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邊疆與民族問題—當代中國的挑戰及其曆史由來

第二節 西藏流亡集團透視

　　1951年5月23日，西藏和平解放，並簽署了《中央人民政府與西藏地方政府關於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十七條協議》。“十七條”和平協議標誌著1911年以來西藏與祖國關係40年的不正常局麵結束，西藏重新回到了祖國大家庭的懷抱原西藏地方政府基本上原封不動地保留下來。這本是中央人民政府根據西藏地方的具體實際，對西藏地方當局采取的寬容政策。但是，西藏上層集團的少數分裂分子不甘心失敗，在西藏和平解放後依然進行反對十七條協議、分裂祖國的陰謀活動。1959年3月10日，西藏叛亂大規模爆發。達賴喇嘛及其追隨者叛國流亡的印度，在印度建立了所謂“流亡政府”，開始了迄今為止長達近半世紀的流亡生涯。西藏流亡集團在國際上與反華勢力沆瀣一氣，已淪為西方國家反共反華的工具。

　　一、“西藏流亡政府”的由來

　　西藏和平解放後，西藏上層分裂勢力並不甘心，總是在尋找機會製造分裂活動。1956年，印度舉行釋迦牟尼涅磐2500年紀念大會，特邀達賴出席。境內外的分裂勢力又乘機進行滯留達賴於國外的分裂活動。1957年開始，西藏反動上層在西藏各地秘密拚湊叛亂組織，四處截擊汽車，暗殺漢族幹部。1958年下半年，非法的“西藏人民會議”召開會議，全麵策劃武裝叛亂。在這種裏應外合的囂張氣焰之下，一場經過精心策劃和充分準備的全麵武裝叛亂終於在1959年3月10日發生。

　　1959年3月10日，西藏叛亂分子在拉薩發動全麵武裝叛亂，提出“西藏獨立，趕走漢人”的口號。同時，叛亂分子肉印度駐拉薩總領事館請願，要求印度保護西藏的“獨立”。印度總領館竟然公開接見叛亂代表，接下其“獨立聲明”，答允轉告印度政府。150人代表向印度政府請願，要求支持“西藏獨立”。在武裝叛亂發生的同時，噶廈召開會議，成立了“西藏人民會議”。“西藏人民會議”成立之後，進行了一係列活動，3月19日，這個叛亂集團下令武裝進攻人民解放軍駐藏部隊和中央駐藏機關。全麵的武裝叛亂開始。對此，中央政府於20日命令駐藏部隊討伐西藏叛國集團。經過兩天戰鬥，即撲滅了拉薩市區的叛國變亂陰謀。3月17日晚西藏叛亂分子將達賴挾持，逃離拉薩，奔向印度，走上昔日十三世達賴的老路。在西藏上層當局，以阿沛噶倫為代表的愛國人士一直站在中央政府一邊，反對叛亂。叛國分裂分子裹脅著達賴奔向了流亡印度之途。3月29日，叛亂集團逃至山南地區隆子縣，宣布成立“臨時政府”，決定以隆子為臨時首府，企圖以雅魯藏布江為屏障，以印度為後盾，贏得國際支持，進行長期的叛亂活動，謀取“西藏獨立”。但是由於人民解放軍迅速平息了拉薩叛乩，揮師南下，很快擊潰山南的“四水六崗衛教誌願軍”。達賴集團作長期抵抗的企圖化為泡影，隻得率眾於3月31日越過“麥克馬洪線”逃抵印占區。從此，十四世達賴喇嘛走上了流亡印度的道路。4月18日，達賴到達印度提斯浦爾，當日即向印度外交官散發了“達賴喇嘛的聲明”，其中宣稱“宗主權是漢人強加在西藏人身上的”。顯然，達賴聲明表明，他本人也走上了分裂國家的“藏獨”之路。在初抵印度的一段時間裏，叛亂集團聚集在穆索裏。4月24日，印度總理尼赫魯在此會見了達賴喇嘛。1960年初，達賴在穆索裏正式成立了“流亡政府”，組成了流亡噶廈及其下屬機構。不久，達賴將流亡大本營遷到印度西北部喜馬偕爾邦康拉縣達蘭薩拉。這裏一直成為達賴流亡集團的大本營。1960年9月，流亡集團在達蘭薩拉召開第一屆“西藏人民代表大會”，公布了“憲法”，宣告成立“崗欽吉雄”即“大雪國政府”，也就是所謂的“西藏流亡政府”，同時宣布達賴喇嘛為“國家首腦”。這次大會標誌著“西藏流亡政府”的正式成立。

