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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央聯絡部的開拓者
1.“黨際外交，格外重要”
隨著形勢的發展，我國除了要開展政府間的外交外，還要加強與各兄弟黨的聯係。為此1951年2月，中共中央決定成立黨的中央對外聯絡部。
王稼祥調回國內後，被任命為對外聯絡部第一任部長，受命組建中聯部，同時，他仍兼任外交部第一副部長，此外還從事中蘇友好協會的工作，實際上是周恩來總理兼外長處理國際事務的一位主要助手。
王稼祥作為中聯部的籌建者和創始人，每天每日地勤奮工作著，從組織機構的建立，辦公地點的選擇，工作人員的調集，工作製度的規定，到全體幹部的學習和生活福利等，事無巨細，都由他當家拿主意甚至親自處理。
王稼祥先後選調了富有外交工作和國際活動經驗的劉寧一、伍修權、熊複等擔任副部長，還啟用了像吳學謙、喬石等有才識的幹部，使中聯部成為一個人才薈萃之地。
中聯部是政策性很強的機關，王稼祥認為要完成聯絡兄弟黨的任務，必須正確地掌握黨際關係的原則。他根據自己多年從事國際共運的經驗，提出了比較係統的有關黨際關係準則。
他說：“我黨同其它國家共產黨的關係，用一句通俗的話來說就是‘是一家，又不是一家人’！各國共產黨都是信仰馬列主義的，因此各國黨就像兄弟一樣是一家人。但是另一方麵，每個黨總要代表某個國家和民族的利益，因此各國黨是獨立自主的，是完全平等的，從這個意義上說，又不是一家人。”
王稼祥不僅這樣說，也是這樣做的，無論是對小國小黨還是大國大黨，都是如此。因而在他任中聯部長期間，中國共產黨在國際上的威望急劇提高，影響迅速上升，這充分地表明了在王稼祥主持下的中聯部工作是有成績的。
王稼祥所領導的中聯部開展的轟轟0烈的黨際外交活動。對以周總理為首的外交部從事的政府間的外交活動給予了極大的支持。不僅如此，王稼祥還多次隨總理出國訪問，直接予總理以支持和輔助。
1954年他參加了以周總理為首的代表團，出席了日內瓦會議。在這次前後曆時達四個月的會議上，周總理在王稼祥等同誌的通力合作下，終於達成了恢複印度支那和平的協議。
會議期間，廣交朋友的周總理將電影大師卓別林請到了代表團共進晚餐，王稼祥和朱仲麗作陪。宴後，卓別林請王稼祥看了他的最後一部作品《舞台生涯》，王稼祥也請他看了國產越劇片《梁山伯與祝英台》。卓別林看後大惑不解地問王稼祥道：“梁山伯發現了祝英台是女性，為什麽不向她求愛，卻還在慢慢地唱呢？”
王部長反複地向卓別林解釋說：“這是中國民族戲劇所特有的表現手法。”電影大師聽完後仍是聳了聳肩，搖搖頭。
1956年9月，我黨召開了第八次代表大會，共有六十多個兄弟黨派代表參加了大會，這不僅在我黨的曆史上是空前的，這樣的盛況自八大以後至今也再沒有出現過。大會期間，王稼祥主持對這六十多個代表團的接待工作。他不僅組織得井井有條，還做到無論大國大黨，還是小國小黨，都一視同仁，使他們人人滿意，連各國代表團的生活起居和飲食習慣，他都一一關照，不使其出一點問題。事後，周總理在評價王稼祥在八大期間的接待工作時讚揚他：
“具有大將風度，指揮若定，又極為精細，事必躬親，部署有方，有條不紊。”
王稼樣在主持黨的對外聯絡工作中，既注意謙遜平等，又堅持獨立自主，既反對大國主義，又防止狹隘民族主義，為此定下了一套完整的方針方法，他在這方麵的主張和活動，一直為我黨我國從事外交工作的同誌所稱道。
2.康生插手中聯部
