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邊疆與民族問題—當代中國的挑戰及其曆史由來

第三節 中蘇大論戰與邊疆問題？

　　1949年10月1日，新中國成立。蘇聯是第一個承認新中國的社會主義國家。由此兩國關係在共同反對美國為首的西方帝國主義陣營的目標下進入蜜月期。但是，好景不長。1953年斯大林去世後，中蘇兩黨兩國圍繞國際共運的意識形態逐漸出現了分歧。1953年3月斯大林去世後赫魯曉夫上台，他在斯大林的曆史功過、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兩大陣營的和平共處、以及對美國帝國主義的看法上，提出了與斯大林時期不太一樣的看法。赫魯曉夫是從美蘇共同主宰世界的兩極論出發，企圖通過與美國的和平共處和和平競賽，達到蘇聯世界利益的全球化。從1959年起，對於德國柏林問題、中東戰爭、越南戰爭、亞洲開發銀行等問題，美蘇緩和繼續，兩國首腦接觸不斷幾乎形成定製。

　　與美蘇緩和相比，赫魯曉夫在中國問題上的立場逐步後退。1953年9月蘇共中央第一書記赫魯曉夫親自率高級代表團訪問中國，主動示好，提出蘇聯軍隊撤出旅順口、移交中蘇合股公司中的蘇聯股份、兩國開展科技合作等等對中國發展十分有利的想法，並且在新中國成立五周年慶祝大會上盛讚中國領導人的英明和中國人民的勤勞智慧。中蘇關係的“蜜月”達到最高階段。1956年後兩國對國際形勢出現了一些不同的看法。由此拉開了中蘇意識形態領域的大論戰。兩黨關係的惡化導致了中蘇兩國關係的惡化甚至嚴重的邊界衝突。1956年10月，蘇聯政府發表宣言，檢討了蘇聯過去在處理社會主義國家關係方麵的錯誤，表示今後“必須充分估計到走上建設新生活道路的每一個國家的曆史情況和特點”，遵循“列寧的各國人民平等的原則”。中國本來期望中蘇關係會在此基礎上得到進步的鞏固和加強。但事與願違，蘇聯某些領導人在度過“波匈事件”的難關後，大國主義故態複萌，不僅在國際共運內部壓製不同意見，而且把意識形態上的分歧擴大到國家關係上。尤其是蘇聯在中蘇邊境與蒙古陳兵百萬，挑起邊疆衝突，對中國的國家安全形成嚴重的威脅。

　　一、中蘇大論戰的主要內容

　　1.關於斯大林的曆史地位：1956年2月14日至25日，蘇共20大召開，在其中秘密會議上，赫魯曉夫作了舉世聞名的“關於個人崇拜及其後果”的報告，全麵揭露了斯大林的錯誤，反對對斯大林的個人崇拜。赫魯曉夫希望中共能夠支持他對於斯大林的批評。然而中共中央在經過慎重考慮之後，表示肯定蘇共20大的積極作用，但是同時也委婉地批評了赫魯曉夫“全盤否定斯大林”的作法。中蘇兩黨在斯大林問題上出現了分歧。赫魯曉夫對斯大林的揭露，當然是為了清除斯大林去世後仍然具有的巨大政治影響，從而鞏固自己的領導地位。

　　2.中蘇共建長波電台問題與共同艦隊問題：1958年4月18日，蘇聯國防部長馬利諾夫斯基元帥致函中國國防部長彭德懷元帥說，為了指揮蘇聯在太平洋地區活動的潛艇，迫切希望在1958年至1962年間，由中國和蘇聯共同建設一座大功率的長波發報無線電中心和一座遠程通訊的特種收報無線電中心（即長波電台）。建成這兩座中心所需費用，蘇聯出大部分，中國出小部分。這種軍事通訊設施雖也為中國國防建設所必需，但在中國領土上由中蘇合資共建，而資金的大部分又是來自蘇聯，這就涉及到長波電台將歸誰所有，由誰控製的問題，中國不能不慎重考慮。中國國防部長彭德懷於6月12日複信蘇聯國防部長表示中國政府題意建設太功率長波電台，歡迎蘇聯在技術方麵給予幫助，但一切費用應由中國全部承擔，建成後可由中蘇兩國共同使用；並建議兩國政府就此簽訂一項協定。可是，蘇方對中方要擁有電台的全部所有權這一原則性立場不予重視。7月31日，蘇聯領導人赫魯曉夫到達北京，就上述兩項建議向毛澤東主席等中國領導人進行解釋。他推托說蘇共中央沒有討論過共同投資建設長波電台的問題，這是蘇聯國防部長馬利諾夫斯基提出的。至於建立共同潛艇艦隊事，赫魯曉夫把它說成是因為尤金大使傳達錯了而造成的誤會。這次中蘇首腦會談中，蘇聯領導人沒有再堅持他們原先的建議。但是，圍繞長波電台和共同艦隊問題而發生的爭執，暴露了蘇聯的大國主義立場，特別是赫魯曉夫否認下屬傳言的抵賴做法，給兩黨兩國關係投下了新的陰影。而中共中央領導人由此對蘇聯產生了高度的政治警覺。

