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邊疆與民族問題—當代中國的挑戰及其曆史由來

第三節 台灣因素：“保釣”蛻變的衝擊

　　自1988年李登輝主政台灣以來，台灣方麵在中國統一立場上出現了邁向“台獨”的質變。保釣運動也是如此，出現了蛻變。90年代以來台灣學界的某些學者附和李登輝的“釣魚島日屬論”，趨炎附勢，以為台灣“正名”為由，提出“台灣為主權獨立國家”，武圖跳脫“一個中國”的思考方式，來解決釣魚台列島主權歸屬問題。台灣當局和某些學者上述立場的蛻變，引起了兩岸中國人的擔優與警惕。

　　一、保釣運動在台灣的蛻變

　　從70年代初到90年代中，在海內外發生了三次反對日本侵占釣魚台的保釣運動。保釣運動向世界宣示了中國人民捍衛國家領土主權的決心，同時由於海峽兩岸的分裂狀況，也使得這一運動本身充滿了矛盾與蛻變的性質。特別是1996年7月爆發的第三次保釣運動，在台灣引發了國際上對台灣地位的懷疑，抗爭活動在得不到台灣當局公開支持的情況下，無疾而終。台灣當局在這次保釣運動中，雖然照例宣示擁有釣魚台列島主權，然而卻沒有更積極的作為。值得注意的是，第三次保釣運動引發的對台灣國際地位的思考，造成了相當大的負麵影響。

　　聲勢浩大的第一次保釣運動：二次大戰結束以後，美軍占領了琉球群島與釣魚台列島，而接收台灣的國民黨政府卻沒有立即對美方提出異議。直到60年代末聯合國遠東經濟委員會（ECAFE）在釣魚台列島附近進行了大規模的海洋油氣資源考察，發現該地區可能有巨量的石油蘊藏。至此，釣魚島的重要性才日漸凸顯。隨著美日間針對1972年琉球群島歸還問題舉行談判，釣魚台主權爭議也正式浮上台麵。1970年9月10日，美國國務發表聲明，表示“根據尼克鬆總統和日本首相佐藤榮作達成的協議，琉球行政權可望於1972年歸還日本。關於此等島嶼主權之不同主張，我方認為應由涉及爭執的國家解決之。”日本外相隨即聲明釣魚島的領有權應屬於琉球，也就是屬於日本。時任台灣“行政院長”嚴家塗在立法院提出施政報告時，表示：“我政府對釣魚台列島之正當權益立場堅定，並決心全力緋護。”而台灣省議會也通過臨時動議，要求政府維護釣魚台列島的主權。同年12月19日，中國留學生在普林斯頓大學召開座談會，決定舉行遊行示威及葬捐等事項，宣告海外保釣運動的開始。之後，旅美僑界以及中國留學生陸續在美國各地展開遊行示威。台灣政府則聲明，全力維護領土主權。1971年4月9日，美國國務院再次發表聲明，重新肯定美國將於1972年將琉球連同南西群島（包括釣魚台列島）交還日本。雖然美方認為“中華民國”同日本對於釣魚台列島的爭執，應由有關雙方自行解決，但是消息一傳出，台灣社會（以大學生為主）作出了強烈的反應，島內保釣組織紛紛向美日駐台使館遞交抗議文書。由此，島內抗議運動與海外保釣運動相結合，形成海內外保釣運動的高潮。台灣當局雖然多次發表關於釣魚台列島主權的聲明，但美日兩國仍於6月17日簽署了琉球群島歸還協定。之後，中國留學生在全美各地舉行了盛大的示威遊行，但由於保釣運動成員內部發生了分化，聲勢浩大的第一次保釣運動宣告失敗。

　　第一次保釣運動風起雲湧之際，當時執政台灣的國民黨卻在國際上接連遭到一連串的打擊和挫折。聯合國1971年2758號決議案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取代台灣，恢複了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給了國民黨一個重大的打擊。台灣陷入國際孤兒的境地。台灣當局在外交上朝不保夕，對於釣魚台列島之類不在關鍵問題範圍之內的議題，不敢得罪美國與日本，有保釣的決心卻無實力去爭取。因此，雖然國民黨當局表示保釣決心堅決，但其行動也隻能僅僅局限於一係列作用極其有限的抗議和聲明。

