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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患難與共
1.外交部的造反派
“出了什麽事，這麽緊急？”陳毅問。
“我也不清楚。莫非北國邊境發生戰事？”劉少奇答。
這是1966年4月的一個中午，陳毅同劉少奇在昆明“震莊別墅”的花園裏散步。他們剛剛結束了對巴基斯坦、阿富汗、緬甸三國的友好訪問，上午便乘飛機回到昆明，不料一下飛機，中央就發來急電：速至杭州開會。出了什麽重大的事，這麽緊迫？他們在登機前談論著，猜測著。
一個是國家主席、黨中央第一副主席，一個是副總理兼外交部長、中央政治局委員，然而他們都對將要發生的事一無所知，這怎能不令人擔憂、驚奇？當他們行色匆匆至杭州城時，方知等待他們的是一場什麽樣的政治風暴——毛澤東親自發動和領導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由此發端了。
從此，陳毅隨同我們整個黨、整個國家被卷入了一場空前的大動亂、大劫難；從此我們新中國的大地上烏雲蔽日、萬馬齊喑。所幸的是，當我們追隨這位元帥外交家的步履走完他人生最後的旅途時，我們看到它雖艱難，卻絕不晦暗。
隨著“懷疑一切”、“打倒一切”和“奪權”、“造反”的風暴衝擊，陳毅的處境一天比一天險惡。開始，他還能以外交部長的身份接見少數的外賓，還能以中央領導的名義向“紅衛兵”講話，可是漸漸地，隨著奸佞的誣陷、挑唆、操縱、逼迫，陳毅一步步被剝奪了領導外交工作的權力。更令他痛心疾首的是，發生了造反派在外交史上聞所未聞的荒唐行為：
駐非洲某國使館的造反派，在公共汽車裏朗讀毛主席語錄，在街上向行人硬塞紅寶書，對拒絕接受的群眾揮拳辱罵，引起眾怒；
駐某國使館造反派更是滑天下之大稽，攔住蒙麵紗的伊斯蘭婦女，宣傳“婦女解放”；鑽進穆斯林的帳篷宣傳無神論，被人嗬斥驅逐；
還有的造反派，接見外賓時根本不懂禮儀，鳩占鵲巢洋相出盡，而正規的大使卻被迫在一旁端茶送水。客人惱道：為何對我如此怠慢？
2.“二月逆流”後陳毅靠邊站
目睹社會動亂，陳毅撫胸疾呼：“多少年艱辛努力，因此一舉，付之東流！此舉餘毒，二十年不淨啊！”他再也不能沉默了，他要爆發。
1967年2月13日，陳毅、聶榮臻、葉劍英等幾位老帥率先在懷仁堂向“四人幫”開了火。陳毅“大放厥詞”：“這樣一個偉大的黨，隻有毛主席、林彪、周總理、康生、陳伯達、江青是幹淨的，承蒙寬大，加上我們五個副總理——就隻有這十一個人是幹淨的？如果隻有十一個幹淨的，我不願當這個幹淨的！”陳毅拍案而起，大聲說：“把我揪出來示眾好了！我不願當這個幹淨！”
這是陳毅毅然決然地為自己選擇的道路，他沿著這條路走到底，至死也沒有，絲後悔。這次由老帥們發起的攻擊最後被誣蔑為“二月逆流”。此後，陳毅的名字從報紙上逐漸消失了。不再讓他接見外賓，也不再讓他批閱外交文件，允許他做的惟一的事，就是“接受批判”、“低頭認罪”。
本來，陳毅是不至於失去這一切的。他自己也深知：隻要我不吭氣，住在中南海是不成問題的。然而，他是黨員，是人民之子，這個時刻，他怎能不挺身而出、仗義執言？一個深孚眾望的元帥、外長，雖然從此就要被迫離開自己戰鬥的陣地，但他為自己選擇的命運，決不是悲劇。
重要的外交文件看不到了，每天他便在兩本“參考資料”上花去長長的時間，仔細閱讀每一則電訊、每一條消息、每一段外電評論。越南南方戰場上的“波萊古大捷”，令他撫掌稱快；美國總統約翰遜迫於國內反戰呼聲高漲而引退，使他怡然失笑；而1968年蘇聯出兵捷克斯洛伐克，又使他蹙額驚歎沉思……是的，沒有什麽力量能使元帥離開自己的陣地，沒有任何打擊能使陳毅與自己終生奉獻的事業分離！
3.周恩來說：“你們要鬥陳毅，除非從我身上踏過去！”
陳毅還欣慰地看到，執掌外交政策的大權始終沒落到野心家手裏，因為有我們的總理在！總理精心操持，力排幹擾，彌補漏洞，盡力維護了黨的外交路線的正確執行。然而，總理的擔子太沉了，他要掌管國民經濟的大局，要竭力保護老幹部不受迫害，還要應付造反派、“四人幫”的明槍暗箭——他畢竟也是血肉之軀呀。每次見到總理，陳毅都注意到，一向精力充沛、神采奕奕的他竟也明顯有了疲倦、憔悴的神色。陳毅忍不住喉頭一陣發緊：“總理，你也要多保重身體。不隻是為自己，是為整個黨，整個國家！”兩位老人的手緊緊握在了一起。
