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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元帥外交家的誕生
1.鄧小平宣布：“由陳毅替總理分擔外事。”
1954年9月27日的夜，北京全市歡騰，處處是震天嘹響的鼓聲鑼聲，慶祝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剛剛投票選舉了國家最高領導人，毛澤東、朱德以全票當選為國家主席、副主席。
坐在開往中南海勤政殿的轎車裏，陳毅一直眯著眼睛，微笑著，耳邊似乎還回響著會場裏那海嘯雷鳴般的歡呼聲和鼓掌聲。華燈已上，街上的遊行開始了，歡呼的、高唱的、舞彩旗的、扭秧歌的，簇擁了大街小巷。陳毅的車子，也一次次地被川流的人群所擁塞……這一連串曆史性的場麵在他眼前疊加著，陳毅久久沉浸於這如潮的興奮之中。選舉領導六億人之首領和權力機關，關係中國與世界之命運……我生有幸，革命垂三十二年，能親見及此，當然體會得人民之政治滿足也。
可以清楚地感覺到，新中國正在走向成熟與穩固，整個黨風民氣也在日益高揚。這時候的中國，是到了應當走向世界，為人類的和平與進步作更多的貢獻的時候了。在這次會議上，陳毅被任命為國務院副總理、國防委員會副主席以及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委員。想到新中國的明天，想到今後日理萬機的生活，陳毅不得不意識到自己肩上的重擔。
晚上9點鍾，陳毅的車子停在了勤政殿的門口。鄧小平已在屋內等候多時了，今天晚上，他將向陳毅傳達中央的一項正式決定，它有可能是陳毅一生最重要的轉折之一。
陳毅大步走了進來，兩人安坐於勤政殿明亮柔和的燈光裏。鄧小平開門見山，告訴陳毅中央將派他率團出訪德意誌民主共和國。陳毅深知這是時勢所需，便“慨然應命”。
“沒得問題，我走一趟就是。哪天出發？”
“這個嘛，要問總理囉。”鄧小平一笑。
“主席和中央還有什麽具體要求沒有？”
“這還是要同總理談，總理總理，總而理之嘛”。鄧小平詼諧地說。
“這幾天總理難得有空，太忙累了”。
“是呀，所以中央考慮，需要有人替他分擔一些。今後外交部這一攤子，恐怕要你多跑跑囉。從這次訪問開始，你的工作就可以逐步向這方麵轉了。”
聽了這話，陳毅的臉色變得嚴肅起來。他掂得出這一托付裏所包含的分量，於是，他慢慢地、鄭重地點了一下頭。
從勤政殿回來，夜已經很深了。家人均已入睡，陳毅卻還獨自在月色朦朧的庭院裏踱著步。往事雖然有點遙遠，但今夜陳毅卻不由自主地回想起它們。留法求學、南昌起義、井岡會師、內戰紛爭直到今天的和平建設，曆史在改變著，陳毅的革命生涯也正麵臨著關鍵的轉折。想到昔日戎馬倥傯、執戟揮戈的將軍要轉戰到外交工作的舞台上來，陳毅怎能不百感交集？一會兒，他回屋展開紙筆，在日記的末尾寫道：
“我之工作轉到政府方麵和外交方麵，已完全決定了。瞻念前途，實有綆短汲深之懼。”
“綆短汲深”，是當時陳毅最真切的感受。其實，如陳毅這般心雄萬夫、出生入死的戰將，要去辦外交，又何需有此惶惶之懼呢？況且，早在青年時期，陳毅就顯露出他在外交方麵的才華。在某些關鍵時刻，有時甚至是關係到國家命運或世界局勢的緊要關頭，他或挺身而出，或直陳己見，或運籌帷幄，或唇槍舌劍，不僅表現出令數十萬敵軍聞風喪膽的將軍氣魄，舉手投足間還流露著詩人兼學者的儒雅風度。
讓我們隨時光倒流，在那些“彎弓射日”的歲月裏尋找陳毅將軍“辦外交”的一些痕跡。
2.早與外交有緣
1928年，陳毅率領部隊與毛澤東率領的秋收起義部隊會師於井岡山。某日，陳毅與毛澤東漫步閑談於山道上，走著走著，陳毅突然停住腳，說：“將來革命成功之後，我就去搞外交，你看如何？”
毛澤東滿有興致地看了他一眼，朗聲笑道：“要得！要得！”
而今，當他端坐於外交部的辦公桌前，陳毅是否還記得自己20多年前的宏願？
記得，當然記得，那畢竟不是一時指點江山的書生意氣，越來越多的事實證明，隻要提供給陳毅施展其外交才能的機會，他就會如鋒利的錐子從囊中脫穎而出。
最令人難忘的一次，是陳毅接待“美軍觀察組”時的表現。
1944年4月，日軍對國民黨軍隊發動進攻，河南、湖南、廣西的國軍均潰敗而退；而同時，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堅持抗戰，取得了輝煌成績。美國的一些有識之士意識到再也不能隔岸觀火了，應該與中國共產黨取得聯係。通過一係列會談，6月23日，蔣介石終於同意“美軍觀察組”前往延安。
中共中央認為，這是中共在國際間統一戰線的開展，是中國人民外交工作的開始。
毛澤東說：放手與美軍合作，處處表示誠懇歡迎，是我黨既定政策。
7月22日，“美軍觀察組”第一批人員飛抵延安，由52歲的包瑞德上校率領，他們受到了中共的熱烈歡迎。在毛澤東特設的晚宴上，他親自指示陳毅參加接待“美軍觀察組”的工作。
“美軍觀察組”的重要成員之一謝偉思是美國駐華大使館的二等秘書兼史迪威總部政治顧問。他對陳毅很感興趣，兩人在幾日的會見中談得相當投機。
謝偉思問：“到了反攻時期，即使調整了全國的國共關係，恐怕國民黨將來還會食言又打你們。你們怎麽辦？”
陳毅答道：“如果國民黨又食言向我們進攻，我新四軍單獨的力量可以製止其反動行為。我們有把握。”
之後，陳毅又進一步明確指出：“無論國民黨如何反動，改變不了中國民主和平的發展方向。我黨有力量打破逆流！敵後連大地主、大資本家、地方軍人對我軍都很同情。”謝偉思聽了陳毅的一番話後，不斷點頭，深為讚許。
陳毅深知他同謝偉思見麵交談的意義和分量。所以他充分利用這個機會，巧借回答向美國乃至蔣介石申明了中共的嚴肅立場，這無疑是通過巧妙的外交策略向美蔣亮出的絕妙的應戰書。
隨後，陳毅又接待了前來調停國共各方關係的美國總統羅斯福的私人代表赫爾利少將。這位美國總統特使的到來，使陳毅得一機會在外交戰線上初露鋒芒。