1958年，中華大地上刮起了一股“左”傾風，一夜之間，成立了許多人民公社。王稼祥在從事外事工作的同時，也騰出不少精力來閱讀和研究有關人民公社和“大躍進”的各種文件材料。又找來中聯部去過農村參觀的同誌，仔細聽取了他們的實地見聞和觀感，隨後又親自下農村去視察。
他在一個人民公社參觀麥地時，看到田裏築了一排排像墳包似的圓錐形土堆，上麵已經長出了麥苗。王稼祥一問人，才知道這是有的人敢想敢幹的新創造，說是許多個圓錐形堆起的麥地表麵積比原平地的麵積大得多，這樣就多長了麥子，提高了單位麵積產量。可是這樣一來，澆水、耕作和施肥等問題怎麽辦呢？通過與之相似的一係列問題的觀察與分析，他意識到了“大躍進”是個嚴重的錯誤。
一天傍晚，下班回家後，王稼祥興奮地對朱仲麗說，他已經把自己的意見通過一位政治局常委轉達給毛澤東了。
王稼祥這次提出的一些意見，實際上對當時一些重大方針政策作了根本性的批評和反對。在當時那種情況下，王稼祥能冷靜地思考“大躍進”的問題，並提出自己的反對意見，這是需要相當的膽識的。並且他謹慎地采取了口頭傳達的形式，為的是盡量縮小影響，不至於使其他的同誌也對中央的政策產生懷疑。
王稼祥的意見很快反映到毛澤東那裏，毛澤東聽後說道：“兩百多名中央委員，都讚成中央方針，就是王稼祥一人反對呀！索性為他開個會，叫他到會上再說說自己的意見。”
直到1959年春，中央才開了第二次鄭州會議，提出糾正“共產風”等錯誤。在會議結束形成文件時，毛澤東指示，在文件下達以前，先送給王稼祥看看，看他對此還有什麽意見？
60年代初期，我國在國際上的處境急轉直下。這時，我國既與美國嚴重對立，又與蘇共發生矛盾，同時又與印度發生了邊界衝突，世界上許多國家對我國產生了疑懼和不滿，在國際上處於“四麵受敵”的境地，連台灣的蔣介石集團也企圖趁機“反攻”大陸。王稼祥對我國麵臨的形勢感到嚴重不安，不斷在尋求著解脫困難之法。
1962年2月，王稼祥在研究了大量國際國內情況的資料，經過反複思考，又與不少同誌交換了意見之後，決定就我國的對外政策問題，向黨提出一些建議。他采取了個人寫信的方法向周總理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意見，供參考和研究。
王稼祥的意見，概括起來就是：第一，對外采取緩和的方針，以爭取時間渡過困難。第二，建議發表一個正式的對外關係聲明，全麵準確地反映我國的對外政策。第三，注意國際鬥爭的策略。第四，對外援助要“實事求是、量力而行”。
在王稼祥向黨獻出自己的赤膽忠心之後，康生卻悄悄從中抓住了可乘之機。
善於鑽營，聞風而動的康生，60年代初期搖身一變，成為一個神氣活現的“反修鬥士”。他借機進行國際反修鬥爭不斷插手中聯部的工作，力圖在黨的對外聯絡工作中，推行他那“左”的一套。
康生曾多次向中聯部要機密的外事文件資料看，而他要看的這些文件，都是黨的最高機密，未經毛澤東和周恩來等主要領導人的批準，不得向其他任何部門或個人透露。王稼祥按照這一規定答複了康生，拒絕了他的非分要求。
本來就與王稼祥有矛盾的康生，這下更被惹惱了，他不斷在暗地裏散布謠言，挑動中聯部某些人對王稼祥的不滿。有人說：“康老這樣德高望重的領導同誌，看看中聯部的文件總可以吧！”“王部長做得也太狠了，聽說康老去王家，他們連茶也不給倒……”
實際上康生已經把王稼祥視為自己推行反動主張的主要絆腳石，一直盤算著怎樣除掉他了。王稼祥給周恩來的信正好給了他一個絕好的機會。
