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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相逢在莫斯科
1.平起平坐兩巨頭
1931年的春天，綿延起伏的閩山，青蔥蒼翠，歡歌暢流的贛水，清澈碧透；一塊塊水田如鏡，映照著藍天和白雲；一片片秧苗似毯，孕育著生命與豐收。披著春光，王稼祥踏上了這塊他早已神往的土地——“中央蘇區”。他飽覽著這無比秀麗的景色，貪婪地呼吸著這裏清新的空氣，就像回到了朝夕盼望的故鄉。
王稼祥是同任弼時、顧作霖一道離開上海，跋山涉水來到中央革命根據地的。原來，王稼祥他們是作為中央代表團被委派到中央蘇區的。這實際上是六屆四中全會以後，被王明控製的黨中央為推行自己的“左”傾路線而采取的措施之一。王明對毛澤東根本不信任，於是決定派自己的人來加強以至控製中央蘇區的領導。同時也向其它幾個根據地派出了同樣性質的代表團。這批代表後來被譏諷為“欽差大臣”，王稼祥也被列名於“欽差”之中。但事與願違，他最後並未成為王明的代理人。
來到蘇區不久，他就擔任了原由毛澤東兼任的紅軍總政治部主任之職，自此，他就作為紅軍主要的政治工作領導人，開始了自己的一係列活動。“王主任”這一稱呼也伴隨了他許多年。
金秋的瑞金，到處都洋溢著節日的氣氛。在慶祝十月革命十四周年紀念日的同時，這裏正在籌劃和迎接又一個盛大的節日——中華蘇維埃全國代表大會。
在這次大會上，王稼祥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會成員，並被任命為中央政府的外交人民委員。同時又擔任以朱德為主席的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一職。年僅25歲的王稼祥就成為中國紅軍的主要領導人之一。
12月底，化裝成一個大胡子天主教神甫的周恩來攜妻子來到了蘇區，就任了原由毛澤東任職的中共蘇區中央局書記一職。1932年10月在寧都會議上，毛澤東被掛了起來，由周恩來代理一方麵軍總政委。
寧都會議剛結束，周恩來和朱德領導了第四次“反圍剿”的戰鬥。
1932年2、3月間，紅軍取得了黃陂、東陂戰役的重大勝利。4月28日，在樂安縣一個四麵環山的穀岡村，在山邊供王稼祥辦公的一座廟裏，他主持召開了一個戰前的政治工作會議，周恩來、彭德懷等人參加了會議。上午九點多鍾，來了兩架敵機，一到頭頂就俯衝了下來，扔下來第一批炸彈。王稼祥立即停止了會議，喊道：“請大家跟我到外頭隱蔽。”他考慮到周恩來等人的安全，自己搶先衝到門外，一邊觀察情況一邊招呼說：“快跟我來！”就在這時，又一批炸彈落了下來。被王稼祥擋在身後的周恩來，連聲叫道“稼祥，臥倒，快臥倒！”但隻聽一聲轟響，濃煙吞沒了王稼祥，他當即負傷倒下了！
由於王稼祥擋住了彈片，跟在他身後的周恩來等人都安然無恙。同誌們將王稼祥抬到了安全地點，周恩來馬上叫來了軍委衛生部長賀誠，要他親自為王稼祥檢査傷勢，並組織搶救。檢查發現，彈片打進了他的右腹部，炸傷了腸子，傷勢十分嚴重。周恩來立即決定，由賀誠親自帶醫務組和一個警衛班，立即護送他到瑞金紅軍總醫院去治療。
在去瑞金的途中，昏迷了很久的王稼祥才醒來。他醒來的第一句話就是：“恩來同誌他們受傷了嗎？”賀誠回答道：“王主任，由於您擋住了彈片，他們都平安無事。”王稼祥這才放下心來。
來到瑞金後，由於醫療條件太差，沒辦法進行大手術，隻采取了保守療法，病根未除，給他留下了終身痛苦的後遺症。
戰鬥剛一結束，周恩來、朱德就趕來瑞金，探望了王稼祥的傷情。王稼祥卻說道：“我沒事了，年紀還輕，身體還好，能挺得過去，隻是我在緊張時刻離開前線，把擔子壓在你們身上，真是對不起你們啊！”
1934年1月，在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王稼祥與周恩來一起被推選為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兩人也在戰鬥中結下了深厚的友誼。
2.遵義會議上，他投了“關鍵的一票”
1933年的秋天，敵人開始了氣勢洶洶的“第五次圍剿”，同時，從內部來敗壞和葬送黨的事業的“左”傾機會主義錯誤，也以前所未有的壓力，壓到了黨和紅軍頭上。
第五次反“圍剿”在博古和李德的指揮下，敗局已定，中央紅軍和中央機關隻剩下了最後一條路——跑！即博古和李德所謂的“戰略大轉移”，也就是後來人們說的“長征”。
秋風蕭瑟，枯葉飄零，又是一個秋天來了，天空依然還是那麽晴朗，田野裏也是一片豐收景色，隻是蘇區軍民的心頭，卻是那麽壓抑陰沉。心頭負擔比背上武器更重的紅軍指戰員，強作歡顏同父老鄉親們飲淚惜別。
望著這淒涼的場景，王稼祥的心頭充滿了悔恨和負疚之情。自己作為主要領導，竟沒能和大家一道保住蘇區。
“再見了，鄉親們！感謝你們哺育了我們，你們受苦了，我們對不起你們！”
“前進吧戰友們！你們為革命勝利，不惜犧牲一切，你們的行動就是對我們的批評。”
灰蒙蒙的天空下，灰蒙蒙的山野間，移動著一支灰蒙蒙的隊伍。
王稼祥抱著傷病之軀，邁著沉重的腳步，更帶著滿腹的心事，隨著大隊，艱難前進。
“首長，路不好走，你還是坐擔架吧！”擔架員趕上來叫住了他。
