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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大國、大將風度
1.從朝鮮撤軍
陳毅就任外交部長三天之後，便以副總理兼外長的身份隨同周總理對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作友好訪問。
就在幾天前，周恩來總理向全世界宣布了中國政府的一項重大決定：中國人民誌願軍將在年內從朝鮮戰場上全部撤回中國。
這是一件意義非同尋常的大事，因為它還牽涉到另一個大國，那就是在當今世界首屈一指的美國。
這個世界史上空前強大的金元帝國，曾在朝鮮美麗安寧的國土上留下了創傷、苦痛和災難。也正是在這血與火的洗禮中，中朝人民用赤心和鮮血凝就了萬古長青的友誼。自從中國人民誌願軍跨過鴨綠江，與朝鮮軍民並肩作戰以來，已經整整七年過去了。
七年的時間不算短，然而當陳毅乘坐的專列抵達這片被硝煙戰火冶煉過的土地上時，他依舊心潮澎湃，感慨萬千。
那是1950年6月，陳毅還在上海任市長。朝鮮戰爭爆發，10月戰火就燒到了鴨綠江，美軍炸彈已經扔到了中國的土地上。是立即應邀出兵還是暫時按兵不動呢？任何一種決定都關係到兩個國家兩個民族的命運，因而毛主席立即請各大區負責同誌火速進京，商議此事。
《孫子兵法》上說：“知己知彼，百戰不殆。”中國領導人深知，在打仗的硬件方麵，中國是遠遠不敵美國的。當時的美國，剛從二次大戰中嗛取了二百五十億美元的軍火利潤；黃金儲備占了西方世界的百分之七十；陸軍人數在資本主義世界中由戰前第十七位上升到了第一位；美國手裏的原子彈可讓廣島、長崎刹那之間變為廢墟；掛著星條旗的美國軍艦肆無忌憚地遊弋於世界各大洋麵上。而中國呢，它剛剛誕生還不滿一年，身上還帶著連年戰亂留下的千瘡百孔；脆弱凋敝的國民經濟亟待恢複振興；國庫裏沒有外匯黃金；工廠裏也造不出坦克、飛機，它惟一擁有的便是一支正義之師的浩然正氣和堅定信念，以及人民創造並保衛新中國的決心和勇氣。這些看似無形之物，越是在強大的敵人麵前，它越能創造出奇跡。
陳毅當時的態度是明確的：我們應當出兵。他並且向中央表示：隻要前線需要，一聲令下，我陳毅馬上可以穿起軍裝過鴨綠江作戰去。
這並非一個軍人一時上湧的豪氣，這也不是一個將領對“戰爭解決問題”的崇尚，陳毅說這些話，是有他的深刻見地的。當時很多人恐美心理嚴重，終日叫囂：“我們千萬不能跟美國人打仗啊！”
陳毅對此針鋒相對：“美國侵占我們的台灣，現在又發動侵略朝鮮的戰爭，炮口對準了我們的胸膛。宋太祖曾說：‘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酣睡。’這是咱們老祖宗的經驗。”“要是美國佬用原子彈打我們怎麽辦？”陳毅毫不猶疑地回答說：“不要怕闖禍。要打原子彈就讓他打，保證我上海市長不先跑就是。”的確，原子彈的因素是要考慮的，但也不能因噎廢食呀。如果美國持有了原子彈便可以為所欲為，那正義何在？公理何在？整個世界不是強權橫行了嗎？中國是渴望公正與和平的，但如果用和平手段不能達到目的時，那隻有在戰場上見高低了。
抗美援朝七年，美國打了“開國一百多年來一直沒有打過”的敗仗，中朝兩國完全贏得了這場戰爭。現在，戰火已經撲滅，和平已經實現，誌願軍便主動地無條件地撤回，不在朝鮮領土上駐留一兵一卒。中國如此為受援國利益著想，反使美軍盤踞世界各地的行徑愈發刺人眼目了。在中國公布撤軍決定的當天，國際新聞社遠東分社社長斯通發表評論說：中國政府由於這一行動，“而在亞洲冷戰中大膽地掌握了主動，並使美國陷入難堪的境地。”
如果說抗美援朝是以戰爭同美國的侵略政策相對抗，那麽，撤軍便是以和平的方式相對抗。不僅要撤，而且要撤得漂亮。
1958年2月17日，周總理和陳毅來到誌願軍總部。在總理講話之後，陳毅作了一番意味深長的發言：
“我們任何時候，任何地點，不要去充恩人，以為我有恩於你，你就要向我磕頭。美國人在抗日戰爭時不是有軍事代表團到延安嗎？以後到山東、到北平，什麽三人小組啊，就是那麽一個恩人的神氣——我是來幫助你抗日的，我是來調解你國共關係的。結果怎麽樣？我們一過江，他還不是卷起鋪蓋走路了嗎？”“古有信陵君救趙的故事。他解了邯鄲之圍後，謀士們提出忠告：‘人有德於公子，公子不可忘也；公子有德於人，願公子忘之。’這是咱們中華民族的傳統。”
曾經指揮過百萬大軍轉戰南北的陳毅，深知部隊在換防、交接時最易出現問題和矛盾。然而這次撤軍是在異國的土地上，如果發生不愉快的事情，福可能影響中朝人民的友誼，給外交工作帶來不利。陳毅又以他小時候親身的經曆教導大家說：“在清朝末年，我的外公捐了一個官。到湖北利川縣上任時，他發現門窗都被前任官打壞了，這令他很生氣，他跺著腳罵娘罵前任的狗官。兩年後，他的官沒了，也要走了，他照樣親自指揮把門窗打爛。那樣的個人主義，那樣的自私自利，是我親眼所見的。我們是馬克思主義者，我們應該以國際主義的水平來處理這些的問題。現在我們有的同誌以為，這樣東西是我帶來的，我就應該把它拿走，不行！要嚴格執行誌願軍首長的命令。回國後，國家可以給你置一點。世界上什麽東西最值錢？就是這個鮮血凝成的友誼！”