1944年11月8日至10日，中共中央由毛澤東、周恩來出麵與赫爾利談判，達成了《中國國民政府、中國國民黨與中國共產黨協議》（即《五條協定草案》）。《協議》中第二條指出：“現在的國民政府應改組為包括所有抗日黨派和無黨派政治人物的代表的聯合國民政府，並頒布及實行用以改革軍事政治經濟文化的新民主政策。同時軍事委員會應改組為所有抗日軍隊代表所組成的聯合軍事委員會。”這是一項有利於中共而違背蔣介石旨意的條文，周恩來估計蔣介石必定會對協定提出修改。果然不出所料，在重慶赫爾利、周恩來、蔣介石三方談判時，蔣介石斷然拒絕在該協定上簽字，而提出由共產黨及其他方麵代表“參加”其國民政府。對方相持不下，談判陷入僵局。
這是一個看似簡單，實則關係微妙糾葛甚多的僵局。陳毅查閱了毛澤東與赫爾利的談判記錄，又仔細斟酌了蔣介石提出的“對策”，進行了多方麵的思考。
第一種可能是蔣介石在毛、赫達成的《協議》上簽字，同意成立聯合政府。對於蔣來說，即使他這樣做了，也無力挽救江河日下的西南大局，國民黨腐朽的統治機構也決不會因此而重新煥發生機。對於我方而言，當前抗日全局的重點已落在我黨和敵後武裝力量上，我軍勢力蒸蒸日上、勝利頻頻，並不依賴一個協議而有所裨益。更重要的是，蔣介石簽字會增加美國對他的幻想，更利於他招搖撞騙。陳毅認為，美軍的企圖不過是使《協議》成為動用我方軍事力量的一個工具，並無誠意要求蔣介石改革政治。考慮到自身的軍事利益，美軍當然希望保持蔣介石的統治體係，隻是強敵當前，美國需要用一些實不至的口惠來騙取我方力量為其打仗。在這種情況下，蔣介石若同意簽字反而對我方不利，我方很可能得不到任何實惠反而受製於《協議》。
但是，蔣介石會選擇這種可能嗎？不會。陳毅以為，蔣介石要選擇的必是第二條道路，那就是按他自己提出的“對策”辦，讓有限的共產黨員和進步人士“參加”到國民政府中去。蔣介石之所以要這樣做，是有曆史的前車之鑒的。大革命和西安事變後他兩次均無力控製中共的發展，這次他是寧願在反動的路上一條道走到黑，也不願按中共的意見辦事了。陳毅從曆史到現狀，在宏觀分析蔣介石意向的基礎上，認定蔣介石現時要選擇的是第二種可能。
那麽，在這種形勢下，我方應采取何種對策呢？
如果不理赫、蔣，自己組織民族解放委員會，勢必會失去中間層和國民黨大部分官兵的支持，而且還易給人以“破壞聯合抗戰”的口實。一個好的辦法就是“就湯下麵”，如此方能掌握時局中心。
蔣介石當年曾利用“剿共”去“就湯下麵”，搞掉了各省軍閥，也是成功之策。我黨自抗戰以來，一直本著“取之於敵寇”的辦法，取得主動。
這看來是一項正確的策略。若蔣介石不同意簽字，我們就跟他拖，急酒是不宜吃的。“這樣拖下去，等待蔣幫的變化，等候德國坍台後蘇聯的出征遠東，而我爭取一、二年的大發展，水到渠成，把我黨推上全國大舞台，實有如水就下，沛然莫禦之妙用。”
陳毅將這一番縝密清晰的見解寫在13頁10行的信紙上，立即派人送給毛澤東。
毛澤東接到這封厚厚的信，馬上拆閱，並聚精會神，圈圈點點。看完信後，他在信封上寫了一個飽含深意的“存”字，並在“存”字左上方打下一個半方框，以示重要。
在給陳毅的回信中，他寫道：“來信讀悉，啟示極多，十分感謝！”“至於基本方針，如你所說那樣，除此再無二道。”“你的思想一通百通，無掛無礙，從此到處是坦途了。”
看來，主席這員將沒有點錯。在錯綜複雜、玄機內蘊的多方關係前，陳毅的思維精中有細，大開大闔。他不僅能依軍事家的才能審時度勢，還能以外交家的藝術呼風喚雨。早在那個槍炮主宰一切的時代裏，他就深深意識到了外交工作的重要性。
1946年，陳毅在臨沂以新四軍軍長兼山東野戰軍司令員的身份，負責華東工作。其間，美方以聯合國救濟總署的名義，邀請我方派代表前去青島，與美方代表談判救濟物資發放等問題。接到邀請信後，很多人主張置之不理，因為美方日日夜夜向蔣介石處運送坦克、大炮，明擺著是要挑起內戰，與此等破壞和平者談判，又有何益？
陳毅則不這樣認為，他說：“要是以為光靠談判能把革命談成功，那是太天真。但是隻懂打仗不懂政治，不懂外交鬥爭的藝術，那是隻有一條腿。現在是送上門來的機會，可以利用談判擴大影響，爭取同情，揭露蔣介石假和平真內戰的陰謀嘛，為什麽不去？”經過中央批準，陳毅親選了兩位同誌去青島辦“外交”，他也多次親自上陣與美方代表折衝周旋。肥大的布料棉軍衣掩不住他的威嚴與氣魄，在美國海軍第六師中，他幾乎成了享有特殊聲譽的人物。
然而，幾個月後，美國便全力支持國民黨向解放區發動進攻，談判桌上的縱橫捭闔眼看要毫無意義。這時，一位我方代表沉不住氣了，他叫嚷：寧願回解放區幹點實事，也不願呆在青島無所事事，整天光吵架。陳毅聽了他的抱怨後，很正色地指出：“你這個想法不大對頭！在解放區搞群眾運動很重要，但是搞外交，跟人吵架、穿西裝革履，也是我們的工作。你看象周恩來同誌，很擅長辦外交，辦得漂亮，不是很有作用嗎？如果我們黨隻會打仗，沒有人辦外交，你看行嗎？”
一席話說得那位代表心服口服，回到了青島。原來，“吵架”談判的背後還有這樣的學問。
3.“我幹外交，恐怕不行”
的確，中國若隻有驍勇善戰的兵將，而沒有精於縱橫之術的外交人才，那怎麽行？但是，現在當中央把這副重擔擺在陳毅麵前時，為什麽他要顧慮良久呢？以往那些經曆雖流散於時間的長河中，但仍不難看出，陳毅適合於承擔這樣的使命。為何現在他有如此深切的“綆短汲深”之懼？他甚至向中央認真地提出過：“我這個人不懂外交。我幹外交恐怕不行。”
那是這一年年初的事了。幾位駐外使節回國述職時，周總理特意指示要他們去上海一趟，向陳毅報告一下國外的情況。陳毅當時是上海市市長，特意向他報告外交情況？大使們迷惑不解。
到了上海，大使們才恍然大悟。陳毅“透露”說，中央有意思要他“轉業”搞外交工作。
“那太好了。”所有的大使都深以為喜。
陳毅似乎並未受到他們情緒的感染，他不無憂慮地說：“中央征求我意見時，我是不大想幹的。你們覺得我在法國念過書，紅軍時期碰到個什麽教堂洋神甫，都能出麵做工作，好象我很懂外交。其實，我這個人，有時說話很有破壞性，有時好感情用事，感情上來話就衝口而出，不管輕重的。要在我們內部，對同誌有什麽傷害，時過境遷還可以解釋，可以原諒。可在外交上這麽一來就砸鍋了。所以我當時向中央著重提出，我這個人做外交恐怕不行，請中央重新考慮。”