“王主任，你有傷，上擔架躺著吧？”警衛員也趕忙說道。“唉，現在，我怎能躺得住呀！”
“是呀，仗打到這種地步，大家都躺不住啊！”走在王稼祥身後的毛澤東接口說道：
“蔣介石已經布置好了一個大口袋，等著我們去鑽，可是我們的發號施令者，就是看不見這危險，或者是看見了，卻就是不改，非要往裏鑽，你說他傻不傻？”
王稼祥認真地說：“我們不能往口袋裏鑽，決不能也當傻瓜！”“是嘛！大路朝天，各走一邊，他老蔣在湘西布下口袋，我們就不往湘西走。不是已經得到情報說貴州方向兵力不多嗎，我們就往貴州去，讓他老蔣空等一場。”
“對，應該這麽辦，咱們來個避實就虛！”王稼祥邊聽邊說道。毛澤東道：“可惜，發號施令的人不這樣想啊，在一般情況下，我的意見總被人當成是旁門左道啊！”
“未必，一路上我留心觀察了，我看現在很多同誌都會讚同你的意見。”王稼樣說道。
“是嗎，有哪些人會讚同呢？”
“我看政治局內部就有人讚同，比如洛甫同誌就有此意思。最近我同他剛談過。”
“好哇，一花不是春，獨木難成林哪！我們應該再爭取一下其他的同誌。”毛澤東的臉上露出了難見的笑意。
這次談話過後，王稼祥又找到了張聞天，詳細地談了毛澤東和他自己的觀點，並與他取得了比較一致的看法。
當時的聶榮臻也因傷坐著擔架，隨中央縱隊行動。他曾經任過總政治部的副主任，與主任王稼祥的關係非常親密。二人在行軍路上坐擔架相逢後，就幾次談了起來。
王稼祥直接地說，必須改組領導，撤掉博古和李德的指揮權，最好由毛澤東重新出山。
聶榮臻聽完也高興地說：“我一直也有這樣的看法，隻不過這麽大的人事變動應該通過黨的高級會議才能解決。”
王稼祥說：“事不宜遲，我們就趁蔣介石部隊不能馬上采取行動的機會，由中央召開一個專門會議，到時候把博古和李德給‘轟’下來。”
就這樣，王稼祥在醞釀召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中主動做了許多工作，使毛澤東的正確主張，逐步為中央多數同誌所擁護。
1935年1月15日，召開了扭轉黨和紅軍以至中國革命曆史命運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即遵義會議。
15日晚，與會人員到齊之後，周恩來沉聲地對博古說道：“能來的都來了，宣布會議開始吧？”
博古推推眼鏡，清清嗓子道：“好，大家安靜了，現在會議開始，由我首先來做第五次反圍剿，戰爭的總結報告。”
不出王稼祥所料，博古隻是一般地承認了沒打好仗，把戰爭失敗的責任全推給了客觀方麵。
接下來，周恩來又作了副報告，他實事求是地分析了指揮上的錯誤，主動承擔了責任，真誠地作了自我批評。
在博古和周恩來的報告以後，按照毛澤東和王稼祥、張聞天事先商定好的，由張聞天按他們三人共同起草的“反報告”提綱作了發言。緊接著毛澤東來了一個急風驟雨式的發言。他嚴肅地指出，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是由於進攻中的冒險主義，防守時的保守主義，撤退時的逃跑主義。
頓時，會場裏的氣氛緊張起來，兩種截然對立的思想觀點被擺了出來。
關鍵時刻，毛澤東話音剛落，王稼祥馬上就站了起來，旗幟鮮明地表示，完全支持和讚同毛澤東的意見，又嚴肅地批評了李德和博古軍事思想的錯誤。
會議開始時就坐在旁聽席上但忘不了擺一副傲慢架子的李德，漸漸地坐不住了，煙卷幾次燒到了手指，卻老是向被批得抬不起頭的博古投去求援的目光。
周恩來似乎想緩和一下全場裏的氣氛，對王稼祥說：“稼祥同誌，別激動，你的身體不好，坐下來說吧！”
王稼祥說了聲“謝謝”卻沒有坐下。
他建議：應立即改組中央的軍事指揮機構，取消博古和李德的軍事指揮權，改由毛澤東這樣有實際經驗的人來領導。
一口氣講完了多少天來積壓在心頭的怨言，王稼祥的心裏立即覺得舒暢多了，本來顯得蒼白的臉，浸出了一層紅潤。
周恩來趕忙走過來扶他坐了下去，聶榮臻因腳傷不能站起來也伸過手來同王稼祥緊握了一下。李富春向他讚許地點了幾下頭，朱德、劉伯承、彭德懷也向他投來了親切的目光。
由於王稼祥的鮮明態度，接下來的會就熱鬧了，其他的政治局委員尤其是幾位紅軍將領，紛紛以激奮的情緒以至激烈的語言，相繼發言，對博古和李德進行了尖銳的批評。
會議期間，毛澤東、王稼祥、張聞天三人每天吃過晚飯就頂著臘月的寒風從住處走向二裏外的會場。王稼祥因為身體有傷，總是捂著肚子，參加會議，卻從不缺席。警衛員看著他那副疲憊不堪的樣子，勸他休息一天，他帶著責備的口氣說：“你這個小鬼呀，懂得什麽？那麽重要的會，還顧得上請假！”
會議經過三天討論，最後作出決議，增選毛澤東為政治局常委，由張聞天代替博古負總責，又成立了由毛澤東、周恩來、王稼祥參加的三人軍事指揮小組，取消了博古、李德的指揮權，毛澤東進入了中央領導核心，在這個曆史關鍵時刻，王稼祥作出了巨大的貢獻。
此後，毛澤東曾多次講到王稼祥在遵義會議上的貢獻。1945年七大上，毛澤東這樣說：
遵義會議是一個關鍵，對中國革命的影響非常之大，但是，大家要知道，如果沒有洛甫、王稼祥……就不可能開好遵義會議。”“從長征一開始，王稼祥同誌就開始反對第三次‘左’傾路線了，沒有他的讚助，遵義會議的成功是不可能的。”
直到“文化大革命”中，毛澤東還一直說，王稼祥在遵義會議上投的是“關鍵的一票”，是站在正確路線一邊的，要求全黨同誌都不要忘記他的功勞。