在那些浩劫的歲月裏，總理、陳毅的情誼又經曆了一次最嚴峻的考驗。陳毅再次感受到總理“忍辱負重、顧全大局”的品格，他知道總理是頂梁柱，任何時候，一定要保住總理。而對於這位患難與共的戰友，總理深諳他嫉惡如仇、敢想敢做的性格，所以當風刀霜劍嚴相逼時，總理不惜以自己的身體為盾，保護陳毅。造反派每回批鬥陳毅，總理都要親自參加，並常指示：“陳毅不要講話！”，以免給造反派落下把柄。偶爾總理太忙，實在無法出席大會，也要委托政治局常委李富春出席，並派自己的秘書、衛士長從頭到尾參加會議，以防萬一。
還真有那麽一次差點“萬一”。1967年夏，在“中央文革小組”的慫恿煽動下，北京外語學院造反派組成了揪陳大軍。7月15日下午，按原計劃由外交部開小會。總理有外事活動，便讓秘書、衛士長陪同陳毅前往參加。不料，陳毅等前腳進門，揪陳大軍便後腳趕到。他們放了陳毅轎車車胎的氣，以絕後路，又衝進外交部大樓滿樓搜索，狂吼：“交出陳毅！”情勢十分危急，最後陳毅等躲進了二層保密室的盥洗室，才算躲過此劫。
造反派越來越囂張了，簡直無法無天——總理曾為了叫他們拿下一條“打倒陳毅”的標語，而在烈日下站了一個小時，方才將他們鎮住。這次，總理為保陳毅，隻好讓他住進人民大會堂暫避風頭。後來，當造反派要衝進人民大會堂揪鬥陳毅時，周總理挺身攔住，用少有的激憤決絕的口氣說：“你們除非從我身上踏過去……”
4.病榻連著國際舞台
周恩來曾說：“文化大革命打垮了我。”其實“文化大革命”也打垮陳毅外長等老一輩老革命家。
陳毅靠邊站後，並沒有沉淪。特別是在他發現癌症病魔之後。
陳毅對生命是無限留戀的。當他拄著拐杖，一個人徐吟：“莫道浮雲終蔽日，嚴冬過盡綻春蕾”時；當他高舉酒杯，為林彪集團的覆滅慶賀時；當他與朱總、聶帥等幾位老戰友白首相聚開懷大笑時，他深深感覺到鬥爭生活的美好。然而，當死亡清晰地擺在他麵前時，他不絕望亦不頹廢。想當年，他曾不止一次麵臨死亡的威脅。那次在梅嶺身陷重重包圍時，他還寫下了“此去泉台招舊部，旌旗十萬斬閻羅”的詩句，氣魄何等壯哉！這一次，當他得知去日無多時，他所牽掛和關注的，仍舊是中國和世界的命運。
過去這四年裏，國際政治力量的對比發生了極大的變化。一方麵，美國頻頻失敗退卻；另一方麵，蘇聯步步緊逼擴張。與此同時，第三世界中小國家的力量崛起，中國的影響也日益增加。在這種情況下，如何把好中國外交的舵？
“越南戰爭打下去，美國要走死路，這是規律。”陳毅在1963年就做過這樣的預言。但是五年後，白宮的政治家們才認識到這一點。曠日持久的戰爭使美國泥足深陷，昔日的“金元帝國”麵臨著一場真正的、深刻的危機。從失敗的迷亂中清醒時，白宮的政治家們才認識到：二戰後美國的兩次大敗（先在朝鮮、後在越南）都和中國有關，這並非偶然。
美國還傷心地發現，當它在亞洲戰場舉步維艱時，蘇聯已乘機在世界範圍內大肆擴張。1968年的一個清晨蘇聯終於把坦克開進了布拉格。緊接著，1969年3月，在中蘇邊境的珍寶島，又響起蘇軍入侵的槍聲。我邊防部隊奮起自衛反擊，蘇軍被迫退於國界線後，但此時，他們已沿著長長的國境線，在中國的北邊陳兵百萬。
這時的陳毅，離群索居，忍辱負重，在外交事務中已經沒有發言權了，但他對黨的忠誠、對事業的熱忱卻絲毫未減，他依舊在思考，一係列重大國際事件所提供和隱示的新的可能，新的前景。不久之後，在毛澤東提議召開的“老帥座談會”上，年近古稀的陳毅才思敏捷，披肝瀝膽，在一些極為敏感的戰略問題上直陳己見。
當他聽了關於美國情況的介紹後，他運用老外交家敏銳的判斷力和元帥的戰略眼光深入分析了局勢，他說：“自從尼克鬆總統上台後，美國對外政策發生了一係列微妙變化。我向中央建議：恢複中美大使級會談，打開中美關係的冰凍狀況，在邊境地區局勢緊張的情況下，中國的外交不能無所作為。”
這段話如果放在今天講，似乎平淡無奇。可是在1969年極左狂熱的年代，沒有戰略的眼光，沒有無私的胸懷，沒有氣吞山河的膽量，恐怕連想都不敢想！
幾位外交部的同誌不免為陳毅擔心——幾年“文化大革命”以來，造反派黑白顛倒，誣蔑陳毅“與帝王將相打得火熱”、“與資產階級頭目握手言歡”。現在如果由他提出與美國對話，豈不是打好辮子往人家手裏送嗎？有一位忍不住提醒陳毅：“陳總，難道你還希望1967年二月事件重演嗎？”