我們似乎更熟悉“天翻地覆五洲紅”、直率豪放的將軍陳毅，但20多年鬥爭的磨礪和考驗，使我們這位將軍的性格內涵更加豐富，在曠達颯爽之外，又增加了幾分自製自省。和井岡山時期相比，陳毅對於自己是否適合外交工作的考慮，已明顯不同了。他知道，僅有萬丈豪氣是不夠的，僅表現出個人的外交才能也是不夠的。新中國正日益走向世界，外交工作的艱巨性可想而知。陳毅決不是一個知難而退的人，但這次，他的穩重與周詳需要他在正式作決定前，再多想一點，多想一點……
4.周恩來的最佳外交搭檔
他想得最多的，也許也是促使他最後作決定的是總理。早在留法勤工儉學期間，他們便在巴黎的塞納河畔相遇相識。他們一起研讀馬克思著作，一起參加或組織愛國運動，一起談共產主義理想談人類解放事業，也一起放歌縱酒逍遙遊。在陳毅眼中，周恩來是一個溫文爾雅、沉穩持重的謙謙君子，亦是一個意誌堅定、孜孜以求的革命者。他在處理矛盾、協調關係方麵的突出能力更使陳毅相信，他生來就具備外交家的潛質與魅力。
周恩來呢，他則非常欣賞陳毅豪放直爽、氣壯山河的氣勢以及周身洋溢的屬於詩人的浪漫氣息。相同的理想、相投的氣質、相似的經曆使他們成了莫逆之交。天南海北、轉戰無定的革命生涯中，他們互相給予的幫助和支持，一天天地加深了彼此間的情誼。
建國後，陳毅主持上海的軍政工作。每回從上海來北京開會，他總覺得總理，又瘦了一點，怎麽也不如在平山西柏坡見到時那麽結實豐潤了。他知道，總理工作太多太忙了，黨中央一邊，國務院一邊，外交部還有非常具體的一大攤子，事無巨細都要管，工作起來得通宵達旦，這樣的重擔壓肩，總理怎麽能不消瘦？無論如何，得有個人替總理分擔一些。
記得這年4月，他送總理去日內瓦出席會議時，曾寫過一首《滿江紅》：
板門店，談未歇；
日內瓦，話重說。
換唇槍舌劍，議傾壇席。
不管豺狼多詭計，
我方事事持原則。
看我公樽俎折強權，
期贏獲。
結果，周總理以出色的表現推動了會議的成功，中國外交也因此第一次引起了世界矚目。陳毅聽到這個消息，是多麽興奮啊。外交鬥爭的緊張性複雜性吸引著他，新中國外交的首捷振奮著他，而周總理那一番點明形勢的話已使他不能夠再猶豫了。周總理說，國際會議的規格有“外長會議”和“首腦會議”之分，而中國的外長和總理是同一人，因此有所不便。要保證外交活動的機動性和必要的規格，就非常需要一個不是由總理兼任的外交部長。憑著多年共事的默契，陳毅知道這些話裏有多少期待的成分，總理太需要一個得力助手來分擔和輔佐他的工作，而他陳毅是總理也是中央認定的最佳外事首長人選。
一番醞釀和波折之後，於是，有了9月27日晚鄧小平在勤政殿的談話，那無異意味著正式的任命。將有大任降於己身，因是“大任”才有“短綆汲深”之懼；但陳毅畢竟是陳毅，中央一經決定的事，他就決不再瞻前顧後了。在毛澤東看來，陳毅先前的“臨事而懼”也正是他的沉穩所在，那是他承擔“大任”前充分且必要的心理準備。
那夜，從勤政殿歸來，當陳毅閑庭獨步抒情感懷複而思索良久後，其實，他的心已如勤政殿的燈光一樣，柔和卻明亮了。
5.東柏林之行
毫無疑問，陳毅元帥的陣地將要轉移到外交舞台上來了，東柏林之行便是這次轉折的開端。
對於如何做好自己的外交工作，陳毅是有他的考慮的。
他常說：“在主席、周總理親自掌握下麵，新中國的外交還是好辦的。但在個人來說，無論從哪方麵都感覺很緊張。還是要謙虛一些，勤謹一些，多學習、多請示。”
國慶節那天晚上，舉國歡慶共和國的第五個生日，又是一個“火樹銀花不夜天”。天安門城樓的殿廳裏，國家領導人正與各國各界來賓同賞節日焰火。陳毅元帥似乎無意於此，他一直關注著毛主席、周總理是否有片刻閑暇。後天一早，他就要動身飛往柏林了。以他為團長的中國黨政代表團，將在那裏參加德意誌民主共和國國慶五周年慶祝典禮，並進行正式友好訪問。臨行之前，他覺得還有不少具體事項要與總理商談，還需要當麵請示主席。
看到主席已經應酬完賓客，陳毅便走上前去，問主席對德國之行有何交待。主席說，要對整個德國的狀況進行調查研究。
陳毅敏銳地感覺到，毛澤東對整個德國的重視含有戰略思想發展的新因素。早在1946年，毛澤東便提出了“中間地帶”的理論，采取了三分世界的方法，把歐洲國家列在應該爭取的“中間地帶”。後來由於國際形勢的需要，我黨采取了“一邊倒”的政策，堅決站在社會主義陣營當中。現在，毛澤東對“整個德國”發生興趣，意味著在今後的外交工作中也要了解並爭取西歐國家。陳毅意識到，此番對東柏林的實地考察，其所得必將大大影響今後在德國問題上的方針、政策。
一會兒，總理也走過來了。訪問日程還有什麽未妥之處？了解情況，又從哪裏人手？……這些隻有同總理商量之後，陳毅方覺妥帖。
一架銀灰色的飛機載著中國黨政代表團向西飛去，10月5日晚，東柏林以它燦若星河的燈火，迎接了陳毅一幹人的到來。
第二天，旋風式的訪問活動開始了。皮克總統的宴會、慶祝集會、參觀、瞻仰烈士墓地……陳毅第一次體驗到出國訪問的繁忙。但他不願放棄任何一次機會，每到一處，他都精神專注，認真體察。德國優秀的文化傳統、風光名勝、曆史古跡，無一不令這位將軍詩人浮想聯翩，文思湧動，但他始終沒忘這次訪問的主旨，那就是了解整個德國的情況，分析德國未來的發展趨向。
陳毅對民主德國的情況已有很多了解，但缺乏有關聯邦德國的資料。在駐德大使姬鵬飛的協助下，他從聯邦德國戰後的經濟狀況人手，作了多方麵的考察。工作恢複程度、科學技術水平、產品競爭能力，與西歐各國、美國的經濟聯係及矛盾，一直到諸如移民、戰俘、外國駐軍、知識階層的情況，他都一一摘記、分析。有時是到使館聽匯報，有時是在訪問中向同誌請教，有時他也邀請教授、藝術家、工人代表來談話。他摒棄了任何先入為主的觀點，抱著虛心學習的態度，進行了縝密細緻科學的考察。