周恩來也多次肯定王稼祥在遵義會議時期的作用，他說：“從湘桂黔交界處，毛主席、王稼祥、洛甫即開始批評博古和李德的軍事路線，一路開會爭論。在爭論的過程中，毛主席說服了中央許多同誌，首先是得到王稼祥同誌的支持，還有其他中央同誌……這樣就開好了遵義會議。”
對於王稼祥在遵義會議上的貢獻，陳毅也曾有過一段生動的比喻：“楚漢之爭時，韓信是個要人，韓信歸漢，則漢勝，韓信歸楚，則楚勝；是個舉足輕重的人物。王稼祥就是遵義會議上的韓信。”
可以說，王稼祥在遵義會議上的貢獻對於中國革命的進程是至關重要的，在自己的人生經曆中也是一段輝煌的篇章，但是這個謙虛的共產黨人在生前卻很少提及這段曆史，與他一起生活了幾十年的妻子朱仲麗也是從別人的口中得知此事的。當她問及究竟是怎麽回事時，他總是淡淡的一笑道：
“那是曆史舊事，不必提了！”
王稼祥去世後，朱仲麗在整理他的遺稿時，竟在他的自傳手稿中，發現了這樣一段話：
人們往往談到遵義會議時就提到我的功勞，但是假若沒有王明在四中全會的奪權上台，便不會有中央蘇區的失敗，便不會有長征，便不會有遵義會議。所以我現在認識到，我在遵義會議上投了毛主席一票，那隻能算是贖罪，即贖四中全會上參加了王明宗派的奪權，及其以後在各個問題上犯了錯誤的極大罪過，朱仲麗還發現，在手稿中，“投了毛主席一票”後麵，原來還有一句“多少算是功勞的話”卻被他用紅筆劃去了，緊接著就是那句“那隻能算是贖罪。”
這就是王稼祥，一個真正的“康莫納爾”的情懷（注：“康莫納爾”是王稼祥在中山大學時取的俄文名字，意思是“公社黨人”）。
3.傳達共產國際指示
1936年10月，王稼祥由於舊傷複發再次病倒了，周恩來這時也因為急性肝膿瘍住進了醫院。兩個人同住一孔舊窯洞裏，細心的周恩來，看出王稼祥的傷病在邊區落後的醫療條件下，不可能根治，長久拖下去對黨對個人都是極為不利的。周恩來把這一情況上報了中央，中央研究後決定送王稼祥去蘇聯治病。
臨走前，王稼祥緊握著周恩來的手不安地說：“現在國內形勢如此緊張，又麵臨一個關鍵時刻，我卻要離開前線，心裏真有股說不出的滋味！”周恩來說：“你抓緊治傷，很快恢複健康，再回來和我們一起戰鬥！”
列車在西伯利亞大草原上奔馳著，王稼祥抬起虛弱的身體，吃力地彎腰從搖晃著的地毯上拿起熱水瓶倒了一杯開水，慢慢地喝著。望著窗外的景色，思緒在翻騰著。去莫斯科不但要治病，而且肯定還要會見王明，他掌握黨的最高領導權達四年之久，幾乎斷送了中國革命，還有康生，整年坐在上海享清福，現在又混了一個駐共產國際中共代表的頭銜，與他們見麵打交道會是怎樣的場景呢？
不出所料，王稼祥住進醫院沒幾天，康生就來了。望著骨瘦如柴的王稼祥，神氣十足的康生假惺惺地寒暄道：
“王稼祥同誌，這些年你們辛苦了，不簡單，不簡單！毛潤之也不簡單！而你，稼祥同誌，也是功勳卓著啊！唉！可惜我身在共產國際，不能與戰友們並肩戰鬥，真是太遺憾了！”
王稼祥克製著內心的不快，耐著性子與康生說了幾句話，康生故作關懷地說道：“稼祥同誌，你不要著急，一定要在這兒把身體養好！”臨走時，康生壓低自己粗啞的嗓門說道：“稼樣同誌，我早有個想法，我不能老在國外，也應該回到國內鬥爭第一線去，我要求中央調我回國工作，你看怎麽樣？”
王稼祥為他嘴裏噴出的濃重雪茄味厭煩地扭過頭去。康生卻不知趣地說道：“我還有個想法，就是我去之後，最好由你來頂替共產國際中共代表的位置，怎麽樣，你來幹吧！”王稼祥半天沒吱聲，康生竟大大咧咧地道：“好了，你同意吧！我這就請示國內，由你繼任駐國際代表，就這麽定了。”
事隔日許，聯絡員找到王稼祥說王明要見他。王稼祥心裏有數，王明深知自己的學識和在黨內的地位，此次見麵不過是想拉攏自己而已。
兩個安徽同鄉一見麵，王明就肉麻地把王稼祥吹捧了一番，接著又得意洋洋地吹噓起自己來，王稼祥漸漸地聽得有點不耐煩了，邊抽煙邊聽著王明叨叨。
趁著王明吹得口幹舌燥端起茶杯喝水的時候，王稼祥突然發問道：
“請問李德究竟是誰派去中央蘇區的？是誰賦予他那麽大的權力？博古是根據誰的指示必須聽命於他的？在這個問題上你應做出怎樣的回答？”
這一連串的提問，把王明弄了個措手不及，隻有矢口否認自己曾過問過這一件事，他說李德根本不是他派去的，甚至不是共產國際派去的，而是蘇軍總參謀部派去的。
王稼祥立即反問道：“如果是蘇軍參謀部派去的，那麽他憑什麽幹涉我們內部的事務？”
王明惱羞成怒地回答道：“李德是蘇聯同誌派去的，斯大林同誌親自過問過，你不應有任何懷疑與不滿。你對李德問題表現出來的情緒，是對蘇聯黨和共產國際的認識問題。”
這次談話就這樣不歡而散了，此時的王稼祥已經完全認清了王明的嘴臉。
1937年11月，王明搭乘國民黨軍事代表團的飛機回國去了，同行的還有康生，臨走時王明通知王稼祥，駐共產國際中共代表團團長一職由王稼祥接任。
王稼祥在任駐國際代表期間，主要工作是向國際反映中國黨內和國內的革命形勢，對於取得共產國際對中國黨的了解，起了積極的作用。他還曾對於王明在蘇聯不顧事實地整人而造成的冤案，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予以糾正。
王明與康生回國後，立即係統地提出了右傾投降主義的主張，強調“一切經過統一戰線”、“一切服從統一戰線”，批評洛川會議過分強調獨立自主。由於王明打著共產國際的旗號，一時間迷惑了很大一部分人。為了向共產國際匯報情況，爭取國際了解中國黨的具體問題，1938年4月，中共中央又派了任弼時趕赴莫斯科，代替了王稼祥的職務。