在王稼祥給周恩來的信發出去以後，中聯部的一些同誌在參加國際活動中，發生了鬥爭策略上的偏差，受到了毛主席的批評。康生從中一下撈到了稻草，到處煽風點火，說中聯部之所以犯這樣的錯誤，都是王稼祥推行自己右傾機會主義外交路線的結果，王稼祥給周總理的信就很明顯地表明了這一點。那封信的要害就是提出了“三和一少”的修正主義。所謂“三和一少”按照生的解釋就是對帝國主義、現代修正主義、各國反動派要和，對各國革命運動的支援要少。在中央的有關會議上，王稼祥的意見被定性為“修正主義外交路線”。康生又挑唆王力等人反對王稼祥，並迫使王稼祥到中央的大會上作檢討。
毛澤東知道此事後，對王稼祥說：“這個問題不要搞到中央的大會上來，既然你們部裏有同誌對你有意見，你就在那些有意見的同誌中間，小範圍地開個會，談談好了。”
由於國內鬥爭形勢越來越複雜，王稼祥的身體也越來越差，加之康生之流不斷興風作浪和破壞搗亂，從1963年起，王稼祥實際上在中聯部已被奪了權，許多工作都無法過問，最後終於被康生完全擠出了中聯部的領導崗位。
3.毛澤東、周恩來的特別關懷
1966年，一場史無前例的大悲劇在神州大地上鳴鑼開場了。
多年的黨內鬥爭經曆告訴王稼祥，這場運動，必然波及和影響黨和國家的各個方麵。尤其使他不安的是當前正在興風作浪的，就是早有野心、極不正派的康生、江青以及林彪之流。由於自己一直與這些人格格不入，他們早就將自己視為眼中釘，隨著運動的發展，他們一定會趁機對自己下手。
一天夜裏，懷仁堂裏燈火通明，台上正在演一場“樣板戲”。周總理坐在朱仲麗的身後。
看戲中間，周總理問朱仲麗道：
“稼祥同誌的身體好些了嗎？”
“最近好些了，謝謝您的關心，總理！”
“那請你告訴他，最近我要去看看他。”
“總理，您很忙，就讓他去你家吧。”
“不，不，我上你那裏去！”總理決定了。
一天晚飯後，周總理果然來了。
“是毛主席叫我來看你的。”總理握著王稼祥的手說道。
“你的革命一生是功大於過的，毛主席讓你繼續做一些工作。”周總理對王稼祥說，“在曆史上你比我更早地支持毛主席。”
“哪裏，我也犯了不少錯誤，特別是第三次‘左’傾錯誤時期。”王稼祥誠摯地回答道。
這次談話持續了三、四個小時，直到深夜總理才起身離去。談話中總理轉達了主席的意見，由王稼祥擔任中央外事組第一副組長，重新開始工作。
然而沒隔多久，王稼祥的預感就應驗了。夏日的一天中午，兩位政治局委員來到王稼祥家，客氣地通知他，中央決定凡不直接參加中央重要工作的領導人員，一律搬出中南海。彭德懷早就搬走了，兩個星期前，楊尚昆、陸定一也搬走了，今天又輪到王稼祥了。
“要有精神準備，要做最壞的打算！”王稼祥長歎了一口氣，對妻子說道。
隨之而來的是鋪天蓋地的大字報。
“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
“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分子……”
“劉鄧司令部的黑幹將……”
“三和一少的罪魁禍首”。
此時已篡奪了中聯部領導權的王力，把“三和一少”又升級為“三降一滅”，就是投降帝、修、反、撲滅各國革命運動，更為王稼祥製造了許多可怕的罪名，攻擊王稼祥是中聯部裏的定時炸彈。
王稼祥60壽辰的那天，家裏被造反派弄得書刊散落一地，書櫥、抽屜、保險櫃都被打開，滿地滿牆的標語口號。門上更有造反派的一幅新對聯：
“魑魅死日”
“魍魎窮途”
橫批是一個鬥大的“喪”字……
周總理得知王稼祥被揪鬥的情形後，馬上找到了伍修權，向他傳達毛澤東的意見：“王稼祥是有功勞的人，現在身體不好，不要揪鬥，把人弄死了，隻有損失，沒有好處。”