10月28日，陳毅訪問德國歸來。當天下午4點，飛機降落在北京機場。夜間11點，風塵仆仆的陳毅顧不上休息，便急急趕往周恩來處，向他匯報訪問民主德國的情況。見聞的確是豐富的，陳毅侃侃而談，還涉及很多個人的感受。他特別談到戰後德國恢複經濟的經驗，以為這很值得新中國重視和借鑒。周恩來起初不動聲色地聽著，後來頻頻點頭、問詢，最後他笑著拍拍陳毅的肩膀，不乏幽默地說：“老弟，看來首戰東柏林，你便旗開得勝囉。”
總理的肯定無疑是對陳毅的最好鼓勵。第二天他便動手起草、修改完成了兩份出國考察報告《關於德國問題的材料》、《出國見聞》。在報告中，他對東西德狀況和未來發展趨勢作了精辟深入的分析，中央給予了高度評價。
就這樣，憑著多學習多請示的精神，憑著踏實嚴謹的工作態度，憑著初登外交舞台的一股豪氣，陳毅在外交陣地上邁出了他堅實有力的第一步。
6.元帥之銜 部長之職
真正使陳毅將軍置身於國際政治舞台，領略了外交鬥爭的複雜性和藝術性的，是1955年4月，他隨周總理去萬隆出席亞非會議。
亞非會議，即萬隆會議，是由南亞五國總理發起、在中國積極推動和支持下召開的。參加會議的29個亞非國家，代表著十四億四千萬人民，隻要團結在一起，這力量就有推動曆史進步和扭轉世界局勢的作用。這是一次過去未曾有過的、亞非有色人種國家共同召集的、沒有西方大國參加操縱的國際會議。試想十幾億過去的奴隸今天聚在一起說長道短，這怎能不讓那些慣當主子的人坐立不安？他們會坐視不管嗎？決不會。所以，萬隆會議指引亞非人民走向團結、爭取民族解放的這條道路，也注定會荊棘叢生，坎坷迭起。
還是那句話，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這光明促使周恩來、陳毅兩位老戰士義無反顧地登上飛機，飛往萬隆。出席萬隆會議的代表是在4月7日這天出發的，周恩來任團長，陳毅是首席代表，周恩來的最重要副手。
但在陳毅自己看來，他完全是“當一個練習生，跟去學習的”。
不能不提一句，在3月份籌備出國期間，周恩來因突發急性闌尾炎，需要在北京醫院動手術治療。3月15日晨，鄧小平通知陳毅：如四月中旬總理不能出席亞非會議，擬由陳毅率團出席。陳毅深感“替人最難”，為此極其認真地作了一番準備，這為他後來在萬隆會議上當好周恩來的助手打下了基礎。
在萬隆會議上，陳毅以副團長身份，密切配合周總理，排除困難，求同存異，為新中國走向國際舞台立下了汗馬功勞。
萬隆載譽歸來之後，1955年9月，陳毅被授予中華人民共和國元帥軍銜。那身鑲有金線花邊的海藍色嗶嘰禮服，更使他顯得威武挺拔，英姿勃發。他意識到自己將以這樣的形象和風度登上風雲變幻的國際舞台，他開始為接手外長工作進行了一係列準備。開會、批文件、接見來賓、出國訪問，他不分晝夜地忙碌著，竟沒有留心他的身體健康狀況已亮起了紅燈。而這一拖，就是一年多。
1956年11月1日，就在出訪印度的前兩天，陳毅出席印度駐華大使館的一次招待會，中途他突然臉色煞白，暈倒於席。趕來搶救的醫生確診，這是由於疲勞過度引起的腦貧血所致，需要慢慢靜養。這樣，隨總理去印度訪問，隻能由賀龍副總理代勞了。
知情人都明白，陳毅元帥這次是不折不扣的“積勞成疾”。3月份，西藏自治區籌委會成立，陳毅率中央代表團前去慶賀。當時空中航線尚未開通，代表團成員們便一路乘坐汽車，顛簸於高原戈壁。陳毅時年已是55歲的人了，又患有高血壓，惡劣的高原氣候常使他頭脹欲裂，昏然思睡。但他知道，此行任務重大，不僅關係民族團結，還關係到西南鄰國對中國的看法和態度，他挺住了，堅持走完了最艱險的道路。
西藏之行後，剛回北京，他便投入“八大”的醞釀準備工作。
7月，他又南下到上海參加市黨員代表大會，因為他還兼任上海市委書記和市長。
9月，“八大”召開，他忙得更是不亦樂乎，簡直沒有片刻閑暇。
10月伊始，他又陪同來訪的印尼總統蘇加諾，從北京飛到沈陽，從杭州飛到廣州，既要布置接待，又要研究工作。他不得不承認：“外交酬酢，確乎疲勞。”
送走蘇加諾，回到北京後他本以為能稍事休整，哪知又趕上波蘭事件和匈牙利事件……
超負荷的運轉終於使壯健的陳毅病倒了。這次突如其來的襲擊，使他接任外交部長之事延遲了一年多。但隻要身體略顯好轉，他便又參加起外事工作來。放下工作安心養病，這對陳毅來說，似乎有點勉為其難。
1957年4月，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伏羅希洛夫來訪時，陳毅出席了歡迎宴會。席間，周總理向客人介紹：“伏羅希洛夫同誌，這是陳毅同誌，最近從華東調進中央，今後準備由他主持外交工作。”
陳毅聽了趕忙接口說：“不，我是來輔助總理工作的。我將在周總理領導之下工作。”
“他是多年同我一道工作很好的同誌。”主席用他爽亮的湖南口音緊加了一句，落地有聲。
想必伏羅希洛夫能感覺到，這番話並非場麵客套或外交辭令，中國的兩位最有威信的領導對陳毅的讚賞和信任是發乎於心的。一九五八年二月十二日，《人民日報》第一版報道：
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令根據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的決定，任命：
陳毅兼外交部長，……
免去：周恩來兼任外交部長職務，……
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 毛澤東
一九五八年二月十一日
至此，陳毅正式接手新中國外交工作。
元帥之銜，部長之職，陳毅集兩者於一身。“元帥外交家”一陳毅，所有知道他名字，所有景仰他業績的人都這樣親切且欽佩地稱呼他。
“中國任命新外長”，在國內是頭版頭條，在國外也是各方矚目的焦點。東京對中國未來的外交政策作了預測：“換一個外交部長，隻不過是陳毅擔當周恩來的沉重負擔而已，——這是他們兩人合夥按照既定的方針執行外交政策。”
這一評論很準確地把握了周總理與陳毅外長的關係。是的，牽引新中國走向世界的正確的外交政策是既定的不會改變的。在周恩來任上，它得到了靈活的運用，現在到了陳毅手裏，它將得到更有效的貫徹與實施。