在王稼祥離任前，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季米特洛夫，專門接見了他，就中國問題作了重要指示。季米特洛夫說：
“執委會認為，中國黨的領導人毛澤東同誌是一位久經考驗的馬克思主義者。中國黨目前應該堅持與國民黨既合作又鬥爭的原則，但一定要警惕不能重蹈第一次國共合作的覆轍。”然後語重心長地說道：
“你應該告訴中國黨的全體黨員，應支持毛澤東同誌為黨的領導人，他是一位在中國革命實際鬥爭中鍛煉出來的領袖。也應該告訴王明同誌，不要再爭吵了！”
“我一定把您的指示傳達到。”王稼祥高興地說道。王稼祥深知季米特洛夫這段話的含義，這意味著，共產國際支持中國黨的革命路線，毛澤東也開始贏得了國際的信任和支持，這對中國黨和革命是具有重大意義的，王稼祥知道單憑季米特洛夫的最後一句話，王明就完了。
1937年11月，王稼祥回到延安，立即把共產國際的指示向毛澤東和政治局其他同誌作了匯報。政治局決定立即召開六屆六中全會，由王稼祥在全會上再傳達共產國際的指示。
當時人在武漢的王明，接到中央通知，要他回延安參加六中全會，他預感到王稼祥帶來的指示可能對他不利，心生一計，給中央發了一份電報，竟提出要“全體中央委員都去武漢舉行全會”。遭到毛澤東的嚴詞拒絕。爾後，王明又給王稼祥發了一封電報，要他速去武漢，與他先行商談傳達國際指示的問題。
王稼祥看穿了王明的鬼把戲，一麵報告毛澤東，一麵以全會秘書長的身份發電通知王明速回延安，否則一切後果自負。
王明看著電報大罵道：“這個書呆子竟被那個土包子給拉攏走了。”
9月29日，六中全會如期舉行，會上王稼祥再次傳達了共產國際的指示，維護了以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的統一領導和正確路線，當王稼祥重複季米特洛夫最後一段原話——“要告訴中國黨的全體黨員，應該支持毛澤東同誌為黨的領導人，他是一位在中國革命實際鬥爭中鍛煉出來的領袖，也應該告訴王明同誌不要再爭吵了！”這時全場響起了經久不息的掌聲。人民領袖毛澤東得到了共產國際的承認和讚揚！
王稼祥的傳達，對於一直企圖奪權的王明是個重大的打擊，對於進一步鞏固毛澤東的領導地位則起了重大的作用。這是王稼祥繼遵義會議以後又一次在關鍵時刻起的關鍵作用。
毛澤東曾一再肯定王稼祥在六中全會中的作用。“中國黨曆史上有兩個重要關鍵的會議，一次是三五年一月的遵義會議，一次是三八年的六中全會。”“六中全會是決定中國命運的。……如果沒有共產國際的指示，六中全會還是很難解決問題的。共產國際指示就是王稼祥同誌從蘇聯養病回國帶回來的，由王稼祥同誌傳達的。”
4.提出“毛澤東思想”第一人
1934年春天的一個傍晚，王稼祥同他的妻子朱仲麗在王家坪棗園的樹林中散步。望著窯洞內閃亮的燈光，先是一盞兩盞，繼而三盞五盞，最後是萬家燈火。王稼祥感慨地說道：
“我們黨從幾十個人的共產主義小組，發展到今天，不僅有了強大的人民軍隊，還有自己鞏固的根據地。變化太大了，真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啊！”
朱仲麗也興奮地說：“這些年來我們取得了一個又一個的勝利，看來離抗戰勝利的日子為時不遠了！”
王稼祥說道：“是啊，可勝利是來之不易的，如果我黨沒有一個正確的思想指導，所有的一切都是不可能的。我現在正考慮好好寫篇文章，來紀念黨的生日。”
沒多久，他的文章寫完了，修改後讓警衛員把稿子送給了毛澤東審閱。幾天後朱仲麗發現毛澤東親自來到他們家，與王稼祥討論著那篇稿子，兩人從中午一直談到太陽下山。朱仲麗覺得這肯定又是一篇十分重要的文章了。
1943年7月8日，《解放日報》發表了這篇文章，題為：
《中國共產黨與中國民族解放的道路——紀念共產黨二十二周年與抗戰六周年》
文章在概述了共產黨的成長曆程特別是抗戰以來的正確道路後，指出共產黨的二十二年也是中華民族“尋找、確定和充實中國民族解放的正確道路的曆史。”
接著王稼祥就提出了那個具有偉大曆史意義的全新的理論創見
中國民族解放整個過程中——過去現在與未來一的正確思想就是毛澤東同誌的思想，就是毛澤東同誌在其著作中與實踐中提出的道路。毛澤東思想就是中國的馬克思列寧主義，中國的布爾什維克主義，中國的共產主義。
它是創造的馬克思列寧主義，它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的發展。
文章中特別指出：
毛澤東思想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與中國革命運動實際相結合的結果，是引導中國民族解放與中國共產主義勝利前進的保證。
就是在這篇文章中，王稼祥破天荒地第一次提出了“毛澤東思想”這一全新的科學概念，並對毛澤東思想的形成作了充分的論述，對其偉大意義作了高度的評價。這一理論創見，不僅反映了廣大黨員群眾的共同心願，更適應了形勢和時代的需要。從此以後中國人民就緊緊地團結在毛澤東思想旗幟之下，為中華民族的解放而共同奮鬥。
這是王稼祥對中國共產黨曆史的又一重大貢獻，現在毛澤東思想這一概念已被全國甚至全世界的人們所熟知，但很少有人知道，最早提出它的就是這位隻求奉獻不講回報的“康莫納爾”同誌——王稼祥。