遵照總理和陳毅的囑托與教導，中國人民誌願軍不損一草一木，不帶一針一線地撤離了朝鮮。
2.與美國國務卿社勒斯較量
美國是不甘心輕易接受失敗的，既然炮轟槍擊的熱戰必須停止，那就繼續和平對峙的冷戰吧。因而，美國軍隊還留在三八線以南的朝鮮土地上，美軍基地的導彈還對準著中國，第七艦隊還在台灣海峽遊弋，美國操縱的巴黎統籌委員會還對中國實行著封鎖和禁運政策……中國一度麵臨的緊張局勢並未緩和多少，隻是現在戰場上的肉身相搏要轉為戰場下的鬥智鬥勇了。這就注定中國外長陳毅要在戰場下與美國國務卿杜勒斯直麵交鋒，一決勝負。
陳毅雖然未曾與杜勒斯謀麵，但他知道此人為他的資產階級信仰奮鬥是全力以赴的，他反共、敵視新中國幾乎到了瘋狂的地步，曾以“反共先鋒”的稱號而名噪全球。想到這位今後要常打交道的對手，陳毅說：“杜勒斯是個專家，我們要打拳，就要找這樣的對手較量才夠味。”
這位被陳毅稱作“專家”，令陳毅覺得“夠味”的對手，究竟如何？
他是一個很有意思的人物。此人長相並不特殊，中等個子，麵色蒼白，表情嚴峻而冷酷，時而露出陰沉憂鬱之色，配戴一副夾鼻鏡，兩眼顯得深不可測。他的特殊之處在於他性格的強硬一當他聽見反對他的意見後，“他照樣發表自己的意見，連眼角都不掃一下反對者，等於世界上根本不存在這個人。”
他是美國曆史上權力最大的國務卿。他可以在會議席上頻頻向總統遞紙條以左右總統的發言。他習慣於咬著一支鉛筆，在他書房裏石塊砌成的火爐前慢慢地踱來踱去\獨自一人考慮問題，隨時把他的想法記在他那本黃色的拍紙本上，並由此製定美國外交政策。《華爾街日報》上說，“什麽事都要等杜勒斯決定才能辦。小到象國務院大樓走廊裏光線太暗的問題，也要等杜勒斯說了一句話才得到改進。”
他是西方世界赫赫有名的“反共先鋒”、“冷戰戰士”。這得歸功於他的外祖父約翰·沃森·福斯特的影響。這位哈裏遜總統的國務卿是“一個具有濃厚愛國思想的美國人。在他出使外國和任國務卿時，他盡力把這個國家的影響擴大到全世界（包括歐洲和亞洲）。”現在，約翰·福斯特·杜勒斯繼承了老福斯特的理想和目標。為了把美國的影響擴大到中國，杜勒斯一直在尋求時機。1938年，他稱頌密謀對日投降的蔣介石“是一個真實的中國愛國者”；1952年，他又說：“美國應該明白地申明我們的決心，決不讓中國大陸繼續由中國共產黨控製。”1954年，他不顧癌症手術後身體的虛弱，趕往日內瓦。在日內瓦會議上，他親自下令：禁止任何美國代表團的人員同任何中國代表團的人員握手。1957年1月在舊金山講話時他甚至詛咒新中國“是一種要消逝的，而不是永久的現象。”他視共產黨為魔鬼，視紅色中國為瘟疫，為驅魔去病，他終日奔波，不遺餘力。
他自覺最得意的傑作是“戰爭邊緣”政策。盡管民主黨總統候選人艾德萊·史蒂文森鄙夷地將之稱為“俄國式的輪盤賭”，杜勒斯還是不為所動地自我闡明：“你必須為和平碰碰機會，正如你必須在戰爭中碰碰機會一樣。有些人說，我們被帶到了戰爭的邊緣。自然是如此，但到達了這個邊緣而又不被卷入戰爭的本領，就是一種必不可少的藝術。……我們曾不得不——在擴大朝鮮戰爭的問題上，在卷入印度支那戰爭的問題上，在台灣問題上——正視了它。我們走到了這個邊緣並且我們正視了它。我們采取了堅決的行動。”這就是著名的三次“戰爭邊緣”行動，三次都直接間接地針對紅色中國。第一次是1953年2月，“放蔣介石出籠”以加劇朝鮮緊張局勢；第二次是1954年，謀求以武力幹涉越南人民抗法戰爭；第三次則是1955年，在台灣海峽支持蔣介石對中國大陸的進攻挑釁。這三次“碰碰機會”的結果，的確都沒有“被卷入戰爭”，因而杜勒斯先生自詡為“藝術”。他甚至認為自己已諳熟於此道，屢試不爽。
杜勒斯說這番話時是在1956年。兩年之後，他又想輕車熟路把美國帶往第四次“戰爭邊緣”。這一次目標依舊是中國，地點依舊是台灣海峽，這一切都是上演“藝術”最熟悉的背景。杜勒斯似乎沒有過多考慮他將遭逢的對手是陳毅。這或許源於他性格的強硬、霸道和自負。但想必時過境遷後，杜勒斯先生一定會記得這次交鋒，記得他的新對手——中國外長陳毅。
其實，陳毅對美國並不像杜勒斯對中國那樣懷有偏見、仇恨。他說過：“美國是個了不起的國家，建國才一百八十多年，科學、工業就成為世界最先進的。美國民族是個新的民族。假若美國改變了目前敵視我們的政策，兩國關係是有前途的。”