　　“流亡政府”成立30多年來，在達賴喇嘛的精神支持和實際主持下，頒布了所謂“憲法”，選舉了所謂的“人民會議”和“內閣”，並在國外成立了以達賴喇嘛名義的駐外辦事處。它企圖借達賴喇嘛的影響，在流亡藏人中甚至在藏區鼓動起分裂的潮流，在國際上則利用財機與國際反華努力勾結，鬧起“藏獨”宣傳，謀求國際的同情與支持。在六七十年代，“流亡集團”的國際努力沒有多少成功可言。但是，80年代以來隨著國際格局的重大變化，西藏流亡集團又在國際舞台上展開了以達賴喇嘛出訪為中心活動的國際努力。在這一係列的國際活動中，達賴喇嘛打著宗教的旗幟，以美國、西歐為重點出訪對象國，以歐美國家議會以及那些反華議員為活動主要對象，以所謂的“西藏人權問題”為主要論題，以中國政府為主要攻擊目標，迎合西方人反對共產黨，反對社會主義的心理，對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中國進行了惡毒攻擊，對社會主義的新西藏予以全麵否認，企圖謀取國際輿論對“西藏獨立”的同情和支持，鼓起國際社會對他重返西藏的關心。

　　二、達賴喇嘛的“人權外交”

　　在國際上，自分裂分子逃至印度後，幾十年來，達蘭薩拉流亡集團為了取得國際社會對“西藏獨立”的同情或支持，以達賴喇嘛為中心，展開了不少的外交活動。雖然在這些訪問中，他受到許多高級官員，甚至國家首腦的接見，但是大多數國家都非常謹慎地對待達賴喇嘛。與六七十年代相比，達賴喇嘛的國際活動明顯地存在著一些新特點。他加強了國際攻勢，確立美國和歐洲為重要訪問對象；提出了一係列解決“西藏問題”的新方案；迎合西方社會，確立西藏人權問題為重要論題；達賴的國際努力獲得了一定“成效”。主要表現為以下三個方麵：

　　1.達賴訪美及其“五點和平建議”。1987年9月10日至28日，達賴以宗教活動為由，出訪美國。達賴對解決所謂“西藏問題”提出了“五點和平建議”：

　　（1）使整個西藏變成一個和平區。我建議把整個西藏，包括東部的康省（昌都地區）和安多省，變成一個阿希姆薩（和平）區。……西藏曆來是亞洲大陸大國之間的緩衝國。要建立西藏和平區，中國就得把其軍隊和軍事設施從這個國家撤走。……從曆史上講，中國和印度的關係從來沒有緊張過，隻是在中國軍隊開進西藏，第一次要劃定共同邊界之後，這兩個大國的關係才緊張起來，以致導致了1962年的戰爭。如果……用一個友好、遼闊的緩衝區把他們隔離開來，將會大大有利於促進世界上這兩個人口數一數二的國家恢複友好關係。

　　（2）中國放棄向西藏地區移植人口政策，因為這威脅著西藏民族的

　　（3）尊重西藏人民的根本人權和民主權利。西藏是世界上侵犯人權最嚴重的地區之一。中國人在那裏推行一種稱為分離和同化的種族隔離政策，對藏民實行歧視，藏民在自己的國家裏充其量隻不過是二等居民。他們在一個殖民政府的統治下生活，被剝奪了一切基本權利和自由。

　　（4）恢複和保護西藏的自然環境和中國放棄在西藏生產核武器和堆放核廢料計劃。

　　（5）就西藏未來的地位以及西藏人民和中國人民之間的關係問題舉行誠摯的談判。

　　達賴喇嘛的美國之行，很快在國內外引起反響。達賴訪美及其進行的分裂鼓噪，成為1987年9-10月拉薩騷亂的導火索。此次拉薩騷亂就是達賴在美國從事政治活動的直接後果。達賴的美國之行，在美國國會引發了一個反華的議案。達賴在國會眾議院發表“五點和平建議”後，立即得到參議院外委會主席佩爾和參議員赫爾姆斯的支持。他們提出了“西藏問題修正案”，誣蔑中國“在西藏侵犯人權”，歪曲拉薩騷亂事件，造謠中國處決和監禁了一百多萬藏人，還散布西藏是“國家”的謬論，支持達賴分裂中國的“五點建議”。這個決議還要求美國政府將其對華外交與人權問題聯係起來。美國國會的“修正案”是近幾年來西方議會在西藏問題上幹涉中國內政的始作俑者。