　　第二次保釣運動概況：1990年10月，日本海上保安廳準備承認1988年右翼團體日本青年社在釣魚島上建立的燈塔為正式航線標誌，遭到了台灣朝野的抗議。因此爆發了第二次保釣運動。台灣的體育選手用漁船運送台灣地區運動會聖火前往釣魚島，遭到日本巡邏船和直升飛機的阻止，更引起海峽兩岸人民的抗議。台灣當局再次強調了對於釣魚台列島的主權，“行政院長”郝柏村表明，政府將會“基於國家安全及人民整體利益來考慮和處理釣魚台領土爭議”。台“行政院”為此成立了釣魚台專案處理小組。與此同時，祖國大陸政府也向日本提出了抗議。迫於多方壓力，日本政府表示將停止相關行為，抗議行動方才終止。雖然第二次保釣運動的聲勢遠不如第一次浩大，但台灣當局仍然能夠堅持一個中國的立場，重申對釣魚台列島的主權，堅持抵製日方侵犯我國對釣魚島主權的無理行為。

　　第三次保釣運動變質：1996年7月14日，日本青年社又擅自在釣魚台列島設置燈塔。同時，日本政府宣布自7月20日起開始執行1982年聯合國海洋法公的有關二百海裏專屬經濟區的規定。日本有預謀的行動，再次侵犯了中國對釣魚島的主權，引起了兩岸中國人的強烈抗議。港台民間成立了“保釣大同盟”。台灣當周“外交部”於7月24日發表了《關於日本人在釣魚台上修建燈塔事件的聲明》，向日方提出抗議。然而，此後台灣當局的立場逐漸變得曖昧起來，試圖息事寧人。麵對民間高漲的保釣聲浪台灣當局卻一再要求民眾冷靜、謹慎和理性地處理釣魚台問題。更引人注目的是，台灣“總統”李登輝二度針對釣魚台爭端發表看法，都避而不談主權問題，隻是聲稱要與日本協商解決釣魚台漁業權爭議。並呼籲台灣人保釣時不要落入中共的民族主義圈套，因為中共會利用民族主義對付日本。9月11日，台灣“外交部”發言人鄭博久針對釣魚台主權爭議問題，提出《中、日雙方同時避免進入釣魚台十二裏海域，擱置主權，共同開發海洋資源》的方案。同年10月，台灣派代表團赴日，參加“中、日第二回合漁業談判”。在台灣當局的巧妙掩飾下，釣魚島主權之爭被偷梁換柱，成了台日“捕魚權”之爭。

　　二、台灣方麵保釣立場式微原因分析

　　第一次保釣運動結束後，經過二十多年的時間，直至1990年，關於釣魚島主權的爭執才再度引發，六年後又爆發了第三次保釣運動。日方在釣魚島問題上對中國的態度更為蠻橫，立場更加強硬。台灣當局懦弱的立場與表現，傳遞了這樣一個危險的信號：台灣當局“堅決保釣、捍衛國土”的立場已經發生了變化。在保釣問題上，台灣當局的立場就更為消極了。相較前二次保釣運動中的台灣當局，短短的20多年時間，為何其立場會有如此之大的轉變？

　　實際上，第一次保釣運動以來，期間已經絰過將近30年的時間。紈在這期間，台灣的政治認同和文化諸方麵業已發生了深刻的變化。這是台灣方麵保釣立場衰微的根本原因。特別是李登輝90年代初開始所謂“憲政改革”，導致台灣在國家統一立場上逐步後退。而民進黨在2000年上台後，潛移默化加快了“去中國化”的進程；“中華民國”護照加注“台灣簽發”，鼓噪“故宮”更名，甚至有人鼓吹“金馬撤軍”——這一切都是為了“促進”台灣盡早獨立於祖國大陸之外。保釣立場的蛻變因此也成為必然。1988年1月13日，李登輝開始主政台灣，在其接手之際，台灣正處於一個關鍵的曆史轉折期：社會飽蓄求變能量而又受到國民黨威權的長期壓製；國家認同與生存在“台、澎、金、馬”的割裂；台灣在國際上的處境日益孤立。執政之後，李登輝決心推動民主改革，對內援引本土反對力量為助力，拆解威權體製，結束“動員戡亂體製”，多次進行修憲。這一切促成了台灣政權由外省人向本省人的所謂和平轉移。民主化政策的實施，使得台灣在國際上得到某些國家的稱許，“民主化”也成了台灣外交的重要籌碼。

