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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元帥的風格

  在當代世界知名的外交人物中,杜勒斯以精明獨斷、冷酷苛刻著名,維辛斯基(蘇聯外長)以滔滔不絕的雄辯口才聞世,梅農(印度外長)的急躁孤傲能拒人千裏,霍姆的溫和世故又使人微覺大英帝國的衰落。那麽,中國外長陳毅,屬於他的外交風格又在何處呢?

  擅於評頭論足的西方記者隻能這樣評論他:“一個西方人捉摸不透的人。”

  周總理卻不止一次地談起:“陳毅同誌在他的活動範圍內又有他的鮮明色彩,獨到之處,無論工作之得力,思想之開闊,知識之深廣,眼力之銳敏,膽略之服人,言談之切中,都有他的新創造、新境界。”

  以總理與陳毅共事之久,相交之深,這番評論無疑是最有權威性的。尤其是在外交工作中,兩人有時淵源相承,有財通力合作,有時不分彼此,有時又互為表裏各具千秋。陳毅的用心良苦,總理最明澈;陳毅的風格特色,總理也最熟悉。

  1.牢記總理訓令:“外事工作,授權有限”

  1954年,剛接手外交工作,周總理就對陳毅講了“外事工作,授權有限”八個字。這即是說,外交部工作與其它各部相比,其獨立行使職權的範圍是受到嚴格限製的。大事小事,都不能擅自作決定;一舉一動,都不能脫離中央確定的軌道。外交工作最基本的準則就是紀律,嚴格的、無情的、鐵一般的紀律。

  這八個字,陳毅奉為金科玉律,然而,那個坦率、愛衝動、直言快語的陳毅,又該往哪兒擺呢?也許陳毅很早就認識到自己性格中的這一麵,所以上任之前他對自己有過這樣的擔心:“我這個人幹外交恐怕不行,感情一上來就衝口而出。”

  後來他還是上任了,結果如何呢?——當他自覺地控製了“衝口而出”的弱點,將這弱點轉化為美德時,他的直言無諱、襟懷坦蕩便形成了一種獨特的風格,日本人稱之為“高姿態外交”。

  他可以當麵告訴哈裏曼,不喜歡他代表美國在會上作的發言。他也可以對來訪的外國記者說,中國今年歉收了多少億斤糧食,“你們不要光看好的,那樣要上當!”他懇切希望國際友人抱求實態度來報道中國。他說:“你們用你們自己的眼睛來觀察中國吧,你們不要滿足於我們口頭講的話,要看事實,看行動。”他求實、坦蕩的勇氣和自信,贏得了英國《經濟學家》記者的盛讚:“出自他的口的經過推敲的答複就象成熟的石榴一樣,發出一股北京的談話一向所沒有的那種香味。”

  陳毅用誠懇、坦率和真實征服了世界;然而,這並非意味著什麽話都能告訴外國人,傑出的外交家必須具備在某個問題或某種時刻守口如瓶而又守得巧妙的本領。一次記者招待會上,一位西方記者突然問陳毅:“中國最近打下了美製U—2高空偵察機,請問是用的什麽武器?是導彈嗎?”遇到這樣涉及機密的提問,一般可用一句“本人無可奉告”作答,但陳毅卻不。他舉起雙手在空中做了一個動作,告訴記者說:“我們用竹竿把它捅下來的呀!”全場一陣大笑,記者們在笑聲中被折服了。這位年紀隻有六十出頭的中國元帥,看來已達到了中國古人所謂“從心所欲不逾矩”的境界。

  既能從心所欲又能不逾方圓,如丸之走盤,陳毅這一獨特風格的形成,與周總理的影響是分不開的。

  陳毅深知,外交事務動輒關係國家聲譽和世界局勢,所以他絕不自作主張,在日內瓦,人們隻看到他應答如流,談吐不拘一格,卻不知他每日親自草擬電文,向中央詳細報告情況,更看不到他每日深夜守候,等待北京發來指示的情景。他恪遵這些指示,並在第二天把它們巧妙體現在一連串生動活潑的談話中。