第二天，伍修權就在中聯部十七級以上的幹部會議上，以個人口氣傳達了這個精神，沒想到就因為這樣，伍修權一下子成了“王稼祥的黑幹將”，慘遭八年關押。
鬥呀！批呀！坐“飛機”呀！寫檢討呀！……
王稼祥躺在床上，神情恍惚，他閉上了眼睛，突然間仿佛看到——
兒子王命先，不堪忍受種種屈辱，投河自盡，屍體隨河水流去……
侄兒吳振華，被逼跳海而亡。
侄女瞿新華，被逼得精神錯亂，用安眠藥結束了自己的生命……
年邁的姐姐和姐夫，被趕出了北京，一路討飯回到安徽，餓死於破廟之中……
“我沒有罪！我沒有罪！”他突然坐了起來大聲叫道，兩眼發直，雙手顫抖……——
“我沒有反対毛主席！他們都圍上來了，我衝不出去！”
“什麽也沒有呀！”朱仲麗使勁地搖著他說道。
“不、不，你的衣服上有字……，打倒……修正主義……”
出於職業本能，朱仲麗一把抓起了電話，撥通了總理辦公室和醫院，隨即取出了強心針給王稼祥注射。
“隻許救活！”總理指示道，並立即派楊德中趕到醫院，向醫務人員轉達了他的意見。在醫務人員解除顧慮後，王稼祥經過精心治療，才得以活命。
1969年10月，林彪以戰備疏散為名，把朱德、陳雲等大批老幹部撤離了北京，王稼祥也被下放到河南信陽，周總理知道那裏的氣候酷熱，特地派人從徐州捎去一隻澡盆，並指示信陽地委，讓王稼祥安心養病。
1970年冬，王稼祥在信陽又患上了急性肺炎，生命垂危，在緊急情況下，醫生說服了信陽地委的同誌，給毛澤東、周恩來發出電報。主席和總理接到電報後，立即批示，讓王稼祥回京治療。
林彪叛逃自取滅亡之後，在胡耀邦和王震的熱情建議下，王稼祥和中央許多老幹部一樣，寫了一封長達萬言的信呈送毛主席和周總理。揭露和批判林彪反黨集團的滔天罪行，同時在信中深刻檢查了自己在過去工作中的缺點、錯誤。
毛主席看過王稼祥這封感人的萬言長信後，對他作了高度評價。由周總理在九屆三中全會上作了口頭傳達。
“稼祥同誌早就擁護我，是教條主義中最早革命的一個人，他和張聞天不一樣。遵義會議，他出了很大力；遵義會議後，成立了三人軍事小組。我嘛，你嘛（指周恩來），還有王稼祥嘛！奪了王明等人的軍權。“三和一少”是王力在外喧出來的嘛！稼祥隻提了一些意見。這樣的老幹部，隻講自己的過錯，不講自己的功勞，很難得。他是有大功的人，應該很快讓他站出來工作……”
王稼祥似乎又恢複了青春，充滿了朝氣。
1973年夏天，他當選為黨的十大代表。許多中央領導同誌和他握手祝賀。鄧穎超說：“他還顯得這麽年輕，是老年人中的娃娃。”葉劍英拍著他的肩膀說：“你比我想象中的要年輕，你的頭發黑，能數得出有幾根白發。”
散會後，總理告訴王稼祥，要他仍搞外事工作。
由於此時沒有立即分配什麽具體任務，性急的他馬上又提筆給總理寫了一封信：
總理：
在我有生的日子裏，希望及早安排我的工作。目前我是閑人，可以利用時間寫東西。叛徒王明現在國外仍舊獨狂之極，我願意寫些文章批判他。如果可以的話，隻要有一二個助手就可以了。你的意見怎樣？是否合時宜？
望告之。
王稼祥上
信送到國務院，但這正是“四人幫”加緊篡黨奪權的時候，信送出去後，一直沒有回音。
1974年初，“四人幫”提出開展所謂“批林批孔”。1月24日《人民日報》轉載了《北京日報》上的一篇名為《新沙皇的迷夢》的大批判文章，批判所謂“三和一少”，把矛頭指向周恩來和王稼祥。
看完這篇文章後，王稼祥的心情異常沉重，深感大禍臨頭。他對朱仲麗說：“我深信，這不是毛澤東同誌的政策，有人在搗蛋，要整總理，可恥，你要堅定地跟毛主席、周總理！千萬要記住啊！”這番話就是王稼祥對朱仲麗的臨終贈言。