1931年的春天，綿延起伏的閩山，青蔥蒼翠，歡歌暢流的贛水，清澈碧透；一塊塊水田如鏡，映照著藍天和白雲；一片片秧苗似毯，孕育著生命與豐收。披著春光，王稼祥踏上了這塊他早已神往的土地——“中央蘇區”。他飽覽著這無比秀麗的景色，貪婪地呼吸著這裏清新的空氣，就像回到了朝夕盼望的故鄉。
王稼祥是同任弼時、顧作霖一道離開上海，跋山涉水來到中央革命根據地的。原來，王稼祥他們是作為中央代表團被委派到中央蘇區的。這實際上是六屆四中全會以後，被王明控製的黨中央為推行自己的“左”傾路線而采取的措施之一。王明對毛澤東根本不信任，於是決定派自己的人來加強以至控製中央蘇區的領導。同時也向其它幾個根據地派出了同樣性質的代表團。這批代表後來被譏諷為“欽差大臣”，王稼祥也被列名於“欽差”之中。但事與願違，他最後並未成為王明的代理人。
來到蘇區不久，他就擔任了原由毛澤東兼任的紅軍總政治部主任之職，自此，他就作為紅軍主要的政治工作領導人，開始了自己的一係列活動。“王主任”這一稱呼也伴隨了他許多年。
金秋的瑞金，到處都洋溢著節日的氣氛。在慶祝十月革命十四周年紀念日的同時，這裏正在籌劃和迎接又一個盛大的節日——中華蘇維埃全國代表大會。
在這次大會上，王稼祥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會成員，並被任命為中央政府的外交人民委員。同時又擔任以朱德為主席的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一職。年僅25歲的王稼祥就成為中國紅軍的主要領導人之一。
12月底，化裝成一個大胡子天主教神甫的周恩來攜妻子來到了蘇區，就任了原由毛澤東任職的中共蘇區中央局書記一職。1932年10月在寧都會議上，毛澤東被掛了起來，由周恩來代理一方麵軍總政委。
寧都會議剛結束，周恩來和朱德領導了第四次“反圍剿”的戰鬥。
1932年2、3月間，紅軍取得了黃陂、東陂戰役的重大勝利。4月28日，在樂安縣一個四麵環山的穀岡村，在山邊供王稼祥辦公的一座廟裏，他主持召開了一個戰前的政治工作會議，周恩來、彭德懷等人參加了會議。上午九點多鍾，來了兩架敵機，一到頭頂就俯衝了下來，扔下來第一批炸彈。王稼祥立即停止了會議，喊道：“請大家跟我到外頭隱蔽。”他考慮到周恩來等人的安全，自己搶先衝到門外，一邊觀察情況一邊招呼說：“快跟我來！”就在這時，又一批炸彈落了下來。被王稼祥擋在身後的周恩來，連聲叫道“稼祥，臥倒，快臥倒！”但隻聽一聲轟響，濃煙吞沒了王稼祥，他當即負傷倒下了！
由於王稼祥擋住了彈片，跟在他身後的周恩來等人都安然無恙。同誌們將王稼祥抬到了安全地點，周恩來馬上叫來了軍委衛生部長賀誠，要他親自為王稼祥檢査傷勢，並組織搶救。檢查發現，彈片打進了他的右腹部，炸傷了腸子，傷勢十分嚴重。周恩來立即決定，由賀誠親自帶醫務組和一個警衛班，立即護送他到瑞金紅軍總醫院去治療。
在去瑞金的途中，昏迷了很久的王稼祥才醒來。他醒來的第一句話就是：“恩來同誌他們受傷了嗎？”賀誠回答道：“王主任，由於您擋住了彈片，他們都平安無事。”王稼祥這才放下心來。
來到瑞金後，由於醫療條件太差，沒辦法進行大手術，隻采取了保守療法，病根未除，給他留下了終身痛苦的後遺症。
戰鬥剛一結束，周恩來、朱德就趕來瑞金，探望了王稼祥的傷情。王稼祥卻說道：“我沒事了，年紀還輕，身體還好，能挺得過去，隻是我在緊張時刻離開前線，把擔子壓在你們身上，真是對不起你們啊！”
1934年1月，在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王稼祥與周恩來一起被推選為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兩人也在戰鬥中結下了深厚的友誼。
2.遵義會議上，他投了“關鍵的一票”
1933年的秋天，敵人開始了氣勢洶洶的“第五次圍剿”，同時，從內部來敗壞和葬送黨的事業的“左”傾機會主義錯誤，也以前所未有的壓力，壓到了黨和紅軍頭上。
第五次反“圍剿”在博古和李德的指揮下，敗局已定，中央紅軍和中央機關隻剩下了最後一條路——跑！即博古和李德所謂的“戰略大轉移”，也就是後來人們說的“長征”。
秋風蕭瑟，枯葉飄零，又是一個秋天來了，天空依然還是那麽晴朗，田野裏也是一片豐收景色，隻是蘇區軍民的心頭，卻是那麽壓抑陰沉。心頭負擔比背上武器更重的紅軍指戰員，強作歡顏同父老鄉親們飲淚惜別。
望著這淒涼的場景，王稼祥的心頭充滿了悔恨和負疚之情。自己作為主要領導，竟沒能和大家一道保住蘇區。
“再見了，鄉親們！感謝你們哺育了我們，你們受苦了，我們對不起你們！”
“前進吧戰友們！你們為革命勝利，不惜犧牲一切，你們的行動就是對我們的批評。”
灰蒙蒙的天空下，灰蒙蒙的山野間，移動著一支灰蒙蒙的隊伍。
王稼祥抱著傷病之軀，邁著沉重的腳步，更帶著滿腹的心事，隨著大隊，艱難前進。
“首長，路不好走，你還是坐擔架吧！”擔架員趕上來叫住了他。
“王主任，你有傷，上擔架躺著吧？”警衛員也趕忙說道。“唉，現在，我怎能躺得住呀！”
“是呀，仗打到這種地步，大家都躺不住啊！”走在王稼祥身後的毛澤東接口說道：