陳毅沉思片刻，莊重地說：“我堅持我的看法。必須盡早恢複中美大使級談判，打開中美關係。這個觀點一定要報給毛主席！”為了黨的利益，他早已將個人生死榮辱置之度外了。
同年12月，美國駐波蘭大使奉尼克鬆之命，向中國駐波蘭大使提出恢複中美大使級談判的建議。周總理報告後，毛主席立即批準恢複華沙談判。而此時，陳毅已被“疏散”到石家莊的工廠裏參加勞動了。
“這個世界在變，中國的位置會發生變化。”即使是提著小凳去車間參加“天天讀”時，陳毅心裏也這樣樂觀地想。是的，世界真的在變。當美蘇爭霸爭得不亦樂乎時，第三世界也成為一支不可低估的宏大隊伍。70年代初，它們彼此同情，互相支援，其突出表現之一，就是在聯合國內伸張正義的鬥爭。
陳毅任外長期間，不少朋友勸中國爭取加入聯合國，陳毅說：“我們不進聯合國。美國人掌握了聯合國多數表決機器，否定我們的合法權益，我們當然要鬥爭。”眼看聯合國成為幾個大國的政治交易所，越來越多的國家容忍不下去了。圍繞著恢複中國合法席位的問題，他們在聯合國內展開了一場激烈的鬥爭。
從1950年第5屆聯大到1960年第15屆聯大，美國始終采用“暫不討論”的手段阻撓討論恢複中國席位的提案。到了1961年，美國又耍新招，改用所謂“重要問題”提案必須以三分之二多數票才能通過的手法，又維持了十年。1971年時，美國連三分之一的票數也難以保住了，“流水落花春去也”，季節要變了。
但誰能料到勝利竟來得這樣快呢？
1971年10月25日，從紐約第26屆聯大上傳來了驚人的信息：大會關於中國代表權問題的表決，以76票讚成、35票反對、17票棄權的壓倒多數通過了阿爾巴尼亞和阿爾及利亞等23國的提案，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恢複了！當時會場全亂了，許多人離開了座位，西方代表在交頭接耳，非洲國家代表在過道上跺腳狂歡，有人互相擁抱，有人振臂高呼——這是一個何等振奮人心的勝利，何等值得紀念的時刻啊！
陳毅從電視裏看到了這一幕，雖然他已病入膏肓，癌症全麵擴散的跡象已出現，可他止不住想笑，想大聲說話，想對酒當歌。鮮豔的五星紅旗，終於在聯合國一百三十一麵國旗中迎風飄展，這要感謝誰？要感謝那班“窮朋友”、“小朋友”、“黑朋友”，是他們把中國抬進聯合國的。雅加達的豪雨、非洲的烈日、阿爾及爾海濱的徹夜會談……這一切都沒有白白經曆；總理的辛勞、千百人的努力，這一切都得到了勝利的報償。陳毅怎能不喜慰？怎能不感慨？
“僵臥孤村不自哀，尚思為國戍輪台”。此時此刻，陳毅衰弱疲乏的軀體裏，依舊包藏著一顆熾熱忠誠的心，他一閉上眼睛，鐵馬冰河便悠悠人夢……
5.外交輝煌時刻，總理與外長永別
1971年11月11日，中國代表團團長喬冠華在聯大講壇上，作了第一次發言。聯大歸來後，喬冠華便打電話到醫院，說下午三點要來看望陳毅。這個消息使重病的陳毅激動起來，他要親耳聽聽中國代表團第一次出席聯大的情形，他要親身感受一下中國人揚眉吐氣登上聯大講壇的心情，他簡直無法使自己安靜下來。
下午3時，喬冠華走進病房，陳毅以少有的激情和宏亮的聲音說了一句：“偉大的勝利！”喬冠華緊握著陳毅的手，眼裏淚光閃動，眼前的陳毅多麽蒼白，瘦弱！他必須在最短的時間裏，向陳毅報告一切好消息！他介紹了聯大盛況後又接著說：“在聯合國遇到的國外老朋友都讓我轉達對您的問候。他們都十分想念您，知道您是因為身體而不是其他原因，暫時離開外交工作。好幾位非洲國家的外長，都請您病愈後再去訪問……”
喬冠華又說：“姬鵬飛和我，天天盼著您重回外交部呢！再過幾天，黑格就要帶著先遣組到北京，為尼克鬆總統訪華打前站。在打開中美關係問題上，總理常批評我們思想太保守，要是您在，許多問題就能辦得更好些。”
喬冠華一氣說了一大通，陳毅不由欣慰地笑了，而後他又輕輕搖了搖頭，指著身上接連的輸液管、氧氣管、引流管說：“你看，我已經管道化了。”這句笑話差點使喬冠華掉下淚來，他再次握緊了陳毅枯瘦的手陳總，“大家都說，這個勝利中有您的一份心血！”是的，沒有人會忘記陳毅付出的心血。當陳毅病重的消息傳開後，總理、葉劍英、聶榮臻等幾乎每日都前來探望。一些外國朋友來華訪問，總是想方設法提出這個要求：“請允許我們去探望一下陳元帥吧。”於是，陳毅的病房裏，總是彌漫著一種凝重而不失溫馨的氣息；陳毅的心，總是跟這個世界貼得很近很近。