1月25日淩晨，王稼祥心髒病發作，搶救無效，與世長辭，終年68歲。
§§第四章 周恩來與李克農
隨著形勢的發展，我國除了要開展政府間的外交外，還要加強與各兄弟黨的聯係。為此1951年2月，中共中央決定成立黨的中央對外聯絡部。
王稼祥調回國內後，被任命為對外聯絡部第一任部長，受命組建中聯部，同時，他仍兼任外交部第一副部長，此外還從事中蘇友好協會的工作，實際上是周恩來總理兼外長處理國際事務的一位主要助手。
王稼祥作為中聯部的籌建者和創始人，每天每日地勤奮工作著，從組織機構的建立，辦公地點的選擇，工作人員的調集，工作製度的規定，到全體幹部的學習和生活福利等，事無巨細，都由他當家拿主意甚至親自處理。
王稼祥先後選調了富有外交工作和國際活動經驗的劉寧一、伍修權、熊複等擔任副部長，還啟用了像吳學謙、喬石等有才識的幹部，使中聯部成為一個人才薈萃之地。
中聯部是政策性很強的機關，王稼祥認為要完成聯絡兄弟黨的任務，必須正確地掌握黨際關係的原則。他根據自己多年從事國際共運的經驗，提出了比較係統的有關黨際關係準則。
他說：“我黨同其它國家共產黨的關係，用一句通俗的話來說就是‘是一家，又不是一家人’！各國共產黨都是信仰馬列主義的，因此各國黨就像兄弟一樣是一家人。但是另一方麵，每個黨總要代表某個國家和民族的利益，因此各國黨是獨立自主的，是完全平等的，從這個意義上說，又不是一家人。”
王稼祥不僅這樣說，也是這樣做的，無論是對小國小黨還是大國大黨，都是如此。因而在他任中聯部長期間，中國共產黨在國際上的威望急劇提高，影響迅速上升，這充分地表明了在王稼祥主持下的中聯部工作是有成績的。
王稼祥所領導的中聯部開展的轟轟0烈的黨際外交活動。對以周總理為首的外交部從事的政府間的外交活動給予了極大的支持。不僅如此，王稼祥還多次隨總理出國訪問，直接予總理以支持和輔助。
1954年他參加了以周總理為首的代表團，出席了日內瓦會議。在這次前後曆時達四個月的會議上，周總理在王稼祥等同誌的通力合作下，終於達成了恢複印度支那和平的協議。
會議期間，廣交朋友的周總理將電影大師卓別林請到了代表團共進晚餐，王稼祥和朱仲麗作陪。宴後，卓別林請王稼祥看了他的最後一部作品《舞台生涯》，王稼祥也請他看了國產越劇片《梁山伯與祝英台》。卓別林看後大惑不解地問王稼祥道：“梁山伯發現了祝英台是女性，為什麽不向她求愛，卻還在慢慢地唱呢？”
王部長反複地向卓別林解釋說：“這是中國民族戲劇所特有的表現手法。”電影大師聽完後仍是聳了聳肩，搖搖頭。
1956年9月，我黨召開了第八次代表大會，共有六十多個兄弟黨派代表參加了大會，這不僅在我黨的曆史上是空前的，這樣的盛況自八大以後至今也再沒有出現過。大會期間，王稼祥主持對這六十多個代表團的接待工作。他不僅組織得井井有條，還做到無論大國大黨，還是小國小黨，都一視同仁，使他們人人滿意，連各國代表團的生活起居和飲食習慣，他都一一關照，不使其出一點問題。事後，周總理在評價王稼祥在八大期間的接待工作時讚揚他：
“具有大將風度，指揮若定，又極為精細，事必躬親，部署有方，有條不紊。”
王稼樣在主持黨的對外聯絡工作中，既注意謙遜平等，又堅持獨立自主，既反對大國主義，又防止狹隘民族主義，為此定下了一套完整的方針方法，他在這方麵的主張和活動，一直為我黨我國從事外交工作的同誌所稱道。
2.康生插手中聯部
1958年，中華大地上刮起了一股“左”傾風，一夜之間，成立了許多人民公社。王稼祥在從事外事工作的同時，也騰出不少精力來閱讀和研究有關人民公社和“大躍進”的各種文件材料。又找來中聯部去過農村參觀的同誌，仔細聽取了他們的實地見聞和觀感，隨後又親自下農村去視察。