“蔣介石已經布置好了一個大口袋，等著我們去鑽，可是我們的發號施令者，就是看不見這危險，或者是看見了，卻就是不改，非要往裏鑽，你說他傻不傻？”
王稼祥認真地說：“我們不能往口袋裏鑽，決不能也當傻瓜！”“是嘛！大路朝天，各走一邊，他老蔣在湘西布下口袋，我們就不往湘西走。不是已經得到情報說貴州方向兵力不多嗎，我們就往貴州去，讓他老蔣空等一場。”
“對，應該這麽辦，咱們來個避實就虛！”王稼祥邊聽邊說道。毛澤東道：“可惜，發號施令的人不這樣想啊，在一般情況下，我的意見總被人當成是旁門左道啊！”
“未必，一路上我留心觀察了，我看現在很多同誌都會讚同你的意見。”王稼樣說道。
“是嗎，有哪些人會讚同呢？”
“我看政治局內部就有人讚同，比如洛甫同誌就有此意思。最近我同他剛談過。”
“好哇，一花不是春，獨木難成林哪！我們應該再爭取一下其他的同誌。”毛澤東的臉上露出了難見的笑意。
這次談話過後，王稼祥又找到了張聞天，詳細地談了毛澤東和他自己的觀點，並與他取得了比較一致的看法。
當時的聶榮臻也因傷坐著擔架，隨中央縱隊行動。他曾經任過總政治部的副主任，與主任王稼祥的關係非常親密。二人在行軍路上坐擔架相逢後，就幾次談了起來。
王稼祥直接地說，必須改組領導，撤掉博古和李德的指揮權，最好由毛澤東重新出山。
聶榮臻聽完也高興地說：“我一直也有這樣的看法，隻不過這麽大的人事變動應該通過黨的高級會議才能解決。”
王稼祥說：“事不宜遲，我們就趁蔣介石部隊不能馬上采取行動的機會，由中央召開一個專門會議，到時候把博古和李德給‘轟’下來。”
就這樣，王稼祥在醞釀召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中主動做了許多工作，使毛澤東的正確主張，逐步為中央多數同誌所擁護。
1935年1月15日，召開了扭轉黨和紅軍以至中國革命曆史命運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即遵義會議。
15日晚，與會人員到齊之後，周恩來沉聲地對博古說道：“能來的都來了，宣布會議開始吧？”
博古推推眼鏡，清清嗓子道：“好，大家安靜了，現在會議開始，由我首先來做第五次反圍剿，戰爭的總結報告。”
不出王稼祥所料，博古隻是一般地承認了沒打好仗，把戰爭失敗的責任全推給了客觀方麵。
接下來，周恩來又作了副報告，他實事求是地分析了指揮上的錯誤，主動承擔了責任，真誠地作了自我批評。
在博古和周恩來的報告以後，按照毛澤東和王稼祥、張聞天事先商定好的，由張聞天按他們三人共同起草的“反報告”提綱作了發言。緊接著毛澤東來了一個急風驟雨式的發言。他嚴肅地指出，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是由於進攻中的冒險主義，防守時的保守主義，撤退時的逃跑主義。
頓時，會場裏的氣氛緊張起來，兩種截然對立的思想觀點被擺了出來。
關鍵時刻，毛澤東話音剛落，王稼祥馬上就站了起來，旗幟鮮明地表示，完全支持和讚同毛澤東的意見，又嚴肅地批評了李德和博古軍事思想的錯誤。
會議開始時就坐在旁聽席上但忘不了擺一副傲慢架子的李德，漸漸地坐不住了，煙卷幾次燒到了手指，卻老是向被批得抬不起頭的博古投去求援的目光。
周恩來似乎想緩和一下全場裏的氣氛，對王稼祥說：“稼祥同誌，別激動，你的身體不好，坐下來說吧！”
王稼祥說了聲“謝謝”卻沒有坐下。
他建議：應立即改組中央的軍事指揮機構，取消博古和李德的軍事指揮權，改由毛澤東這樣有實際經驗的人來領導。
一口氣講完了多少天來積壓在心頭的怨言，王稼祥的心裏立即覺得舒暢多了，本來顯得蒼白的臉，浸出了一層紅潤。
周恩來趕忙走過來扶他坐了下去，聶榮臻因腳傷不能站起來也伸過手來同王稼祥緊握了一下。李富春向他讚許地點了幾下頭，朱德、劉伯承、彭德懷也向他投來了親切的目光。
由於王稼祥的鮮明態度，接下來的會就熱鬧了，其他的政治局委員尤其是幾位紅軍將領，紛紛以激奮的情緒以至激烈的語言，相繼發言，對博古和李德進行了尖銳的批評。
會議期間，毛澤東、王稼祥、張聞天三人每天吃過晚飯就頂著臘月的寒風從住處走向二裏外的會場。王稼祥因為身體有傷，總是捂著肚子，參加會議，卻從不缺席。警衛員看著他那副疲憊不堪的樣子，勸他休息一天，他帶著責備的口氣說：“你這個小鬼呀，懂得什麽？那麽重要的會，還顧得上請假！”
會議經過三天討論，最後作出決議，增選毛澤東為政治局常委，由張聞天代替博古負總責，又成立了由毛澤東、周恩來、王稼祥參加的三人軍事指揮小組，取消了博古、李德的指揮權，毛澤東進入了中央領導核心，在這個曆史關鍵時刻，王稼祥作出了巨大的貢獻。
此後，毛澤東曾多次講到王稼祥在遵義會議上的貢獻。1945年七大上，毛澤東這樣說：
遵義會議是一個關鍵，對中國革命的影響非常之大，但是，大家要知道，如果沒有洛甫、王稼祥……就不可能開好遵義會議。”“從長征一開始，王稼祥同誌就開始反對第三次‘左’傾路線了，沒有他的讚助，遵義會議的成功是不可能的。”
直到“文化大革命”中，毛澤東還一直說，王稼祥在遵義會議上投的是“關鍵的一票”，是站在正確路線一邊的，要求全黨同誌都不要忘記他的功勞。
周恩來也多次肯定王稼祥在遵義會議時期的作用，他說：“從湘桂黔交界處，毛主席、王稼祥、洛甫即開始批評博古和李德的軍事路線，一路開會爭論。在爭論的過程中，毛主席說服了中央許多同誌，首先是得到王稼祥同誌的支持，還有其他中央同誌……這樣就開好了遵義會議。”