新中國，一切都將是新的，新的外交政策，新的外交隊伍，新的外交使命，也必然會迎來新的外交前景。
1954年9月27日的夜，北京全市歡騰，處處是震天嘹響的鼓聲鑼聲，慶祝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剛剛投票選舉了國家最高領導人，毛澤東、朱德以全票當選為國家主席、副主席。
坐在開往中南海勤政殿的轎車裏，陳毅一直眯著眼睛，微笑著，耳邊似乎還回響著會場裏那海嘯雷鳴般的歡呼聲和鼓掌聲。華燈已上，街上的遊行開始了，歡呼的、高唱的、舞彩旗的、扭秧歌的，簇擁了大街小巷。陳毅的車子，也一次次地被川流的人群所擁塞……這一連串曆史性的場麵在他眼前疊加著，陳毅久久沉浸於這如潮的興奮之中。選舉領導六億人之首領和權力機關，關係中國與世界之命運……我生有幸，革命垂三十二年，能親見及此，當然體會得人民之政治滿足也。
可以清楚地感覺到，新中國正在走向成熟與穩固，整個黨風民氣也在日益高揚。這時候的中國，是到了應當走向世界，為人類的和平與進步作更多的貢獻的時候了。在這次會議上，陳毅被任命為國務院副總理、國防委員會副主席以及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委員。想到新中國的明天，想到今後日理萬機的生活，陳毅不得不意識到自己肩上的重擔。
晚上9點鍾，陳毅的車子停在了勤政殿的門口。鄧小平已在屋內等候多時了，今天晚上，他將向陳毅傳達中央的一項正式決定，它有可能是陳毅一生最重要的轉折之一。
陳毅大步走了進來，兩人安坐於勤政殿明亮柔和的燈光裏。鄧小平開門見山，告訴陳毅中央將派他率團出訪德意誌民主共和國。陳毅深知這是時勢所需，便“慨然應命”。
“沒得問題，我走一趟就是。哪天出發？”
“這個嘛，要問總理囉。”鄧小平一笑。
“主席和中央還有什麽具體要求沒有？”
“這還是要同總理談，總理總理，總而理之嘛”。鄧小平詼諧地說。
“這幾天總理難得有空，太忙累了”。
“是呀，所以中央考慮，需要有人替他分擔一些。今後外交部這一攤子，恐怕要你多跑跑囉。從這次訪問開始，你的工作就可以逐步向這方麵轉了。”
聽了這話，陳毅的臉色變得嚴肅起來。他掂得出這一托付裏所包含的分量，於是，他慢慢地、鄭重地點了一下頭。
從勤政殿回來，夜已經很深了。家人均已入睡，陳毅卻還獨自在月色朦朧的庭院裏踱著步。往事雖然有點遙遠，但今夜陳毅卻不由自主地回想起它們。留法求學、南昌起義、井岡會師、內戰紛爭直到今天的和平建設，曆史在改變著，陳毅的革命生涯也正麵臨著關鍵的轉折。想到昔日戎馬倥傯、執戟揮戈的將軍要轉戰到外交工作的舞台上來，陳毅怎能不百感交集？一會兒，他回屋展開紙筆，在日記的末尾寫道：
“我之工作轉到政府方麵和外交方麵，已完全決定了。瞻念前途，實有綆短汲深之懼。”
“綆短汲深”，是當時陳毅最真切的感受。其實，如陳毅這般心雄萬夫、出生入死的戰將，要去辦外交，又何需有此惶惶之懼呢？況且，早在青年時期，陳毅就顯露出他在外交方麵的才華。在某些關鍵時刻，有時甚至是關係到國家命運或世界局勢的緊要關頭，他或挺身而出，或直陳己見，或運籌帷幄，或唇槍舌劍，不僅表現出令數十萬敵軍聞風喪膽的將軍氣魄，舉手投足間還流露著詩人兼學者的儒雅風度。
讓我們隨時光倒流，在那些“彎弓射日”的歲月裏尋找陳毅將軍“辦外交”的一些痕跡。
2.早與外交有緣
1928年，陳毅率領部隊與毛澤東率領的秋收起義部隊會師於井岡山。某日，陳毅與毛澤東漫步閑談於山道上，走著走著，陳毅突然停住腳，說：“將來革命成功之後，我就去搞外交，你看如何？”
毛澤東滿有興致地看了他一眼，朗聲笑道：“要得！要得！”
而今，當他端坐於外交部的辦公桌前，陳毅是否還記得自己20多年前的宏願？
記得，當然記得，那畢竟不是一時指點江山的書生意氣，越來越多的事實證明，隻要提供給陳毅施展其外交才能的機會，他就會如鋒利的錐子從囊中脫穎而出。
最令人難忘的一次，是陳毅接待“美軍觀察組”時的表現。
1944年4月，日軍對國民黨軍隊發動進攻，河南、湖南、廣西的國軍均潰敗而退；而同時，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堅持抗戰，取得了輝煌成績。美國的一些有識之士意識到再也不能隔岸觀火了，應該與中國共產黨取得聯係。通過一係列會談，6月23日，蔣介石終於同意“美軍觀察組”前往延安。
中共中央認為，這是中共在國際間統一戰線的開展，是中國人民外交工作的開始。
毛澤東說：放手與美軍合作，處處表示誠懇歡迎，是我黨既定政策。
7月22日，“美軍觀察組”第一批人員飛抵延安，由52歲的包瑞德上校率領，他們受到了中共的熱烈歡迎。在毛澤東特設的晚宴上，他親自指示陳毅參加接待“美軍觀察組”的工作。
“美軍觀察組”的重要成員之一謝偉思是美國駐華大使館的二等秘書兼史迪威總部政治顧問。他對陳毅很感興趣，兩人在幾日的會見中談得相當投機。
謝偉思問：“到了反攻時期，即使調整了全國的國共關係，恐怕國民黨將來還會食言又打你們。你們怎麽辦？”
陳毅答道：“如果國民黨又食言向我們進攻，我新四軍單獨的力量可以製止其反動行為。我們有把握。”
之後，陳毅又進一步明確指出：“無論國民黨如何反動，改變不了中國民主和平的發展方向。我黨有力量打破逆流！敵後連大地主、大資本家、地方軍人對我軍都很同情。”謝偉思聽了陳毅的一番話後，不斷點頭，深為讚許。
陳毅深知他同謝偉思見麵交談的意義和分量。所以他充分利用這個機會，巧借回答向美國乃至蔣介石申明了中共的嚴肅立場，這無疑是通過巧妙的外交策略向美蔣亮出的絕妙的應戰書。
隨後，陳毅又接待了前來調停國共各方關係的美國總統羅斯福的私人代表赫爾利少將。這位美國總統特使的到來，使陳毅得一機會在外交戰線上初露鋒芒。
