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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未到任的首任駐聯合國大使
翻開中共黨史，張聞天是一個令後人既感到熟悉，又感覺陌生的名字。
從一個才華初露的“少年文學家”到黨的“總負責人”，從外交部常務副部長到“裏通外國”、“反黨集團頭目”，張聞天的一生曆經坎坷和磨難。
但是他始終保持著對革命的忠貞，對黨的忠誠，對工作的認真，對科學和真理的執著，絲毫不計較個人的名義地位、利害得失。在長征和遵義會議前後，他作為黨的最高領導人，堅決支持和維護了毛澤東的地位和主張。在延安時期，他主動推舉毛澤東為中央總書記，確立起毛澤東在黨內的領袖地位。在建國後的外交戰線上，他以外交部常務副部長身份配合周恩來開創外交大業。
我們要敘述的，就是這位學者型領袖在外交戰線與周恩來攜手共進，開創新中國外交事業的故事。
1950年1月19日，共和國剛剛誕生三個月，正在東北解放區工作的張聞天，從播音員純正的聲音中聽到了這樣一條消息：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決定派遣張聞天同誌出任中華人民共和國出席聯合國會議、以及參加聯合國工作包括安全理事會會議及其工作的代表團的首席代表。張聞天頓時感到十分意外，一時竟愕然不知所措。
第二天，《人民日報》刊登了外交部部長周恩來為任命張聞天為出任聯合國首席代表致聯合國的照會以及張聞天的簡曆。這消息來得這般突然和意外，張聞天事先竟一無所知，毫無思想準備。原來這是為了適應新中國同外交鬥爭的需要而作出的緊急決定。事情是這樣的：
1950年1月5日，美國總統杜魯門發表了一項聲明，明確表示美國無意保護退踞台灣的國民黨殘餘力量。
蘇聯外交部迅速抓住了這個信息，1月7日清晨，蘇聯外長維辛斯基緊急約見當時正在莫斯科訪問的毛澤東。蘇聯方麵建議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給聯合國安理會去一個聲明，否認前國民政府代表蔣廷黻作為中國代表的合法地位；在中國發出這項聲明後，蘇聯將采取一個配合行動，如果蔣廷黻繼續留在安理會，蘇聯就以拒絕出席安理會作為威脅。毛澤東當即表示同意。
中國是聯合國的創始會員國，又是安理會的常任理事國。1949年9月30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已經作出決議，否認國民黨集團出席聯合國的合法性，周恩來也已經代表外交部致電聯合國，要求取消所謂“中國國民政府”繼續代表中國的一切權利。
1月8日，周恩來應蘇聯的建議致電聯合國安理會：“中國國民黨反動殘餘集團的代表留在安全理事會是非法的，並主張將其從安全理事會開除出去。”
周恩來的聲明在安理會引起了喧然大波，蘇聯與美英法集團進行了緊張的外交鬥爭。為了爭取主動，毛澤東於1月13日決定致電聯合國，要求派遣我方代表出席聯合國。毛澤東電告劉少奇，迅速挑選組織出席聯合國的代表團。
劉少奇考慮後提名章漢夫為首席代表。毛澤東與周恩來商量了一下，認為章漢夫在資望方麵還不夠，可以做副手，首席代表由張聞天來擔任比較合適。這樣，毛澤東於1月18日下午五時電告劉少奇他們的決定，並囑咐在次日就公開發表。毛澤東還特意囑咐劉少奇：這次決定“惟未事先征得洛甫本人同意。請你於發表之同時去一電洛甫，說明同時間之關係不及征求他同意，請他諒解。”
這便是開端那條意外消息的來源。其實張聞天對國際問題素來十分關心，而且做過很多研究。早在1923年2月，張聞天遊學美國的時期，他就對國際問題進行過專門的研究，並且發表了長篇論文《賠款與戰債》，對一次大戰後的國際經濟政治進行了細致的分析。在蘇聯留學期間，他是中山大學《國際一周》編委會主席。在長期擔任黨的理論宣傳教育工作期間，張聞天時刻都不放鬆對形勢的觀察。在延安期間他親自創辦了用外文印發的《中國通訊》。1944年他主持中央政治材料室主編《參考資料》後，張聞天更是大量研究和撰寫了美國對華戰略、美英遠東戰略、國際貨幣金融會議以及關於頓巴敦橡樹林會議的一係列論文。即使在東北從事地方工作期間，張聞天也還堅持做係統的國際問題大事記。