　　2.歐洲之行與“斯特拉斯堡建議”。1988年6、7月間，達賴喇嘛到歐洲訪問。6月15日，在歐洲議會所在地斯特拉斯堡，達賴重申他的“五點和平建議”；此外他又提出以下幾點“想法”，即“斯特拉斯堡建議”：

　　（1）西藏應當成為一個由它自己支配的民主的政治實體，同中華人民共和國保持“聯盟”的關係；

　　（2）由中國政府負責西藏外交事務，但是西藏政府在國外可以設立宗教、文化等方麵的外交辦事處；

　　（3）西藏政府加入世界人權宣言；

　　（4）西藏政府應該由通過全民投票選舉出的獨立的行政、立法和司法體係組成》政府所在地是拉薩；

　　（5）西藏經濟、社會體製應根據西藏人民的意願來決定；

　　（6）西藏禁止核武器或其他武器的製造、試驗、儲存、以及核能的利用。

　　（7）應該召開地區和平會議來保證使西藏通過非軍事化而成為和平的聖地，在這個會議召開和軍事化、非核化實現之前，中國可以有權在西藏保持以防禦為目的的、有限量的軍事設施的存在。

　　3.達賴喇嘛獲1989年諾爾和平獎。達賴喇嘛的“人權外交”攻勢，在1989年終於獲得了最高的回報。這就是達賴喇嘛被授予該年度諾貝爾和平獎。

　　1989年，無論是對中國還是對世界，都是具有特殊意義的一年。對中國來說，1989年是國慶40周年，改革開放10周年，也是平息1959年西藏叛亂30周年。但是這一年也是中國曆史的多事之秋。3月拉薩再次發生騷亂，國務院於3月7日宣布在拉薩實行戒嚴。春夏之交在北京發生了政治風波。此後西方對中國推行政治孤立、經濟製裁政策。為了表示對中國的所謂“懲罰”，西方某些組織極力抬高達賴的地位，授予他各種人權獎，以至於本年度諾貝爾和平獎。對世界來說，1989年是國際關係的一個轉折時期。東歐社會主義國家政權易手，蘇聯的動蕩、德國的統一，標誌著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的兩極體係崩潰。世界範圍的社會主義出現了嚴重挫折。中國麵臨著嚴峻的考驗。

　　1989年對達賴集團來說，其最大的也是意外的收獲莫過於達賴獲得諾貝爾和平獎。1989年10月5日，挪威諾貝爾委員會在奧斯陸宣布，把1989年諾貝爾和平獎授予達賴喇嘛。該委員會負責人公然說授獎是為懲罰中國和影響西藏局勢。達賴獲獎，盡管並不令人感到意外，他已是連續第三次被提名，但畢竟他不是熱門人選。在101個被提名者中，分析家的注意力一向隻集中在裏根、戈爾巴喬夫、曼德拉等人中。但是，諾貝爾和平獎一向有其政治涵義，與時局有關。1989年的時局中，“北京政治風波”占有較重地位。挪威諾貝爾協會會長也說：“讓達賴喇嘛獲獎，既是為了影響中國的局勢，也是為了承認中國學生從事民主運動的努力。達賴獲獎人權問題不是新因素，政治則起了作用。”“表彰達賴是對北京政府的一種懲罰。”所以諾貝爾委員會的考慮是出於政治目的。這給西藏問題的解決增加了新的困難，其後果是非常嚴重的。向達賴頒獎進一步加強了西方國家對中國的人權攻勢。達賴獲獎還鼓勵了西藏的分裂活動，助長了西藏流亡分子的氣焰。達賴本人利用這個機會多次演講鼓吹“西藏獨立”，攻擊“中國有組織地摧毀西藏人民的民族精神”，並自吹他是“因為從事爭取西藏獨立的非暴力鬥爭而獲獎的，這個獎有助於實現西藏獨立”。

　　三、何謂解決西藏問題的“中間道路”

