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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在中蘇大論戰中
1.舌戰赫魯曉夫
從50年代末期起，在對馬列主義、國際共運的某些理論原則問題上，中蘇兩黨就出現了認識上的分歧；就是在對待一些國際重大事件和重大問題上，兩黨也持有不同意見。這本屬正常現象，也是外交中常出現的正常問題。但是，蘇聯領導人在渡過“波匈事件”難關後，便擺出“老大哥”的架式，大國沙文主義的傾向暴露。他把兩黨在意識形態上的分歧擴大到國家間的關係上，並明目張膽地要求中國在軍事上、外交上跟著他們的指揮棒轉，並強調這是“服從蘇聯全球戰略的需要”。
中國是一個完全獨立的國家，而且這獨立是通過8年抗日、4年反蔣才得來的，來之不易。中國豈肯再受製於他國？
這樣，一方施加高壓，一方針鋒相對，中蘇分歧的擴大化不可避免。
1959年9月30日上午，一架蘇式噴氣客機徐徐降落於北京機場。艙門開處，一位矮胖、麵帶笑容的貴賓快步走下扶梯，他就是蘇共中央第一書記尼·謝·赫魯曉夫。他是剛剛結束對美國的訪問，前來北京參加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10周年慶典的。中共中央領導人以滿場的鮮花、飄揚的旗幟和熱情的笑容迎接了他。盡管當時雙方關係已蒙上些陰影，但中共的一舉一動都證明著我方尋求團結、反對分裂的誠意與願望。
當晚，赫魯曉夫出席我國領導人舉行的盛大國慶宴會。宴會上賓朋滿座，有越南的胡誌明主席，捷克的諾沃提尼總理，朝鮮的金日成主席……到處是歡聲笑語，洋溢著一派喜氣。然而，赫魯曉夫的一席話卻使整個宴會的氣氛陡然變了——他在講話中別有用心地提出“不要用武力去試試資本主義製度的穩固性”，居然不分場合地教訓起熱情相待他的主人。
赫魯曉夫對美國一直是心存顧忌的。就在我們炮轟金門、馬祖之後，他在莫斯科終日心神不寧，便派人來華“摸底”，生怕中國把他們也卷到美國的原子戰爭中去。中國當時明確表示：在萬一發生戰爭的情況下，中國人民準備自己承擔民族犧牲，不需要蘇聯參戰。赫魯曉夫這才安下心來，在他來華之前，他剛剛在美國這個最繁榮富庶的國家裏受到了盛情的款待，以至於身在北京時他還沉醉於訪美的餘波裏。為此，他竟迫不及待地在國慶宴會上對中國影射攻擊。
赫魯曉夫指手畫腳的“老子黨”作風，不能不令在座的中國領導人反感和警覺。“月暈而風啊”，陳毅外長很自然地預感到，兩黨即將舉行的會談，不再會“在極為親切友好的氣氛中進行”了。
果然，在10月2日中蘇雙方的會談中，交鋒和舌戰開始了。赫魯曉夫赤膊上陣，指責中國1958年炮轟金門、馬祖是“冒險”、“好戰”，攻擊中國“對亞洲和平不負責任”，甚至居然暗示中國可以考慮暫時讓台灣獨立。當時中方出席會談的有毛澤東、周恩來、陳毅等人。陳毅雖不是主談手，但聞聽赫氏出此非禮之語，他的火爆性子實在耐不住了，他以外交部長的身份給予赫氏尖銳、有力的反駁。
昔日赫氏曾在聯大的講壇上用一位代表的皮鞋敲桌子，此事在全世界都傳為笑談。這一次他還不至於如此，但也有些急不擇言了：“好吧，我知道你是個元帥，我是個中將，軍事上我得聽你元帥的，但現在在黨內我是第一書記，你隻是政治局委員，你應當聽我的。”
這番無禮、甚至有些潑賴的話，的確讓陳毅有點意外，他怎麽也沒想到這位“第一書記同誌”竟會越過兄弟黨的界限以職壓人。這種“強權邏輯”誰能接受？何況是陳毅？當時，陳毅毫不客氣地回敬了他“什麽第一書記？你講的不對我們就不聽你的。這是兩個黨在談問題嘛！”
自然，兩個黨談問題沒有談攏。赫魯曉夫欲在中國訓導一番，不料最後碰了一鼻子灰，悻悻而歸。當他經海參崴回國時，忍不住咒罵說，中國“象好鬥的公雞一樣熱衷於戰爭，這是不明智的”。對於陳毅的鋒言利語，赫魯曉夫更是難以釋懷，他後來在回憶錄中寫道：“毛沒有正麵出來談我所懷疑的事。……這一次，中國方麵決定放出陳毅來攻擊我。談判一下就激昂和緊張起來。”看來，陳毅在這本“最後的遺言”中的形象的確給人鋒芒畢露，得理不讓的感覺，也難怪赫魯曉夫要對他耿耿於懷了，以至於要來一段“遺罵”方才解氣。那麽，對於這位粗率強橫，飛揚跋扈的蘇共第一書記，陳毅是如何評價的呢？“愚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專”，陳毅說，“赫魯曉夫這個人是容易對付的。”
2.友待蘇聯朋友
早在太平天國時期，有誌於改革中國的優秀人物，就在迷茫中摸索，在黑暗中奮鬥。經曆了一個漫長而痛苦的過程後，中國才找到革命的理論武器和指導方針——馬列主義，“這是十月革命一聲炮響，才送到中國來的。”自然，“走俄國人的道路”，便成了革命者共同抱定的信念。年輕的陳毅曾斷言：“蘇俄的今日，便是中國的明天！”
然而，血的教訓證明，照搬馬列主義的現成結論，謹遵共產國際的指示是行不通的。王明的教條主義帶來是血流成河的慘禍。那時，紅軍被迫北上長征，陳毅因身負重傷奉命留在深山野嶺堅持敵後遊擊戰爭。“這三年遊擊戰爭，是我在革命鬥爭中經曆的最艱苦最困難的階段”，風餐露宿，晝伏夜行，“我們就像野獸一樣生活”。幸而，當時毛澤東創造性地把馬列主義的普遍原理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使中國革命於絕處逢生機，至此其勝利之路才得以開通。1958年，毛澤東不無感慨地說：“這個革命是我們自己搞成功的。我們自己找到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中國民族有他的曆史，他的特點。照搬，我們也搬過的，也犯過教條主義的錯誤。”所以，在新中國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時期，我們不能再重蹈覆轍，照搬蘇聯模式了。中國特殊的國情決定中國隻能走自己的路。