1944年11月8日至10日，中共中央由毛澤東、周恩來出麵與赫爾利談判，達成了《中國國民政府、中國國民黨與中國共產黨協議》（即《五條協定草案》）。《協議》中第二條指出：“現在的國民政府應改組為包括所有抗日黨派和無黨派政治人物的代表的聯合國民政府，並頒布及實行用以改革軍事政治經濟文化的新民主政策。同時軍事委員會應改組為所有抗日軍隊代表所組成的聯合軍事委員會。”這是一項有利於中共而違背蔣介石旨意的條文，周恩來估計蔣介石必定會對協定提出修改。果然不出所料，在重慶赫爾利、周恩來、蔣介石三方談判時，蔣介石斷然拒絕在該協定上簽字，而提出由共產黨及其他方麵代表“參加”其國民政府。對方相持不下，談判陷入僵局。
這是一個看似簡單，實則關係微妙糾葛甚多的僵局。陳毅查閱了毛澤東與赫爾利的談判記錄，又仔細斟酌了蔣介石提出的“對策”，進行了多方麵的思考。
第一種可能是蔣介石在毛、赫達成的《協議》上簽字，同意成立聯合政府。對於蔣來說，即使他這樣做了，也無力挽救江河日下的西南大局，國民黨腐朽的統治機構也決不會因此而重新煥發生機。對於我方而言，當前抗日全局的重點已落在我黨和敵後武裝力量上，我軍勢力蒸蒸日上、勝利頻頻，並不依賴一個協議而有所裨益。更重要的是，蔣介石簽字會增加美國對他的幻想，更利於他招搖撞騙。陳毅認為，美軍的企圖不過是使《協議》成為動用我方軍事力量的一個工具，並無誠意要求蔣介石改革政治。考慮到自身的軍事利益，美軍當然希望保持蔣介石的統治體係，隻是強敵當前，美國需要用一些實不至的口惠來騙取我方力量為其打仗。在這種情況下，蔣介石若同意簽字反而對我方不利，我方很可能得不到任何實惠反而受製於《協議》。
但是，蔣介石會選擇這種可能嗎？不會。陳毅以為，蔣介石要選擇的必是第二條道路，那就是按他自己提出的“對策”辦，讓有限的共產黨員和進步人士“參加”到國民政府中去。蔣介石之所以要這樣做，是有曆史的前車之鑒的。大革命和西安事變後他兩次均無力控製中共的發展，這次他是寧願在反動的路上一條道走到黑，也不願按中共的意見辦事了。陳毅從曆史到現狀，在宏觀分析蔣介石意向的基礎上，認定蔣介石現時要選擇的是第二種可能。
那麽，在這種形勢下，我方應采取何種對策呢？
如果不理赫、蔣，自己組織民族解放委員會，勢必會失去中間層和國民黨大部分官兵的支持，而且還易給人以“破壞聯合抗戰”的口實。一個好的辦法就是“就湯下麵”，如此方能掌握時局中心。
蔣介石當年曾利用“剿共”去“就湯下麵”，搞掉了各省軍閥，也是成功之策。我黨自抗戰以來，一直本著“取之於敵寇”的辦法，取得主動。
這看來是一項正確的策略。若蔣介石不同意簽字，我們就跟他拖，急酒是不宜吃的。“這樣拖下去，等待蔣幫的變化，等候德國坍台後蘇聯的出征遠東，而我爭取一、二年的大發展，水到渠成，把我黨推上全國大舞台，實有如水就下，沛然莫禦之妙用。”
陳毅將這一番縝密清晰的見解寫在13頁10行的信紙上，立即派人送給毛澤東。
毛澤東接到這封厚厚的信，馬上拆閱，並聚精會神，圈圈點點。看完信後，他在信封上寫了一個飽含深意的“存”字，並在“存”字左上方打下一個半方框，以示重要。
在給陳毅的回信中，他寫道：“來信讀悉，啟示極多，十分感謝！”“至於基本方針，如你所說那樣，除此再無二道。”“你的思想一通百通，無掛無礙，從此到處是坦途了。”
看來，主席這員將沒有點錯。在錯綜複雜、玄機內蘊的多方關係前，陳毅的思維精中有細，大開大闔。他不僅能依軍事家的才能審時度勢，還能以外交家的藝術呼風喚雨。早在那個槍炮主宰一切的時代裏，他就深深意識到了外交工作的重要性。
1946年，陳毅在臨沂以新四軍軍長兼山東野戰軍司令員的身份，負責華東工作。其間，美方以聯合國救濟總署的名義，邀請我方派代表前去青島，與美方代表談判救濟物資發放等問題。接到邀請信後，很多人主張置之不理，因為美方日日夜夜向蔣介石處運送坦克、大炮，明擺著是要挑起內戰，與此等破壞和平者談判，又有何益？
陳毅則不這樣認為，他說：“要是以為光靠談判能把革命談成功，那是太天真。但是隻懂打仗不懂政治，不懂外交鬥爭的藝術，那是隻有一條腿。現在是送上門來的機會，可以利用談判擴大影響，爭取同情，揭露蔣介石假和平真內戰的陰謀嘛，為什麽不去？”經過中央批準，陳毅親選了兩位同誌去青島辦“外交”，他也多次親自上陣與美方代表折衝周旋。肥大的布料棉軍衣掩不住他的威嚴與氣魄，在美國海軍第六師中，他幾乎成了享有特殊聲譽的人物。
然而，幾個月後，美國便全力支持國民黨向解放區發動進攻，談判桌上的縱橫捭闔眼看要毫無意義。這時，一位我方代表沉不住氣了，他叫嚷：寧願回解放區幹點實事，也不願呆在青島無所事事，整天光吵架。陳毅聽了他的抱怨後，很正色地指出：“你這個想法不大對頭！在解放區搞群眾運動很重要，但是搞外交，跟人吵架、穿西裝革履，也是我們的工作。你看象周恩來同誌，很擅長辦外交，辦得漂亮，不是很有作用嗎？如果我們黨隻會打仗，沒有人辦外交，你看行嗎？”
一席話說得那位代表心服口服，回到了青島。原來，“吵架”談判的背後還有這樣的學問。
3.“我幹外交，恐怕不行”
的確，中國若隻有驍勇善戰的兵將，而沒有精於縱橫之術的外交人才，那怎麽行？但是，現在當中央把這副重擔擺在陳毅麵前時，為什麽他要顧慮良久呢？以往那些經曆雖流散於時間的長河中，但仍不難看出，陳毅適合於承擔這樣的使命。為何現在他有如此深切的“綆短汲深”之懼？他甚至向中央認真地提出過：“我這個人不懂外交。我幹外交恐怕不行。”
那是這一年年初的事了。幾位駐外使節回國述職時，周總理特意指示要他們去上海一趟，向陳毅報告一下國外的情況。陳毅當時是上海市市長，特意向他報告外交情況？大使們迷惑不解。
到了上海，大使們才恍然大悟。陳毅“透露”說，中央有意思要他“轉業”搞外交工作。
“那太好了。”所有的大使都深以為喜。
陳毅似乎並未受到他們情緒的感染，他不無憂慮地說：“中央征求我意見時，我是不大想幹的。你們覺得我在法國念過書，紅軍時期碰到個什麽教堂洋神甫，都能出麵做工作，好象我很懂外交。其實，我這個人，有時說話很有破壞性，有時好感情用事，感情上來話就衝口而出，不管輕重的。要在我們內部，對同誌有什麽傷害，時過境遷還可以解釋，可以原諒。可在外交上這麽一來就砸鍋了。所以我當時向中央著重提出，我這個人做外交恐怕不行，請中央重新考慮。”