早在1945年聯合國製憲會議在舊金山召開的時候，黨中央就曾經考慮派張聞天參加中國代表團，後來因為中共七大召開，便改派了董必武。所以這次挑選出席聯合國首席代表，毛澤東和周恩來立即就想到了張聞天，也是十分自然的。
1月20日《人民日報》上刊出了張聞天的簡曆：現任中共中央委員，中央政治局委員，“於1925年參加中國共產黨。1931年以後，參加黨中央領導機關的工作。在1934年秋到1935年冬中共中央領導中國人民革命軍隊舉行著名的兩萬五千裏長征時，張聞天是這一長征的領導組織中的一員”。
2月13日，張聞天告別了遼東省的地方工作同誌，登上了進京的列車，從此開始了他十年外交的生涯。在列車穿行關外大平原的途中張聞天對同行的何方同誌說：“我們過去搞地方工作的那一套用不上了，今後要研究國際問題和外交政策，不然就沒法完成新的任務。”他又鼓勵說：“國際問題也沒什麽了不起，隻要有決心，肯學習，抓住不放，也一定能夠鑽進去。”
2月14日，張聞天抵達北京。春節後不久，中央從各地選調的幹部先後到達，中華人民共和國駐聯合國代表團正式成立。張聞天出任團長，副團長李一氓，主要幹部有冀朝鼎，孟用潛、耿飆，秘書長劉貫一以及專員劉彬、陳忠經、錢三強、王鐵崖、陳叔亮、鄭森禹等。張聞天立刻組織代表團學習和研究外交業務與國際形勢，隨時為前往聯合國做準備。張聞天親自跑書店，上圖書館，搜集相關的資料書籍。代表團所在的東城南小街趙堂子胡同2號一時間成了一個生氣勃勃的研究機構。
就在張聞天在國內積極做準備工作的同時，一場關於中國代表權的鬥爭正在聯合國安理會內激烈地展開。1月12日，台灣國民黨代表蔣廷黻被迫辭去安理會主席位置。13日，安理會表決蘇聯的提案，由於同意美國意見的國家占多數，提案遭否決，蘇聯代表宣布，隻要國民黨集團一天未從安理會開除出去，蘇聯代表團將一天不出席安理會，隨即退席。
為響應蘇聯的行動，波蘭、捷克等國代表也退出了聯合國安理會、經社理事會等一係列機構。4月22日，聯合國秘書長賴伊被迫前往歐洲和蘇聯就中國代表權問題進行“斡旋”。5月18日，賴伊在莫斯科約見了中國大使王稼祥。
1950年6月25日，朝鮮戰爭爆發；27日，美國第七艦隊開赴台灣海峽；國際局勢發生了巨大的變化。7月7日，美國操縱聯合國安理會，在蘇聯缺席的情況下通過一項決議，派遣由美國指揮的“聯合國軍”介入朝鮮內戰。8月，為了扭轉美國操縱安理會的被動局麵，蘇聯結束了缺席抵製行動，重返安理會。
客觀形勢的發展已經表明，中華人民共和國重返聯合國的計劃在短時間內已經很難實現了。但是新中國仍設法利用聯合國這個講台開展外交鬥爭。1950年8月24日，周恩來向聯合國提出抗議美國軍隊侵占台灣。在蘇聯的努力下該項提案被列入了聯大議程。9月，安理會又同意邀請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出席聯大關於該議案的討論。新中國十分重視這次來之不易的在聯合國講台發言的機會，張聞天親自主持起草了發言稿。11月28日，伍修權作為新中國特派代表站在了紐約成功湖畔聯合國安理會的議事大廳裏，他的發言用大量的事實控訴了美國對我國領土的侵略，明確指出：“台灣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美國政府的武裝力量侵占了台灣，這就構成了美國政府對中國公開直接的武裝侵略行為。”伍修權在聯合國的發言使全世界第一次聽到了新中國的聲音，頓時引起廣泛的矚目。
張聞天在國內一麵積極組織代表團的學習和準備工作，一麵又參與了大量外交決策的研究和討論。他組織編寫了《美國侵略台灣的真相》（發表於蘇聯《真理報》），《中外知識手冊》等一係列文篇，還親自撰寫了1950年12月21日《人民日報》社論《美帝國主義在亞洲的敗北》一文。
鑒於客觀的國際環境，中國顯然很難在短期內重返聯合國，1951年2月，預備派駐聯合國的代表團宣布解散。周恩來征求張聞天的意見，中央準備設立一個國際活動指導委員會，張聞天可以去這個機構，或者去駐蘇使館接替已經旅蘇一年多的王稼祥大使。張聞天選擇了後者，因為他認為既然走上外交戰線，就應該到第一線去參加實踐。這也正合中央的意圖，當時王稼祥因為生病已經不能續任，而駐蘇大使這個崗位是十分重要的。