對於王稼祥在遵義會議上的貢獻，陳毅也曾有過一段生動的比喻：“楚漢之爭時，韓信是個要人，韓信歸漢，則漢勝，韓信歸楚，則楚勝；是個舉足輕重的人物。王稼祥就是遵義會議上的韓信。”
可以說，王稼祥在遵義會議上的貢獻對於中國革命的進程是至關重要的，在自己的人生經曆中也是一段輝煌的篇章，但是這個謙虛的共產黨人在生前卻很少提及這段曆史，與他一起生活了幾十年的妻子朱仲麗也是從別人的口中得知此事的。當她問及究竟是怎麽回事時，他總是淡淡的一笑道：
“那是曆史舊事，不必提了！”
王稼祥去世後，朱仲麗在整理他的遺稿時，竟在他的自傳手稿中，發現了這樣一段話：
人們往往談到遵義會議時就提到我的功勞，但是假若沒有王明在四中全會的奪權上台，便不會有中央蘇區的失敗，便不會有長征，便不會有遵義會議。所以我現在認識到，我在遵義會議上投了毛主席一票，那隻能算是贖罪，即贖四中全會上參加了王明宗派的奪權，及其以後在各個問題上犯了錯誤的極大罪過，朱仲麗還發現，在手稿中，“投了毛主席一票”後麵，原來還有一句“多少算是功勞的話”卻被他用紅筆劃去了，緊接著就是那句“那隻能算是贖罪。”
這就是王稼祥，一個真正的“康莫納爾”的情懷（注：“康莫納爾”是王稼祥在中山大學時取的俄文名字，意思是“公社黨人”）。
3.傳達共產國際指示
1936年10月，王稼祥由於舊傷複發再次病倒了，周恩來這時也因為急性肝膿瘍住進了醫院。兩個人同住一孔舊窯洞裏，細心的周恩來，看出王稼祥的傷病在邊區落後的醫療條件下，不可能根治，長久拖下去對黨對個人都是極為不利的。周恩來把這一情況上報了中央，中央研究後決定送王稼祥去蘇聯治病。
臨走前，王稼祥緊握著周恩來的手不安地說：“現在國內形勢如此緊張，又麵臨一個關鍵時刻，我卻要離開前線，心裏真有股說不出的滋味！”周恩來說：“你抓緊治傷，很快恢複健康，再回來和我們一起戰鬥！”
列車在西伯利亞大草原上奔馳著，王稼祥抬起虛弱的身體，吃力地彎腰從搖晃著的地毯上拿起熱水瓶倒了一杯開水，慢慢地喝著。望著窗外的景色，思緒在翻騰著。去莫斯科不但要治病，而且肯定還要會見王明，他掌握黨的最高領導權達四年之久，幾乎斷送了中國革命，還有康生，整年坐在上海享清福，現在又混了一個駐共產國際中共代表的頭銜，與他們見麵打交道會是怎樣的場景呢？
不出所料，王稼祥住進醫院沒幾天，康生就來了。望著骨瘦如柴的王稼祥，神氣十足的康生假惺惺地寒暄道：
“王稼祥同誌，這些年你們辛苦了，不簡單，不簡單！毛潤之也不簡單！而你，稼祥同誌，也是功勳卓著啊！唉！可惜我身在共產國際，不能與戰友們並肩戰鬥，真是太遺憾了！”
王稼祥克製著內心的不快，耐著性子與康生說了幾句話，康生故作關懷地說道：“稼祥同誌，你不要著急，一定要在這兒把身體養好！”臨走時，康生壓低自己粗啞的嗓門說道：“稼樣同誌，我早有個想法，我不能老在國外，也應該回到國內鬥爭第一線去，我要求中央調我回國工作，你看怎麽樣？”
王稼祥為他嘴裏噴出的濃重雪茄味厭煩地扭過頭去。康生卻不知趣地說道：“我還有個想法，就是我去之後，最好由你來頂替共產國際中共代表的位置，怎麽樣，你來幹吧！”王稼祥半天沒吱聲，康生竟大大咧咧地道：“好了，你同意吧！我這就請示國內，由你繼任駐國際代表，就這麽定了。”
事隔日許，聯絡員找到王稼祥說王明要見他。王稼祥心裏有數，王明深知自己的學識和在黨內的地位，此次見麵不過是想拉攏自己而已。
兩個安徽同鄉一見麵，王明就肉麻地把王稼祥吹捧了一番，接著又得意洋洋地吹噓起自己來，王稼祥漸漸地聽得有點不耐煩了，邊抽煙邊聽著王明叨叨。
趁著王明吹得口幹舌燥端起茶杯喝水的時候，王稼祥突然發問道：
“請問李德究竟是誰派去中央蘇區的？是誰賦予他那麽大的權力？博古是根據誰的指示必須聽命於他的？在這個問題上你應做出怎樣的回答？”
這一連串的提問，把王明弄了個措手不及，隻有矢口否認自己曾過問過這一件事，他說李德根本不是他派去的，甚至不是共產國際派去的，而是蘇軍總參謀部派去的。
王稼祥立即反問道：“如果是蘇軍參謀部派去的，那麽他憑什麽幹涉我們內部的事務？”
王明惱羞成怒地回答道：“李德是蘇聯同誌派去的，斯大林同誌親自過問過，你不應有任何懷疑與不滿。你對李德問題表現出來的情緒，是對蘇聯黨和共產國際的認識問題。”
這次談話就這樣不歡而散了，此時的王稼祥已經完全認清了王明的嘴臉。
1937年11月，王明搭乘國民黨軍事代表團的飛機回國去了，同行的還有康生，臨走時王明通知王稼祥，駐共產國際中共代表團團長一職由王稼祥接任。
王稼祥在任駐國際代表期間，主要工作是向國際反映中國黨內和國內的革命形勢，對於取得共產國際對中國黨的了解，起了積極的作用。他還曾對於王明在蘇聯不顧事實地整人而造成的冤案，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予以糾正。
王明與康生回國後，立即係統地提出了右傾投降主義的主張，強調“一切經過統一戰線”、“一切服從統一戰線”，批評洛川會議過分強調獨立自主。由於王明打著共產國際的旗號，一時間迷惑了很大一部分人。為了向共產國際匯報情況，爭取國際了解中國黨的具體問題，1938年4月，中共中央又派了任弼時趕赴莫斯科，代替了王稼祥的職務。