“走自己的路”，斯大林在政時，是鼓勵中國這一做法的。他甚至對自己過去不適當地幹涉過中國革命，當麵向中國同誌表示了歉意。斯大林領導下的蘇聯兩億人民，是中國人可靠的兄弟和朋友，他們互相學習，取長補短。
1950年的上海逸園飯店。陳毅代表上海市政府，設宴招待米哈依洛夫為首的蘇聯青年代表團。席間，中方一位擁有幾千人的紡織工廠的資本家，端起酒杯向代表團負責人敬酒，哪知這位“老大哥”同誌驚慌失措起來——原來，十月革命後，蘇聯對資本家采取了沒收財產和驅逐的方法，資本家從此在蘇聯被“消滅”了。所以，這位代表活了近五十歲了，還沒有親眼見過一位真正的資本家。他不禁問道：“陳毅同誌，一個活生生的資本家來向我敬酒，這怎麽辦？”
陳毅聞言朗聲大笑，他向蘇方代表們談起了中國革命的特點，談到了毛澤東的與民族資產階級建立統一戰線的思想，談到上海資本家經過教育改造，怎樣在經濟恢複中發揮作用。客人聽後茅塞頓開，交相讚許。
當晚回去，米哈依洛夫就對中國的翻譯說：“我今天遇見了一個非凡的人物。過去隻知道有這麽個陳毅，沒見過，我以為他一定是個很高傲的人，哪裏想到他是如此平易近人的一個老布爾什維克。”“你們要記住，看看中國黨的領袖是什麽樣的人，他們的品質是何等高貴。”在他的眼中，中國黨的領導人謙和而又自信，實事求是而又富於創造。
陳毅對蘇聯朋友以誠相待，但他不是一個盲目的蘇聯崇拜者。他在珍視蘇聯友誼的同時，也看到了某些大國主義的陰暗麵。1954年他出訪民主德國後又訪問了波蘭。看到兩國規模宏偉的鋼鐵廠，讚佩之餘，他又不無擔心地說，“鐵砂來自蘇聯，是很不合算的事”，“學習蘇聯建設重工業的經驗，難道非得如此生吞活剝、不切實際嗎？”在當時，處處以蘇聯經驗為金科玉律，提出這樣的疑問是需要膽識的。
3.中蘇分歧在哪裏？
赫魯曉夫上台後，大國主義傾向便端倪初現，但我國年輕的外交人員在政治上還較單純。陳毅問及他們所在國與蘇關係怎樣時，他們均答：很好，沒什麽問題。
真的沒什麽問題嗎？有的國家中，蘇聯軍隊卻駐紮了幾十萬，一到假日商店裏的東西都被軍隊買光，這正常嗎？有的國家明明有自己的軍事幹部，為什麽國防部長要蘇聯人擔任？還有，蘇聯駐某國大使的夫人，憑什麽為一件小事訓斥所駐國外交部的司長？幾個問題一問，這些外交人員便不得不想了。陳毅風趣地說：“同誌哥，你們住在那個地方，不要一天到晚光聽人家‘幹杯’呀，‘烏拉’呀，要動腦筋想點問題啊！”
的確，隻要動點腦筋想問題，就可看出蘇聯的觸角伸得太寬太長了。不過這時中蘇還是維持著表麵上的團結。真正的分歧，是從蘇共二十大開始的。在這次大會上，赫魯曉夫做了著名的反對斯大林的秘密報告，令人震驚。中共表示不敢苟同，指出斯大林“功大於過”，“要具體分析，要全麵評估。”
對於中共的異見，赫魯曉夫相當惱怒，他試圖向中國伸出控製之手。1958年4月，蘇建議中蘇共建一長波電台，這無疑將起控製我情報和機密通信的作用，當然為我所拒。7月，蘇聯大使又提出由中蘇建立一支海軍聯合艦隊，這無疑是要取得對中國海軍的控製權，我方再次嚴詞拒絕。赫魯曉夫此時仍不罷手，反而變本加厲，進一步公開擴大中蘇分歧。1959年，在中印邊界問題上，塔斯社公開發表聲明，站在印度一方對其進行偏袒辯護。赫魯曉夫訪美前，蘇聯政府片麵撕毀中蘇雙方關於國防新技術的合作協定。接著，中國國慶十周年時，赫魯曉夫與陳毅在會談中公開辯論，這樣一來，中蘇分歧鮮明地擴大化，中蘇關係也一步步被推向破裂的邊緣。
一位中央負責同誌曾用極其簡潔的話概括說：“中蘇分歧的實質，就是他要控製我們這個國家，我們不讓。”
4.中國不是蘇聯的衛星國
1963年，由蘇共中央發表一封攻擊中共的《公開信》起始，中蘇間的論戰拉開序幕。莫斯科拋出了長篇累贖的文章，北京則針對“修正主義”發表了聲討檄文。麵臨蘇共的高壓和猛烈攻勢，中共並沒有退卻，相反他采取了“堅持原則，後發製人；堅持鬥爭，留有餘地；堅持團結，反對分裂”的方針，與蘇聯針鋒相對。
中國共產黨在當時作出這樣的抉擇，是需要極大勇氣的。陳毅後來也坦言：“老實講，我們可以跟著赫魯曉夫走。如果這樣，他馬上會稱你為親愛的同誌，會授你勳章，給你援助。但我們做另一種考慮：不服從，不聽從他‘老子黨’的指揮，堅持原則，以平等的地位起來同他討論問題。我們考慮過後果：停止援助、動員輿論罵我們冒險主義、教條主義，甚至斷絕外交關係！但為了保衛馬列主義原則和世界人民利益，保衛中國不受別國控製和支配，中國決心不貪圖他的‘好處’，把這場鬥爭堅持下去！”
其實，我們很難想象中國為贏得這種獨立和尊嚴所承受的巨大壓力。1959年，中國正麵臨著極為嚴峻而困難的局麵：美國對中國實施貿易禁運，所有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成員國都追隨美國；後來又出了個中印邊境衝突。中國國內，既有嚴重的自然災害，又有由於“左”的錯誤而造成的巨大的經濟困難。1960年，就在赫魯曉夫在布加勒斯特會議上向中共發難遭到反擊後，蘇聯政府突然照會中國，片麵決定全部撤走1390名專家，撕毀343項合同，廢除257個科技合作項目。對於正處於經濟困頓時期的中國來說，這不啻於雪上加霜。
陳毅對此向外國朋友表示了自己極端憤慨的心情：“不經過協商，事先沒有通知，就把一千多專家在八月一個月內撤走，根本沒有討論和商量的餘地。工廠機器還在運轉，中國工程師和技術人員還沒有學會，就把一切圖紙和資料拿走了，而這是在中國自然災害最嚴重的時候，十三個省區農業歉收，專家一撤走，工業部分癱瘓，使我們受了極大損失。這算什麽馬列主義？資本主義國家也不能這樣。”
更可惡的是，蘇聯領導人不僅在經濟上卡我們脖子，在政治上還陰謀搞顛覆。1960年11月，陳毅訪問阿富汗回來，途經新疆伊犁時，在那兒遇上了一件事。
當時伊犁是有蘇聯領事館的。在機場，陳毅同蘇聯駐伊犁的領事進行了半個多小時的談話，禮節性的會見結束之後，便到中共伊犁黨委。不料陳毅還沒坐下，那位領事又緊跟著來了，像要進來參加開會的樣子。陳毅一看，引起了警覺，他不客氣地說：“我們在機場不是已經告別了嗎？是誰請你到我們黨委機關來的？你來做什麽？”接二連三一問，那位領事臉紅了，無言以對，隻好道歉，轉身走開，經陳毅再一打聽，區黨委的同誌說，以前一直如此，蘇聯領事要來就來，我們以為是“老大哥”，也從未提出反對。