　　由於台灣《國統綱領》的存在和國民黨元老的製約，李登輝執政初期，確實為兩岸關係的改善做了些工作。但是李登輝當局試圖搞所謂的“一國兩府”，促使大陸承認台灣的對等地位。90年代中期後，李登輝羽翼已經豐滿，大權在握。台灣當局逐步脫離“一個中國”政策，1999年7月，李登輝在接受德國之聲廣播電台記者采訪時，更提出了“特殊國與國關係”的“兩國論”主張，試圖對兩岸關係進行重新定位。李登輝時代，由於彭明敏、李登輝為首一些台灣政客親日情結的泛濫與鼓噪，在對日問題上台灣方麵往往立場暖昧，對日本予以諒解和羨慕，對中國大陸予以嫌棄和討厭。台灣方麵在釣魚島問題上立場的蛻變，隻是此種“親日派”觀點的表現之一。就李登輝本人來說，在日據時代他深受日本皇民化的教育與日本文化影響，有著根深蒂固的親日情結。在日本作家司馬遼太郎的筆下，他是“近理想型的日本人”。也有學者指出：“近年來李登輝公開強調自己在23歲前曾是日本人的榮幸，再加上附和日本以‘終戰’篡改‘侵略投降’的謊言，處理釣魚島主權事件的曖昧，以及視日本漁民生計安全重於我中華民國台灣同胞之‘日本一切優先’的政治考慮等事實，也充分顯示他那種深厚的日本情結。”李的個人因素再加上台灣朝野存在的親日派勢力對日本抱有的幻想，使得台灣當局的外交具有“聯日反華”的特點。正因為出於這樣的考慮，台灣方麵當然不希望由於釣魚島之類的爭執引起台日爭端，破壞台日關係。因此從力爭釣魚島主權蛻變為爭“保漁權”也就勢成必然了。

　　事實上，70年代早期的保釣運動中，台灣當局就因為國際空間的困境對日本侵占我國釣魚台列嶼的行為就有心有餘而力不足的內憂。第一次保釣運動末期，海外保釣運動發生了兩派分化，部分人士轉而支持中華人民共和屆恢複在聯合國的席位。台灣國民黨當局因而指責該運動為“為匪統戰”。事後，部分海外留學生更是因此遭受到了國民黨當局的清算和迫害。國民黨《中央日報》甚至發表了《匪對“釣運”陰謀大白》一文，認為中共海外統戰部利用保釣運動進行反國民黨的統戰活動。顯然對於失去大陸的慘痛回憶和對“中共統戰戰略”的懼怕，使台灣的國民黨當局深感反共及保住在台統治地位是更為重要的事。而李登輝執政後，台灣當局不斷在國際上進行所謂的“務實外交”活動，諸如推動台灣重返聯合國，1993年訪美等等，試圖讓國際社會重視台灣的存在。但是在祖國大陸政府的抗議和努力下，台灣的外交困境並沒有多大的改變，台灣的“邦交國”卻日益減少。1999年李登輝拋出“兩國論”，試圖對兩岸關係進行重新定位和解釋，公然挑戰一個中國政策，海峽兩岸一時劍拔弩張，引起了世界對台灣海峽兩岸的關注。而美國視李登輝為“麻煩製造者”。因此，台灣當局當然不會因為釣魚島問題與日本發生衝突，在台灣當局和親日勢力的眼裏，“媚日反共”倒可以使台灣找到了日本這一靠山。