我們似乎更熟悉“天翻地覆五洲紅”、直率豪放的將軍陳毅，但20多年鬥爭的磨礪和考驗，使我們這位將軍的性格內涵更加豐富，在曠達颯爽之外，又增加了幾分自製自省。和井岡山時期相比，陳毅對於自己是否適合外交工作的考慮，已明顯不同了。他知道，僅有萬丈豪氣是不夠的，僅表現出個人的外交才能也是不夠的。新中國正日益走向世界，外交工作的艱巨性可想而知。陳毅決不是一個知難而退的人，但這次，他的穩重與周詳需要他在正式作決定前，再多想一點，多想一點……
4.周恩來的最佳外交搭檔
他想得最多的，也許也是促使他最後作決定的是總理。早在留法勤工儉學期間，他們便在巴黎的塞納河畔相遇相識。他們一起研讀馬克思著作，一起參加或組織愛國運動，一起談共產主義理想談人類解放事業，也一起放歌縱酒逍遙遊。在陳毅眼中，周恩來是一個溫文爾雅、沉穩持重的謙謙君子，亦是一個意誌堅定、孜孜以求的革命者。他在處理矛盾、協調關係方麵的突出能力更使陳毅相信，他生來就具備外交家的潛質與魅力。
周恩來呢，他則非常欣賞陳毅豪放直爽、氣壯山河的氣勢以及周身洋溢的屬於詩人的浪漫氣息。相同的理想、相投的氣質、相似的經曆使他們成了莫逆之交。天南海北、轉戰無定的革命生涯中，他們互相給予的幫助和支持，一天天地加深了彼此間的情誼。
建國後，陳毅主持上海的軍政工作。每回從上海來北京開會，他總覺得總理，又瘦了一點，怎麽也不如在平山西柏坡見到時那麽結實豐潤了。他知道，總理工作太多太忙了，黨中央一邊，國務院一邊，外交部還有非常具體的一大攤子，事無巨細都要管，工作起來得通宵達旦，這樣的重擔壓肩，總理怎麽能不消瘦？無論如何，得有個人替總理分擔一些。
記得這年4月，他送總理去日內瓦出席會議時，曾寫過一首《滿江紅》：
板門店，談未歇；
日內瓦，話重說。
換唇槍舌劍，議傾壇席。
不管豺狼多詭計，
我方事事持原則。
看我公樽俎折強權，
期贏獲。
結果，周總理以出色的表現推動了會議的成功，中國外交也因此第一次引起了世界矚目。陳毅聽到這個消息，是多麽興奮啊。外交鬥爭的緊張性複雜性吸引著他，新中國外交的首捷振奮著他，而周總理那一番點明形勢的話已使他不能夠再猶豫了。周總理說，國際會議的規格有“外長會議”和“首腦會議”之分，而中國的外長和總理是同一人，因此有所不便。要保證外交活動的機動性和必要的規格，就非常需要一個不是由總理兼任的外交部長。憑著多年共事的默契，陳毅知道這些話裏有多少期待的成分，總理太需要一個得力助手來分擔和輔佐他的工作，而他陳毅是總理也是中央認定的最佳外事首長人選。
一番醞釀和波折之後，於是，有了9月27日晚鄧小平在勤政殿的談話，那無異意味著正式的任命。將有大任降於己身，因是“大任”才有“短綆汲深”之懼；但陳毅畢竟是陳毅，中央一經決定的事，他就決不再瞻前顧後了。在毛澤東看來，陳毅先前的“臨事而懼”也正是他的沉穩所在，那是他承擔“大任”前充分且必要的心理準備。
那夜，從勤政殿歸來，當陳毅閑庭獨步抒情感懷複而思索良久後，其實，他的心已如勤政殿的燈光一樣，柔和卻明亮了。
5.東柏林之行
毫無疑問，陳毅元帥的陣地將要轉移到外交舞台上來了，東柏林之行便是這次轉折的開端。
對於如何做好自己的外交工作，陳毅是有他的考慮的。
他常說：“在主席、周總理親自掌握下麵，新中國的外交還是好辦的。但在個人來說，無論從哪方麵都感覺很緊張。還是要謙虛一些，勤謹一些，多學習、多請示。”
國慶節那天晚上，舉國歡慶共和國的第五個生日，又是一個“火樹銀花不夜天”。天安門城樓的殿廳裏，國家領導人正與各國各界來賓同賞節日焰火。陳毅元帥似乎無意於此，他一直關注著毛主席、周總理是否有片刻閑暇。後天一早，他就要動身飛往柏林了。以他為團長的中國黨政代表團，將在那裏參加德意誌民主共和國國慶五周年慶祝典禮，並進行正式友好訪問。臨行之前，他覺得還有不少具體事項要與總理商談，還需要當麵請示主席。
看到主席已經應酬完賓客，陳毅便走上前去，問主席對德國之行有何交待。主席說，要對整個德國的狀況進行調查研究。
陳毅敏銳地感覺到，毛澤東對整個德國的重視含有戰略思想發展的新因素。早在1946年，毛澤東便提出了“中間地帶”的理論，采取了三分世界的方法，把歐洲國家列在應該爭取的“中間地帶”。後來由於國際形勢的需要，我黨采取了“一邊倒”的政策，堅決站在社會主義陣營當中。現在，毛澤東對“整個德國”發生興趣，意味著在今後的外交工作中也要了解並爭取西歐國家。陳毅意識到，此番對東柏林的實地考察，其所得必將大大影響今後在德國問題上的方針、政策。
一會兒，總理也走過來了。訪問日程還有什麽未妥之處？了解情況，又從哪裏人手？……這些隻有同總理商量之後，陳毅方覺妥帖。
一架銀灰色的飛機載著中國黨政代表團向西飛去，10月5日晚，東柏林以它燦若星河的燈火，迎接了陳毅一幹人的到來。
第二天，旋風式的訪問活動開始了。皮克總統的宴會、慶祝集會、參觀、瞻仰烈士墓地……陳毅第一次體驗到出國訪問的繁忙。但他不願放棄任何一次機會，每到一處，他都精神專注，認真體察。德國優秀的文化傳統、風光名勝、曆史古跡，無一不令這位將軍詩人浮想聯翩，文思湧動，但他始終沒忘這次訪問的主旨，那就是了解整個德國的情況，分析德國未來的發展趨向。
陳毅對民主德國的情況已有很多了解，但缺乏有關聯邦德國的資料。在駐德大使姬鵬飛的協助下，他從聯邦德國戰後的經濟狀況人手，作了多方麵的考察。工作恢複程度、科學技術水平、產品競爭能力，與西歐各國、美國的經濟聯係及矛盾，一直到諸如移民、戰俘、外國駐軍、知識階層的情況，他都一一摘記、分析。有時是到使館聽匯報，有時是在訪問中向同誌請教，有時他也邀請教授、藝術家、工人代表來談話。他摒棄了任何先入為主的觀點，抱著虛心學習的態度，進行了縝密細緻科學的考察。
10月28日，陳毅訪問德國歸來。當天下午4點，飛機降落在北京機場。夜間11點，風塵仆仆的陳毅顧不上休息，便急急趕往周恩來處，向他匯報訪問民主德國的情況。見聞的確是豐富的，陳毅侃侃而談，還涉及很多個人的感受。他特別談到戰後德國恢複經濟的經驗，以為這很值得新中國重視和借鑒。周恩來起初不動聲色地聽著，後來頻頻點頭、問詢，最後他笑著拍拍陳毅的肩膀，不乏幽默地說：“老弟，看來首戰東柏林，你便旗開得勝囉。”