他在一個人民公社參觀麥地時，看到田裏築了一排排像墳包似的圓錐形土堆，上麵已經長出了麥苗。王稼祥一問人，才知道這是有的人敢想敢幹的新創造，說是許多個圓錐形堆起的麥地表麵積比原平地的麵積大得多，這樣就多長了麥子，提高了單位麵積產量。可是這樣一來，澆水、耕作和施肥等問題怎麽辦呢？通過與之相似的一係列問題的觀察與分析，他意識到了“大躍進”是個嚴重的錯誤。
一天傍晚，下班回家後，王稼祥興奮地對朱仲麗說，他已經把自己的意見通過一位政治局常委轉達給毛澤東了。
王稼祥這次提出的一些意見，實際上對當時一些重大方針政策作了根本性的批評和反對。在當時那種情況下，王稼祥能冷靜地思考“大躍進”的問題，並提出自己的反對意見，這是需要相當的膽識的。並且他謹慎地采取了口頭傳達的形式，為的是盡量縮小影響，不至於使其他的同誌也對中央的政策產生懷疑。
王稼祥的意見很快反映到毛澤東那裏，毛澤東聽後說道：“兩百多名中央委員，都讚成中央方針，就是王稼祥一人反對呀！索性為他開個會，叫他到會上再說說自己的意見。”
直到1959年春，中央才開了第二次鄭州會議，提出糾正“共產風”等錯誤。在會議結束形成文件時，毛澤東指示，在文件下達以前，先送給王稼祥看看，看他對此還有什麽意見？
60年代初期，我國在國際上的處境急轉直下。這時，我國既與美國嚴重對立，又與蘇共發生矛盾，同時又與印度發生了邊界衝突，世界上許多國家對我國產生了疑懼和不滿，在國際上處於“四麵受敵”的境地，連台灣的蔣介石集團也企圖趁機“反攻”大陸。王稼祥對我國麵臨的形勢感到嚴重不安，不斷在尋求著解脫困難之法。
1962年2月，王稼祥在研究了大量國際國內情況的資料，經過反複思考，又與不少同誌交換了意見之後，決定就我國的對外政策問題，向黨提出一些建議。他采取了個人寫信的方法向周總理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意見，供參考和研究。
王稼祥的意見，概括起來就是：第一，對外采取緩和的方針，以爭取時間渡過困難。第二，建議發表一個正式的對外關係聲明，全麵準確地反映我國的對外政策。第三，注意國際鬥爭的策略。第四，對外援助要“實事求是、量力而行”。
在王稼祥向黨獻出自己的赤膽忠心之後，康生卻悄悄從中抓住了可乘之機。
善於鑽營，聞風而動的康生，60年代初期搖身一變，成為一個神氣活現的“反修鬥士”。他借機進行國際反修鬥爭不斷插手中聯部的工作，力圖在黨的對外聯絡工作中，推行他那“左”的一套。
康生曾多次向中聯部要機密的外事文件資料看，而他要看的這些文件，都是黨的最高機密，未經毛澤東和周恩來等主要領導人的批準，不得向其他任何部門或個人透露。王稼祥按照這一規定答複了康生，拒絕了他的非分要求。
本來就與王稼祥有矛盾的康生，這下更被惹惱了，他不斷在暗地裏散布謠言，挑動中聯部某些人對王稼祥的不滿。有人說：“康老這樣德高望重的領導同誌，看看中聯部的文件總可以吧！”“王部長做得也太狠了，聽說康老去王家，他們連茶也不給倒……”
實際上康生已經把王稼祥視為自己推行反動主張的主要絆腳石，一直盤算著怎樣除掉他了。王稼祥給周恩來的信正好給了他一個絕好的機會。
在王稼祥給周恩來的信發出去以後，中聯部的一些同誌在參加國際活動中，發生了鬥爭策略上的偏差，受到了毛主席的批評。康生從中一下撈到了稻草，到處煽風點火，說中聯部之所以犯這樣的錯誤，都是王稼祥推行自己右傾機會主義外交路線的結果，王稼祥給周總理的信就很明顯地表明了這一點。那封信的要害就是提出了“三和一少”的修正主義。所謂“三和一少”按照生的解釋就是對帝國主義、現代修正主義、各國反動派要和，對各國革命運動的支援要少。在中央的有關會議上，王稼祥的意見被定性為“修正主義外交路線”。康生又挑唆王力等人反對王稼祥，並迫使王稼祥到中央的大會上作檢討。