陳毅聽了感慨道：“我們的同誌太老實囉，蘇聯人有點搞慣了，喜歡幹涉人家內政。這是中國的地方嘛！”於是，陳毅又一次在幹部中進行了有關中蘇關係的解釋說明工作。後來，事實證明蘇方確有圖謀，1962年春，他們使用挑撥、引誘和欺騙等手段，策動數萬伊犁人鬧事，並越境跑到蘇聯去了。
蘇聯的背信棄義，使中國經濟幾乎舉步維艱。然而，從周恩來的沉著冷靜、從他的公開談話以及他對未來充滿信心的神態中，沒有人能覺察出來這一點，所以後來有人把這時期的周恩來比作唱“空城計”的諸葛亮。他甚至鎮定自若地對埃德加·斯諾說：“蘇聯專家回國是很自然的……他們當然不可能在這兒呆一輩子。”他知道不能悲觀，不能失望，因為沒有精神的力量就不可能戰勝困難。陳毅更是樂觀地說：“這一來因禍得福，逼得我們自力更生了。”對，自己幹，無非是束緊腰帶，自己多吃一點苦頭。黨和國家領導人與全國人民一起，同甘共苦，迎接嚴峻的考驗。
為了應付嚴重的食品短缺，實行了憑證購物製度。周總理也一樣憑證購物，他拒絕從專門供應外國人和高幹的商店裏買任何定量供應以外的東西。陳毅一下子瘦了下來。
為了節省資金，從1959年起，中央決定減少高級幹部的薪水。那天晚上，主席為這事很晚沒有睡覺，找了政治局陳毅等幾個同誌去商談。大家一致同意每人減少一百元。陳毅說：“減一百，可以過。我再減一點也可以過。這有很大的政治意義。”為了把錢用到最需要的地方，外交部幾次要蓋大樓，陳毅和總理都沒有同意。陳毅說：“要蓋，等我死了以後你們再蓋。天地良心，人民的生活還不好哇！”成千名外交部工作人員，一年又一年，仍擠在那幢破舊古老的清朝建築物裏辦公。
他們都看到，陳毅瘦了，連眼眶也陷了下去，但雙目依舊炯炯有神。作為外長，他必須不斷地向各國記者、議員或來訪的國家元首做中蘇分歧的解釋說明工作，並向他們剖析中蘇分歧的實質，爭取世界輿論的支持。他的談話抓住要害，具體生動，坦率真摯，具有很強的說服力。他有一個精彩、形象的比喻，曾經傳播於世，叫作“我們不做衛星國”。那是1962年陳毅在日內瓦一次記者招待會上的講話。
“蘇聯的衛星重一千噸。但有著六億人口的中國是太重了，”陳毅在那次談話中對記者說，“作為一顆衛星來講，它的分量未免太重了一點。不是這樣嗎？——我們不希望擁有衛星國，但也決不做任何人的衛星國。”
中國人的脊梁骨是很硬的。周總理說：“某些人以為隻有他們掌握智慧，隻有他們能夠解釋馬克思主義。”“某些人想壓我們屈膝討饒，但我們決不會屈服。”
5.中國外長的橄欖枝
1963年11月7日，是中蘇公開論戰後的第一個十月革命節。蘇聯駐華大使舉行了慶祝酒會。陳毅的出席在當時的情況下是相當引人注目的。輪到他致辭時，他即興作了一段精彩的發揮。他說中蘇兩國人民之間的友誼是經得起考驗的，是紮根於群眾之中的。說到這，他引用了一句中國諺語：“友誼貴如金”。機靈的翻譯馬上選用了一句相應的俄國諺語：“寧要一個朋友，不要一百個盧布”，實在是貼切之至。陳毅的這番講話，既從側麵批評了蘇聯大國主義錯誤，又從原則立場出發強調了中蘇友誼的重要性。這番有理有情的言語贏得了在場多數人的鼓掌。
陳毅還曾多次提出蘇聯專家在中國所做的大量工作和可貴貢獻。他非常讚賞蘇聯顧問團副團長在告別宴會上說的一句話：“我們來中國時帶的是蘇聯的經驗，回去時是帶著中國的經驗。”這句話表達了兩國人民互相學習的願望，彼此互助的友情，如果中蘇兩國關係的發展能順應人民的意願，那該多好啊。
“蘇共領導的態度要能好一些，對兩國人民都是有利的。”陳毅有點痛心地這樣說。我們曾力圖維護團結，不說任何危害團結的話，不做任何危害團結的事，但以赫魯曉夫為首的蘇共領導還是一而再、再而三地敫縱他們“親者痛仇者快”的行徑。陳毅深深感到一個原信奉自由、民主、解放的社會主義國家中了霸權的毒後，變得多麽可怕多麽頑固。“以眼還眼，以牙還牙”，對付這樣的霸權國家，我們隻有依靠不屈的信念以及雄厚的、無可辯駁的實力。
6.爆炸原子彈，總結大論戰
1964年10月16日，無論對中國人還是對蘇聯人民都是難忘的一天。因為這一天有兩條爆炸性的新聞，幾乎震驚了世界的每個角落。
新華社北京消息：中國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顆原子彈。
塔斯社莫斯科消息：蘇共中央第一書記、部長會議主席赫魯曉夫被解除了黨內外一切職務。
這種偶然的巧合，使人們驚呆了，有人甚至懷疑這種巧合是出於中國領導人的特意安排，要不，兩件對世界局勢影響均重大的大事，怎麽會這樣帶有戲劇性地竟在同一天奇跡般地發生呢？對此，陳毅外長幽默地說：“克裏姆林宮圍牆那麽厚，我怎麽能知道它裏麵在發生什麽事呢？”
的確，他沒有說錯，這件事他事先不可能知道。其實，就連赫魯曉夫這位第一書記本人，對此也絲毫沒有察覺，事發之前他還安然無事一般在黑海岸邊的索契豪華別墅裏度假。這位靠做“秘密報告”起家的第一書記盡管風雲一時，但最終竟於不知不覺中落到如此下場。更有諷刺意味的是，就在這一天，他聽到了“中國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顆原子彈”的消息，想必那一瞬間他會百感交集，驚異於曆史的巧合吧。
五年前，也就是1959年，蘇聯妄圖要中國在帝國主義核威脅麵前依附於它所建立的“核保護傘”，因而他片麵撕毀了幫助中國建立核工業提供技術援助的協定，試圖剝奪中國及其他國家建立自己核力量的權利。對於蘇聯的這一醜惡行徑，中國領導人相當氣憤，他們在1963年6月6日答複蘇聯政策的備忘錄中莊嚴宣布：“中國人民決不承認一個或幾個大國壟斷世界核力量，對別的國家任意發號施令的特權。”
1963年7月，赫魯曉夫同美英兩國簽署了《關於禁止在大氣、外層空間和水下進行核試驗的條約》，從而撈了一大筆政治資本。
周恩來對此十分惱火。他說：“這是為了保持兩個超級大國的核壟斷，不會有什麽裁軍，他們雙方都會繼續儲存大批核武器，但是他們企圖阻止別國擁有核技術……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