  每次從國外回來,他都必先向周總理口頭匯報,然後將總結材料報告中央。如果回國後需要先在外地耽擱休息幾天,或順路去某省市看看,他也毫無例外地事先向周總理請假。在中南海陳毅辦公的書房裏,秘書常見到這樣的情形:陳毅伏案工作,處理文電報告,有時遇上沒把握的事,便一個人坐著靜靜地想。想著想著,往往站起身把公文包往胳膊下一夾,說聲:“走,請示總理去!”便徑直奔總理家去了。

  總理家離陳毅的住處不遠,兩家關係異常親密,陳毅更敬總理如兄長如良師,感情十分深篤。但陳毅對總理絕沒有因為親密而不嚴格遵守請示匯報製度,相反,有總理作直接領導,陳毅覺得是一種幸福,每逢他單獨會見了重要外賓,隻要為時尚早,他總是驅車直赴總理處,將談話情況及時報告一下。出訪遠行歸來,陳毅想見總理一吐為快的心情總是那樣急切。天氣好時,他們會像年輕時漫步在塞納河畔一樣,並肩漫步在中南海的湖水邊,暢談無忌,朗朗的笑聲不時傳出。

  有一次,兩人一同從國外歸來,在成都看一出話劇。劇中有位熱情單純的姑娘,大聲宣布自己偉大的理想:“我要做一個外交家!”周總理哈哈大笑,對旁邊的陳毅說:“你聽,她要向你看齊,接你的班!”陳毅搖搖頭:“真正的外交家,那要數你呀!”

  論秉性氣質,這兩人是不同的。總理嚴謹、細致、周全,是個“當家人”;陳毅豪放、灑脫、熱情,更像個“行吟詩人”。論外交風格,這兩人則是各有所長,相得益彰。他們為中國的解放事業奉獻出全身心,如今在風雲際會的國際政治鬥爭中,他們又密切合作,和諧相處,將中央的思想和方針發揮到了完美的程度。在他們身上,找不到“既生瑜,何生亮”那樣狹隘的感慨。

  對毛主席,陳毅更是敬重。他不但深入領會主席的外交思想,還注意學習他的外交方法和藝術。特別是主席接見外賓談話時,他總是記下要旨,會其深意。1955年10月15日下午,陳毅陪同主席會見日本客人後,便寫下了這樣的話:“毛主席又一次表現了大政治家的風格,提出問題非常尖銳透辟,不作敷衍門麵語,每句話打動人的心。談話方式,莊諧雜陳議論風生,使人忘倦,……我在旁學習,似乎對與外賓接談有所體會。”

  為了能讓更多的外交工作人員直接學習毛主席的外交思想和外交方法,每當駐外大使回國述職時,陳毅總是想方設法,讓主席接見這些長期在異國工作的人員。之所以如此,不但是要讓駐外使節們感到中央領導的親切關懷,更重要的是要讓主席的外交思想更好地運用到外事工作中去。

  有時,在主席那裏研究國際局勢直至天明,散會後他不是回家休息,而是從中南海把車子徑直開往外交部,並興致很高地把黨組成員召集來開會,說:“我這個人忘性大,現在剛從會場回來,趁著印象還新鮮,趕快把主席和中央領導同誌的意見傳一傳。”顯然,陳毅的遵守紀律、執行指示是自覺主動的,是聞令樂從的,並且充滿著孜孜不倦的學習精神。他天性中蘊含著詩人的熱忱與激情,但後天的經曆賦予他立場堅定、是非分明的優秀品質。所以,他一直奉“外交工作,授權有限”這句話為座右銘,信守不渝——他知道,隻有這有形之矩內,他個人的風格,外交工作的特色才能得以淋漓盡致的發揮。