1972年新年臨近的時候，陳毅生命中最後的階段到來了。
1月2日深夜，陳毅開始神誌不清。他嘴裏不停說著含混不清的四川話，隻有專注細聽，才能斷斷續續聽懂一些句子：“紅軍……毛主席……路線鬥爭，堅持原則……中共中央”陳毅隻字未提自己和家庭。
4日，陳毅體溫略微下降，神誌恢複清醒。他認出守在床邊的妻子和四個孩子。妻子看到他嘴唇無聲地蠕動著，便貼近他唇邊，終於聽清了：“……一直向前……戰勝敵人……”這是陳毅留給妻子兒女惟一的遺言。
6日下午，經醫生搶救，陳毅又一次恢複了自動呼吸，神誌略微清醒，生命細若遊絲。醫院的老院長吳桓興來到他床邊，輕聲問：“陳總，你想聽點什麽嗎？”
陳毅吃力地睜開眼，點了點頭，隻說了三個字：“……貝多芬。”
也不知老院長通過什麽方法弄來了一台舊唱機和一疊唱片。不大的病房裏，《第五交響樂》那震憾人心的音樂響起了。陳毅微閉著雙眼，一動不動地傾聽著，他用自己的全部心靈，感受著樂曲表現的偉大力量。
“我要扼住命運的咽喉，他不能使我完全屈服……啊！能把生命活上幾千次該有多美啊！”生命是美麗的，縱然有凶險迫近，可它依舊百折不撓愈摧愈堅。漸漸地，音樂變得強勁，終於迎來輝煌光明的最後的樂章……
1972年1月6日深夜11點55分，陳毅永遠停止了呼吸和心跳。
哭聲驟然四起。
1月6日的夜，朔風凜冽，大地冰封。當貝多芬的音樂回蕩在陳毅的病房裏時，人民大會堂東大廳裏燈光明亮，一場重要談話正在進行。坐在周總理對麵的，是黑格。他是為尼克鬆總統2月訪華作先遣準備的，此刻他正與周總理進行第二輪會談。
總理望著黑格，雍雅沉靜的目光中透出嚴正：“我不懂，你們為什麽要在公報中使用Viability這樣的字眼呢？”黑格聞言，一時語塞。
原來，在上一輪會談中，總理發現黑格提出的公報草案中有這樣的字句：美國政府關心中國人民的生存能力。“生存能力”一Viability！總理被它所包含的輕侮意味激怒了。為了準確，他讓專家們查遍各類詞匯辭典，後得確認：Viabiliy的詞義是“生存能力”，尤指“胎兒或嬰兒的生存能力”。顯然，中國政府和人民不能接受這個字眼。
所以，總理毫不客氣地說：“你們美國人的觀點有問題。為什麽我們這樣一個獨立主權國家的生存能力，要你們美國政府來關心呢？美國人在世界上就是習慣充當保護人。我要直率地說，這是一種帝國主義觀念的反映。”
黑格臉微紅，解釋道：“我們不是這個意思。”
周總理寸步不讓：“無論如何，我們歡迎尼克鬆總統來中國訪問，但你們不能使用這樣的詞，否則將是對中國尊嚴的侮辱！”
黑格最後表示，將考慮和接受周總理的意見，換掉這個詞。緊張的會談結束了，已過深夜十二點。周總理一走出東大廳，便急切地問等候在此的秘書：“陳總情況怎麽樣了？”
秘書低下頭去，聲音哽咽：“剛來的電話，陳總在11點55分……停止了呼吸……”
周總理沒有再說話，當他一步步有點機械地走出大門時，發現夜色是這樣的黑，這樣的濃。
周總理驅車直往醫院。
周總理一級一級走進地下通道，陳毅的遺體已移至這裏。
陳毅靜靜地躺在風口，身上隻蓋著一層白布床單。
周總理清臒的麵容上，凝聚著難以言表的悲痛。他恭恭敬敬向陳毅的遺體三鞠躬，禮畢徑直走到陳毅床邊，伸手掀起床單的一角，緩緩地摸了摸陳毅的手背，淚水潸然流淌。他又重新為陳毅拉平床單，動作輕緩、小心，床單蓋好後，又往裏掖了掖，仿佛生怕陳毅受涼似的。
他知道：黎明時分，他的老戰友的遺體就要離開這個世界了。
在這個寧靜而寒冷的冬夜，陳毅走完了他壯麗人生的最後旅程，他永遠離去了。再也不能去萊蒙湖畔的講壇上作伸張正義的發言，再也不能去肯尼亞雪山下與黑人朋友共度獨立的節日……他真的就這樣去了。
然而，他的心不會就這樣離去，他不是說過嗎？——“任何人的生命都是一個過程。這一代未完成的使命，交給下一代去做。”現在，他一生為之奮鬥的事業還延續，他一生希望追求的理想也在一步步變為現實。他闔上眼簾安然離去的那一刻，正是周總理堂堂正正地迫使美國人收回那個侮辱性字眼Viability的時候，這是多麽意味深長的偶合，這是貝多芬《命運》樂章裏最動人的一個音符。
周總理一步一步走出了醫院的大門，夜已經很深了，黎明也越來越近了。
外麵冰雪滿天，繁星滿天。
一個低沉深情的聲音響起：“大雪壓青鬆，青鬆挺且直。欲知鬆高潔，待到雪化時。”那是周總理在吟誦陳毅元帥生平最得意的詩。“欲知鬆高潔，待到雪化時”，周總理重複著這一句。
