏的全部機密幾乎都掌握在錢壯飛的手裏了。
陳立夫、徐恩曾不但要搜集共產黨的情報，也要搜集黨內其它派係的情報資料。為此，錢壯飛、李克農等根據中央特科的指示，“幫助”他們在南京、天津等地辦了一套以通訊社形式出現的公開情報機關。這套情報機構的指導機關叫“長江通訊社”，設在“正元實業社”大本營隔壁的中央飯店四樓，負責人是錢壯飛；同時又在南京丹鳳街設立了“民智通訊社”，社長由錢壯飛兼任。不久，錢壯飛又把胡底和剛從日本留學回國的妻舅張家朧派到天津，在日本租界秋山街5號成立了“長城通訊社”，胡底任主任，張家朧任記者。胡底把華北敵人的重要活動情況，都用密碼發到南京錢壯飛處，再由錢壯飛轉交李克農送達中共中央。
不言而喻，這些名義上的國民黨特務機關的附屬組織，自上而下完全掌握在中國共產黨的手裏，當時國民黨特務機關搜集來的中共文件，都匯集到長江通訊社，錢壯飛隻在上麵蓋一個圖章，交給下麵的工作人員歸檔就算完事。當國民黨要什麽情報時，錢壯飛和李克農等就根據一些無關緊要的情況故意誇大其詞，加以編造，以資應付。可笑的是，徐恩曾看到假情報後，對錢壯飛、李克農等更加賞識。
1930年4月，蔣馮閻中原大戰之前，蔣介石因對張學良的東北軍很不放心，千方百計想要搞到這方麵的情報，但過去幾次派到東北去的特務都被日本人搞掉了，於是，徐恩曾就將此“重任”交給錢壯飛這個“得力幹將”，組成一個以錢壯飛為首，加上正在天津的胡底的小組前去沈陽搞東北軍的情報。中央特委為慎重起見，派陳賡和他們一同前往東北，並由陳賡實際領導這次活動。他們帶著國民黨特務機關的證件和活動經費，到東北大搖大擺地旅行了一個星期，因為一路上有黨組織的幫助，沒有發生什麽事情。陳賡利用這個很難得的機會，巡視了中央特科部署在東北、華北地區的工作，和各地的地下工作者接頭，帶回許多重要的機密情報，並在東北建立了一套名義上歸國民黨，實際上可以向中共中央提供情報的秘密組織，可以源源不斷地取得東北地區的情報。他們回到上海後，又同李克農一起，經過研究，編寫出一份四萬多字的詳細報告。這份材料，雖然沒有什麽特別重要的價值，但因過去國民黨特務從來沒有弄到如此詳盡完整的情報，所以陳立夫、徐恩曾得到這些，如獲至寶，連聲說“了不起”，“哪來這麽好的材料？”
“主任，這算不得什麽。這次算是不虛此行，以後您盡可看到有關東北地區的情報啦。”錢壯飛淡淡一笑，隨口答道。
“這麽說，我們在東北的組織已經建立起來了？”徐恩曾急切地抬頭問道。
“是的，主任，不但建立起來了，還要紮下根來，您就往後看吧！”錢壯飛十分肯定地回答。
“好！好！”徐恩曾站起身來，忍不住誇獎道。
徐恩曾怎能不高興呢？錢壯飛這趟東北之行，不但沒有出問題，反而取得了如此大的成就。在一般情況下，這確實難以做到，無怪乎完全出乎徐恩曾意料之外。現在不但他能以此邀功，陳立夫也可以在蔣介石麵前炫耀。在徐恩曾心目中，錢壯飛從此成了陳立夫、徐恩曾特工係統的創建人和“奇才”，因此，他對錢壯飛表示“佩服之至”，給予嘉獎，從此更為信賴和重用。
5.智盜密碼