這樣，由於曆史的“意外”，張聞天就成了新中國未能赴任的“首位”駐聯合國代表。這一“意外”讓中國與聯合國整整絕緣了二十年，而張聞天外交生涯的起點也就從紐約變成了莫斯科。
從一個才華初露的“少年文學家”到黨的“總負責人”，從外交部常務副部長到“裏通外國”、“反黨集團頭目”，張聞天的一生曆經坎坷和磨難。
但是他始終保持著對革命的忠貞，對黨的忠誠，對工作的認真，對科學和真理的執著，絲毫不計較個人的名義地位、利害得失。在長征和遵義會議前後，他作為黨的最高領導人，堅決支持和維護了毛澤東的地位和主張。在延安時期，他主動推舉毛澤東為中央總書記，確立起毛澤東在黨內的領袖地位。在建國後的外交戰線上，他以外交部常務副部長身份配合周恩來開創外交大業。
我們要敘述的，就是這位學者型領袖在外交戰線與周恩來攜手共進，開創新中國外交事業的故事。
1950年1月19日，共和國剛剛誕生三個月，正在東北解放區工作的張聞天，從播音員純正的聲音中聽到了這樣一條消息：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決定派遣張聞天同誌出任中華人民共和國出席聯合國會議、以及參加聯合國工作包括安全理事會會議及其工作的代表團的首席代表。張聞天頓時感到十分意外，一時竟愕然不知所措。
第二天，《人民日報》刊登了外交部部長周恩來為任命張聞天為出任聯合國首席代表致聯合國的照會以及張聞天的簡曆。這消息來得這般突然和意外，張聞天事先竟一無所知，毫無思想準備。原來這是為了適應新中國同外交鬥爭的需要而作出的緊急決定。事情是這樣的：
1950年1月5日，美國總統杜魯門發表了一項聲明，明確表示美國無意保護退踞台灣的國民黨殘餘力量。
蘇聯外交部迅速抓住了這個信息，1月7日清晨，蘇聯外長維辛斯基緊急約見當時正在莫斯科訪問的毛澤東。蘇聯方麵建議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給聯合國安理會去一個聲明，否認前國民政府代表蔣廷黻作為中國代表的合法地位；在中國發出這項聲明後，蘇聯將采取一個配合行動，如果蔣廷黻繼續留在安理會，蘇聯就以拒絕出席安理會作為威脅。毛澤東當即表示同意。
中國是聯合國的創始會員國，又是安理會的常任理事國。1949年9月30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已經作出決議，否認國民黨集團出席聯合國的合法性，周恩來也已經代表外交部致電聯合國，要求取消所謂“中國國民政府”繼續代表中國的一切權利。
1月8日，周恩來應蘇聯的建議致電聯合國安理會：“中國國民黨反動殘餘集團的代表留在安全理事會是非法的，並主張將其從安全理事會開除出去。”
周恩來的聲明在安理會引起了喧然大波，蘇聯與美英法集團進行了緊張的外交鬥爭。為了爭取主動，毛澤東於1月13日決定致電聯合國，要求派遣我方代表出席聯合國。毛澤東電告劉少奇，迅速挑選組織出席聯合國的代表團。
劉少奇考慮後提名章漢夫為首席代表。毛澤東與周恩來商量了一下，認為章漢夫在資望方麵還不夠，可以做副手，首席代表由張聞天來擔任比較合適。這樣，毛澤東於1月18日下午五時電告劉少奇他們的決定，並囑咐在次日就公開發表。毛澤東還特意囑咐劉少奇：這次決定“惟未事先征得洛甫本人同意。請你於發表之同時去一電洛甫，說明同時間之關係不及征求他同意，請他諒解。”
這便是開端那條意外消息的來源。其實張聞天對國際問題素來十分關心，而且做過很多研究。早在1923年2月，張聞天遊學美國的時期，他就對國際問題進行過專門的研究，並且發表了長篇論文《賠款與戰債》，對一次大戰後的國際經濟政治進行了細致的分析。在蘇聯留學期間，他是中山大學《國際一周》編委會主席。在長期擔任黨的理論宣傳教育工作期間，張聞天時刻都不放鬆對形勢的觀察。在延安期間他親自創辦了用外文印發的《中國通訊》。1944年他主持中央政治材料室主編《參考資料》後，張聞天更是大量研究和撰寫了美國對華戰略、美英遠東戰略、國際貨幣金融會議以及關於頓巴敦橡樹林會議的一係列論文。即使在東北從事地方工作期間，張聞天也還堅持做係統的國際問題大事記。
早在1945年聯合國製憲會議在舊金山召開的時候，黨中央就曾經考慮派張聞天參加中國代表團，後來因為中共七大召開，便改派了董必武。所以這次挑選出席聯合國首席代表，毛澤東和周恩來立即就想到了張聞天，也是十分自然的。