也就是在這時候，赫魯曉夫對中國製造原子彈還是持鄙夷態度的。他說，中國距離獲得核武器的能力還有一段“很長很長”的時間，製造原子彈要有巨大的開支，到頭來中國會弄得連做褲子的錢都沒有。
赫魯曉夫萬萬沒想到，就在他下台之日，中國不用蘇聯提供的尖端技術和生產技術資料，憑著自己的力量，造出了震動世界的原子彈。這無異於給了他一記響亮的耳光。
10月17日那天，周恩來正式向全國人大常委會擴大會議宣布了這一消息。他說中國是在“毛主席的正確政策指引下”，依靠自力更生，通過科學家的英勇奮鬥才取得這項突破的。雖然中國沒有為此顯得得意洋洋，大肆渲染，但中國的自豪和歡欣鼓舞的心情是顯而易見的。所有中國人都知道，一切來之不易一一當時中國沒有任何外援，有的隻是經濟封鎖和赫魯曉夫的“破壞”。中國最終有了自己的原子彈，為之奮鬥的科學工作者功不可沒，為之操勞的黨和國家領導亦功不可沒。
1962年1月5日，在招待首都科學工作者的宴會上，陳毅元帥代表中央和國務院作了“發憤圖強，向科學技術堡壘進攻”，的長篇報告。“和我們的宏偉目標比起來，我們的科學技術還是落後的。”陳毅號召科技工作者“為了我們子孫萬代的幸福，為了支持世界人民的革命鬥爭，我們一定要加速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作為分管科學技術方麵工作的國務院副總理，他當時對科學工作者寄予多少厚望啊！當一些科學工作者為研製原子彈付出了自己的汗水、心血乃至生命之後，勝利終於盼來了，中國終於擁有了自己的原子彈。身為外交部長的陳毅意識到這個消息將會使世界震動，使中國地位提高，使國際局勢顯著變化。
的確，就如周恩來說的那樣，“沒有一聲巨響，就沒有人會理睬我們。”毛澤東說得更直截了當：“放一個響屁比長篇大論更引人注意。”那麽，當那團蘑菇雲在戈壁上空騰起，當那聲巨響響徹雲霄時，世界要對中國刮目相看了。
喬治·蓬皮杜這樣寫道：“頃刻之間，中國在世界上的地位發生了變化。現在談到中國，人們都在議論中國在聯合國的席位問題，要中國參加這個或那個國際會議的問題。美國不得不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那一天也為期不遠了。”戴高樂則感歎一句：“終於發生了。”法國在1964年承認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此後，世界各國紛紛派代表團來訪，因為中國展現了她的新實力。
盡管中國在公布“原子彈試驗成功”的消息的同時，就發表了嚴正的聲明：中國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中國的試驗也是為了全麵禁止和徹底銷毀核武器；盡管消息公布第二天，周總理就致電各國首腦，呼籲召開世界性會議“討論全麵禁止和徹底銷毀核武器問題，包括我們自己的核武器在內”，但世界各國還是異常關注中國在成為新的核大國後有什麽新的動向。
9月26日，法國《快報》周刊發表了陳毅同該刊記者儒勒·羅瓦的談話，標題引人注目：“原子彈沒有什麽了不起。”
儒勒·羅瓦稱陳毅是威猛和勇敢的化身，這位“繼葉挺之後任第四軍軍長，1949年在上海和南京獲得了驚人勝利的人物，以他的熱枕、直爽、淳樸和粗魯著名”，可是在中國剛剛爆炸了原子彈之後，“容易激動的陳毅表現出驚人的平靜”，在兩個多小時的談話中，他一反常態甚至沒有打算談論原子彈爆炸的問題。
直到最後，陳毅才將話題轉到儒勒·羅瓦關心的問題上一“就原子彈而論，我們同過去一樣，認為它沒有什麽了不起。”陳毅接著談了有關原子彈的三點看法：“第一，中國是根據七億人民希望和平建設社會主義的原則和世界人民利益來決定自己的對外政策，而不是根據有沒有核武器。第二，核武器是人製造的，不是核武器製造了人。人始終是第一位的，因此人類最終將能消滅核武器。第三，中國研製核武器是為了防禦，為了打破核壟斷，以便最後銷毀這些武器。我們將保證不首先使用核武器。”陳毅喝了一口茶，又說：“照我看來，任何人都不情願發動一場核大戰。我是不相信上帝的，但看來上帝已安排好了一切。因為原子武器既能殺傷敵人，也能殺傷使用原子武器的人自己。講到底，美國的億萬富翁恐怕比我們更加惜命呢。”
“中國革命不隻求解決自己問題，還要對別國人民有所貢獻。”陳毅1964年國慶前夕曾對在華外籍朋友和專家這樣說。這次講話之後還不到20天的時間裏，中國就爆炸了第一顆原子彈。和美、蘇等核大國一樣，中國知道原子彈在瞬間夷山覆海的威力，但中國更切身體會到一國推行霸權對他國的危害，所以中國泰然向世界宣布：中國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中國不向無核國家使用核武器。這個嶄新的核大國帶給霸權主義者的是擔憂，帶給世界人民的卻是和平與希望。
儒勒·羅瓦在報道最後把陳毅比作一頭“不露鋒芒的獅子”，說“他是永恒的中國的一粒原子，是以毛澤東為首的七億中國人中普通的個人。”也許在外國人眼中，中國也是這樣的一頭獅子，它鋒芒不露，烈性不顯。
就在這頭獅子振鬃長嘯時，赫魯曉夫在一片責罵聲中被轟下台。他曾是蘇聯霸權主義最瘋狂的叫囂者與推動者，中國深受其害，然而“曆史最公正，判決終到來”，最後這富有戲劇性的一筆不能不讓陳毅發此感慨。陳毅對當時中蘇關係的思考是很深入的。
1962年1月5日，陳毅讀了《人民日報》上刊載的《馴鷹人》一文後，便聯想到破裂的中蘇關係，因而深有感觸。原文中介紹獵人馴鷹的方法與經驗，其訣竅在於使鷹處於半饑半飽狀態，過饑怕它癱軟無力，過飽則怕它遠走高飛，“鷹曾苦掙紮”，但就在這饑飽之間，“終於受養豢。”陳毅感道：“我於馴鷹事，竊願抒鄙見。若乃真雄鷹，展翅充霄漢。翱翔於太空，嬉遊於海甸。不戀投來食，安能受羈絆？慎勿墮掌握，獵人窮妙算。”
中國人曾經為此經曆了多少困難，隻有中國人自己知道；中國人曾經怎樣的揚眉吐氣，也隻有中國人自己知道——那是真正的翱翔太空、嬉遊海甸的雄鷹的感覺啊，自由自在無拘無束，天如此高，海如此闊。“不戀投來食，安能受羈絆？”陳毅的這一句奇歎，正是中國人在多事之秋發出的時代強音。