§§第二章 周恩來與張聞天
“出了什麽事，這麽緊急？”陳毅問。
“我也不清楚。莫非北國邊境發生戰事？”劉少奇答。
這是1966年4月的一個中午，陳毅同劉少奇在昆明“震莊別墅”的花園裏散步。他們剛剛結束了對巴基斯坦、阿富汗、緬甸三國的友好訪問，上午便乘飛機回到昆明，不料一下飛機，中央就發來急電：速至杭州開會。出了什麽重大的事，這麽緊迫？他們在登機前談論著，猜測著。
一個是國家主席、黨中央第一副主席，一個是副總理兼外交部長、中央政治局委員，然而他們都對將要發生的事一無所知，這怎能不令人擔憂、驚奇？當他們行色匆匆至杭州城時，方知等待他們的是一場什麽樣的政治風暴——毛澤東親自發動和領導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由此發端了。
從此，陳毅隨同我們整個黨、整個國家被卷入了一場空前的大動亂、大劫難；從此我們新中國的大地上烏雲蔽日、萬馬齊喑。所幸的是，當我們追隨這位元帥外交家的步履走完他人生最後的旅途時，我們看到它雖艱難，卻絕不晦暗。
隨著“懷疑一切”、“打倒一切”和“奪權”、“造反”的風暴衝擊，陳毅的處境一天比一天險惡。開始，他還能以外交部長的身份接見少數的外賓，還能以中央領導的名義向“紅衛兵”講話，可是漸漸地，隨著奸佞的誣陷、挑唆、操縱、逼迫，陳毅一步步被剝奪了領導外交工作的權力。更令他痛心疾首的是，發生了造反派在外交史上聞所未聞的荒唐行為：
駐非洲某國使館的造反派，在公共汽車裏朗讀毛主席語錄，在街上向行人硬塞紅寶書，對拒絕接受的群眾揮拳辱罵，引起眾怒；
駐某國使館造反派更是滑天下之大稽，攔住蒙麵紗的伊斯蘭婦女，宣傳“婦女解放”；鑽進穆斯林的帳篷宣傳無神論，被人嗬斥驅逐；
還有的造反派，接見外賓時根本不懂禮儀，鳩占鵲巢洋相出盡，而正規的大使卻被迫在一旁端茶送水。客人惱道：為何對我如此怠慢？
2.“二月逆流”後陳毅靠邊站
目睹社會動亂，陳毅撫胸疾呼：“多少年艱辛努力，因此一舉，付之東流！此舉餘毒，二十年不淨啊！”他再也不能沉默了，他要爆發。
1967年2月13日，陳毅、聶榮臻、葉劍英等幾位老帥率先在懷仁堂向“四人幫”開了火。陳毅“大放厥詞”：“這樣一個偉大的黨，隻有毛主席、林彪、周總理、康生、陳伯達、江青是幹淨的，承蒙寬大，加上我們五個副總理——就隻有這十一個人是幹淨的？如果隻有十一個幹淨的，我不願當這個幹淨的！”陳毅拍案而起，大聲說：“把我揪出來示眾好了！我不願當這個幹淨！”
這是陳毅毅然決然地為自己選擇的道路，他沿著這條路走到底，至死也沒有，絲後悔。這次由老帥們發起的攻擊最後被誣蔑為“二月逆流”。此後，陳毅的名字從報紙上逐漸消失了。不再讓他接見外賓，也不再讓他批閱外交文件，允許他做的惟一的事，就是“接受批判”、“低頭認罪”。
本來，陳毅是不至於失去這一切的。他自己也深知：隻要我不吭氣，住在中南海是不成問題的。然而，他是黨員，是人民之子，這個時刻，他怎能不挺身而出、仗義執言？一個深孚眾望的元帥、外長，雖然從此就要被迫離開自己戰鬥的陣地，但他為自己選擇的命運，決不是悲劇。
重要的外交文件看不到了，每天他便在兩本“參考資料”上花去長長的時間，仔細閱讀每一則電訊、每一條消息、每一段外電評論。越南南方戰場上的“波萊古大捷”，令他撫掌稱快；美國總統約翰遜迫於國內反戰呼聲高漲而引退，使他怡然失笑；而1968年蘇聯出兵捷克斯洛伐克，又使他蹙額驚歎沉思……是的，沒有什麽力量能使元帥離開自己的陣地，沒有任何打擊能使陳毅與自己終生奉獻的事業分離！
3.周恩來說：“你們要鬥陳毅，除非從我身上踏過去！”
陳毅還欣慰地看到，執掌外交政策的大權始終沒落到野心家手裏，因為有我們的總理在！總理精心操持，力排幹擾，彌補漏洞，盡力維護了黨的外交路線的正確執行。然而，總理的擔子太沉了，他要掌管國民經濟的大局，要竭力保護老幹部不受迫害，還要應付造反派、“四人幫”的明槍暗箭——他畢竟也是血肉之軀呀。每次見到總理，陳毅都注意到，一向精力充沛、神采奕奕的他竟也明顯有了疲倦、憔悴的神色。陳毅忍不住喉頭一陣發緊：“總理，你也要多保重身體。不隻是為自己，是為整個黨，整個國家！”兩位老人的手緊緊握在了一起。