　　李登輝的媚日反共基因，後來遺傳到民進黨人身上。民進黨人特別是其高層在保釣問題上的曖昧表現與李登輝如出一轍。對此，在1996年第三次釣魚島問題紛爭中，香港《明報》9月6日的社論裏有一段深刻的評論：其實，在台灣島上，不僅是李登輝，而是差不多所有搞台獨的人都想投靠日本。去年，台獨勢力舉行“馬關條約一百年，告別中國大遊行”時，台灣街頭就曾出現日本皇家象征的八菊旗和日本軍歌；民進黨的“紀念馬關條約百年代表團”千裏迢迢到日本參拜天皇神像，民進黨立委呂秀蓮甚至對日本人說，“因為日清簽訂馬關條約，台灣終能脫離中國，讓我甚感不幸中的大幸”。由此看來，眼下台灣民進黨對日本強占釣魚台一聲不吭，也就不足為奇了。而對民進黨主政後在釣魚台問題上推行的媚日政策，2003年台灣《中央日報》發表文章指出：“扁政府與民進黨向來親日，與其金主、支持者、及黨內大老曾負芨、經商、及流亡日本有關。不論日本侵占釣魚台列島、小泉三度參拜靖國神社、慰安婦要求日本政府道歉等事件上，民進黨政府均視若無睹形同麻木，這與滿清無能、喪權辱國何異？”

　　台灣當局試圖利用日本牽製中國，而日本國內由於跟台灣的特殊關係，也希望在台灣問題上起一定的作用，牽製中國。因此台獨勢力、親日勢力與日本國內的反華勢力相呼應，使得釣魚島問題及其解決前景更顯複雜了。

　　三、“台獨保釣”觀，值得警惕的新動向

　　90年代後，台灣當局在李登輝等“台獨”勢力的主政下，保釣出現了一股暗流。這就是所謂“台獨保釣”論的出籠。1990年11月，在第三次保釣中，台灣的大學校園出現了不協調的聲音。有一個由台灣大學部分學生組織的所謂“台灣新生代主權運動聯盟”發出未署名的傳單說：“仲裁者美國可以非法指定中華民國接管台灣，取得事實主權，當然也可以把釣魚台割給日本，釣魚台是日本的領土，已是無可改變的事實。”這種打著“保釣”而“棄釣”的主張是一小撮人。當然立即受到台灣愛國學生和統派人士的反對。台灣進步學生聯盟甚至將這批人斥責為親日的“台灣青年獨立聯盟”主張的翻版。台灣保釣運動領袖王曉波教授一針見血指出，台灣新生代主權聯盟的觀點實質是“先獨後釣”的“台獨”觀點。

　　國際法上領土糾紛屬於國與國之間的事務。以台灣與日本斷交的國際地位，對於釣魚台列島之類的領土紛爭台北方麵顯然不具備介入領土紛爭的法律地位與實際力量。日本以所謂“有效占領”的國際法理論為依據，表明其對釣魚台列島的主權。但是無論從曆史上，還是從法律角度上來看，都是站不住腳的。日本方麵實施強權政治和強勢外交，實際有效地控製釣魚台列島的事實，也使台灣方麵在“保釣”上無所作為。麵對這種外交困局，如何解決釣魚島主權歸屬之爭，台灣方麵出現了兩種完全不同的聲音。有人主張海峽兩岸聯合共同對日。台灣著名學者王曉波就是此一愛國立場的代表人物。而另外一派則是90年代才出現的所謂“台獨保釣”論者。1999年台灣出版了林田富所著《釣魚台列嶼主權歸屬之研究》。這是此種“台獨保釣”論的代表作之一其主要論點如下：