從50年代末期起，在對馬列主義、國際共運的某些理論原則問題上，中蘇兩黨就出現了認識上的分歧；就是在對待一些國際重大事件和重大問題上，兩黨也持有不同意見。這本屬正常現象，也是外交中常出現的正常問題。但是，蘇聯領導人在渡過“波匈事件”難關後，便擺出“老大哥”的架式，大國沙文主義的傾向暴露。他把兩黨在意識形態上的分歧擴大到國家間的關係上，並明目張膽地要求中國在軍事上、外交上跟著他們的指揮棒轉，並強調這是“服從蘇聯全球戰略的需要”。
中國是一個完全獨立的國家，而且這獨立是通過8年抗日、4年反蔣才得來的，來之不易。中國豈肯再受製於他國？
這樣，一方施加高壓，一方針鋒相對，中蘇分歧的擴大化不可避免。
1959年9月30日上午，一架蘇式噴氣客機徐徐降落於北京機場。艙門開處，一位矮胖、麵帶笑容的貴賓快步走下扶梯，他就是蘇共中央第一書記尼·謝·赫魯曉夫。他是剛剛結束對美國的訪問，前來北京參加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10周年慶典的。中共中央領導人以滿場的鮮花、飄揚的旗幟和熱情的笑容迎接了他。盡管當時雙方關係已蒙上些陰影，但中共的一舉一動都證明著我方尋求團結、反對分裂的誠意與願望。
當晚，赫魯曉夫出席我國領導人舉行的盛大國慶宴會。宴會上賓朋滿座，有越南的胡誌明主席，捷克的諾沃提尼總理，朝鮮的金日成主席……到處是歡聲笑語，洋溢著一派喜氣。然而，赫魯曉夫的一席話卻使整個宴會的氣氛陡然變了——他在講話中別有用心地提出“不要用武力去試試資本主義製度的穩固性”，居然不分場合地教訓起熱情相待他的主人。
赫魯曉夫對美國一直是心存顧忌的。就在我們炮轟金門、馬祖之後，他在莫斯科終日心神不寧，便派人來華“摸底”，生怕中國把他們也卷到美國的原子戰爭中去。中國當時明確表示：在萬一發生戰爭的情況下，中國人民準備自己承擔民族犧牲，不需要蘇聯參戰。赫魯曉夫這才安下心來，在他來華之前，他剛剛在美國這個最繁榮富庶的國家裏受到了盛情的款待，以至於身在北京時他還沉醉於訪美的餘波裏。為此，他竟迫不及待地在國慶宴會上對中國影射攻擊。
赫魯曉夫指手畫腳的“老子黨”作風，不能不令在座的中國領導人反感和警覺。“月暈而風啊”，陳毅外長很自然地預感到，兩黨即將舉行的會談，不再會“在極為親切友好的氣氛中進行”了。
果然，在10月2日中蘇雙方的會談中，交鋒和舌戰開始了。赫魯曉夫赤膊上陣，指責中國1958年炮轟金門、馬祖是“冒險”、“好戰”，攻擊中國“對亞洲和平不負責任”，甚至居然暗示中國可以考慮暫時讓台灣獨立。當時中方出席會談的有毛澤東、周恩來、陳毅等人。陳毅雖不是主談手，但聞聽赫氏出此非禮之語，他的火爆性子實在耐不住了，他以外交部長的身份給予赫氏尖銳、有力的反駁。
昔日赫氏曾在聯大的講壇上用一位代表的皮鞋敲桌子，此事在全世界都傳為笑談。這一次他還不至於如此，但也有些急不擇言了：“好吧，我知道你是個元帥，我是個中將，軍事上我得聽你元帥的，但現在在黨內我是第一書記，你隻是政治局委員，你應當聽我的。”
這番無禮、甚至有些潑賴的話，的確讓陳毅有點意外，他怎麽也沒想到這位“第一書記同誌”竟會越過兄弟黨的界限以職壓人。這種“強權邏輯”誰能接受？何況是陳毅？當時，陳毅毫不客氣地回敬了他“什麽第一書記？你講的不對我們就不聽你的。這是兩個黨在談問題嘛！”
自然，兩個黨談問題沒有談攏。赫魯曉夫欲在中國訓導一番，不料最後碰了一鼻子灰，悻悻而歸。當他經海參崴回國時，忍不住咒罵說，中國“象好鬥的公雞一樣熱衷於戰爭，這是不明智的”。對於陳毅的鋒言利語，赫魯曉夫更是難以釋懷，他後來在回憶錄中寫道：“毛沒有正麵出來談我所懷疑的事。……這一次，中國方麵決定放出陳毅來攻擊我。談判一下就激昂和緊張起來。”看來，陳毅在這本“最後的遺言”中的形象的確給人鋒芒畢露，得理不讓的感覺，也難怪赫魯曉夫要對他耿耿於懷了，以至於要來一段“遺罵”方才解氣。那麽，對於這位粗率強橫，飛揚跋扈的蘇共第一書記，陳毅是如何評價的呢？“愚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專”，陳毅說，“赫魯曉夫這個人是容易對付的。”
2.友待蘇聯朋友
早在太平天國時期，有誌於改革中國的優秀人物，就在迷茫中摸索，在黑暗中奮鬥。經曆了一個漫長而痛苦的過程後，中國才找到革命的理論武器和指導方針——馬列主義，“這是十月革命一聲炮響，才送到中國來的。”自然，“走俄國人的道路”，便成了革命者共同抱定的信念。年輕的陳毅曾斷言：“蘇俄的今日，便是中國的明天！”
然而，血的教訓證明，照搬馬列主義的現成結論，謹遵共產國際的指示是行不通的。王明的教條主義帶來是血流成河的慘禍。那時，紅軍被迫北上長征，陳毅因身負重傷奉命留在深山野嶺堅持敵後遊擊戰爭。“這三年遊擊戰爭，是我在革命鬥爭中經曆的最艱苦最困難的階段”，風餐露宿，晝伏夜行，“我們就像野獸一樣生活”。幸而，當時毛澤東創造性地把馬列主義的普遍原理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使中國革命於絕處逢生機，至此其勝利之路才得以開通。1958年，毛澤東不無感慨地說：“這個革命是我們自己搞成功的。我們自己找到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中國民族有他的曆史，他的特點。照搬，我們也搬過的，也犯過教條主義的錯誤。”所以，在新中國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時期，我們不能再重蹈覆轍，照搬蘇聯模式了。中國特殊的國情決定中國隻能走自己的路。
“走自己的路”，斯大林在政時，是鼓勵中國這一做法的。他甚至對自己過去不適當地幹涉過中國革命，當麵向中國同誌表示了歉意。斯大林領導下的蘇聯兩億人民，是中國人可靠的兄弟和朋友，他們互相學習，取長補短。
