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與外交部長們

三、“內當家”的常務副外長

　　1955年1月，張聞天告別任大使四載的莫斯科回到北京。2月1日，他正式出任外交部常務副部長兼黨組副書記，協助周恩來主持外交部部務。

　　和張聞天在駐外使館遇到的情況一樣，新中國外交部成立六年以來，雖然在機構上已經初具規模，在工作上也卓有成效，但是其內部規章、工作製度還存在著許多不完善之處。張聞天針對這些情況，在聽取了各方麵情況和認真考慮後，傾注了大量精力著手改進外交部的內部工作製度。

　　外交部機關每天上午八時開始辦公，學習文件，了解當時新聞，批閱處理電報文件。十點鍾敲響，部領導即召開碰頭會，交流、研究和處理當前的重要業務，落實中央的指示或者提出建議報告。這種辦公製度避免了公文旅行，極大地提高了決策和工作的效率。這便是張聞天著手創建的外交部每日辦公會議製度，一直沿襲到現在。除此之外，張聞天還建立了部內向駐外使館的定期通報以及請示匯報製度、對外宣傳工作會議製度以及調研工作製度等等。張聞天對外交部內部工作製度的改進，有力地提高了部機關領導水平、規範化程度和工作效率。

　　經過對外交部建部以來工作的回顧和總結，張聞天認為，雖然我國的外交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績，但外交部的業務水平同形勢發展和工作需要還有不少的差距。張聞天說，我們的工作隻能說大體上完成了任務，也就是說工作的主動性不夠，工作質量也還不高。因此，張聞天在1955年4月提出：“努力提高業務水平。”

　　為了提高業務水平，張聞天突出強調要加強調查研究工作，指出外交部的工作必須克服“領導者和調研工作脫節”，“調研工作與當前工作脫節”這兩個問題。張聞天把部內的調研工作分成三種形式：一是外事調研，即對各國情況與國際形勢的係統研究；二是臨時通報，即當前動向和臨時問題的研究；三是業務研究，即對領事、禮賓、條約、法律等專業問題的研究。對駐外使館，張聞天強調要“以當前動向為主，以駐在國為主”。對各地區司，“要加強研究時局動向，及時提出看法和對策”，“動向研究不僅限於研究某些個別具體事件，還要研究地區性全球性形勢及其發展趨向”。對各專業司，“要加強研究各種專門業務，總結經驗，使之係統化、條理化”，要“搞出一個章法來”。

　　張聞天尤其強調各級領導幹部要擠時間研究問題，既要考慮當前問題，又要研究重大的趨勢問題。張聞天要求各個司成立專門的研究組，並將外交部政策委員會改組成研究室，協調各單位的研究工作。他還專門倡議創辦了《外事研究》、《業務研究》兩份刊物，以促進調研工作的開展。在張聞天的組織、督促和推動下，外交部的調研工作蔚然成風，不僅有力地提高了業務水平，而且為中央的對外決策提供了大量的參考。調研工作成為外交部日常最重要的工作之一。

　　譯聞天對我國的外交工作充滿了信心，他指出：“國際形勢在發展，我國的外交戰線在擴大，同我國交往的國家日益增多，許多未建交的國家終究要同我們建交，聯合國終究要讓我們進去，就連美國也不得不同我們來往。”從這種長遠的戰略上考慮，張聞天認為必須加強外交戰線的基礎建設。首先，他提出要建立四個專業機構，即一所學校，一個研究所，一個出版社和一座圖書館。張聞天為這項宏大的基礎工程傾注了大量的心血。

　　1955年6月，張聞天提出以中國人民大學外交係為基礎，創辦一所外交學院。這項建議得到了周恩來的大力支持。張聞天親自主持籌建，親自過問幹部教師調配，校址選擇、教材編寫等工作。9月，學院終於落成。張聞天在這所學校創辦之初的頭兩年一直是它的直接領導，給予了大量的關心和支持。

　　張聞天認為，外交工作除了對當前的政策的研究外，還必須有對一些中長期的、全局性的和戰略性的問題的研究，而這一研究需要一所專門的研究機構。1956年11月，國際關係研究所正式成立。張聞天又是親自主持了該所的各項籌備工作。他親自點將，要當時任南開大學校長的孟用潛出任該所的所長，還親自倡導創辦了《國際問題研究》雜誌。四十年來國際關係研究所（後改名為中國的國際問題研究所），在這領域發揮了重大的作用。

　　1957年1月，原附設在人民出版社內的世界知識出版社獨立了出來，擴大了業務範圍，從而成為相當長一段時間裏中國出版國際問題圖書的專業出版社。張聞天建立一個專業出版社的願望也得到了實現。世界知識出版社是我國著名的新聞出版界前輩胡愈之先生在30年代創辦的，久負盛名，將其獨立出來真是讓張聞天欣喜不已。張聞天對“世知”的關心是十分細致的，當時有人建議讓《世界知識》雜誌轉為內部刊物，張聞天聞訊後立即找有關機構，主張應當讓這份創辦於1934年的老牌刊物繼續公開發行。《世界知識》雜誌在中國影響了一代又一代讀者，它在傳播國際知識、宣傳天下大事方麵的功績是不可磨滅的。