但是美國會改變現有的敵視政策嗎？1955年，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提出：“對世界安全和穩定的眼前的威脅現在集中在亞洲……現在是加速發展從韓國和日本延伸到中東的自由亞洲的廣大弧形地帶的時候了。”這便是矛頭針對中國的“新月形包圍圈”。為了加強這個包圍圈，杜勒斯不停地在各國、各大洲間穿梭飛行，每天工作十八個小時，以至飛行時間幾乎和職業飛行員相等。杜勒斯身上膨脹著美國壟斷資本進行經濟掠奪和勢力擴張的強烈欲望，紅色中國作為一個信奉共產主義的新興國家，自然是他的“眼中釘，肉中刺”了。
麵對美國的敵視，有人主張“中國應該做美蘇之間的橋梁”，陳毅對此作了嚴厲批評。他將這話告訴給主席，主席很形象地打了一個比方：“這話的意思，就是要中國人腦殼著地，背拱起來，讓美國人從中國人背上走到蘇聯去，讓蘇聯人從中國人背上走到美國去，我們難道能這麽幹嗎？”
“主席挖苦得很好。”陳毅後來對人說，“誰願意幹，誰可以去幹，我這個外交部長是不幹的！巴黎和會上，克裏蒙梭逼著顧維鈞簽字的時代，已經過去了！”
如果每個炎黃子孫都有這樣的誌氣，台灣或許不會這樣長久地與神州大陸分離。
3.台海風雲舉重若輕
1958年的夏，無論對杜勒斯還是對陳毅，它都是難忘的。
8月23日晚，羅馬尼亞駐華大使館為慶祝祖國解放日而舉行盛大的招待會。盡管不久前，美國出兵黎巴嫩，英國出兵約旦，造成中近東戰火一觸即發的緊張局勢；盡管8月17日，美國又將六艘軍艦和兩千部隊開人新加坡；盡管參加招待會的每位代表都意識到當前的世界局勢充滿“火藥味”，但招待會的氣氛仍是熱烈而友好的。陳毅作為主賓之一，他一身白西裝，笑容和悅，風度翩翩地穿梭於來賓之間。
但是，當陳毅走到台前即興致詞時，人們發現，席間的氣氛變化了。
“聯大緊急特別會議通過一紙決議，並不等於說美國和英國對黎巴嫩、約旦和其它阿拉伯國家的侵略已經消除。美國借口‘保護僑民’侵占黎巴嫩，以‘保衛供水係統’為名把軍隊派遣到古巴。最近，美國軍隊竟為了‘休息和避暑’進駐了新加坡。如果這種道理能夠成立，那麽美國不是在任何時候都可以把它的軍隊派到任何國家去嗎？同樣的，世界上任何國家不是也可以在任何時候把軍隊派到美國去嗎？”
話音一落，舉座皆驚。有人興奮，有人驚愕，有人擔憂，隻有講話者陳毅本人保持著一如既往的平靜——就在招待會開始前兩小時，我福建前線部隊萬炮齊發，對駐守金門的蔣軍蔣艦，發起了猛烈的、毀滅性的襲擊。陳毅知道這一擊會讓美國吃驚，讓世界震動，但現在有人在中國的領土上騷擾、挑釁威脅、侵犯，中國不反擊行嗎？既然美國已經緊張起來了，中國索性也就“緊張”他一下。
果不其然，金門炮聲一響，杜勒斯目瞪口呆，美國手忙腳亂，趕緊從地中海等地調集六艘航空母艦、130艘其它艦隻和200多架飛機到台灣海峽地區，叫囂“美國飛機要轟炸中國大陸的基地”。不久，杜勒斯又匆匆飛往羅德艾蘭州的新港，與正在那裏度假的艾森豪威爾商討對策。
從新港回來，杜勒斯先在9月9日召開記者招待會。因為當時的輿論對杜勒斯“碰碰機會”的新冒險很不利，國務院收到的五千多封來信中，有百分之八十是批評杜勒斯在台灣海峽的冒險行動的。亞當斯在《強權時代》中說，“人們越來越認為美國人如果把自己卷入這些島嶼的防禦，那就是發瘋了。”因而，杜勒斯此舉意在爭取輿論的支持，對中國施加更大的壓力。他擺出一幅威風凜凜的架勢說：“處在危險中的並不僅僅是金門和馬祖這兩塊地產。顯然，如果牽涉的僅僅是這些，美國就沒有理由采取行動。那裏牽涉的，是自由世界在西太平洋的整個地位，它也牽涉到美國的切身利益。”
九天之後，杜勒斯又利用聯合國大會的講壇施加新的壓力。發言中，他此時承認我炮擊金門是“屬於內戰的範圍”，彼時又譴責這是“赤裸裸的武裝侵犯”，通篇有邏輯混亂的嫌疑，但幸而中心明確，那就是要求在台灣海峽實現“停火”，不準中國炮擊，甚至要求中國撤減駐在福建前線的部隊。
杜勒斯不愧是外交戰線上的“專家”，就在他惱羞成怒大肆叫囂時，他也沒有放棄暗裏的活動。他曾讓華沙的美國大使通知中國大使王炳南說：“美國希望恢複兩國在華沙的談判。”看來，任何可能使中國妥協的渠道，美國都不惜一試。隻是美國的“談判”這一花招對中國並不新鮮，中國早在朝鮮戰場上就領略了他們的“談判”，充其量不過是一緩兵之計而已。但是，無論是打是談，中國都奉陪到底。
美國在金門炮響後的數日裏，已竭盡威脅、利誘之能事，現在，該是中國登台亮相的時候了。
9月2日，中國外長陳毅發表了駁斥杜勒斯在聯大上的發言的聲明，他寸步不讓，義正辭嚴：
台灣海峽地區的緊張局勢完全是美帝國主義對我國的侵略造成的。消除台灣海峽地區的緊張局勢的關鍵，不是什麽‘停火’問題，而是美國軍隊撤出台灣地區的問題。中美之間沒有打仗，根本談不上什麽停火。至於中國人民同蔣介石集團之間的武裝鬥爭，那是從中國人民解放戰爭以來就沒有停止過的，也從來沒有造成國際緊張局勢。中國人民為了解放自己的領土，不論用和平方式還是用武裝鬥爭方式，都是中國人自己的事情。美國必須立即停止對中國的軍事挑釁和戰爭威脅，並且從台灣和台灣海峽撤出它的一切戰鬥力量。