1950年的上海逸園飯店。陳毅代表上海市政府，設宴招待米哈依洛夫為首的蘇聯青年代表團。席間，中方一位擁有幾千人的紡織工廠的資本家，端起酒杯向代表團負責人敬酒，哪知這位“老大哥”同誌驚慌失措起來——原來，十月革命後，蘇聯對資本家采取了沒收財產和驅逐的方法，資本家從此在蘇聯被“消滅”了。所以，這位代表活了近五十歲了，還沒有親眼見過一位真正的資本家。他不禁問道：“陳毅同誌，一個活生生的資本家來向我敬酒，這怎麽辦？”
陳毅聞言朗聲大笑，他向蘇方代表們談起了中國革命的特點，談到了毛澤東的與民族資產階級建立統一戰線的思想，談到上海資本家經過教育改造，怎樣在經濟恢複中發揮作用。客人聽後茅塞頓開，交相讚許。
當晚回去，米哈依洛夫就對中國的翻譯說：“我今天遇見了一個非凡的人物。過去隻知道有這麽個陳毅，沒見過，我以為他一定是個很高傲的人，哪裏想到他是如此平易近人的一個老布爾什維克。”“你們要記住，看看中國黨的領袖是什麽樣的人，他們的品質是何等高貴。”在他的眼中，中國黨的領導人謙和而又自信，實事求是而又富於創造。
陳毅對蘇聯朋友以誠相待，但他不是一個盲目的蘇聯崇拜者。他在珍視蘇聯友誼的同時，也看到了某些大國主義的陰暗麵。1954年他出訪民主德國後又訪問了波蘭。看到兩國規模宏偉的鋼鐵廠，讚佩之餘，他又不無擔心地說，“鐵砂來自蘇聯，是很不合算的事”，“學習蘇聯建設重工業的經驗，難道非得如此生吞活剝、不切實際嗎？”在當時，處處以蘇聯經驗為金科玉律，提出這樣的疑問是需要膽識的。
3.中蘇分歧在哪裏？
赫魯曉夫上台後，大國主義傾向便端倪初現，但我國年輕的外交人員在政治上還較單純。陳毅問及他們所在國與蘇關係怎樣時，他們均答：很好，沒什麽問題。
真的沒什麽問題嗎？有的國家中，蘇聯軍隊卻駐紮了幾十萬，一到假日商店裏的東西都被軍隊買光，這正常嗎？有的國家明明有自己的軍事幹部，為什麽國防部長要蘇聯人擔任？還有，蘇聯駐某國大使的夫人，憑什麽為一件小事訓斥所駐國外交部的司長？幾個問題一問，這些外交人員便不得不想了。陳毅風趣地說：“同誌哥，你們住在那個地方，不要一天到晚光聽人家‘幹杯’呀，‘烏拉’呀，要動腦筋想點問題啊！”
的確，隻要動點腦筋想問題，就可看出蘇聯的觸角伸得太寬太長了。不過這時中蘇還是維持著表麵上的團結。真正的分歧，是從蘇共二十大開始的。在這次大會上，赫魯曉夫做了著名的反對斯大林的秘密報告，令人震驚。中共表示不敢苟同，指出斯大林“功大於過”，“要具體分析，要全麵評估。”
對於中共的異見，赫魯曉夫相當惱怒，他試圖向中國伸出控製之手。1958年4月，蘇建議中蘇共建一長波電台，這無疑將起控製我情報和機密通信的作用，當然為我所拒。7月，蘇聯大使又提出由中蘇建立一支海軍聯合艦隊，這無疑是要取得對中國海軍的控製權，我方再次嚴詞拒絕。赫魯曉夫此時仍不罷手，反而變本加厲，進一步公開擴大中蘇分歧。1959年，在中印邊界問題上，塔斯社公開發表聲明，站在印度一方對其進行偏袒辯護。赫魯曉夫訪美前，蘇聯政府片麵撕毀中蘇雙方關於國防新技術的合作協定。接著，中國國慶十周年時，赫魯曉夫與陳毅在會談中公開辯論，這樣一來，中蘇分歧鮮明地擴大化，中蘇關係也一步步被推向破裂的邊緣。
一位中央負責同誌曾用極其簡潔的話概括說：“中蘇分歧的實質，就是他要控製我們這個國家，我們不讓。”
4.中國不是蘇聯的衛星國
1963年，由蘇共中央發表一封攻擊中共的《公開信》起始，中蘇間的論戰拉開序幕。莫斯科拋出了長篇累贖的文章，北京則針對“修正主義”發表了聲討檄文。麵臨蘇共的高壓和猛烈攻勢，中共並沒有退卻，相反他采取了“堅持原則，後發製人；堅持鬥爭，留有餘地；堅持團結，反對分裂”的方針，與蘇聯針鋒相對。
中國共產黨在當時作出這樣的抉擇，是需要極大勇氣的。陳毅後來也坦言：“老實講，我們可以跟著赫魯曉夫走。如果這樣，他馬上會稱你為親愛的同誌，會授你勳章，給你援助。但我們做另一種考慮：不服從，不聽從他‘老子黨’的指揮，堅持原則，以平等的地位起來同他討論問題。我們考慮過後果：停止援助、動員輿論罵我們冒險主義、教條主義，甚至斷絕外交關係！但為了保衛馬列主義原則和世界人民利益，保衛中國不受別國控製和支配，中國決心不貪圖他的‘好處’，把這場鬥爭堅持下去！”
其實，我們很難想象中國為贏得這種獨立和尊嚴所承受的巨大壓力。1959年，中國正麵臨著極為嚴峻而困難的局麵：美國對中國實施貿易禁運，所有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成員國都追隨美國；後來又出了個中印邊境衝突。中國國內，既有嚴重的自然災害，又有由於“左”的錯誤而造成的巨大的經濟困難。1960年，就在赫魯曉夫在布加勒斯特會議上向中共發難遭到反擊後，蘇聯政府突然照會中國，片麵決定全部撤走1390名專家，撕毀343項合同，廢除257個科技合作項目。對於正處於經濟困頓時期的中國來說，這不啻於雪上加霜。
陳毅對此向外國朋友表示了自己極端憤慨的心情：“不經過協商，事先沒有通知，就把一千多專家在八月一個月內撤走，根本沒有討論和商量的餘地。工廠機器還在運轉，中國工程師和技術人員還沒有學會，就把一切圖紙和資料拿走了，而這是在中國自然災害最嚴重的時候，十三個省區農業歉收，專家一撤走，工業部分癱瘓，使我們受了極大損失。這算什麽馬列主義？資本主義國家也不能這樣。”
更可惡的是，蘇聯領導人不僅在經濟上卡我們脖子，在政治上還陰謀搞顛覆。1960年11月，陳毅訪問阿富汗回來，途經新疆伊犁時，在那兒遇上了一件事。
當時伊犁是有蘇聯領事館的。在機場，陳毅同蘇聯駐伊犁的領事進行了半個多小時的談話，禮節性的會見結束之後，便到中共伊犁黨委。不料陳毅還沒坐下，那位領事又緊跟著來了，像要進來參加開會的樣子。陳毅一看，引起了警覺，他不客氣地說：“我們在機場不是已經告別了嗎？是誰請你到我們黨委機關來的？你來做什麽？”接二連三一問，那位領事臉紅了，無言以對，隻好道歉，轉身走開，經陳毅再一打聽，區黨委的同誌說，以前一直如此，蘇聯領事要來就來，我們以為是“老大哥”，也從未提出反對。