在那些浩劫的歲月裏，總理、陳毅的情誼又經曆了一次最嚴峻的考驗。陳毅再次感受到總理“忍辱負重、顧全大局”的品格，他知道總理是頂梁柱，任何時候，一定要保住總理。而對於這位患難與共的戰友，總理深諳他嫉惡如仇、敢想敢做的性格，所以當風刀霜劍嚴相逼時，總理不惜以自己的身體為盾，保護陳毅。造反派每回批鬥陳毅，總理都要親自參加，並常指示：“陳毅不要講話！”，以免給造反派落下把柄。偶爾總理太忙，實在無法出席大會，也要委托政治局常委李富春出席，並派自己的秘書、衛士長從頭到尾參加會議，以防萬一。
還真有那麽一次差點“萬一”。1967年夏，在“中央文革小組”的慫恿煽動下，北京外語學院造反派組成了揪陳大軍。7月15日下午，按原計劃由外交部開小會。總理有外事活動，便讓秘書、衛士長陪同陳毅前往參加。不料，陳毅等前腳進門，揪陳大軍便後腳趕到。他們放了陳毅轎車車胎的氣，以絕後路，又衝進外交部大樓滿樓搜索，狂吼：“交出陳毅！”情勢十分危急，最後陳毅等躲進了二層保密室的盥洗室，才算躲過此劫。
造反派越來越囂張了，簡直無法無天——總理曾為了叫他們拿下一條“打倒陳毅”的標語，而在烈日下站了一個小時，方才將他們鎮住。這次，總理為保陳毅，隻好讓他住進人民大會堂暫避風頭。後來，當造反派要衝進人民大會堂揪鬥陳毅時，周總理挺身攔住，用少有的激憤決絕的口氣說：“你們除非從我身上踏過去……”
4.病榻連著國際舞台
周恩來曾說：“文化大革命打垮了我。”其實“文化大革命”也打垮陳毅外長等老一輩老革命家。
陳毅靠邊站後，並沒有沉淪。特別是在他發現癌症病魔之後。
陳毅對生命是無限留戀的。當他拄著拐杖，一個人徐吟：“莫道浮雲終蔽日，嚴冬過盡綻春蕾”時；當他高舉酒杯，為林彪集團的覆滅慶賀時；當他與朱總、聶帥等幾位老戰友白首相聚開懷大笑時，他深深感覺到鬥爭生活的美好。然而，當死亡清晰地擺在他麵前時，他不絕望亦不頹廢。想當年，他曾不止一次麵臨死亡的威脅。那次在梅嶺身陷重重包圍時，他還寫下了“此去泉台招舊部，旌旗十萬斬閻羅”的詩句，氣魄何等壯哉！這一次，當他得知去日無多時，他所牽掛和關注的，仍舊是中國和世界的命運。
過去這四年裏，國際政治力量的對比發生了極大的變化。一方麵，美國頻頻失敗退卻；另一方麵，蘇聯步步緊逼擴張。與此同時，第三世界中小國家的力量崛起，中國的影響也日益增加。在這種情況下，如何把好中國外交的舵？
“越南戰爭打下去，美國要走死路，這是規律。”陳毅在1963年就做過這樣的預言。但是五年後，白宮的政治家們才認識到這一點。曠日持久的戰爭使美國泥足深陷，昔日的“金元帝國”麵臨著一場真正的、深刻的危機。從失敗的迷亂中清醒時，白宮的政治家們才認識到：二戰後美國的兩次大敗（先在朝鮮、後在越南）都和中國有關，這並非偶然。
美國還傷心地發現，當它在亞洲戰場舉步維艱時，蘇聯已乘機在世界範圍內大肆擴張。1968年的一個清晨蘇聯終於把坦克開進了布拉格。緊接著，1969年3月，在中蘇邊境的珍寶島，又響起蘇軍入侵的槍聲。我邊防部隊奮起自衛反擊，蘇軍被迫退於國界線後，但此時，他們已沿著長長的國境線，在中國的北邊陳兵百萬。
這時的陳毅，離群索居，忍辱負重，在外交事務中已經沒有發言權了，但他對黨的忠誠、對事業的熱忱卻絲毫未減，他依舊在思考，一係列重大國際事件所提供和隱示的新的可能，新的前景。不久之後，在毛澤東提議召開的“老帥座談會”上，年近古稀的陳毅才思敏捷，披肝瀝膽，在一些極為敏感的戰略問題上直陳己見。
當他聽了關於美國情況的介紹後，他運用老外交家敏銳的判斷力和元帥的戰略眼光深入分析了局勢，他說：“自從尼克鬆總統上台後，美國對外政策發生了一係列微妙變化。我向中央建議：恢複中美大使級會談，打開中美關係的冰凍狀況，在邊境地區局勢緊張的情況下，中國的外交不能無所作為。”
這段話如果放在今天講，似乎平淡無奇。可是在1969年極左狂熱的年代，沒有戰略的眼光，沒有無私的胸懷，沒有氣吞山河的膽量，恐怕連想都不敢想！
幾位外交部的同誌不免為陳毅擔心——幾年“文化大革命”以來，造反派黑白顛倒，誣蔑陳毅“與帝王將相打得火熱”、“與資產階級頭目握手言歡”。現在如果由他提出與美國對話，豈不是打好辮子往人家手裏送嗎？有一位忍不住提醒陳毅：“陳總，難道你還希望1967年二月事件重演嗎？”
陳毅沉思片刻，莊重地說：“我堅持我的看法。必須盡早恢複中美大使級談判，打開中美關係。這個觀點一定要報給毛主席！”為了黨的利益，他早已將個人生死榮辱置之度外了。