如果美國侵略者竟然不顧中國人民的一再警告和世界人民的堅決反對，膽敢把戰爭強加在中國人民頭上，那麽，我國團結一致的六億人民，必將不惜犧牲，在保衛偉大祖國的神聖旗幟下，為反抗侵略而戰，為維護祖國主權和領土完整而戰，為保衛遠東和世界和平而戰！
早在發表此聲明前，周總理就認為，必須先把台灣問題的曆史和現狀講明，明確台灣是中國領土神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並以此作為我們在對美外交鬥爭中立於不敗之地的根本。現在，陳毅就是這樣做了。他的言語明確、邏輯清晰、氣勢磅礴使“全世界一切神誌正常的人都公認金門、馬祖等沿海島嶼從來就屬於中國。
理直就會氣壯，中國態度的強硬，使美國的盟友們紛紛退卻，均表示不願卷入衝突。美國國內更是一片抱怨聲、詰責聲：“美國有什麽權利決定中國島嶼的命運？”“為了支持從中國大陸被趕出來的賣國政權，我們打算犧牲多少美國人的性命呢？”連赫爾利也無奈地說：“在這場戰爭中，我們既沒有朋友，又沒有盟國。”
這一次，杜勒斯才意識自己遭逢了一個不可小視的敵手。大敵當前，更應冷靜，他畢竟久經沙場，又是玩“戰爭邊緣”的老手，看來美國又該在“戰爭邊緣”上收步，以退求進了。主意一定，他便在9月30日的記者招待會上宣布開始實行“脫身政策”，即要蔣軍從金門、馬祖撤退，“以換取共產黨的停火。”
難道他不怕此變在台灣集團內引起恐慌和混亂嗎？對此，杜勒斯是早有預料的，但他認為這是“退卻”中應付的代價，何況以後還有機會彌補。關鍵是，“退”一步是為了“進”兩步——杜勒斯想用金門、馬祖兩個島為“釣餌”，來換取台灣脫離大陸永久“獨立”的前途。蔣介石不要“反攻大陸”了，中共也放棄“武裝解放”，台灣便可成為美國“不沉的航空母艦”。不能不承認，杜勒斯的如意算盤撥拉得還挺有水準。
中共會吞下這個“釣餌”嗎？
轟擊金門的炮聲突然靜寂下來。難道……
10月6日，一份精彩之至、由毛澤東主席連夜起草的《告台、澎、金、馬同胞書》以國防部長彭德懷的名義公開發表。文章宣布，鑒於目前“金門、馬祖的十三萬軍民，供應缺乏，饑寒交迫，難為久計”，從當日起，在國民黨船隻無美艦護航的條件下“停止炮擊七天”，以便國民黨方麵向島上輸送供應品。文章中明確指出，中國內部戰爭，同胞之間可以談判，和平解決，但不要美國插手，“這是民族大義”。文章點明：帝國主義是靠不住的，並以杜勒斯9月30日的講話為證，問道：“站在你們的地位，能不寒心？”這篇曉之以理動之以情的文章，如一石擊水，使得蔣介石軍心震動，美蔣矛盾激化，杜勒斯更是騎虎難下。不久，他匆匆飛往台灣，強壓蔣介石從金門、馬祖撤軍，不料指揮棒不靈，雙方吵成一片。
“毛主席的文章做得很妙。”陳毅讚賞地說，“台灣局勢非常微妙，矛盾錯綜複雜，炮打打停停，就是利用這些矛盾，使美國人不能插手，還得替我們約束蔣介石不要闖禍。”
陳毅對台灣形勢把握之準，對美國政策理解之深是令人歎服的。“美國的政策，頭一步是交出金、馬，使大陸和台灣完全脫離，以便他長期占領，第二步就是托管台灣，第三步是中立台灣。我們在金門打打停停，不是‘送瘟神’，而是要‘留瘟神’。杜勒斯不是有‘脫身政策’嗎？這一來就難以脫身了。”
豈止“難以脫身”？在這場外交鬥爭中，杜勒斯完全敗在了中國外交家的手下。著名專欄作家李普曼說：“中國人在沿海島嶼握有硬牌，知道如何巧妙地打這些牌”，由於“在金門握有軍事上的主動，他們可以象擰開或關上水龍頭一樣進行或停止炮擊。”他的描述很形象，但更準確地說，是堅定的立場、靈活的策略、精確的算計融為一體，使中國外交家贏得了這場鬥爭。12月10日，美國終於宣布自台灣地區撤出部分海空軍，並且不得不遵守我方不允許美艦為蔣艦護航的規定。
聲名赫赫的杜勒斯在這場較量中遭受重創，他竟成了“世界上受到最猛烈攻擊的外交家”，還有人把他比作“套在西方外交政策脖子上的磨盤”，更有甚者，竟惡作劇地把他的名字“Dulles”寫作“dulls”（蠢貨）。1959年5月24日，這位一生致力於“擴大美國影響”的國務卿因患癌症去世。他一直以反共、敵視新中國而著稱，到最終不得不承認“紅色中國正迅速變成一個軍事和工業強國”；他多年來以性格強硬、諳熟外交而傲世，到最後徹底落敗一次，而這次他的對手就是那位說話和他一樣強硬卻從不霸道的中國外長陳毅。
陳毅說過，如果帝國主義“硬要搞緊張，那我們就要比他更緊張！——最經不起緊張的還是帝國主義。”
陳毅又說過，“如果世界上有一個美國不好惹，那麽世界上還有一個中國更不好惹！”
陳毅還說過，“我們願意改善中美關係，特別是中國人民和美國人民的傳統友誼是長期發展起來的。……但美國的領導人太自高自大了，要中國人屈服是不可能的。”
中國人的氣節、中國人的信念、中國人直麵強權的態度，全都包含在陳毅元帥這幾句鏗鏘有聲、斬截有力的話裏。他告誡美國，也告訴全世界人民：中國是熱愛和平向往和平而且勇於爭取和平的。誰若想在中國推行強權，那無論是上十裏沙場還是人十裏洋場，都注定要碰釘子吃苦頭，“不管豺狼多詭計，我方事事持原則”，不是嗎？若狼煙四起。看我公戎裝在身披纓上陣勇殺頑敵；若較量於帷幄之內，再看我公於觥籌交錯樽俎起落間奮折強權。