李克農憑著他的聰明才智和豐富的對敵鬥爭經驗，很快就博得了徐恩曾的賞識與重用。1929年底徐恩曾就任調查科代理科長後，就把他在上海好不容易才建立起來的家底——上海無線電管理局交給了李克農，由他代管主持。上海無線電管理局的業務範圍很大，李克農除擔任廣播新聞編輯以外，還管理全國無線電報務員的登記和考試。每次考試，凡是我黨有名單送來的，都予錄取。
李克農經常去南京匯報工作。他每次都堂而皇之地住進接待國民黨高級官員的中央飯店，在長江通訊社的掩護下，與錢壯飛、胡底一起商談工作，過黨的生活。
李克農做了許多護送幹部的工作，當時我黨重要幹部往南京去的時候，總是由他護送。他神通廣大，護送幹部總是坐頭等車，他身上有許多種證件可以打掩護，保證安全，從來沒有出過岔子。
有一次，陳賡來找李克農。“明天軍委總參謀長劉伯承同誌要去南京，中央覺得由你護送最為合適，有什麽困難沒有？”
“放心吧，沒有什麽事兒。”李克農十分有把握地說。
第二天，在從上海駛往南京的列車包廂裏坐了兩位身穿長衫，頭戴禮帽，戴著墨鏡的“特務頭子”。一路順風，四小時後，這列快車緩緩駛入南京站。
這兩人下車後，大搖大擺地走向卡子。守卡的軍警正在盤查下車的旅客。軍警們抬眼一看，馬上討好地問候道：“是李先生，失迎，失迎！”李克農摘下墨鏡，哈哈大笑。就這樣，李克農和劉伯承順利地進入了戒備森嚴的南京城。不遠處，胡底正在一輛轎車旁等他們。原來，李克農來前已經給“民智通訊社”的胡底打了招呼，要他開車到車站迎接。
上海公安局有一個偵緝隊長非常反動，抓了很多共產黨人，以此作為他升官發財的資本。李克農、錢壯飛決心搞掉這個偵緝隊長，定下一個計謀。
李克農請示特科後租了一處房子，布置我們的人住進去，還在那裏放上若幹被國民黨搜獲過的，已經毫無價值的黨內文件，然後故意將此線索透露給這個偵緝隊長，他聞訊後高興壞了，馬上就要出動前去搜捕。就在這時，李克農通過其它渠道，從側麵關照他“要放長線，釣大魚，暫時不要采取行動。”這樣，此事就擱了下來。
過了一段時間，偵緝隊長覺得時機已經“成熟”，決定“火速收網”。當他帶領嘍哦們前去搜捕時，早已人去樓空，連人影也沒見著，隻揀回一些如同廢紙般的失效文件。這事被其上司知道後，責問他：“你早就知道情報，為什麽不立即動手，有意讓共產黨逃掉？”這個家夥百般辯解，可是誰會相信他呢？經過一段時期的“看察”，偵緝隊長被當作共產黨的奸細給秘密除掉了，可是誰也不知道是中了我們的計謀。
徐恩曾對李克農十分信任。他在上海的藏嬌金屋在法租界甘司東路辣斐德路新興順裏4號，和李克農的家在同一幢樓房裏，平日托請李克農照看。每次到上海來，徐恩曾都與李克農過從甚密。
徐恩曾對錢壯飛、李克農、胡底越來越信任，以為有了這三人就有了最靈敏的耳目。他多次誇耀這三人是自己的三員幹將，盡管如此，有一件事徐恩曾卻緊緊抓住不放，那就是國民黨高級官員之間相互通報用的密碼本。根據蔣介石和陳立夫的指令，隻許他親自保管和使用。因此，這東西就像徐恩曾的“通靈寶玉”，每次外出的時候，總是把它帶在身上，珍藏在貼身衣服口袋裏麵，不讓錢壯飛知道。然而這事瞞不過錢壯飛，他知道，沒有這個密碼，國民黨最高統治集團的核心機密就搞不到。他早就想搞到密碼本，可一直找不到下手的機會，於是他找李克農幫忙。
有一次，徐恩曾到上海開會，李克農在家裏備了一桌豐盛的酒席招待上司。酒桌上，主人頻頻舉杯敬酒，徐恩曾不勝酒力，已有三分醉意。