　　第一，認為隻有台灣獨立，才能在國際上以對等的資格與日本談判釣魚島的歸屬問題。即台灣地位明確在先，然後才能解決釣魚島主權歸屬。林田富認為台灣如果隻是中國的一個省，或是一個與香港類似的特別行政區，那麽，與日本之間關於釣魚島主權的紛爭，隻能由國際上代表中國的大陸政府與日進行談判。這樣，將使台灣不得不接受“一個中國”政策，對於要求國際社會承認主權存在、要求獨立的台灣政府來說，“一個中國”的政策顯然不能接受的。“如果台灣被中國統一，則釣魚台列島一並歸屬中國；如果台灣的法律地位懸而不定，則釣魚台將維持由日本事實上占有的局麵；而如果台灣獨立為一個國家，則釣魚台也應成為這個國家的領土。”總之，林田富認為，以一個中國的思考模式來主張釣魚台列島主權，總不免使台灣陷於被中國吞沒的困境，所有的努力最終都被中國吸收。這對台灣在兩岸談判上的自主權而言，是非常不利的。因此，為台灣爭取國際上的承認，讓台灣早日成為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是“台獨保釣”的努力方向。

　　第二，抨擊蔣氏政權的一個中國立場，認為這種政策斷送了台灣人民的自決權，也斷送了台灣在釣魚島問題上的發言權。首先，林田富對以前國民黨政府奉行的一個中國政策進行指責和批評。認為“釣魚台列島爭議發生後，蔣氏政權無法以主權國家的地位為自己主張權利，卻一味宣稱仍然代表全中國，繼續以軍事戒嚴統治，壓製台灣人民追求獨立建國的願望；其結果，當然阻礙了台灣以主權獨立國家的地位爭取釣魚台列島的主權。”“一味的主張一個中國政策，除了讓中華人民共和國取得合法介入台灣事務的地位之外，也讓中華人民共和國在釣魚台列島爭議上取得發言權。這種結果，無異是國民政府為台灣人民斷絕了決定自己命運的後路，也無異是在國際外交上自掘墳墓的行為。”台灣曆史學會網站最近還有一篇文章也認為，國民黨政府堅持一個中國的政策，讓台灣失去了獨立的最好時機，造成了當今國際上對台灣主權地位的不承認，“保釣運動”在當時對於中華民國政府已經造成相當程度的傷第三，認為李登輝的“兩國論”重新定位了海峽兩岸關係，有利於為台灣爭取國際地位，並為在釣魚島問題上爭得說話權奠定了基礎；而台灣學術界應當為此進行理論研究與論證，為台灣當局服務。林田富認為“關於釣魚台列島主權之爭議，以目前台灣尷尬的國際地位，短期內政府將很難以強勢的姿態介人爭議的處理；目前國內似乎隻適合於學術上先期完成各類研究，提供政府作為主權主張之依據。”他還認為，李登輝提出的“兩國論”，“相信會是台灣國際局勢扭轉的契機，將有助於我國對釣魚台列島主權之主張”。因此，“台灣必須先自我定位為主權獨立的國家，在國際上才有可能對釣魚台列島的問題，有發言的地位”。

　　第四，在處理與日本的具體糾紛中，主張擱置爭議，與日和睦。林田富認為，關於釣魚台列島爭議的解決，難免會影響台日關係，甚至引起不必要的摩擦，這對台灣當前的國際處境是絕對的不利的。因此在釣魚島問題上，建議“由台、日兩國進行海洋生態保育合作，將釣魚台列島劃為永久海洋生態保育區，除了科學、生態研究之外，禁止任何開發行為。”認為“釣魚台列島如果能成為海洋生態保育區，那麽由誰占有、管理將不會是那麽嚴重的問題。”這跟台灣當局淡化主權之爭，隻強調“捕魚權”的立場有著驚人的一致。

　　總之，“台獨保釣”論作為90年代出現的謬論，從理論與實踐都是相當危險的，它與台灣島內極端的“反共媚日”、“台獨建國”論相適應。我們必須予以警惕和研究。

　　四、台灣“保釣”蛻變的反思

　　李登輝在台灣被政治評論家封為“政治定時炸彈”。其鼓吹的“釣魚台顯然是日本領土”言論，當然也是一個重鎊的政治炸彈。可是其謬論在台灣隻受到部分統派人士的批評。親民黨立委鄭秀蘭說李登輝的言論是他“賣國媚日的雙麵人”作法的表現。但是，對台灣方麵這幾年在釣魚島問題上立場轉變進行綜述後，我們不得不提出一些值得思考的問題。