陳毅就任外交部長三天之後，便以副總理兼外長的身份隨同周總理對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作友好訪問。
就在幾天前，周恩來總理向全世界宣布了中國政府的一項重大決定：中國人民誌願軍將在年內從朝鮮戰場上全部撤回中國。
這是一件意義非同尋常的大事，因為它還牽涉到另一個大國，那就是在當今世界首屈一指的美國。
這個世界史上空前強大的金元帝國，曾在朝鮮美麗安寧的國土上留下了創傷、苦痛和災難。也正是在這血與火的洗禮中，中朝人民用赤心和鮮血凝就了萬古長青的友誼。自從中國人民誌願軍跨過鴨綠江，與朝鮮軍民並肩作戰以來，已經整整七年過去了。
七年的時間不算短，然而當陳毅乘坐的專列抵達這片被硝煙戰火冶煉過的土地上時，他依舊心潮澎湃，感慨萬千。
那是1950年6月，陳毅還在上海任市長。朝鮮戰爭爆發，10月戰火就燒到了鴨綠江，美軍炸彈已經扔到了中國的土地上。是立即應邀出兵還是暫時按兵不動呢？任何一種決定都關係到兩個國家兩個民族的命運，因而毛主席立即請各大區負責同誌火速進京，商議此事。
《孫子兵法》上說：“知己知彼，百戰不殆。”中國領導人深知，在打仗的硬件方麵，中國是遠遠不敵美國的。當時的美國，剛從二次大戰中嗛取了二百五十億美元的軍火利潤；黃金儲備占了西方世界的百分之七十；陸軍人數在資本主義世界中由戰前第十七位上升到了第一位；美國手裏的原子彈可讓廣島、長崎刹那之間變為廢墟；掛著星條旗的美國軍艦肆無忌憚地遊弋於世界各大洋麵上。而中國呢，它剛剛誕生還不滿一年，身上還帶著連年戰亂留下的千瘡百孔；脆弱凋敝的國民經濟亟待恢複振興；國庫裏沒有外匯黃金；工廠裏也造不出坦克、飛機，它惟一擁有的便是一支正義之師的浩然正氣和堅定信念，以及人民創造並保衛新中國的決心和勇氣。這些看似無形之物，越是在強大的敵人麵前，它越能創造出奇跡。
陳毅當時的態度是明確的：我們應當出兵。他並且向中央表示：隻要前線需要，一聲令下，我陳毅馬上可以穿起軍裝過鴨綠江作戰去。
這並非一個軍人一時上湧的豪氣，這也不是一個將領對“戰爭解決問題”的崇尚，陳毅說這些話，是有他的深刻見地的。當時很多人恐美心理嚴重，終日叫囂：“我們千萬不能跟美國人打仗啊！”
陳毅對此針鋒相對：“美國侵占我們的台灣，現在又發動侵略朝鮮的戰爭，炮口對準了我們的胸膛。宋太祖曾說：‘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酣睡。’這是咱們老祖宗的經驗。”“要是美國佬用原子彈打我們怎麽辦？”陳毅毫不猶疑地回答說：“不要怕闖禍。要打原子彈就讓他打，保證我上海市長不先跑就是。”的確，原子彈的因素是要考慮的，但也不能因噎廢食呀。如果美國持有了原子彈便可以為所欲為，那正義何在？公理何在？整個世界不是強權橫行了嗎？中國是渴望公正與和平的，但如果用和平手段不能達到目的時，那隻有在戰場上見高低了。
抗美援朝七年，美國打了“開國一百多年來一直沒有打過”的敗仗，中朝兩國完全贏得了這場戰爭。現在，戰火已經撲滅，和平已經實現，誌願軍便主動地無條件地撤回，不在朝鮮領土上駐留一兵一卒。中國如此為受援國利益著想，反使美軍盤踞世界各地的行徑愈發刺人眼目了。在中國公布撤軍決定的當天，國際新聞社遠東分社社長斯通發表評論說：中國政府由於這一行動，“而在亞洲冷戰中大膽地掌握了主動，並使美國陷入難堪的境地。”
如果說抗美援朝是以戰爭同美國的侵略政策相對抗，那麽，撤軍便是以和平的方式相對抗。不僅要撤，而且要撤得漂亮。
1958年2月17日，周總理和陳毅來到誌願軍總部。在總理講話之後，陳毅作了一番意味深長的發言：
“我們任何時候，任何地點，不要去充恩人，以為我有恩於你，你就要向我磕頭。美國人在抗日戰爭時不是有軍事代表團到延安嗎？以後到山東、到北平，什麽三人小組啊，就是那麽一個恩人的神氣——我是來幫助你抗日的，我是來調解你國共關係的。結果怎麽樣？我們一過江，他還不是卷起鋪蓋走路了嗎？”“古有信陵君救趙的故事。他解了邯鄲之圍後，謀士們提出忠告：‘人有德於公子，公子不可忘也；公子有德於人，願公子忘之。’這是咱們中華民族的傳統。”
曾經指揮過百萬大軍轉戰南北的陳毅，深知部隊在換防、交接時最易出現問題和矛盾。然而這次撤軍是在異國的土地上，如果發生不愉快的事情，福可能影響中朝人民的友誼，給外交工作帶來不利。陳毅又以他小時候親身的經曆教導大家說：“在清朝末年，我的外公捐了一個官。到湖北利川縣上任時，他發現門窗都被前任官打壞了，這令他很生氣，他跺著腳罵娘罵前任的狗官。兩年後，他的官沒了，也要走了，他照樣親自指揮把門窗打爛。那樣的個人主義，那樣的自私自利，是我親眼所見的。我們是馬克思主義者，我們應該以國際主義的水平來處理這些的問題。現在我們有的同誌以為，這樣東西是我帶來的，我就應該把它拿走，不行！要嚴格執行誌願軍首長的命令。回國後，國家可以給你置一點。世界上什麽東西最值錢？就是這個鮮血凝成的友誼！”