毛澤東知道此事後，對王稼祥說：“這個問題不要搞到中央的大會上來，既然你們部裏有同誌對你有意見，你就在那些有意見的同誌中間，小範圍地開個會，談談好了。”
由於國內鬥爭形勢越來越複雜，王稼祥的身體也越來越差，加之康生之流不斷興風作浪和破壞搗亂，從1963年起，王稼祥實際上在中聯部已被奪了權，許多工作都無法過問，最後終於被康生完全擠出了中聯部的領導崗位。
3.毛澤東、周恩來的特別關懷
1966年，一場史無前例的大悲劇在神州大地上鳴鑼開場了。
多年的黨內鬥爭經曆告訴王稼祥，這場運動，必然波及和影響黨和國家的各個方麵。尤其使他不安的是當前正在興風作浪的，就是早有野心、極不正派的康生、江青以及林彪之流。由於自己一直與這些人格格不入，他們早就將自己視為眼中釘，隨著運動的發展，他們一定會趁機對自己下手。
一天夜裏，懷仁堂裏燈火通明，台上正在演一場“樣板戲”。周總理坐在朱仲麗的身後。
看戲中間，周總理問朱仲麗道：
“稼祥同誌的身體好些了嗎？”
“最近好些了，謝謝您的關心，總理！”
“那請你告訴他，最近我要去看看他。”
“總理，您很忙，就讓他去你家吧。”
“不，不，我上你那裏去！”總理決定了。
一天晚飯後，周總理果然來了。
“是毛主席叫我來看你的。”總理握著王稼祥的手說道。
“你的革命一生是功大於過的，毛主席讓你繼續做一些工作。”周總理對王稼祥說，“在曆史上你比我更早地支持毛主席。”
“哪裏，我也犯了不少錯誤，特別是第三次‘左’傾錯誤時期。”王稼祥誠摯地回答道。
這次談話持續了三、四個小時，直到深夜總理才起身離去。談話中總理轉達了主席的意見，由王稼祥擔任中央外事組第一副組長，重新開始工作。
然而沒隔多久，王稼祥的預感就應驗了。夏日的一天中午，兩位政治局委員來到王稼祥家，客氣地通知他，中央決定凡不直接參加中央重要工作的領導人員，一律搬出中南海。彭德懷早就搬走了，兩個星期前，楊尚昆、陸定一也搬走了，今天又輪到王稼祥了。
“要有精神準備，要做最壞的打算！”王稼祥長歎了一口氣，對妻子說道。
隨之而來的是鋪天蓋地的大字報。
“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
“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分子……”
“劉鄧司令部的黑幹將……”
“三和一少的罪魁禍首”。
此時已篡奪了中聯部領導權的王力，把“三和一少”又升級為“三降一滅”，就是投降帝、修、反、撲滅各國革命運動，更為王稼祥製造了許多可怕的罪名，攻擊王稼祥是中聯部裏的定時炸彈。
王稼祥60壽辰的那天，家裏被造反派弄得書刊散落一地，書櫥、抽屜、保險櫃都被打開，滿地滿牆的標語口號。門上更有造反派的一幅新對聯：
“魑魅死日”
“魍魎窮途”
橫批是一個鬥大的“喪”字……
周總理得知王稼祥被揪鬥的情形後，馬上找到了伍修權，向他傳達毛澤東的意見：“王稼祥是有功勞的人，現在身體不好，不要揪鬥，把人弄死了，隻有損失，沒有好處。”
第二天，伍修權就在中聯部十七級以上的幹部會議上，以個人口氣傳達了這個精神，沒想到就因為這樣，伍修權一下子成了“王稼祥的黑幹將”，慘遭八年關押。
鬥呀！批呀！坐“飛機”呀！寫檢討呀！……