　　第一，保釣運動在台灣的發展態勢表明，台灣方麵立場的轉變使得全球華人的保釣形勢麵臨更為嚴峻的形勢。蔣氏政權尚且能以民族大義為重，力主保釣。但在李登輝執政後，“媚日反共”、不與大陸合作保釣的立場左右了台灣當局。保釣在台灣從70年代聲勢浩大的民眾運動蛻變到90年代隻是少數統派人士參與的行動這與台灣當局從一個中國的戰略蛻變到當前的“台獨”路線基本一致。而兩岸關係的僵持特別是在釣魚島問題上台灣拒絕與大陸合作的立場，也給日本製約台海兩岸的中國人提供了方便。這是很令人擔憂的。

　　第二，“台獨保釣”論假借保釣衝擊中國統一大業的根本原則，更令人警惕。在台灣某些學者看來，“台獨”與保釣二者不可分割，有諸多聯係，如果在海內外高唱“保釣”就會落入大陸的“一個中國”的圈套。保釣與“台獨”兩個議題的解決都有著較高的難度，都可能激發各種民族情緒，而且都涉及到了國家主權這一層麵。此種觀點說白了就是認為現在高唱保釣，就會為中共張目，符合大陸的民族情緒，而隻有“台獨”優先，台灣才能最終收回釣魚島。事實上，保釣與“台獨”是風馬牛不相及的事情。台灣某些學者對兩者的先後關係進行闡述，提出“先獨後釣”論，究其根底，無非是為了“台獨”尋找根據。

　　第三，以李登輝為代表的“釣魚台日屬論”，為日本學者在日本本土之外尋有利於日本的依據提供了借口。對此，前述香港《明報》發表政論家胡菊人的文章一針見血指出：一個過去“中華民國的總統”，說釣魚台屬於日本，真是荒唐之極。絕大多數的台灣人民並不讚同李登輝的說法。然而李登輝的言論無疑給日本人幫了很大的忙，為日本將來打官司提供了說詞。

　　釣魚島雖小，但由於其戰略位置及海洋資源開發價值的關鍵性，使得這個問題又多了一分敏感性，因而對兩岸關係與東亞和平都蘊藏了較大的變數。海峽兩岸的中國人應當充分認識釣魚島問題的複雜性和嚴峻性，特別是台灣方麵某些人應拋棄“親日反共”的思想，開展兩岸共同研究。台灣的有識之士也認識到兩岸合作的必要性：認為目前兩岸在政治層麵耗費了太多的精力進行爭辯和鬥爭，如果換個角度來看，雙方若能利用時機盡一切所能在長期隔閡所中斷的各個領域裏，重新建立起有機關係，或許一個方麵的突破，將會成為破解兩岸僵局的一個關鍵。在釣魚島問題上，台灣方麵某些試圖撇開中國大陸的想法是不現實的。在目前兩岸政治僵局的情況下，海峽兩岸的學者應當本著同為中國知識分子的良知，對釣魚島問題開展共同研究，才是可取的方向。

　　當前世界上許多國家之間存在著領土爭端，以至於發生武裝衝突，造成了地區的緊張局勢。中國周邊的鄰國很多，長期以來，中國同一些鄰國的邊界問題沒有得到解決，同他們有領土爭端，影響了與有關國家的關係。隨著國際局勢向緩和態勢發展，各國政府都更加注重本國經濟、科技和綜合國力的發展，並努力尋求一個良好的外部環境。與這種形勢的變化相適應，以和平方式解決國與國之間的領土爭端，成為當今時代的主旋律。針對中日釣魚島爭端，1978年10月，鄧小平訪問日本在回答記者時就提出了“擱置爭議”的構想。1984年10月，鄧小平在中央顧問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上講話中明確提出了擱置主權爭議、共同開發的主張。1995年3月，在八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期間的記者招待會上，國務院副總理兼外交部部長錢其琢就那時緊張的南沙爭端也提出“擱置爭議、共同開發”的主張。這個新穎的構想實際上是與當前國際海洋法的國家實踐一致的。相信隻要中日兩國以及南沙群島周圍國家本著向前看的精神，東海和南海爭端都是不難找到解決方案的。

　　§§第十章 西藏問題的演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