遵照總理和陳毅的囑托與教導，中國人民誌願軍不損一草一木，不帶一針一線地撤離了朝鮮。
2.與美國國務卿社勒斯較量
美國是不甘心輕易接受失敗的，既然炮轟槍擊的熱戰必須停止，那就繼續和平對峙的冷戰吧。因而，美國軍隊還留在三八線以南的朝鮮土地上，美軍基地的導彈還對準著中國，第七艦隊還在台灣海峽遊弋，美國操縱的巴黎統籌委員會還對中國實行著封鎖和禁運政策……中國一度麵臨的緊張局勢並未緩和多少，隻是現在戰場上的肉身相搏要轉為戰場下的鬥智鬥勇了。這就注定中國外長陳毅要在戰場下與美國國務卿杜勒斯直麵交鋒，一決勝負。
陳毅雖然未曾與杜勒斯謀麵，但他知道此人為他的資產階級信仰奮鬥是全力以赴的，他反共、敵視新中國幾乎到了瘋狂的地步，曾以“反共先鋒”的稱號而名噪全球。想到這位今後要常打交道的對手，陳毅說：“杜勒斯是個專家，我們要打拳，就要找這樣的對手較量才夠味。”
這位被陳毅稱作“專家”，令陳毅覺得“夠味”的對手，究竟如何？
他是一個很有意思的人物。此人長相並不特殊，中等個子，麵色蒼白，表情嚴峻而冷酷，時而露出陰沉憂鬱之色，配戴一副夾鼻鏡，兩眼顯得深不可測。他的特殊之處在於他性格的強硬一當他聽見反對他的意見後，“他照樣發表自己的意見，連眼角都不掃一下反對者，等於世界上根本不存在這個人。”
他是美國曆史上權力最大的國務卿。他可以在會議席上頻頻向總統遞紙條以左右總統的發言。他習慣於咬著一支鉛筆，在他書房裏石塊砌成的火爐前慢慢地踱來踱去\獨自一人考慮問題，隨時把他的想法記在他那本黃色的拍紙本上，並由此製定美國外交政策。《華爾街日報》上說，“什麽事都要等杜勒斯決定才能辦。小到象國務院大樓走廊裏光線太暗的問題，也要等杜勒斯說了一句話才得到改進。”
他是西方世界赫赫有名的“反共先鋒”、“冷戰戰士”。這得歸功於他的外祖父約翰·沃森·福斯特的影響。這位哈裏遜總統的國務卿是“一個具有濃厚愛國思想的美國人。在他出使外國和任國務卿時，他盡力把這個國家的影響擴大到全世界（包括歐洲和亞洲）。”現在，約翰·福斯特·杜勒斯繼承了老福斯特的理想和目標。為了把美國的影響擴大到中國，杜勒斯一直在尋求時機。1938年，他稱頌密謀對日投降的蔣介石“是一個真實的中國愛國者”；1952年，他又說：“美國應該明白地申明我們的決心，決不讓中國大陸繼續由中國共產黨控製。”1954年，他不顧癌症手術後身體的虛弱，趕往日內瓦。在日內瓦會議上，他親自下令：禁止任何美國代表團的人員同任何中國代表團的人員握手。1957年1月在舊金山講話時他甚至詛咒新中國“是一種要消逝的，而不是永久的現象。”他視共產黨為魔鬼，視紅色中國為瘟疫，為驅魔去病，他終日奔波，不遺餘力。
他自覺最得意的傑作是“戰爭邊緣”政策。盡管民主黨總統候選人艾德萊·史蒂文森鄙夷地將之稱為“俄國式的輪盤賭”，杜勒斯還是不為所動地自我闡明：“你必須為和平碰碰機會，正如你必須在戰爭中碰碰機會一樣。有些人說，我們被帶到了戰爭的邊緣。自然是如此，但到達了這個邊緣而又不被卷入戰爭的本領，就是一種必不可少的藝術。……我們曾不得不——在擴大朝鮮戰爭的問題上，在卷入印度支那戰爭的問題上，在台灣問題上——正視了它。我們走到了這個邊緣並且我們正視了它。我們采取了堅決的行動。”這就是著名的三次“戰爭邊緣”行動，三次都直接間接地針對紅色中國。第一次是1953年2月，“放蔣介石出籠”以加劇朝鮮緊張局勢；第二次是1954年，謀求以武力幹涉越南人民抗法戰爭；第三次則是1955年，在台灣海峽支持蔣介石對中國大陸的進攻挑釁。這三次“碰碰機會”的結果，的確都沒有“被卷入戰爭”，因而杜勒斯先生自詡為“藝術”。他甚至認為自己已諳熟於此道，屢試不爽。
杜勒斯說這番話時是在1956年。兩年之後，他又想輕車熟路把美國帶往第四次“戰爭邊緣”。這一次目標依舊是中國，地點依舊是台灣海峽，這一切都是上演“藝術”最熟悉的背景。杜勒斯似乎沒有過多考慮他將遭逢的對手是陳毅。這或許源於他性格的強硬、霸道和自負。但想必時過境遷後，杜勒斯先生一定會記得這次交鋒，記得他的新對手——中國外長陳毅。
其實，陳毅對美國並不像杜勒斯對中國那樣懷有偏見、仇恨。他說過：“美國是個了不起的國家，建國才一百八十多年，科學、工業就成為世界最先進的。美國民族是個新的民族。假若美國改變了目前敵視我們的政策，兩國關係是有前途的。”
但是美國會改變現有的敵視政策嗎？1955年，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提出：“對世界安全和穩定的眼前的威脅現在集中在亞洲……現在是加速發展從韓國和日本延伸到中東的自由亞洲的廣大弧形地帶的時候了。”這便是矛頭針對中國的“新月形包圍圈”。為了加強這個包圍圈，杜勒斯不停地在各國、各大洲間穿梭飛行，每天工作十八個小時，以至飛行時間幾乎和職業飛行員相等。杜勒斯身上膨脹著美國壟斷資本進行經濟掠奪和勢力擴張的強烈欲望，紅色中國作為一個信奉共產主義的新興國家，自然是他的“眼中釘，肉中刺”了。