陳毅聽了感慨道：“我們的同誌太老實囉，蘇聯人有點搞慣了，喜歡幹涉人家內政。這是中國的地方嘛！”於是，陳毅又一次在幹部中進行了有關中蘇關係的解釋說明工作。後來，事實證明蘇方確有圖謀，1962年春，他們使用挑撥、引誘和欺騙等手段，策動數萬伊犁人鬧事，並越境跑到蘇聯去了。
蘇聯的背信棄義，使中國經濟幾乎舉步維艱。然而，從周恩來的沉著冷靜、從他的公開談話以及他對未來充滿信心的神態中，沒有人能覺察出來這一點，所以後來有人把這時期的周恩來比作唱“空城計”的諸葛亮。他甚至鎮定自若地對埃德加·斯諾說：“蘇聯專家回國是很自然的……他們當然不可能在這兒呆一輩子。”他知道不能悲觀，不能失望，因為沒有精神的力量就不可能戰勝困難。陳毅更是樂觀地說：“這一來因禍得福，逼得我們自力更生了。”對，自己幹，無非是束緊腰帶，自己多吃一點苦頭。黨和國家領導人與全國人民一起，同甘共苦，迎接嚴峻的考驗。
為了應付嚴重的食品短缺，實行了憑證購物製度。周總理也一樣憑證購物，他拒絕從專門供應外國人和高幹的商店裏買任何定量供應以外的東西。陳毅一下子瘦了下來。
為了節省資金，從1959年起，中央決定減少高級幹部的薪水。那天晚上，主席為這事很晚沒有睡覺，找了政治局陳毅等幾個同誌去商談。大家一致同意每人減少一百元。陳毅說：“減一百，可以過。我再減一點也可以過。這有很大的政治意義。”為了把錢用到最需要的地方，外交部幾次要蓋大樓，陳毅和總理都沒有同意。陳毅說：“要蓋，等我死了以後你們再蓋。天地良心，人民的生活還不好哇！”成千名外交部工作人員，一年又一年，仍擠在那幢破舊古老的清朝建築物裏辦公。
他們都看到，陳毅瘦了，連眼眶也陷了下去，但雙目依舊炯炯有神。作為外長，他必須不斷地向各國記者、議員或來訪的國家元首做中蘇分歧的解釋說明工作，並向他們剖析中蘇分歧的實質，爭取世界輿論的支持。他的談話抓住要害，具體生動，坦率真摯，具有很強的說服力。他有一個精彩、形象的比喻，曾經傳播於世，叫作“我們不做衛星國”。那是1962年陳毅在日內瓦一次記者招待會上的講話。
“蘇聯的衛星重一千噸。但有著六億人口的中國是太重了，”陳毅在那次談話中對記者說，“作為一顆衛星來講，它的分量未免太重了一點。不是這樣嗎？——我們不希望擁有衛星國，但也決不做任何人的衛星國。”
中國人的脊梁骨是很硬的。周總理說：“某些人以為隻有他們掌握智慧，隻有他們能夠解釋馬克思主義。”“某些人想壓我們屈膝討饒，但我們決不會屈服。”
5.中國外長的橄欖枝
1963年11月7日，是中蘇公開論戰後的第一個十月革命節。蘇聯駐華大使舉行了慶祝酒會。陳毅的出席在當時的情況下是相當引人注目的。輪到他致辭時，他即興作了一段精彩的發揮。他說中蘇兩國人民之間的友誼是經得起考驗的，是紮根於群眾之中的。說到這，他引用了一句中國諺語：“友誼貴如金”。機靈的翻譯馬上選用了一句相應的俄國諺語：“寧要一個朋友，不要一百個盧布”，實在是貼切之至。陳毅的這番講話，既從側麵批評了蘇聯大國主義錯誤，又從原則立場出發強調了中蘇友誼的重要性。這番有理有情的言語贏得了在場多數人的鼓掌。
陳毅還曾多次提出蘇聯專家在中國所做的大量工作和可貴貢獻。他非常讚賞蘇聯顧問團副團長在告別宴會上說的一句話：“我們來中國時帶的是蘇聯的經驗，回去時是帶著中國的經驗。”這句話表達了兩國人民互相學習的願望，彼此互助的友情，如果中蘇兩國關係的發展能順應人民的意願，那該多好啊。
“蘇共領導的態度要能好一些，對兩國人民都是有利的。”陳毅有點痛心地這樣說。我們曾力圖維護團結，不說任何危害團結的話，不做任何危害團結的事，但以赫魯曉夫為首的蘇共領導還是一而再、再而三地敫縱他們“親者痛仇者快”的行徑。陳毅深深感到一個原信奉自由、民主、解放的社會主義國家中了霸權的毒後，變得多麽可怕多麽頑固。“以眼還眼，以牙還牙”，對付這樣的霸權國家，我們隻有依靠不屈的信念以及雄厚的、無可辯駁的實力。
6.爆炸原子彈，總結大論戰
1964年10月16日，無論對中國人還是對蘇聯人民都是難忘的一天。因為這一天有兩條爆炸性的新聞，幾乎震驚了世界的每個角落。
新華社北京消息：中國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顆原子彈。
塔斯社莫斯科消息：蘇共中央第一書記、部長會議主席赫魯曉夫被解除了黨內外一切職務。
這種偶然的巧合，使人們驚呆了，有人甚至懷疑這種巧合是出於中國領導人的特意安排，要不，兩件對世界局勢影響均重大的大事，怎麽會這樣帶有戲劇性地竟在同一天奇跡般地發生呢？對此，陳毅外長幽默地說：“克裏姆林宮圍牆那麽厚，我怎麽能知道它裏麵在發生什麽事呢？”
的確，他沒有說錯，這件事他事先不可能知道。其實，就連赫魯曉夫這位第一書記本人，對此也絲毫沒有察覺，事發之前他還安然無事一般在黑海岸邊的索契豪華別墅裏度假。這位靠做“秘密報告”起家的第一書記盡管風雲一時，但最終竟於不知不覺中落到如此下場。更有諷刺意味的是，就在這一天，他聽到了“中國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顆原子彈”的消息，想必那一瞬間他會百感交集，驚異於曆史的巧合吧。
五年前，也就是1959年，蘇聯妄圖要中國在帝國主義核威脅麵前依附於它所建立的“核保護傘”，因而他片麵撕毀了幫助中國建立核工業提供技術援助的協定，試圖剝奪中國及其他國家建立自己核力量的權利。對於蘇聯的這一醜惡行徑，中國領導人相當氣憤，他們在1963年6月6日答複蘇聯政策的備忘錄中莊嚴宣布：“中國人民決不承認一個或幾個大國壟斷世界核力量，對別的國家任意發號施令的特權。”
1963年7月，赫魯曉夫同美英兩國簽署了《關於禁止在大氣、外層空間和水下進行核試驗的條約》，從而撈了一大筆政治資本。
周恩來對此十分惱火。他說：“這是為了保持兩個超級大國的核壟斷，不會有什麽裁軍，他們雙方都會繼續儲存大批核武器，但是他們企圖阻止別國擁有核技術……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
也就是在這時候，赫魯曉夫對中國製造原子彈還是持鄙夷態度的。他說，中國距離獲得核武器的能力還有一段“很長很長”的時間，製造原子彈要有巨大的開支，到頭來中國會弄得連做褲子的錢都沒有。