　　在張聞天提出的四項基礎工程中，隻有建議國際問題專業圖書館一項由於條件所限未能實現。但是張聞天還是親自察看了外交係統的各種圖書資料，了解掌握了全國各地的相關藏書以及檔案的存放情況，並且指示把國際關係研究所的圖書館先辦起來辦好。

　　有人說，張聞天的工作和生活作風既有德國式的準確，又有美國式的靈活。他通常不熬夜，早上總是起得早，不抽煙也不喝酒，沒有什麽癖好。除了周末有時去跳舞外，唯一稱得上愛好的就是散步。早晨起床後他總要在院子裏轉轉，下班後他也喜歡在黃昏中走一走。張聞天還喜歡找同誌一道散步，邊走邊談，既自由又能深入。有一段時間張聞天還經常邀請同誌在星期天一道出去散步，去中山公園、天壇公園走走，看看，聊一聊，這也是他了解情況的一種方式。工作中注意調查研究，這是張聞天一貫的工作作風。巡視駐外使館，這是張聞天用以調查和指導工作的一個極富特色的工作形式，早在1951年，張聞天就曾經受委托巡視我國駐東歐各國使館。就任外交部常務副部長後，張聞天繼續堅持這種工作。1957年—3月至7月，張聞天巡回視察了印度、巴基斯坦、印尼、緬甸四國使館和印度孟買、印尼雅加達兩個領館。1958年7月，張聞天在布拉格召開了駐歐洲、埃及等16國使節會議，這是我國首次在國外召開這樣的會議。當時與我國建交的國家總共有26個，這次會議可以稱得上是一次盛會。會議前後張聞天又對波蘭、匈牙利、民德、瑞典和蘇聯使館作了視察。

　　張聞天對國際問題的研究並不隻是局限在外交部及其研究機構的範圍裏。1958年，他組織國內各大專院校，科研機構對戰爭與和平以及國際法基本理論問題進行了係統研討。1958年11月至1959年5月，外交部、北大、人大、政法學院的周鯁生、王鐵崖等一大批專家在張聞天的組織下對西方和蘇聯的國際法理論、建立中國國際法體係等問題進行了廣泛細致的研究和討論。每次開會，張聞天都發言，談自己的看法和觀點，並且寫下了《關於國際法理論和教學的一些意見》等論文。

　　出任外交部常務副部長幾年中，張聞天參加重大外交活動並不多，當時周恩來親自領導外交工作，1958年陳毅出任外交部長。作為外交部的第一副手，張聞天主要是主持部內的日常工作，是外交部的“內當家”。但是張聞天這個“內當家”在促進外交工作規範化、製度化，在推進外交基礎設施建設方麵做出了傑出的貢獻。在實際工作中，他注重調查和研究，在國際關係和外交思想理論方麵也有十分重要的貢獻。

　　張聞天在五十年代中期的國際國內政治環境中鮮明地論述道：“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國際形勢發生了新的根本變化”，“戰爭不再是不可避免的了”。張聞天指出：“現在，和平的力量已經超過了戰爭的力量。帝國主義發動一次新的大戰已經更加困難了”。他認為帝國主義國家在“中間地帶”的擴張，製造局部戰爭的可能是存在的，但是發動世界大戰的可能是很小的了。張聞天始終認為，戰後世界的社會主義革命形勢並不成熟，因而戰爭與和平問題是占首位的，而戰爭與和平，張聞天明確地說：其可能性不是“一半一半、半斤八兩。二者的比例應該是三七開、二八開，最少也是四六開”，“總之，看起來爭取十年的和平的可能性很大。如果十年打不起來，以後就更不易打起來了。”

　　相互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幹涉內政、平等互利和平共處這五項原則是新中國外交所倡導一項根本原則，也是中國外交對世界的一項重要貢獻。周恩來是這一著名原則的首倡者和實踐者，而張聞天在理論方麵作了突出的貢獻。張聞天在1956年3月就提出：“和平共處的五項原則，不僅適用於世界上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兩個不同體係的國家之間，而且也適用於同一個體係的國家之間”，“我們堅持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基礎上同世界上所有國家建立和發展關係。”張聞天的這一論述在理論上大大深化和發展了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內容與精神。

　　張聞天對國際問題與外交的理論研究涉及相當廣泛的各個方麵，先後作出了許多卓有見地的理論貢獻。張聞天在論述民族解放運動問題時，強調要尊重各國的曆史條件和客觀現實，反複強調“革命決不能輸出”。張聞天認為外交是一國內政的延續，“我們在外交上的一切活動，都為了一個目的，這就是為我國保證一個良好的國際環境，以利於我國人民的社會主義建設”。為此目的，張聞天主張要團結國際上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建立廣泛的“國際和平統一戰線”。此外，張聞天還對我國外交工作的工作風格、工作方針進行了大量的論述，認為要“立場明確、旗幟鮮明、說理透徹”，“合乎實際的謙虛和深刻的自信相結合”，原則性與“力求靈活、爭取主動”相結合，還要“樸素大方，既不寒酸，也不豪華”，主張“勤儉辦外交”。

　　張聞天在外交與國際關係上的論述極富時代預見性和現實針對性，在今天讀來，他的許多觀點和預見一一被曆史的經驗與教訓所證實。他在五六十年代環境下提出的許多看法，對今天的中國外交工作仍有指導作用。

　　§§第三章 周恩來與王稼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