麵對美國的敵視，有人主張“中國應該做美蘇之間的橋梁”，陳毅對此作了嚴厲批評。他將這話告訴給主席，主席很形象地打了一個比方：“這話的意思，就是要中國人腦殼著地，背拱起來，讓美國人從中國人背上走到蘇聯去，讓蘇聯人從中國人背上走到美國去，我們難道能這麽幹嗎？”
“主席挖苦得很好。”陳毅後來對人說，“誰願意幹，誰可以去幹，我這個外交部長是不幹的！巴黎和會上，克裏蒙梭逼著顧維鈞簽字的時代，已經過去了！”
如果每個炎黃子孫都有這樣的誌氣，台灣或許不會這樣長久地與神州大陸分離。
3.台海風雲舉重若輕
1958年的夏，無論對杜勒斯還是對陳毅，它都是難忘的。
8月23日晚，羅馬尼亞駐華大使館為慶祝祖國解放日而舉行盛大的招待會。盡管不久前，美國出兵黎巴嫩，英國出兵約旦，造成中近東戰火一觸即發的緊張局勢；盡管8月17日，美國又將六艘軍艦和兩千部隊開人新加坡；盡管參加招待會的每位代表都意識到當前的世界局勢充滿“火藥味”，但招待會的氣氛仍是熱烈而友好的。陳毅作為主賓之一，他一身白西裝，笑容和悅，風度翩翩地穿梭於來賓之間。
但是，當陳毅走到台前即興致詞時，人們發現，席間的氣氛變化了。
“聯大緊急特別會議通過一紙決議，並不等於說美國和英國對黎巴嫩、約旦和其它阿拉伯國家的侵略已經消除。美國借口‘保護僑民’侵占黎巴嫩，以‘保衛供水係統’為名把軍隊派遣到古巴。最近，美國軍隊竟為了‘休息和避暑’進駐了新加坡。如果這種道理能夠成立，那麽美國不是在任何時候都可以把它的軍隊派到任何國家去嗎？同樣的，世界上任何國家不是也可以在任何時候把軍隊派到美國去嗎？”
話音一落，舉座皆驚。有人興奮，有人驚愕，有人擔憂，隻有講話者陳毅本人保持著一如既往的平靜——就在招待會開始前兩小時，我福建前線部隊萬炮齊發，對駐守金門的蔣軍蔣艦，發起了猛烈的、毀滅性的襲擊。陳毅知道這一擊會讓美國吃驚，讓世界震動，但現在有人在中國的領土上騷擾、挑釁威脅、侵犯，中國不反擊行嗎？既然美國已經緊張起來了，中國索性也就“緊張”他一下。
果不其然，金門炮聲一響，杜勒斯目瞪口呆，美國手忙腳亂，趕緊從地中海等地調集六艘航空母艦、130艘其它艦隻和200多架飛機到台灣海峽地區，叫囂“美國飛機要轟炸中國大陸的基地”。不久，杜勒斯又匆匆飛往羅德艾蘭州的新港，與正在那裏度假的艾森豪威爾商討對策。
從新港回來，杜勒斯先在9月9日召開記者招待會。因為當時的輿論對杜勒斯“碰碰機會”的新冒險很不利，國務院收到的五千多封來信中，有百分之八十是批評杜勒斯在台灣海峽的冒險行動的。亞當斯在《強權時代》中說，“人們越來越認為美國人如果把自己卷入這些島嶼的防禦，那就是發瘋了。”因而，杜勒斯此舉意在爭取輿論的支持，對中國施加更大的壓力。他擺出一幅威風凜凜的架勢說：“處在危險中的並不僅僅是金門和馬祖這兩塊地產。顯然，如果牽涉的僅僅是這些，美國就沒有理由采取行動。那裏牽涉的，是自由世界在西太平洋的整個地位，它也牽涉到美國的切身利益。”
九天之後，杜勒斯又利用聯合國大會的講壇施加新的壓力。發言中，他此時承認我炮擊金門是“屬於內戰的範圍”，彼時又譴責這是“赤裸裸的武裝侵犯”，通篇有邏輯混亂的嫌疑，但幸而中心明確，那就是要求在台灣海峽實現“停火”，不準中國炮擊，甚至要求中國撤減駐在福建前線的部隊。
杜勒斯不愧是外交戰線上的“專家”，就在他惱羞成怒大肆叫囂時，他也沒有放棄暗裏的活動。他曾讓華沙的美國大使通知中國大使王炳南說：“美國希望恢複兩國在華沙的談判。”看來，任何可能使中國妥協的渠道，美國都不惜一試。隻是美國的“談判”這一花招對中國並不新鮮，中國早在朝鮮戰場上就領略了他們的“談判”，充其量不過是一緩兵之計而已。但是，無論是打是談，中國都奉陪到底。
美國在金門炮響後的數日裏，已竭盡威脅、利誘之能事，現在，該是中國登台亮相的時候了。
9月2日，中國外長陳毅發表了駁斥杜勒斯在聯大上的發言的聲明，他寸步不讓，義正辭嚴：
台灣海峽地區的緊張局勢完全是美帝國主義對我國的侵略造成的。消除台灣海峽地區的緊張局勢的關鍵，不是什麽‘停火’問題，而是美國軍隊撤出台灣地區的問題。中美之間沒有打仗，根本談不上什麽停火。至於中國人民同蔣介石集團之間的武裝鬥爭，那是從中國人民解放戰爭以來就沒有停止過的，也從來沒有造成國際緊張局勢。中國人民為了解放自己的領土，不論用和平方式還是用武裝鬥爭方式，都是中國人自己的事情。美國必須立即停止對中國的軍事挑釁和戰爭威脅，並且從台灣和台灣海峽撤出它的一切戰鬥力量。
如果美國侵略者竟然不顧中國人民的一再警告和世界人民的堅決反對，膽敢把戰爭強加在中國人民頭上，那麽，我國團結一致的六億人民，必將不惜犧牲，在保衛偉大祖國的神聖旗幟下，為反抗侵略而戰，為維護祖國主權和領土完整而戰，為保衛遠東和世界和平而戰！