李克農見時機已到，便神秘地笑著對徐恩曾說：“福煦路新開了一家怡春院，主任是否有意去逛一逛？”
徐恩曾一聽便動了心，表示馬上要去。
“哎，你不能去，你帶這個東西怎麽行？”李克農指指徐恩曾小褂裏的密碼本。
徐恩曾一聽有理，立即掏出密碼本，匆匆把它鎖在機要櫃裏，一溜煙開車跑了。
實際上，錢壯飛也有機要櫃的鑰匙，徐恩曾一急之下，早就忘了這一點了。目送徐恩曾走遠後，錢壯飛、李克農馬上從機要櫃裏取出密碼本，用照相機拍攝下來，仍放回原處，徐恩曾全不知曉。搞到這個密碼本後，錢壯飛對國民黨最高統治集團的核心機密和絕密情報，也能掌握，不失時機地經李克農轉交黨中央。
到了1931年4月，密碼本發揮了無窮的威力。
6.在顧順章叛變後
1931年4月25日，星期六。
南京中央路305號國民黨中央組織部調査科的秘密機關所在地。主任徐恩曾早已花天酒地地度周末去了。他的機要秘書錢壯飛一人留在“大本營”裏，輪值夜班。除了錢壯飛之外，偌大的主任辦公室裏空無一人。眼下，台燈的柔光灑在辦公桌上，錢壯飛正伏案緊張地處理各類文件、信件和情報資料，以便匯總上報。
這時，房門被悄悄推開，一位年輕的機要員走進來，將一份標有“絕密”字樣的卷宗放在桌上，待錢壯飛簽收完畢，又悄悄地退出去，輕輕關上房門。
錢壯飛擱下手頭的工作，翻開卷宗瞟了一眼，隻見裏麵是一份“徐恩曾親譯”的密碼電報，發電方是武漢國民黨綏靖公署主任何成濬，發給國民黨中央黨部徐恩曾轉秘書長陳立夫。錢壯飛的眉梢微微聳動了一下，目光停在卷宗上麵……
門外又傳來機要員的腳步聲，送來何成潸的第二份密電。緊接著，第三份密電來了！
第四份密電來了！
第五份密電來了！
第六份密電來了！
一共六份密電！武漢方麵究竟發生了什麽大事，值得何成濬如此迫不急待地連發急電？錢壯飛兩眼掃視了一下整個辦公室，耳朵聆聽著門外的動靜。
他迅速鎖上辦公室的門，從身上取出暗藏的密碼複製本。這密碼本就是一年多以前他和李克農略施小計從徐恩曾那裏“盜”來的。錢壯飛譯完第一封電報後，臉色陡地變白，仿佛那一個個字碼都是一顆炸彈。
他拿起第二封電報，手心裏直冒汗，心頭一陣緊張。
錢壯飛，這位我黨情報戰線的傑出人才，大智大勇，有什麽事情會令他如此緊張呢？何成濬的電報究竟報告了什麽情況？何成濬的第一封電報說，黎明被捕，並已自首，如能迅速解至南京，三天之內可以將中共中央機關全部肅清；
第二封電報說，將用兵艦將黎明解送南京；
第三封電報說，改用飛機解送南京，因為據黎明供，用兵艦太慢了。這個電報還講，無論如何，這個消息不可讓徐恩曾左右的人知道。如讓他們知道了，那麽把上海中共中央機關一網打盡的計劃就完全落空了。
黎明的口氣好大！他是誰？
黎明，即顧順章，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中央特委三個負責人之一（另二人為總書記向忠發和軍委書記兼組織部長周恩來），曾做過中央特科負責人。4月24日，顧順章在漢口被叛徒尤崇新指認而被捕，當日叛變投敵。其人十分惡毒，竟然想出一個把共產黨一網打盡的罪惡計劃，借此邀功請賞。