　　達賴在1987年訪美提出“五點建議”後，流亡集團的分裂分子四處活動，發表講話，製造輿論，企圖就“西藏的地位”問題與中國政府進行談判。但這種分裂主張遭到中國政府拒絕。而追隨達賴的青年人，特別是西藏青年大會堅決要求獨立，並主張在西藏舉行武裝暴動。達賴自稱，他要在這二者之間開辟一條中間道路；作出讓步，在某種程度上得到北京的支持，重開談判，解決西藏問題。在回答各國記者提問時達賴多次表示，“西藏應該建立自己的民主政府，同中國保持聯盟的關係”，“……全麵獨立太難實現了，因而需要采取現實主義態度”，“西藏問題是西藏人的問題，不是我本人的問題，60年代以來我一直認為，達賴的地位應當由西藏人來決定，而不是由我個人來決定”，“……我並不反華，並不反對中國政府，隻是要求恢複我們的權利”。斯特拉斯堡建議就是達賴所謂中間道路的集中體現。這條“中間道路”成為達賴喇嘛一以貫之的政治主張，在西方國家也頗有市場。因此，有必要加以分析。

　　第一，“中間道路”提出的曆史前提“西藏曆史上是一個獨立的國家”。達賴在“斯特拉斯堡建議”中開門見山就說“我國曆史是一部獨立的曆史”；“從未向任何國家出讓過主權”，“西藏與中國是兩個根本不同的國家”。他是想用歪曲曆史的辦法，為“藏獨”製造依據。而在這種曆史前提下提出的“西藏政府”與中國的談判建議，隻能是導致中國承認“西藏流亡政府。”這是將中國內政變成兩個國家之間問題的企圖。

　　第二，建議提出的西藏作為一個“自治的民主政治實體”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聯盟關係（Assosktion）的政治主張是不可取的。這個政治主張是整個建議的核心。也就是達賴喇嘛常常講的用“一國兩製”的香港模式來解決西藏問題：達賴喇嘛的西藏政府有權決定同西藏和西藏人有關的所有事務，“中國政府負責西藏的外交事務。但西藏政府在國外可以設立宗教、文化等方麵的外交辦事處”。這種主張很容易使人想起近代史上的宗主權或保護權。按照這種曆史傳統，被保護國的外交與國防為保護國或宗主國負責，其內政則自主獨立，盡管如此，被保護國仍然是國際法的主體，享有主權或半主權。由此看，斯特拉斯堡建議就是企圖將中國內部的民族區域自治問題變成類似於曆史上的所謂的保護權或宗主權關係，改變西藏的法律地位。

　　第三，建議提出通過非軍事化和中立化將西藏變成和平區和大國之間的緩衝國的主張，是故意混淆中印關係中的問題，是涉及到中國主權與領土完整的問題。如果將中國的西藏拿出來與印度去建立和平區或中立區，其結果隻能是破壞中國的領土完整。這正是曆史上英印殖民主義者侵略西藏的目標之一。

　　第四，達賴在建議提出前還提出將中國國名由“中華人民共和國”改為“亞細亞共和國聯盟”或“亞細亞合眾國”，以適應中藏雙方的“地位平等”。

　　這一主張也同樣是不可取的。達賴說“中間道路意味著不是完全獨立，而是地位平等，相互尊重。在一個共和國裏我們有自己的地盤，是那裏的主人，中國幫助我們”。達賴在提出這一主張時，把中國與蘇聯作了比較，希望未來的中國象蘇聯各加盟共和國擁有主權一樣，西藏、新疆、內蒙古、滿洲也同中國地位平等。由此看來，這種“合眾國”或“國家聯盟”的主張都是要分裂中國，就象現在的蘇聯瓦解而成為“獨聯體”一樣。

　　總而言之，“斯特拉斯堡建議”並不是什麽新的建議，它隻是在表麵上作了某些讓步，並沒有徹底放棄“西藏獨立”的主張。西藏分裂集團不得不看到，國際上雖然有某些反華勢力同情他們，但沒有一個國家政府公開支持其“西藏獨立”主張。因此轉變手法，提出一些新名詞，如“自治的民主政治實體”、“國家聯盟”等，但其實質仍然是搞“西藏獨立”。