早在發表此聲明前，周總理就認為，必須先把台灣問題的曆史和現狀講明，明確台灣是中國領土神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並以此作為我們在對美外交鬥爭中立於不敗之地的根本。現在，陳毅就是這樣做了。他的言語明確、邏輯清晰、氣勢磅礴使“全世界一切神誌正常的人都公認金門、馬祖等沿海島嶼從來就屬於中國。
理直就會氣壯，中國態度的強硬，使美國的盟友們紛紛退卻，均表示不願卷入衝突。美國國內更是一片抱怨聲、詰責聲：“美國有什麽權利決定中國島嶼的命運？”“為了支持從中國大陸被趕出來的賣國政權，我們打算犧牲多少美國人的性命呢？”連赫爾利也無奈地說：“在這場戰爭中，我們既沒有朋友，又沒有盟國。”
這一次，杜勒斯才意識自己遭逢了一個不可小視的敵手。大敵當前，更應冷靜，他畢竟久經沙場，又是玩“戰爭邊緣”的老手，看來美國又該在“戰爭邊緣”上收步，以退求進了。主意一定，他便在9月30日的記者招待會上宣布開始實行“脫身政策”，即要蔣軍從金門、馬祖撤退，“以換取共產黨的停火。”
難道他不怕此變在台灣集團內引起恐慌和混亂嗎？對此，杜勒斯是早有預料的，但他認為這是“退卻”中應付的代價，何況以後還有機會彌補。關鍵是，“退”一步是為了“進”兩步——杜勒斯想用金門、馬祖兩個島為“釣餌”，來換取台灣脫離大陸永久“獨立”的前途。蔣介石不要“反攻大陸”了，中共也放棄“武裝解放”，台灣便可成為美國“不沉的航空母艦”。不能不承認，杜勒斯的如意算盤撥拉得還挺有水準。
中共會吞下這個“釣餌”嗎？
轟擊金門的炮聲突然靜寂下來。難道……
10月6日，一份精彩之至、由毛澤東主席連夜起草的《告台、澎、金、馬同胞書》以國防部長彭德懷的名義公開發表。文章宣布，鑒於目前“金門、馬祖的十三萬軍民，供應缺乏，饑寒交迫，難為久計”，從當日起，在國民黨船隻無美艦護航的條件下“停止炮擊七天”，以便國民黨方麵向島上輸送供應品。文章中明確指出，中國內部戰爭，同胞之間可以談判，和平解決，但不要美國插手，“這是民族大義”。文章點明：帝國主義是靠不住的，並以杜勒斯9月30日的講話為證，問道：“站在你們的地位，能不寒心？”這篇曉之以理動之以情的文章，如一石擊水，使得蔣介石軍心震動，美蔣矛盾激化，杜勒斯更是騎虎難下。不久，他匆匆飛往台灣，強壓蔣介石從金門、馬祖撤軍，不料指揮棒不靈，雙方吵成一片。
“毛主席的文章做得很妙。”陳毅讚賞地說，“台灣局勢非常微妙，矛盾錯綜複雜，炮打打停停，就是利用這些矛盾，使美國人不能插手，還得替我們約束蔣介石不要闖禍。”
陳毅對台灣形勢把握之準，對美國政策理解之深是令人歎服的。“美國的政策，頭一步是交出金、馬，使大陸和台灣完全脫離，以便他長期占領，第二步就是托管台灣，第三步是中立台灣。我們在金門打打停停，不是‘送瘟神’，而是要‘留瘟神’。杜勒斯不是有‘脫身政策’嗎？這一來就難以脫身了。”
豈止“難以脫身”？在這場外交鬥爭中，杜勒斯完全敗在了中國外交家的手下。著名專欄作家李普曼說：“中國人在沿海島嶼握有硬牌，知道如何巧妙地打這些牌”，由於“在金門握有軍事上的主動，他們可以象擰開或關上水龍頭一樣進行或停止炮擊。”他的描述很形象，但更準確地說，是堅定的立場、靈活的策略、精確的算計融為一體，使中國外交家贏得了這場鬥爭。12月10日，美國終於宣布自台灣地區撤出部分海空軍，並且不得不遵守我方不允許美艦為蔣艦護航的規定。
聲名赫赫的杜勒斯在這場較量中遭受重創，他竟成了“世界上受到最猛烈攻擊的外交家”，還有人把他比作“套在西方外交政策脖子上的磨盤”，更有甚者，竟惡作劇地把他的名字“Dulles”寫作“dulls”（蠢貨）。1959年5月24日，這位一生致力於“擴大美國影響”的國務卿因患癌症去世。他一直以反共、敵視新中國而著稱，到最終不得不承認“紅色中國正迅速變成一個軍事和工業強國”；他多年來以性格強硬、諳熟外交而傲世，到最後徹底落敗一次，而這次他的對手就是那位說話和他一樣強硬卻從不霸道的中國外長陳毅。
陳毅說過，如果帝國主義“硬要搞緊張，那我們就要比他更緊張！——最經不起緊張的還是帝國主義。”
陳毅又說過，“如果世界上有一個美國不好惹，那麽世界上還有一個中國更不好惹！”
陳毅還說過，“我們願意改善中美關係，特別是中國人民和美國人民的傳統友誼是長期發展起來的。……但美國的領導人太自高自大了，要中國人屈服是不可能的。”
中國人的氣節、中國人的信念、中國人直麵強權的態度，全都包含在陳毅元帥這幾句鏗鏘有聲、斬截有力的話裏。他告誡美國，也告訴全世界人民：中國是熱愛和平向往和平而且勇於爭取和平的。誰若想在中國推行強權，那無論是上十裏沙場還是人十裏洋場，都注定要碰釘子吃苦頭，“不管豺狼多詭計，我方事事持原則”，不是嗎？若狼煙四起。看我公戎裝在身披纓上陣勇殺頑敵；若較量於帷幄之內，再看我公於觥籌交錯樽俎起落間奮折強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