同年12月，美國駐波蘭大使奉尼克鬆之命，向中國駐波蘭大使提出恢複中美大使級談判的建議。周總理報告後，毛主席立即批準恢複華沙談判。而此時，陳毅已被“疏散”到石家莊的工廠裏參加勞動了。
“這個世界在變，中國的位置會發生變化。”即使是提著小凳去車間參加“天天讀”時，陳毅心裏也這樣樂觀地想。是的，世界真的在變。當美蘇爭霸爭得不亦樂乎時，第三世界也成為一支不可低估的宏大隊伍。70年代初，它們彼此同情，互相支援，其突出表現之一，就是在聯合國內伸張正義的鬥爭。
陳毅任外長期間，不少朋友勸中國爭取加入聯合國，陳毅說：“我們不進聯合國。美國人掌握了聯合國多數表決機器，否定我們的合法權益，我們當然要鬥爭。”眼看聯合國成為幾個大國的政治交易所，越來越多的國家容忍不下去了。圍繞著恢複中國合法席位的問題，他們在聯合國內展開了一場激烈的鬥爭。
從1950年第5屆聯大到1960年第15屆聯大，美國始終采用“暫不討論”的手段阻撓討論恢複中國席位的提案。到了1961年，美國又耍新招，改用所謂“重要問題”提案必須以三分之二多數票才能通過的手法，又維持了十年。1971年時，美國連三分之一的票數也難以保住了，“流水落花春去也”，季節要變了。
但誰能料到勝利竟來得這樣快呢？
1971年10月25日，從紐約第26屆聯大上傳來了驚人的信息：大會關於中國代表權問題的表決，以76票讚成、35票反對、17票棄權的壓倒多數通過了阿爾巴尼亞和阿爾及利亞等23國的提案，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恢複了！當時會場全亂了，許多人離開了座位，西方代表在交頭接耳，非洲國家代表在過道上跺腳狂歡，有人互相擁抱，有人振臂高呼——這是一個何等振奮人心的勝利，何等值得紀念的時刻啊！
陳毅從電視裏看到了這一幕，雖然他已病入膏肓，癌症全麵擴散的跡象已出現，可他止不住想笑，想大聲說話，想對酒當歌。鮮豔的五星紅旗，終於在聯合國一百三十一麵國旗中迎風飄展，這要感謝誰？要感謝那班“窮朋友”、“小朋友”、“黑朋友”，是他們把中國抬進聯合國的。雅加達的豪雨、非洲的烈日、阿爾及爾海濱的徹夜會談……這一切都沒有白白經曆；總理的辛勞、千百人的努力，這一切都得到了勝利的報償。陳毅怎能不喜慰？怎能不感慨？
“僵臥孤村不自哀，尚思為國戍輪台”。此時此刻，陳毅衰弱疲乏的軀體裏，依舊包藏著一顆熾熱忠誠的心，他一閉上眼睛，鐵馬冰河便悠悠人夢……
5.外交輝煌時刻，總理與外長永別
1971年11月11日，中國代表團團長喬冠華在聯大講壇上，作了第一次發言。聯大歸來後，喬冠華便打電話到醫院，說下午三點要來看望陳毅。這個消息使重病的陳毅激動起來，他要親耳聽聽中國代表團第一次出席聯大的情形，他要親身感受一下中國人揚眉吐氣登上聯大講壇的心情，他簡直無法使自己安靜下來。
下午3時，喬冠華走進病房，陳毅以少有的激情和宏亮的聲音說了一句：“偉大的勝利！”喬冠華緊握著陳毅的手，眼裏淚光閃動，眼前的陳毅多麽蒼白，瘦弱！他必須在最短的時間裏，向陳毅報告一切好消息！他介紹了聯大盛況後又接著說：“在聯合國遇到的國外老朋友都讓我轉達對您的問候。他們都十分想念您，知道您是因為身體而不是其他原因，暫時離開外交工作。好幾位非洲國家的外長，都請您病愈後再去訪問……”
喬冠華又說：“姬鵬飛和我，天天盼著您重回外交部呢！再過幾天，黑格就要帶著先遣組到北京，為尼克鬆總統訪華打前站。在打開中美關係問題上，總理常批評我們思想太保守，要是您在，許多問題就能辦得更好些。”
喬冠華一氣說了一大通，陳毅不由欣慰地笑了，而後他又輕輕搖了搖頭，指著身上接連的輸液管、氧氣管、引流管說：“你看，我已經管道化了。”這句笑話差點使喬冠華掉下淚來，他再次握緊了陳毅枯瘦的手陳總，“大家都說，這個勝利中有您的一份心血！”是的，沒有人會忘記陳毅付出的心血。當陳毅病重的消息傳開後，總理、葉劍英、聶榮臻等幾乎每日都前來探望。一些外國朋友來華訪問，總是想方設法提出這個要求：“請允許我們去探望一下陳元帥吧。”於是，陳毅的病房裏，總是彌漫著一種凝重而不失溫馨的氣息；陳毅的心，總是跟這個世界貼得很近很近。
1972年新年臨近的時候，陳毅生命中最後的階段到來了。
1月2日深夜，陳毅開始神誌不清。他嘴裏不停說著含混不清的四川話，隻有專注細聽，才能斷斷續續聽懂一些句子：“紅軍……毛主席……路線鬥爭，堅持原則……中共中央”陳毅隻字未提自己和家庭。