1月20日《人民日報》上刊出了張聞天的簡曆：現任中共中央委員，中央政治局委員，“於1925年參加中國共產黨。1931年以後，參加黨中央領導機關的工作。在1934年秋到1935年冬中共中央領導中國人民革命軍隊舉行著名的兩萬五千裏長征時，張聞天是這一長征的領導組織中的一員”。
2月13日，張聞天告別了遼東省的地方工作同誌，登上了進京的列車，從此開始了他十年外交的生涯。在列車穿行關外大平原的途中張聞天對同行的何方同誌說：“我們過去搞地方工作的那一套用不上了，今後要研究國際問題和外交政策，不然就沒法完成新的任務。”他又鼓勵說：“國際問題也沒什麽了不起，隻要有決心，肯學習，抓住不放，也一定能夠鑽進去。”
2月14日，張聞天抵達北京。春節後不久，中央從各地選調的幹部先後到達，中華人民共和國駐聯合國代表團正式成立。張聞天出任團長，副團長李一氓，主要幹部有冀朝鼎，孟用潛、耿飆，秘書長劉貫一以及專員劉彬、陳忠經、錢三強、王鐵崖、陳叔亮、鄭森禹等。張聞天立刻組織代表團學習和研究外交業務與國際形勢，隨時為前往聯合國做準備。張聞天親自跑書店，上圖書館，搜集相關的資料書籍。代表團所在的東城南小街趙堂子胡同2號一時間成了一個生氣勃勃的研究機構。
就在張聞天在國內積極做準備工作的同時，一場關於中國代表權的鬥爭正在聯合國安理會內激烈地展開。1月12日，台灣國民黨代表蔣廷黻被迫辭去安理會主席位置。13日，安理會表決蘇聯的提案，由於同意美國意見的國家占多數，提案遭否決，蘇聯代表宣布，隻要國民黨集團一天未從安理會開除出去，蘇聯代表團將一天不出席安理會，隨即退席。
為響應蘇聯的行動，波蘭、捷克等國代表也退出了聯合國安理會、經社理事會等一係列機構。4月22日，聯合國秘書長賴伊被迫前往歐洲和蘇聯就中國代表權問題進行“斡旋”。5月18日，賴伊在莫斯科約見了中國大使王稼祥。
1950年6月25日，朝鮮戰爭爆發；27日，美國第七艦隊開赴台灣海峽；國際局勢發生了巨大的變化。7月7日，美國操縱聯合國安理會，在蘇聯缺席的情況下通過一項決議，派遣由美國指揮的“聯合國軍”介入朝鮮內戰。8月，為了扭轉美國操縱安理會的被動局麵，蘇聯結束了缺席抵製行動，重返安理會。
客觀形勢的發展已經表明，中華人民共和國重返聯合國的計劃在短時間內已經很難實現了。但是新中國仍設法利用聯合國這個講台開展外交鬥爭。1950年8月24日，周恩來向聯合國提出抗議美國軍隊侵占台灣。在蘇聯的努力下該項提案被列入了聯大議程。9月，安理會又同意邀請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出席聯大關於該議案的討論。新中國十分重視這次來之不易的在聯合國講台發言的機會，張聞天親自主持起草了發言稿。11月28日，伍修權作為新中國特派代表站在了紐約成功湖畔聯合國安理會的議事大廳裏，他的發言用大量的事實控訴了美國對我國領土的侵略，明確指出：“台灣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美國政府的武裝力量侵占了台灣，這就構成了美國政府對中國公開直接的武裝侵略行為。”伍修權在聯合國的發言使全世界第一次聽到了新中國的聲音，頓時引起廣泛的矚目。
張聞天在國內一麵積極組織代表團的學習和準備工作，一麵又參與了大量外交決策的研究和討論。他組織編寫了《美國侵略台灣的真相》（發表於蘇聯《真理報》），《中外知識手冊》等一係列文篇，還親自撰寫了1950年12月21日《人民日報》社論《美帝國主義在亞洲的敗北》一文。
鑒於客觀的國際環境，中國顯然很難在短期內重返聯合國，1951年2月，預備派駐聯合國的代表團宣布解散。周恩來征求張聞天的意見，中央準備設立一個國際活動指導委員會，張聞天可以去這個機構，或者去駐蘇使館接替已經旅蘇一年多的王稼祥大使。張聞天選擇了後者，因為他認為既然走上外交戰線，就應該到第一線去參加實踐。這也正合中央的意圖，當時王稼祥因為生病已經不能續任，而駐蘇大使這個崗位是十分重要的。
這樣，由於曆史的“意外”，張聞天就成了新中國未能赴任的“首位”駐聯合國代表。這一“意外”讓中國與聯合國整整絕緣了二十年，而張聞天外交生涯的起點也就從紐約變成了莫斯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