總理的肯定無疑是對陳毅的最好鼓勵。第二天他便動手起草、修改完成了兩份出國考察報告《關於德國問題的材料》、《出國見聞》。在報告中，他對東西德狀況和未來發展趨勢作了精辟深入的分析，中央給予了高度評價。
就這樣，憑著多學習多請示的精神，憑著踏實嚴謹的工作態度，憑著初登外交舞台的一股豪氣，陳毅在外交陣地上邁出了他堅實有力的第一步。
6.元帥之銜 部長之職
真正使陳毅將軍置身於國際政治舞台，領略了外交鬥爭的複雜性和藝術性的，是1955年4月，他隨周總理去萬隆出席亞非會議。
亞非會議，即萬隆會議，是由南亞五國總理發起、在中國積極推動和支持下召開的。參加會議的29個亞非國家，代表著十四億四千萬人民，隻要團結在一起，這力量就有推動曆史進步和扭轉世界局勢的作用。這是一次過去未曾有過的、亞非有色人種國家共同召集的、沒有西方大國參加操縱的國際會議。試想十幾億過去的奴隸今天聚在一起說長道短，這怎能不讓那些慣當主子的人坐立不安？他們會坐視不管嗎？決不會。所以，萬隆會議指引亞非人民走向團結、爭取民族解放的這條道路，也注定會荊棘叢生，坎坷迭起。
還是那句話，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這光明促使周恩來、陳毅兩位老戰士義無反顧地登上飛機，飛往萬隆。出席萬隆會議的代表是在4月7日這天出發的，周恩來任團長，陳毅是首席代表，周恩來的最重要副手。
但在陳毅自己看來，他完全是“當一個練習生，跟去學習的”。
不能不提一句，在3月份籌備出國期間，周恩來因突發急性闌尾炎，需要在北京醫院動手術治療。3月15日晨，鄧小平通知陳毅：如四月中旬總理不能出席亞非會議，擬由陳毅率團出席。陳毅深感“替人最難”，為此極其認真地作了一番準備，這為他後來在萬隆會議上當好周恩來的助手打下了基礎。
在萬隆會議上，陳毅以副團長身份，密切配合周總理，排除困難，求同存異，為新中國走向國際舞台立下了汗馬功勞。
萬隆載譽歸來之後，1955年9月，陳毅被授予中華人民共和國元帥軍銜。那身鑲有金線花邊的海藍色嗶嘰禮服，更使他顯得威武挺拔，英姿勃發。他意識到自己將以這樣的形象和風度登上風雲變幻的國際舞台，他開始為接手外長工作進行了一係列準備。開會、批文件、接見來賓、出國訪問，他不分晝夜地忙碌著，竟沒有留心他的身體健康狀況已亮起了紅燈。而這一拖，就是一年多。
1956年11月1日，就在出訪印度的前兩天，陳毅出席印度駐華大使館的一次招待會，中途他突然臉色煞白，暈倒於席。趕來搶救的醫生確診，這是由於疲勞過度引起的腦貧血所致，需要慢慢靜養。這樣，隨總理去印度訪問，隻能由賀龍副總理代勞了。
知情人都明白，陳毅元帥這次是不折不扣的“積勞成疾”。3月份，西藏自治區籌委會成立，陳毅率中央代表團前去慶賀。當時空中航線尚未開通，代表團成員們便一路乘坐汽車，顛簸於高原戈壁。陳毅時年已是55歲的人了，又患有高血壓，惡劣的高原氣候常使他頭脹欲裂，昏然思睡。但他知道，此行任務重大，不僅關係民族團結，還關係到西南鄰國對中國的看法和態度，他挺住了，堅持走完了最艱險的道路。
西藏之行後，剛回北京，他便投入“八大”的醞釀準備工作。
7月，他又南下到上海參加市黨員代表大會，因為他還兼任上海市委書記和市長。
9月，“八大”召開，他忙得更是不亦樂乎，簡直沒有片刻閑暇。
10月伊始，他又陪同來訪的印尼總統蘇加諾，從北京飛到沈陽，從杭州飛到廣州，既要布置接待，又要研究工作。他不得不承認：“外交酬酢，確乎疲勞。”
送走蘇加諾，回到北京後他本以為能稍事休整，哪知又趕上波蘭事件和匈牙利事件……
超負荷的運轉終於使壯健的陳毅病倒了。這次突如其來的襲擊，使他接任外交部長之事延遲了一年多。但隻要身體略顯好轉，他便又參加起外事工作來。放下工作安心養病，這對陳毅來說，似乎有點勉為其難。
1957年4月，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伏羅希洛夫來訪時，陳毅出席了歡迎宴會。席間，周總理向客人介紹：“伏羅希洛夫同誌，這是陳毅同誌，最近從華東調進中央，今後準備由他主持外交工作。”
陳毅聽了趕忙接口說：“不，我是來輔助總理工作的。我將在周總理領導之下工作。”
“他是多年同我一道工作很好的同誌。”主席用他爽亮的湖南口音緊加了一句，落地有聲。
想必伏羅希洛夫能感覺到，這番話並非場麵客套或外交辭令，中國的兩位最有威信的領導對陳毅的讚賞和信任是發乎於心的。一九五八年二月十二日，《人民日報》第一版報道：
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令根據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的決定，任命：
陳毅兼外交部長，……
免去：周恩來兼任外交部長職務，……
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 毛澤東
一九五八年二月十一日
至此，陳毅正式接手新中國外交工作。
元帥之銜，部長之職，陳毅集兩者於一身。“元帥外交家”一陳毅，所有知道他名字，所有景仰他業績的人都這樣親切且欽佩地稱呼他。
“中國任命新外長”，在國內是頭版頭條，在國外也是各方矚目的焦點。東京對中國未來的外交政策作了預測：“換一個外交部長，隻不過是陳毅擔當周恩來的沉重負擔而已，——這是他們兩人合夥按照既定的方針執行外交政策。”
這一評論很準確地把握了周總理與陳毅外長的關係。是的，牽引新中國走向世界的正確的外交政策是既定的不會改變的。在周恩來任上，它得到了靈活的運用，現在到了陳毅手裏，它將得到更有效的貫徹與實施。
新中國，一切都將是新的，新的外交政策，新的外交隊伍，新的外交使命，也必然會迎來新的外交前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