  2.蒙哥馬利的遠見

  60年代初,英國前帝國總參謀長、陸軍元帥蒙哥烏利來華訪問,周總理設宴招待。在陳毅為他安排的陪客陣容中,這位英國元帥發現了一些令他不勝意外而又大感興趣的人物。

  他們中有身材瘦小,穿著普通藍色製服的溥儀,這位中國末代皇帝自抗戰結束以來還是第一次露麵,他開朗地自我介紹說:“我是一個新人,現在在植物園工作。我是新的、自食其力的溥儀了。”一位儀表堂堂、卷發烏黑的中年人則被介紹說:“這是榮毅仁先生——中國最大的資本家。”

  最使蒙哥馬利印象深刻的,還是去年秋天獲得特赦的前國民黨將領杜聿明的出現。周總理介紹他時頗詼諧地說:“他同陳毅作過戰。”

  “噢?”蒙哥馬利略微偏頭,看見陳毅正微笑著和他過去的敵人握手,他不禁很有興致地問:“你們誰戰勝了?”

  總理指著陳毅元帥:“他獲勝了。”

  蒙哥馬利轉而問杜聿明將軍:“在那次戰役中,你有多少軍隊?”

  “有一百萬。”

  “擁有一百萬軍隊的統帥,是不應該被打敗的。”

  “可是陳毅元帥有兩百萬人!因為我手下的人最後都跑到他那邊去了!”

  聽到此處,所有客人都放聲大笑起來。從這些經曆不同、身份各異的人身上,蒙哥馬利看到了中國曆史和革命的一頁“提要”。中國,這個在西方人眼中神秘落後的國度,正在向蒙哥馬利撩起麵紗,展示她新的容顏。

  蒙哥馬利聽到了新中國領導人對世界重大問題的看法。直率的陳毅預言:“在我們這個年紀可以看見的未來,是不會發生一場全力以赴的核大戰的,因為那樣一來,使用核武器的人也要被毀滅。”當然,陳毅也對世界各地存在的戰爭威脅表示了不安,他問道:“閣下對緩和國際緊張局勢的問題,有什麽解決辦法嗎?”

  蒙哥馬利於是談了他著名的三項主張:一是必須有兩個德國、兩個柏林;二是隻能有一個中國;三是一切外國武裝部隊撤回他們自己的國境。陳毅聽後,幽默地說:“可能會有人對你的話不高興,……美國在全世界有那麽多軍事基地!”

  這位頭腦敏銳、戰績赫赫的英國元帥,對中國的所見所聞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一本題為“三大洲”的訪問記中,他寫道:“中國興起成為一個大國是不可避免的。……西方國家必須現在就同新中國和好,並且平等相待。”他也忘不了那位別出心裁、談吐風趣的元帥外長,在《星期日泰晤士報》上,他說:“外交部長陳毅是一個最和藹、最愉快的人,他很有幽默感。”

  3.名譽七段與中日民間外交

  “天涯是處有親朋”,作為中國外長,陳毅四方努力就為創造這樣有利的外部環境。但在一衣帶水的鄰邦日本,與中國關係一直未取得令人滿意的進展,陳毅不能不為之抱憾。如何架這座橋呢?陳毅看得很遠,看得很開,官方沒有往來,可以搞民間友好嘛;政治上談不攏,可以談貿易嘛;一步不可能到位,可以漸進、積累嘛。

  一次,陳毅陪總理接見日本訪華代表團時,提了一條建議:“圍棋、乒乓、書法、蘭花都可以交流。不談政治,隻談友好。”在陳毅看來,這些不僅僅是供消遣的技藝,而且是傳播友誼的媒介,有時,它甚至能起到政治外交所不能起的作用。

  於是,1960年6月,第一個日本圍棋代表團訪問了中國。陳毅熱情接待了他們,並親自倡導中日圍棋交流活動,這不能不在日本各界人民中產生深遠廣泛的影響。1962年,中國圍棋代表團首次訪日,一些右翼議員反對中國,但又是圍棋迷,最後在雙方安排下,他們很樂意與中國棋手對弈,交談棋道——誰能說他們對中國的態度不會因此而改變呢?到了1964年,日本29位最著名的圍棋手號召日本800萬棋手參加要求恢複中日邦交的3000萬人簽名運動,因為妨礙兩國棋手進一步往來的最大障礙是兩國外交關係尚未正常化。接著,許多著名棋手走上了街頭宣傳中日友好。——誰能說這些對日後的中日邦交正常化沒有發揮作用呢?