4日，陳毅體溫略微下降，神誌恢複清醒。他認出守在床邊的妻子和四個孩子。妻子看到他嘴唇無聲地蠕動著，便貼近他唇邊，終於聽清了：“……一直向前……戰勝敵人……”這是陳毅留給妻子兒女惟一的遺言。
6日下午，經醫生搶救，陳毅又一次恢複了自動呼吸，神誌略微清醒，生命細若遊絲。醫院的老院長吳桓興來到他床邊，輕聲問：“陳總，你想聽點什麽嗎？”
陳毅吃力地睜開眼，點了點頭，隻說了三個字：“……貝多芬。”
也不知老院長通過什麽方法弄來了一台舊唱機和一疊唱片。不大的病房裏，《第五交響樂》那震憾人心的音樂響起了。陳毅微閉著雙眼，一動不動地傾聽著，他用自己的全部心靈，感受著樂曲表現的偉大力量。
“我要扼住命運的咽喉，他不能使我完全屈服……啊！能把生命活上幾千次該有多美啊！”生命是美麗的，縱然有凶險迫近，可它依舊百折不撓愈摧愈堅。漸漸地，音樂變得強勁，終於迎來輝煌光明的最後的樂章……
1972年1月6日深夜11點55分，陳毅永遠停止了呼吸和心跳。
哭聲驟然四起。
1月6日的夜，朔風凜冽，大地冰封。當貝多芬的音樂回蕩在陳毅的病房裏時，人民大會堂東大廳裏燈光明亮，一場重要談話正在進行。坐在周總理對麵的，是黑格。他是為尼克鬆總統2月訪華作先遣準備的，此刻他正與周總理進行第二輪會談。
總理望著黑格，雍雅沉靜的目光中透出嚴正：“我不懂，你們為什麽要在公報中使用Viability這樣的字眼呢？”黑格聞言，一時語塞。
原來，在上一輪會談中，總理發現黑格提出的公報草案中有這樣的字句：美國政府關心中國人民的生存能力。“生存能力”一Viability！總理被它所包含的輕侮意味激怒了。為了準確，他讓專家們查遍各類詞匯辭典，後得確認：Viabiliy的詞義是“生存能力”，尤指“胎兒或嬰兒的生存能力”。顯然，中國政府和人民不能接受這個字眼。
所以，總理毫不客氣地說：“你們美國人的觀點有問題。為什麽我們這樣一個獨立主權國家的生存能力，要你們美國政府來關心呢？美國人在世界上就是習慣充當保護人。我要直率地說，這是一種帝國主義觀念的反映。”
黑格臉微紅，解釋道：“我們不是這個意思。”
周總理寸步不讓：“無論如何，我們歡迎尼克鬆總統來中國訪問，但你們不能使用這樣的詞，否則將是對中國尊嚴的侮辱！”
黑格最後表示，將考慮和接受周總理的意見，換掉這個詞。緊張的會談結束了，已過深夜十二點。周總理一走出東大廳，便急切地問等候在此的秘書：“陳總情況怎麽樣了？”
秘書低下頭去，聲音哽咽：“剛來的電話，陳總在11點55分……停止了呼吸……”
周總理沒有再說話，當他一步步有點機械地走出大門時，發現夜色是這樣的黑，這樣的濃。
周總理驅車直往醫院。
周總理一級一級走進地下通道，陳毅的遺體已移至這裏。
陳毅靜靜地躺在風口，身上隻蓋著一層白布床單。
周總理清臒的麵容上，凝聚著難以言表的悲痛。他恭恭敬敬向陳毅的遺體三鞠躬，禮畢徑直走到陳毅床邊，伸手掀起床單的一角，緩緩地摸了摸陳毅的手背，淚水潸然流淌。他又重新為陳毅拉平床單，動作輕緩、小心，床單蓋好後，又往裏掖了掖，仿佛生怕陳毅受涼似的。
他知道：黎明時分，他的老戰友的遺體就要離開這個世界了。
在這個寧靜而寒冷的冬夜，陳毅走完了他壯麗人生的最後旅程，他永遠離去了。再也不能去萊蒙湖畔的講壇上作伸張正義的發言，再也不能去肯尼亞雪山下與黑人朋友共度獨立的節日……他真的就這樣去了。
然而，他的心不會就這樣離去，他不是說過嗎？——“任何人的生命都是一個過程。這一代未完成的使命，交給下一代去做。”現在，他一生為之奮鬥的事業還延續，他一生希望追求的理想也在一步步變為現實。他闔上眼簾安然離去的那一刻，正是周總理堂堂正正地迫使美國人收回那個侮辱性字眼Viability的時候，這是多麽意味深長的偶合，這是貝多芬《命運》樂章裏最動人的一個音符。
周總理一步一步走出了醫院的大門，夜已經很深了，黎明也越來越近了。
外麵冰雪滿天，繁星滿天。
一個低沉深情的聲音響起：“大雪壓青鬆，青鬆挺且直。欲知鬆高潔，待到雪化時。”那是周總理在吟誦陳毅元帥生平最得意的詩。“欲知鬆高潔，待到雪化時”，周總理重複著這一句。
§§第二章 周恩來與張聞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