赫魯曉夫萬萬沒想到，就在他下台之日，中國不用蘇聯提供的尖端技術和生產技術資料，憑著自己的力量，造出了震動世界的原子彈。這無異於給了他一記響亮的耳光。
10月17日那天，周恩來正式向全國人大常委會擴大會議宣布了這一消息。他說中國是在“毛主席的正確政策指引下”，依靠自力更生，通過科學家的英勇奮鬥才取得這項突破的。雖然中國沒有為此顯得得意洋洋，大肆渲染，但中國的自豪和歡欣鼓舞的心情是顯而易見的。所有中國人都知道，一切來之不易一一當時中國沒有任何外援，有的隻是經濟封鎖和赫魯曉夫的“破壞”。中國最終有了自己的原子彈，為之奮鬥的科學工作者功不可沒，為之操勞的黨和國家領導亦功不可沒。
1962年1月5日，在招待首都科學工作者的宴會上，陳毅元帥代表中央和國務院作了“發憤圖強，向科學技術堡壘進攻”，的長篇報告。“和我們的宏偉目標比起來，我們的科學技術還是落後的。”陳毅號召科技工作者“為了我們子孫萬代的幸福，為了支持世界人民的革命鬥爭，我們一定要加速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作為分管科學技術方麵工作的國務院副總理，他當時對科學工作者寄予多少厚望啊！當一些科學工作者為研製原子彈付出了自己的汗水、心血乃至生命之後，勝利終於盼來了，中國終於擁有了自己的原子彈。身為外交部長的陳毅意識到這個消息將會使世界震動，使中國地位提高，使國際局勢顯著變化。
的確，就如周恩來說的那樣，“沒有一聲巨響，就沒有人會理睬我們。”毛澤東說得更直截了當：“放一個響屁比長篇大論更引人注意。”那麽，當那團蘑菇雲在戈壁上空騰起，當那聲巨響響徹雲霄時，世界要對中國刮目相看了。
喬治·蓬皮杜這樣寫道：“頃刻之間，中國在世界上的地位發生了變化。現在談到中國，人們都在議論中國在聯合國的席位問題，要中國參加這個或那個國際會議的問題。美國不得不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那一天也為期不遠了。”戴高樂則感歎一句：“終於發生了。”法國在1964年承認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此後，世界各國紛紛派代表團來訪，因為中國展現了她的新實力。
盡管中國在公布“原子彈試驗成功”的消息的同時，就發表了嚴正的聲明：中國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中國的試驗也是為了全麵禁止和徹底銷毀核武器；盡管消息公布第二天，周總理就致電各國首腦，呼籲召開世界性會議“討論全麵禁止和徹底銷毀核武器問題，包括我們自己的核武器在內”，但世界各國還是異常關注中國在成為新的核大國後有什麽新的動向。
9月26日，法國《快報》周刊發表了陳毅同該刊記者儒勒·羅瓦的談話，標題引人注目：“原子彈沒有什麽了不起。”
儒勒·羅瓦稱陳毅是威猛和勇敢的化身，這位“繼葉挺之後任第四軍軍長，1949年在上海和南京獲得了驚人勝利的人物，以他的熱枕、直爽、淳樸和粗魯著名”，可是在中國剛剛爆炸了原子彈之後，“容易激動的陳毅表現出驚人的平靜”，在兩個多小時的談話中，他一反常態甚至沒有打算談論原子彈爆炸的問題。
直到最後，陳毅才將話題轉到儒勒·羅瓦關心的問題上一“就原子彈而論，我們同過去一樣，認為它沒有什麽了不起。”陳毅接著談了有關原子彈的三點看法：“第一，中國是根據七億人民希望和平建設社會主義的原則和世界人民利益來決定自己的對外政策，而不是根據有沒有核武器。第二，核武器是人製造的，不是核武器製造了人。人始終是第一位的，因此人類最終將能消滅核武器。第三，中國研製核武器是為了防禦，為了打破核壟斷，以便最後銷毀這些武器。我們將保證不首先使用核武器。”陳毅喝了一口茶，又說：“照我看來，任何人都不情願發動一場核大戰。我是不相信上帝的，但看來上帝已安排好了一切。因為原子武器既能殺傷敵人，也能殺傷使用原子武器的人自己。講到底，美國的億萬富翁恐怕比我們更加惜命呢。”
“中國革命不隻求解決自己問題，還要對別國人民有所貢獻。”陳毅1964年國慶前夕曾對在華外籍朋友和專家這樣說。這次講話之後還不到20天的時間裏，中國就爆炸了第一顆原子彈。和美、蘇等核大國一樣，中國知道原子彈在瞬間夷山覆海的威力，但中國更切身體會到一國推行霸權對他國的危害，所以中國泰然向世界宣布：中國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中國不向無核國家使用核武器。這個嶄新的核大國帶給霸權主義者的是擔憂，帶給世界人民的卻是和平與希望。
儒勒·羅瓦在報道最後把陳毅比作一頭“不露鋒芒的獅子”，說“他是永恒的中國的一粒原子，是以毛澤東為首的七億中國人中普通的個人。”也許在外國人眼中，中國也是這樣的一頭獅子，它鋒芒不露，烈性不顯。
就在這頭獅子振鬃長嘯時，赫魯曉夫在一片責罵聲中被轟下台。他曾是蘇聯霸權主義最瘋狂的叫囂者與推動者，中國深受其害，然而“曆史最公正，判決終到來”，最後這富有戲劇性的一筆不能不讓陳毅發此感慨。陳毅對當時中蘇關係的思考是很深入的。
1962年1月5日，陳毅讀了《人民日報》上刊載的《馴鷹人》一文後，便聯想到破裂的中蘇關係，因而深有感觸。原文中介紹獵人馴鷹的方法與經驗，其訣竅在於使鷹處於半饑半飽狀態，過饑怕它癱軟無力，過飽則怕它遠走高飛，“鷹曾苦掙紮”，但就在這饑飽之間，“終於受養豢。”陳毅感道：“我於馴鷹事，竊願抒鄙見。若乃真雄鷹，展翅充霄漢。翱翔於太空，嬉遊於海甸。不戀投來食，安能受羈絆？慎勿墮掌握，獵人窮妙算。”
中國人曾經為此經曆了多少困難，隻有中國人自己知道；中國人曾經怎樣的揚眉吐氣，也隻有中國人自己知道——那是真正的翱翔太空、嬉遊海甸的雄鷹的感覺啊，自由自在無拘無束，天如此高，海如此闊。“不戀投來食，安能受羈絆？”陳毅的這一句奇歎，正是中國人在多事之秋發出的時代強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