他自恃了解中共的重要機密極多，清楚中共中央、江蘇省委和共產國際在上海的機關及許多中央領導人的地址，知道隻有極少數人才知道的中共安排在國民黨內部的地下工作者，也熟悉中共的各種秘密工作方法，因此態度十分傲慢。為了讓何成濬和調查科兩湖調査員蔡孟堅早日送他到南京，他供出中共駐漢口的秘密交通機關，湘鄂西根據地和紅二軍團駐漢口的辦事處，以及中央特科四科的交通員老陳。顧順章聲稱自己有個對付共產黨的大計劃，“請迅速安排本人晉見總司令蔣公，我將當麵陳情”，此後就不再多說其它的話，表示不屑與何成濬、蔡孟堅等人談最高機密。他還提出，在他到達南京之前，千萬不要將他被捕叛變的事向南京發電報。但是何成濬、蔡孟堅等人並不把這個階下囚放在眼裏，他們急於搶功，根本不買他的賬，沒有理睬他的要求，當即爭先恐後地分別向蔣介石、陳立夫、徐恩曾發去特急密電，報告顧順章已被捕叛變，有一網打盡共產黨中央領導機關的重大計劃要直接向蔣總司令麵陳的“反共捷報”，並於當晚派特務和一排憲兵乘坐專輪，押送顧順章去南京，蔡孟堅則於26日早上乘飛機先去南京麵陳經過。
由於顧順章“打埋伏”、留一手，更由於國民黨方麵過分大意、防範不密，致使後來事態的發展完全出乎他們的意料之外。4月25日那天，正是星期六，正好是錢壯飛一人值夜班，於是發生了前麵提到的一幕。
顧順章投敵叛變，要和敵人勾結起來一網打盡中共中央機關，多惡毒的計劃！多絕密的情報！事關重大，情況緊急，難怪錢壯飛一時臉色大變，幾分緊張，幾分擔憂。
錢壯飛思索著，考慮如何應付這個千鈞一發的危局。過了片刻，他控製住緊張的情緒，記下電文，又把原件封好，暫時扣壓了起來。
錢壯飛翻出“京滬路行車時刻表”查看，一小時後即有一趟開往上海的火車。他馬上找來了他的女婿劉杞夫，說：“杞夫，顧順章在武漢已經被捕叛變，你立刻去車站乘特快列車前往上海，把這一重要情況報告李克農轉報中央。”劉杞夫一聽，立刻接過情報奔向火車站，連夜趕往上海。劉杞夫走後，錢壯飛暫時還留守在“大本營”裏。他一麵繼續觀察動靜，考慮采取應變的措施，一麵著手清理自己所經營的重要文電、賬目，做好隨時撤離的準備。當時，在要不要離開南京這個問題上，錢壯飛還難下決心。因為受秘密工作條件的限製，他對顧順章這個人的情況並不十分了解，而且自己和戰友們在南京、上海、天津含辛茹苦、曆盡艱險所創造的這個局麵，在頃刻間被敵人全部毀掉，的確是很難下決心的。這時，他從陸續送來的密電中得知武漢方麵已派出專輪把顧順章押送南京，將在一兩天內即可到達，錢壯飛下決心在做好善後工作後，立即撤離。
錢壯飛立刻趕到民智通訊社，想通知在那裏工作的我黨同誌趕快逃走。可是到住所一找，人不在。這時，錢壯飛想起今天是星期日。怎麽辦？錢壯飛急中生智，拿起桌上的一張地圖，用刀子在地圖中間劃了一道縫，表示今後要切斷關係，趕快脫身。
錢壯飛又向天津的長城通訊社發去“潮病重速返”的急電（錢壯飛別名錢潮）。胡底收到急電，暗吃一驚，知道錢壯飛處出了問題。在迅速處理好應急事情後，第二天胡底即乘火車安全地趕到上海。