　　四、“藏獨”的特點分析

　　西藏流亡集團自1960年成立以來，已經有四十多年了。四十多年來，流亡藏人在十四達賴喇嘛的精神支柱下已基本上適應了國際環境。流亡集團結合西方現代政治製度及過去西藏政教合一體製，建立了類似君主立憲的“流亡政府”、頒布了類似美國總統製的所謂“憲法”，並維持至今。估計它在短期內是不會消失的。在達賴喇嘛的“人權衛士”與宗教領袖的感召下，西藏流亡當局高舉“人權”大旗，隱蔽其“藏獨”本質，鼓噪西藏問題。與“疆獨”活動的暴力恐怖性相比，“藏獨”在國際上暫時得到了較多的同情。綜觀西藏流亡集團四十多年的活動，尤其是最近十年來的活動，人們可以看出流亡集團鼓吹西藏問題，具有以下幾個特點：

　　第一，西藏分裂集團高舉人權與宗教大旗，主要展開“柔性”攻勢。這與“疆獨”分子的暴力恐怖活動與宗教極端主義形成鮮明對比。人權是流亡集團經常使用的武器。四十多年來，流亡分子苦心經營，以一個反華的弱者形象出現在國際舞台，通過歪曲事實，在國際社會傳播謠言，誣蔑中國在西藏侵犯人權。謊言一千遍，似能成真理。外國新聞界及普通百姓不明真相，很容易對流亡藏人產生同情與支持起初作為難民的流亡藏人能夠生存下來，離不開國外大量的捐贈，現在，他們以一個人權受害者的形象出現於世人麵前也頗能迷惑不少人。

　　第二，達賴喇嘛的“宗教領袖”與精神領袖地位，是國際上西藏問題甚囂塵上的根本原因。達賴喇嘛是西藏流亡集團鼓吹西藏問題的旗手。達賴喇嘛在西藏政治與宗教生活中具有崇高地位，是一個精神象征，是維係流亡藏人的力量。但是他卻被分裂集團用作進行分裂活動的旗幟與旗手，所以對流亡藏人具有很大的誘惑力與號召力，與此同時，達賴在國際上，仿效印度的聖雄甘地，鼓吹非暴力主義，也是有很強的吸引力的。作為西藏流亡集團的首腦，達賴正是以上述二種形象出現在國際舞台，為流亡集團贏得同情和支持。1989年達賴獲諾貝爾和平獎，更加抬高他的國際形象與影響力。

　　第三，達賴集團靈活的外交策略和巧於心計的公關攻勢，是西藏問題在國際上“長盛不衰”的基本原因。新疆“東突”分子在國際上的活動總是表現為伊斯蘭原教旨主義或暴力恐怖主義，這與西方的主流價值基督教形成了嚴重的“文明的衝突”。而達賴喇嘛則鼓吹“宗教之間的對話”或“人權對話”或“環保主義”，這在西方很有市場，特別是在“9·11”後。自美蘇緩和以來，國際形勢趨緩，各過因此更關注保妒環境宗教和人權問題。西藏分裂分了便適應這種國際性呼聲，四處鼓吹“西藏人權問題”。東歐社會主義國家政權易位後；西方高呼這是什麽“民主、自由、自決的勝利”。達賴喇嘛也將他的觸角伸到東歐，鼓吹從東歐變革中看到“西藏自決擺脫中過”的希望，海灣戰爭爆發後，以美英為首的西方國家依據聯合國決議派兵海灣戰場，解放科威特，達賴又將西藏比作科威特。說“布什總統和梅傑首相對在科威特侵犯人權和實施暴行表示深惡痛絕，我對這種態度表示歡迎”，但對他們拒絕支持西藏的自決要求，表示失望。達賴集團巧於心計，混淆視聽的公關術在西方國會得到了靈活的表演，在西方贏得不少同情。在下麵有更深入的分析。

　　第四，在西藏問題上，流亡集團與國際反華勢力呈勾結之勢。除了與海外“民運”分子勾結外，西藏分裂分子還與新疆分裂勢力“東突”和內蒙古的分裂勢力勾結，鼓吹西藏、新疆和內蒙古脫離中國。特別值得注意的是，西藏流亡集團已在美英等國議會建立了為他們說的“西藏利益集團”，如前麵提到的“聲援西藏國際運動”。現代西方國家的院外集團非常活躍，成為影響國會決策的重要力量。流亡集團在這方麵的工作正是我們中國所忽視的。在美國國會參眾兩院都有幾位地位顯赫的反華議員成為達賴喇嘛的“老朋友”，如佩爾，赫爾姆斯、蘭多斯，這些人都是反共老手，主張對華強硬的鷹派人物。他們在美國過會通過幹涉中國內政的西藏問題決議時起了重要要作用，成為達賴喇嘛的代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