王稼祥躺在床上，神情恍惚，他閉上了眼睛，突然間仿佛看到——
兒子王命先，不堪忍受種種屈辱，投河自盡，屍體隨河水流去……
侄兒吳振華，被逼跳海而亡。
侄女瞿新華，被逼得精神錯亂，用安眠藥結束了自己的生命……
年邁的姐姐和姐夫，被趕出了北京，一路討飯回到安徽，餓死於破廟之中……
“我沒有罪！我沒有罪！”他突然坐了起來大聲叫道，兩眼發直，雙手顫抖……——
“我沒有反対毛主席！他們都圍上來了，我衝不出去！”
“什麽也沒有呀！”朱仲麗使勁地搖著他說道。
“不、不，你的衣服上有字……，打倒……修正主義……”
出於職業本能，朱仲麗一把抓起了電話，撥通了總理辦公室和醫院，隨即取出了強心針給王稼祥注射。
“隻許救活！”總理指示道，並立即派楊德中趕到醫院，向醫務人員轉達了他的意見。在醫務人員解除顧慮後，王稼祥經過精心治療，才得以活命。
1969年10月，林彪以戰備疏散為名，把朱德、陳雲等大批老幹部撤離了北京，王稼祥也被下放到河南信陽，周總理知道那裏的氣候酷熱，特地派人從徐州捎去一隻澡盆，並指示信陽地委，讓王稼祥安心養病。
1970年冬，王稼祥在信陽又患上了急性肺炎，生命垂危，在緊急情況下，醫生說服了信陽地委的同誌，給毛澤東、周恩來發出電報。主席和總理接到電報後，立即批示，讓王稼祥回京治療。
林彪叛逃自取滅亡之後，在胡耀邦和王震的熱情建議下，王稼祥和中央許多老幹部一樣，寫了一封長達萬言的信呈送毛主席和周總理。揭露和批判林彪反黨集團的滔天罪行，同時在信中深刻檢查了自己在過去工作中的缺點、錯誤。
毛主席看過王稼祥這封感人的萬言長信後，對他作了高度評價。由周總理在九屆三中全會上作了口頭傳達。
“稼祥同誌早就擁護我，是教條主義中最早革命的一個人，他和張聞天不一樣。遵義會議，他出了很大力；遵義會議後，成立了三人軍事小組。我嘛，你嘛（指周恩來），還有王稼祥嘛！奪了王明等人的軍權。“三和一少”是王力在外喧出來的嘛！稼祥隻提了一些意見。這樣的老幹部，隻講自己的過錯，不講自己的功勞，很難得。他是有大功的人，應該很快讓他站出來工作……”
王稼祥似乎又恢複了青春，充滿了朝氣。
1973年夏天，他當選為黨的十大代表。許多中央領導同誌和他握手祝賀。鄧穎超說：“他還顯得這麽年輕，是老年人中的娃娃。”葉劍英拍著他的肩膀說：“你比我想象中的要年輕，你的頭發黑，能數得出有幾根白發。”
散會後，總理告訴王稼祥，要他仍搞外事工作。
由於此時沒有立即分配什麽具體任務，性急的他馬上又提筆給總理寫了一封信：
總理：
在我有生的日子裏，希望及早安排我的工作。目前我是閑人，可以利用時間寫東西。叛徒王明現在國外仍舊獨狂之極，我願意寫些文章批判他。如果可以的話，隻要有一二個助手就可以了。你的意見怎樣？是否合時宜？
望告之。
王稼祥上
信送到國務院，但這正是“四人幫”加緊篡黨奪權的時候，信送出去後，一直沒有回音。
1974年初，“四人幫”提出開展所謂“批林批孔”。1月24日《人民日報》轉載了《北京日報》上的一篇名為《新沙皇的迷夢》的大批判文章，批判所謂“三和一少”，把矛頭指向周恩來和王稼祥。
看完這篇文章後，王稼祥的心情異常沉重，深感大禍臨頭。他對朱仲麗說：“我深信，這不是毛澤東同誌的政策，有人在搗蛋，要整總理，可恥，你要堅定地跟毛主席、周總理！千萬要記住啊！”這番話就是王稼祥對朱仲麗的臨終贈言。
1月25日淩晨，王稼祥心髒病發作，搶救無效，與世長辭，終年68歲。
§§第四章 周恩來與李克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