第二天早晨，錢壯飛像往常一樣，若無其事地把一批特急密電當麵交給徐恩曾，接著裝作回家休息的樣子，從容不迫地離開了“大本營”，立即乘火車返回上海。為了防範徐恩曾派特務在上海火車站守候緝捕他，他機敏地從上海郊區的真如小站下了車，繞道進入市區，消失在喧鬧不息的滾滾人流之中。25日當夜，劉杞夫到達上海，在一家旅館裏麵找到李克農，便把顧順章在武漢被捕叛變的情況，詳細地向他報告。李克農見他神色有點緊張，竭力使他冷靜下來，勸慰他說：“你為什麽沉不住氣，這麽不沉著！”這天不是預定碰頭的日子，李克農便懷揣這十萬火急的情報，以高度負責的精神，千方百計找到江蘇省委，通過江蘇省委迅速找到陳賡，報告周恩來。周恩來馬上報告中共中央，中共委托周恩來全權處理這一緊急事變。同時，李克農還到錢壯飛在上海的家裏，叫他的妻子張振華預先做好準備，提高警惕。28日敵人搜捕錢家的時候，張振華機智地躲開了。麵對形勢險惡、時間緊迫的情況，周恩來當機立斷，馬上同江蘇省委書記陳雲商量對策，然後召集特科的聶榮臻、陳賡、李克農、李強等人舉行緊急會議，機智果斷地采取了一係列緊急措施，搶在陳立夫、徐恩曾行動之前，跟敵人展開了一場爭分奪秒、驚心動魄的生死搏鬥。這些緊急措施有：
第一，對黨的主要負責人做周密的保衛和轉移，把顧順章所能偵察到的或熟悉的負責同誌的秘書迅速調換新手；
第二，對一切可以成為顧順章偵察目標的幹部，盡快地有計劃地轉移到安全地帶或調離上海；
第三，審慎而又果斷地處置顧順章在上海所能利用的重要關係？
第四，廢止顧順章所知道的一切秘密工作方法，由各部門負責實現緊急改變。
當天夜裏，中共中央和江蘇省委以及共產國際在上海的機關全部安全地轉移到新的秘密地點。所有與顧順章熟悉的領導同誌都搬了家：總書記向忠發被轉移了，前總書記瞿秋白被轉移了，中華全國總工會代理委員長羅登賢被轉移了，王明、趙容（康生）也被轉移到安全住處。同時由陳賡負責從各方麵進行調査，以便及時采取措施，準備反擊。經過不休不止、日以繼夜地連續的緊張戰鬥，終於贏得了隻有幾十個小時的極其寶貴的時間，使黨中央和江蘇省委等機關避免了一場空前嚴重的大破壞、大災難。
4月27日星期二；顧順章乘坐的兵艦到達南京時，業已先行趕到的蔡孟堅前往碼頭迎接。當汽車徑直駛向中央路305號徐恩曾的秘密指揮機關時，顧順章低聲告訴蔡孟堅說：“此處就是共產黨在南京負責人通訊處，速將徐先生的機要秘書錢壯飛扣留，如錢逃亡，則前功盡棄！整個肅清計劃，自然落空。”蔡孟堅聽後大吃一驚，叫苦不迭，心想，共產黨真是不得了，竟連國民黨特務大本營裏都安插了特工人員；而且，捕獲顧順章後，他還親自給徐恩曾拍了電報，這豈不都落進了共產黨手中。驚慌之下，蔡孟堅連忙將此驚人消息告訴了徐恩曾。當徐恩曾聽說被自己視為心腹親信的錢壯飛竟是中共中央特科派進來的地下工作者時，更是呆若木雞，震驚得一時說不出話來，他想這事如果讓蔣介石知道了，腦袋也保不住了。在驚恐交加之餘，徐恩曾趕忙派人四處查找錢壯飛。旋即查找的人回來報告說：“錢壯飛先日將我自漢口發出顧順章被捕自首密電譯出後即不知去向，似已證明在逃。”聽到這消息，徐恩曾嚇得癱倒在椅子上。由於此事牽涉到陳立夫、張道藩等人，在他們的包庇下，錢壯飛的事瞞過了蔣介石。