在王稼祥離任前，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季米特洛夫，專門接見了他，就中國問題作了重要指示。季米特洛夫說：
“執委會認為，中國黨的領導人毛澤東同誌是一位久經考驗的馬克思主義者。中國黨目前應該堅持與國民黨既合作又鬥爭的原則，但一定要警惕不能重蹈第一次國共合作的覆轍。”然後語重心長地說道：
“你應該告訴中國黨的全體黨員，應支持毛澤東同誌為黨的領導人，他是一位在中國革命實際鬥爭中鍛煉出來的領袖。也應該告訴王明同誌，不要再爭吵了！”
“我一定把您的指示傳達到。”王稼祥高興地說道。王稼祥深知季米特洛夫這段話的含義，這意味著，共產國際支持中國黨的革命路線，毛澤東也開始贏得了國際的信任和支持，這對中國黨和革命是具有重大意義的，王稼祥知道單憑季米特洛夫的最後一句話，王明就完了。
1937年11月，王稼祥回到延安，立即把共產國際的指示向毛澤東和政治局其他同誌作了匯報。政治局決定立即召開六屆六中全會，由王稼祥在全會上再傳達共產國際的指示。
當時人在武漢的王明，接到中央通知，要他回延安參加六中全會，他預感到王稼祥帶來的指示可能對他不利，心生一計，給中央發了一份電報，竟提出要“全體中央委員都去武漢舉行全會”。遭到毛澤東的嚴詞拒絕。爾後，王明又給王稼祥發了一封電報，要他速去武漢，與他先行商談傳達國際指示的問題。
王稼祥看穿了王明的鬼把戲，一麵報告毛澤東，一麵以全會秘書長的身份發電通知王明速回延安，否則一切後果自負。
王明看著電報大罵道：“這個書呆子竟被那個土包子給拉攏走了。”
9月29日，六中全會如期舉行，會上王稼祥再次傳達了共產國際的指示，維護了以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的統一領導和正確路線，當王稼祥重複季米特洛夫最後一段原話——“要告訴中國黨的全體黨員，應該支持毛澤東同誌為黨的領導人，他是一位在中國革命實際鬥爭中鍛煉出來的領袖，也應該告訴王明同誌不要再爭吵了！”這時全場響起了經久不息的掌聲。人民領袖毛澤東得到了共產國際的承認和讚揚！
王稼祥的傳達，對於一直企圖奪權的王明是個重大的打擊，對於進一步鞏固毛澤東的領導地位則起了重大的作用。這是王稼祥繼遵義會議以後又一次在關鍵時刻起的關鍵作用。
毛澤東曾一再肯定王稼祥在六中全會中的作用。“中國黨曆史上有兩個重要關鍵的會議，一次是三五年一月的遵義會議，一次是三八年的六中全會。”“六中全會是決定中國命運的。……如果沒有共產國際的指示，六中全會還是很難解決問題的。共產國際指示就是王稼祥同誌從蘇聯養病回國帶回來的，由王稼祥同誌傳達的。”
4.提出“毛澤東思想”第一人
1934年春天的一個傍晚，王稼祥同他的妻子朱仲麗在王家坪棗園的樹林中散步。望著窯洞內閃亮的燈光，先是一盞兩盞，繼而三盞五盞，最後是萬家燈火。王稼祥感慨地說道：
“我們黨從幾十個人的共產主義小組，發展到今天，不僅有了強大的人民軍隊，還有自己鞏固的根據地。變化太大了，真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啊！”
朱仲麗也興奮地說：“這些年來我們取得了一個又一個的勝利，看來離抗戰勝利的日子為時不遠了！”
王稼祥說道：“是啊，可勝利是來之不易的，如果我黨沒有一個正確的思想指導，所有的一切都是不可能的。我現在正考慮好好寫篇文章，來紀念黨的生日。”
沒多久，他的文章寫完了，修改後讓警衛員把稿子送給了毛澤東審閱。幾天後朱仲麗發現毛澤東親自來到他們家，與王稼祥討論著那篇稿子，兩人從中午一直談到太陽下山。朱仲麗覺得這肯定又是一篇十分重要的文章了。
1943年7月8日，《解放日報》發表了這篇文章，題為：
《中國共產黨與中國民族解放的道路——紀念共產黨二十二周年與抗戰六周年》
文章在概述了共產黨的成長曆程特別是抗戰以來的正確道路後，指出共產黨的二十二年也是中華民族“尋找、確定和充實中國民族解放的正確道路的曆史。”
接著王稼祥就提出了那個具有偉大曆史意義的全新的理論創見
中國民族解放整個過程中——過去現在與未來一的正確思想就是毛澤東同誌的思想，就是毛澤東同誌在其著作中與實踐中提出的道路。毛澤東思想就是中國的馬克思列寧主義，中國的布爾什維克主義，中國的共產主義。
它是創造的馬克思列寧主義，它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的發展。
文章中特別指出：
毛澤東思想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與中國革命運動實際相結合的結果，是引導中國民族解放與中國共產主義勝利前進的保證。
就是在這篇文章中，王稼祥破天荒地第一次提出了“毛澤東思想”這一全新的科學概念，並對毛澤東思想的形成作了充分的論述，對其偉大意義作了高度的評價。這一理論創見，不僅反映了廣大黨員群眾的共同心願，更適應了形勢和時代的需要。從此以後中國人民就緊緊地團結在毛澤東思想旗幟之下，為中華民族的解放而共同奮鬥。
這是王稼祥對中國共產黨曆史的又一重大貢獻，現在毛澤東思想這一概念已被全國甚至全世界的人們所熟知，但很少有人知道，最早提出它的就是這位隻求奉獻不講回報的“康莫納爾”同誌——王稼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