  陳毅自己就是個圍棋迷,隻是他的棋盤不囿於這黑白方寸之間。在中日關係這盤棋上,陳毅不拘一格獨辟蹊徑,因而別開生麵。1963年9月,日本圍棋代表團訪華時,代表日本棋院和日本關西棋院分別贈送給陳毅元帥名譽七段稱號的證書。日本圍棋界授予國外人士以這樣高的榮譽,這還是第一次。更值得一提的是,到陳毅去世後的1973年,日本棋院又追贈陳毅榮譽八段稱號,並以一個特殊的日期——日中兩國聯合聲明發表的日期,作為榮譽證書的填寫日期,以紀念陳毅為促進中日兩國邦交正常化所做的傑出貢獻。

  4.“東方歌舞團”的由來

  陳毅的“新創造”平淡中見奇,山重水複中的又一村。他深知文化藝術工作在外交中的作用,他曾經把舞蹈演員稱為文藝方麵特殊的外交使節,事實證明這一創新是他外交藝術方麵的又一鮮明特色。

  1960年底,總理、陳毅率一個包括歌舞隊、體育隊共四百人的大型代表團訪問緬甸。中國東方歌舞班的十名青年演員以精湛的技藝贏得了盛讚,她們除了演中國的歌舞之外,還能夠演出亞非拉不少國家的歌舞,她們逼真動人的演出在外交上獲得了極佳效果,這是政治鬥爭所達不到的。回國後,總理、陳毅便商量要為這十位年輕的文化外交“特使”慶功,最後決定由陳毅夫婦出麵,請演員們在紫光閣吃飯。

  那天晚上,東方歌舞班的全體成員都到了。陳毅說:“今天是個慰勞會,你們在緬甸的演出很成功,這也是支援了我們的外交工作,因此非常感謝你們。”

  為什麽這樣說呢?陳毅接著道:“過去西方不承認東方的舞蹈音樂,但我們黨和主席重視提倡東方藝術。亞非拉的藝術,將來是會被世界承認的,這也是我們的勝利。藝術家就起了政治作用。藝術家是一個國家民族和人民的代表,她們為民族苦難控訴和鬥爭,為民族的歡樂幸福生活而歌頌,藝術是最好的表達工具。”

  這些話,有的演員一輩子都不會忘記,有的甚至已暗下決心,要把一生都獻給東方歌舞。

  一年之後,在總理、陳毅的關心下,“東方歌舞團”正式成立。坦桑尼亞副總統來京訪問,看到演出的坦桑尼亞舞蹈,問:“這是我們坦桑尼亞人演的嗎?”演出後上後台一看,才知竟是中國姑娘扮演的。為了梳好那種坦桑尼亞婦女在頭上打許多小結的發式,姑娘們光是梳頭每人就花去三個多小時。這位副總統感動得幾至落淚:“你們中國人太偉大了!”

  幾內亞的塞古·杜爾總統來中國訪問,陳毅陪他觀看東方歌舞團演出的“幾內亞舞”等節目。當那些膚色黑亮的姑娘、小夥在台上歡歌起舞時,塞古·杜爾被深深打動了。演出結束和演員握手時,他輕輕摸了摸一個演員的皮膚,動情地說:“在西方是歧視我們黑種人的,沒想到你們中國人願意把黑色塗在你們自己身上,來表演我們幾內亞人的舞蹈!”