當天，蔣介石召見了顧順章。顧順章不但出賣了大批黨的機密，還布置了一個以突然襲擊的方式將中共中央一網打盡的大陰謀。徐恩曾立即派調査科情報股總幹事張衝、黨派組組長成建中帶領大批特務，連夜趕到上海，會同英法捕房從28日早上起，開始了全市的大搜捕。當時已經搬了家、我們還留下人在附近觀望的電台原址被抄了；隨後，向忠發、周恩來、瞿秋白、李維漢、王明（陳紹禹）的住處也被搜查。敵人的行動雖快，但我黨機關已安全轉移，中央領導都已無影無蹤。可惜的是，中央政治局辦公處、共產國際遠東局、中央設在北四川路上的接頭處、紅旗日報，中央特科的幾乎所有據點均遭破壞。
周恩來同誌把一切工作都安排妥善後，才同鄧穎超一起離開住處，轉移到安全地點。周恩來夫婦離開剛一刻鍾，搜捕他的敵人就包圍了他的住處。真是好險啊！
為了得到重用，顧順章挖空心思為國民黨效勞。由於顧順章的出賣，中共早期領導人惲代英，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領導人鄧演達先後被殺，中共第一個反間諜關係楊登瀛被捕。中共臨時中央政治局常委盧福坦和中共中央上海局先後兩任書記李竹聲、盛忠亮被捕後，顧順章親自出馬充當說客，誘使他們先後叛變。1932年11月底，顧順章勾結國民黨特務在報上大肆登載偽造的《伍豪等人脫離共黨啟事》（伍豪是周恩來的化名）意在製造中共黨內混亂，瓦解我黨，但在我黨及時有力的反擊下，這一罪惡陰謀最後被粉碎了。
顧順章還積極獻計獻策，陳立夫對他言聽計從。顧順章建議，對付共產黨應“攻心為上”。他提出自首政策，規勸被捕的共產黨人投敵，搞秘密自首和公開自首。有的又派回中共黨內充當奸細。以後，中共黨組織遭受嚴重破壞與此有很大關係。顧順章向陳立夫提出開辦一個特工人員訓練班，培養與訓練一批有工作能力的幹部，充實到各級特務機構，同時在上海成立一個以綁架、暗殺等工作為重心的上海行動區，以組織對組織，對上海中共地下黨的組織進行打擊。1932年春，第一期特工人員訓練班在顧順章的住處開學了。訓練班由顧順章主持，二陳和徐恩曾親自到會打氣。
顧順章大力兜售他從蘇聯克格勃那裏學來的一套東西，洋洋灑灑地編寫了《特務工作的理論與實踐》叢書一套三冊。該叢書奠定了國民黨中統、軍統特務工作的理論基礎。軍統特務頭子戴笠對顧順章佩服得五體投地，多次向二陳及張道藩、徐恩曾提出“借”顧順章到他那兒去工作，這就引起了徐恩曾的忌恨，埋下了殺機。
1935年，顧順章被徐恩曾派人斃於蘇州。
錢壯飛從南京緊急撤離時，來不及把自己身邊的子女錢椒、錢江等一起帶走，但他到上海後，經過反複斟酌，決定叫女婿劉杞夫再返回南京照料。因他在離開南京前，曾給徐恩曾留下一封信，警告徐如果遷禍自己的家人，就要把徐的醜聞隱私公諸於眾。果然，徐恩曾害怕錢壯飛這樣做會對自己更加不利，更害怕蔣介石因此追究他重用錢壯飛的責任，所以雖裝模作樣地逮捕了劉杞夫、錢椒夫婦，但隻關押了幾個月就把他們釋放了。
錢壯飛到上海後，黨把他安置在一個同誌家裏。李克農、胡底也暫時隱蔽起來，避開敵人的搜索。由於國民黨特務搜捕很緊，他們三人別說無法繼續在敵人內部埋伏，就是在上海也難以存身。為了保護這批在黨的情報戰線工作的骨幹力量，周恩來迅速安排他們於當年8月離開上海，轉道進入江西中央革命根據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