  中國演員學習外國舞蹈,看來是分內之事。然而,在陳毅看來,這卻是對外交往的重要組成部分。正因為如此,他巧借藝術小舞台連接起國際鬥爭的大舞台,從而在中外人民間架起了一座友誼的彩橋。每逢在京演出時,東方歌舞團演到哪一個國家的歌舞,那個國家的大使就會高興得鼓掌致謝,甚至感動得熱淚長流。這就不僅是單純的藝術力量或感情交流了,這是通過藝術表現的友誼的共鳴。這也是陳毅精心創造的一種新的外交境界。

  5.外交部就是“門市部”

  走上了外交戰線,陳毅也就遠離了他所統轄的曉勇善戰的大軍,可他仍然是一位名副其實的統帥。為什麽呢?——周總理說過:“外交隊伍是一支不穿軍裝的軍隊。”眼下,陳毅就是這支軍隊的第一線指揮員。

  陳毅還常說,“外交工作就是門市部的工作。它是我們對外國人展示中國的窗口。”作為外交門市部的主任,他又是如何領兵做好工作的呢?

  1954年,初來外交部的陳毅,有一點很引人注意,那就是他單身一人由滬來京,未帶任何老部下或親信助手,甚至連秘書也沒帶一個。他的兩位秘書,都是到京後由外交部為他選配的。對外交部內各野戰軍和各大區、各省市抽調來的幹部,陳毅均一視同仁。如果要說有什麽不同的話,那隻有對他熟悉的幹部更嚴格一點。因此,外交部的幹部公認:“陳老總真正是搞五湖四海的。”這一表率作用自然會對幹部產生深刻有力的影響。

  先從己做起,然後呢?陳毅感到第一要緊的,是讓幹部們及時了解、掌握中央的對外方針政策。世界政局無時無刻不在變動,對每一變動都要作出相應的反應,所以這反應的信息必須以最快的速度,從中樞傳到神經末梢。有時,陳毅在中南海開會至天明,就直接驅車前往外交部,“趁著印象還新鮮,趕快把主席和中央領導同誌的意見傳一傳。”這種傳達被幹部們稱作“趁熱吹風”。其結果,是使整個對外工作增強了方向性和主動性。

  搞外交的人,政治靈敏度必須很高,陳毅在這點上對部下尤其嚴格。1960年中蘇關係還未破裂之前,我國一位駐東歐國家的大使說,他所駐國與蘇聯關係有點僵,建議中國出麵作些調解,都是兄弟黨嘛。陳毅一聽可就來火了,他即刻回複說:麻木不仁,不動腦筋!身在東歐,布加勒斯特在開會你們知不知道?會上出了什麽事你們知不知道?——這位大使趕緊飛到了布加勒斯特,才知道中蘇關係已發生了嚴重問題。假若不是陳毅及時指出他思想上的遲鈍,可能會造成大的損失。事後他說:“覺得陳總嚴一點,非常好,是對一個同誌的愛護。”

  工作起來,陳毅的作風是幹脆、利落、快當。他見不得那種不論大事小事,動不動搞個文件,圈過來批過去的文牘主義作風。他這樣要求部下:“公家給你們配了汽車,就是叫你們辦公用的,有事就直接找我,當麵解決,不要腿懶,動不動寫文件。”在他的帶動和督促下,外交部工作中很少推諉拖拉、敷衍塞責,處理問題的效率很高。

  對外交人員的精神狀態,陳毅有一種敏銳的直覺力。一次出國訪問,陳毅到我們駐該國的使館看望工作人員,他隨便與其中的一位交談,問道:“多大啦?”“三十五囉!”陳毅似乎從這個“囉”字裏聽出了點什麽——“三十五就三十五,還‘囉’什麽?”他笑著拍拍這位工作人員的肩膀,“三十五,正當年嘛,不要想那麽多,將來要靠你們接我們的班!”後來,這位工作人員到了四十五歲、五十五歲,仍然記得這件芝麻點兒大的小事,把它說給年輕的工作人員聽。

  三軍貴在統帥。由這樣的外交部長帶領的外交隊伍,必是一支立場堅定、政治敏銳、作風純正、情緒飽滿的大軍。

  戴高樂總統曾對人說,一個領袖人物要樹立權威,就必須與他周圍的人保持某種距離。這位法國傑出的領袖平素就很少跟人坦誠相見,這恐怕是他從政多年的經驗之談。若照此經驗,陳毅的形象就很有優勢:那兩道濃濃的眉,一派凜然威嚴的目光,再加上宏亮的嗓音,足以令人望而生畏。也難怪他剛到外交部時就有人議論:新來的部長是不是脾氣大,愛罵人?

  但,陳毅的權威需要保持這種距離感來樹立嗎?恰恰相反,陳毅最大的特點就是與人不要有距離。

  1958年,外交部在搞整風運動。大字報、小字報掛滿了一屋子,剛上任不久的陳毅部長也來看大字報了。突然,一張小字報吸引了他的注意,上麵的內容是批評他在外交場合不注意禮貌禮節的:過去周總理向外賓敬酒,酒杯總是低於外賓,為什麽陳部長敬酒,總是把酒杯舉得比人家高呢?這樣不夠尊重人家,反映了外交作風問題。

  陳毅沒想到還有這麽一說,他看了看小字報的署名,不認識。有人告訴他,這是個部裏新來的英文翻譯,年紀很輕。

  下午部裏開大會,陳毅講到了這張小字報:“有同誌提我的意見,說我向外賓敬酒時酒杯舉得太高。同誌哥,你才不懂喲,酒杯舉得比人家高,這才叫尊敬人家嘛!總理舉得低,是因為他手臂受過傷。”說到這裏,他嘴角透出笑意,接著說:“不過,這位同誌觀察很細致,批評很尖銳,精神可嘉!”

  散會後,陳毅又叫人把這位英文翻譯單獨留了下來。經過一席交談,陳毅得知他是哈佛大學化學係的畢業生,因為英文好,回國後便到外交部工作。陳毅更起愛才之心,在此後的若幹年裏,常帶他一起出國訪問,親自安排他擔任重要會談的翻譯。二十年後,這位年輕的翻譯已成為我駐國外的一位高級外交官——他的名字叫浦壽昌。他常常念念不忘地談起這件事:“那時我很年輕很幼稚。陳老總也是直來直去。我批評得不正確,他就憋不住要說。可是他對我一點不抱成見,完全像對後輩一樣鼓勵和愛護我。這就是他的為人啊。”

  “管中窺豹,見其一斑”,看來,陳毅並非不近人情高高在上。他的秘書這樣回憶說:“他從沒對我們發過脾氣。有時我們辦錯了什麽事,他叫一聲‘同誌哥’就表示很不滿意了,最多加一句‘怎麽搞的嘛’,就不吭聲了。不像些電影裏描繪的那樣,動不動就‘熊’人。”當然,陳毅也有紅臉“熊”人的時候,但熟悉他的人都知道他有一種孩童式的淳樸,喜驚或惱怒,愛慕或憎惡,他常溢於言表,不誇張也不藏匿,有時當怒氣如夏日的陣雨過去之後,他會坦坦蕩蕩地向人道歉或和言悅色地講道理。大開大闔、流露真我,陳毅就是這樣的人,但他的威望和形象並未因此有一絲一毫的損害。

  統兵率將,各有其方。與戴高樂不同,陳毅統率起這支不穿軍裝的隊伍,靠的是以身作則,練兵有素而又體貼下情,愛兵如子。

  陳毅曾把外交工作比為“門市部”工作,這兒是一個窗口,是一個內外交流的通道。陳毅的使命,既是讓世界了解中國,也要讓中國人民了解世界,了解中國在世界上的地位、責任和使命。無疑,陳毅的工作完成得是出色的,陳毅的風格在外交舞台上也是獨樹一幟的。

  他的風格是謹慎與從容的統一體。所謂謹慎,是指他對毛主席、周總理的意圖領會甚深,於中央的指示遵守甚嚴;所謂從容,則是指他在自己的一方領域內揮灑自如不拘一格,同時他還帶出了一支高水平的外交隊伍。多年來他一直保持著“臨深而懼有餘閑”的狀態,這種狀態使他的意誌彌老彌堅,他的魅力彌久彌醇,亦使他的風格有元帥之勇,外長之智,詩人之笑傲江山之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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