　　3.關於兩大陣營的和平共處問題：50年代後期，蘇聯衛星首先上天，在兩大陣營的和平競賽中，蘇聯領導人試圖設計的蘇美合作解決世界問題的藍圖，中國是不同意的。50年代中國外交的首要任務是反對美國對中國安全的威脅。隨著蘇聯加緊推行其蘇美合作主宰世界的方針，特別是在赫魯曉夫1959年訪問美國前後，蘇聯對中國在台灣問題和中印邊境衝突上捍衛自己主權和領土完整的正義行動，實際上持否定態度，力圖使中國的外交服從於蘇聯的全球戰略。中國領導人對蘇聯企圖通過美蘇合作控製中國的做法，在理論與行動上進行了堅決的抵製。1958年8月，中國人民解放軍炮轟金門、馬祖。事先中方曾把即將采取的行動向蘇方作了通報。蘇聯領導人深恐中國此舉會破壞他們搞蘇美合作主宰世界的意圖，甚至於可能導致蘇美衝突。九月初，蘇聯外長葛羅米柯秘密到北京。毛澤東主席和周恩來總理告訴他：中國炮擊金、馬並不是就要武力解放台灣，隻是要懲罰國民黨部隊，阻止美國搞“兩個中國”；如打出了亂子，中國自己承擔後果，不拖蘇聯下水。這樣，赫魯曉夫主席才寫信給美國艾森豪威爾總統瞀告說，對中國的侵犯就是對蘇聯的侵犯。但後來的事實表明，赫魯曉夫對中國的作法依然耿耿於懷。1959年9月，赫魯曉夫赴美訪問後，突然趕來中國參加中國成立十周年慶祝活動。10月2日在同毛澤東主席等中國領導人進行長達七小時的內部會談中，他不但埋怨中國1958年炮擊金、馬給蘇聯“造成了困難”，而且對中國在整個台灣問題上的政策表示不滿。他提出“美國宣布支持蔣介石，我們宣布支持你們，這樣就造成了大戰前夕的氣氛”。他希望中國放棄對台灣使用武力，甚至強烈暗示中國可以暫時讓台灣獨立。

　　在赫魯曉夫訪美前夕的1959年9月，中印邊境發生了印度挑起的第一次武裝衝突即朗久事件。赫魯曉夫擔心這一事件會給他訪美之行來不利影響。於是不聽中國方麵的多次解釋和勸阻，迫不及待地就中印邊境衝突問題發表了一個偏祖印度的塔斯社聲明。如果說1958年中國炮擊金、馬時，蘇聯表麵上還對中國表示支持，隻是在內部會談中向中國發泄不滿，那麽，中印邊境爆發衝突後，蘇聯已經決定把它同中國的分歧公諸於世。塔斯社聲明發表後不幾天，赫魯曉夫主席開始了美國之行。緊接著，在他10月2日同中國領導人會談時，他還就台灣問題和中印邊境事件對中國進行無理指責。從蘇聯領導人對中國炮擊金馬和中印邊境武裝衝突所作出的反應，可以清楚地看出：蘇聯為了自己的外交利益，不惜要求中國犧牲其主權和領土完整。赫魯曉夫這次關於台灣問題和中印邊境衝突的談話，正是蘇聯大國主義的一次大暴露，引起了中蘇雙方激烈的爭論。他還建議燒毀10月2日的中蘇會談記錄，但那次會談與蘇聯領導人並不光明正大的作法給中蘇關係造成的巨大創傷，並不是燒毀記錄所能愈合的。

　　1964年10月赫魯曉夫下台以後，中國政府派出了以周恩來為首的黨政高級代表團參加十月革命47周年的慶典，希望通過與蘇聯新高層的會談，改善兩黨兩國的關係。但是，勃列日涅夫為首的蘇聯新領導人，認為將繼續其前任的對華政策，中蘇論戰並沒有停止。中共拒絕參加蘇共23大，中蘇兩黨關係中斷。隨著從兩黨對抗升級為兩國對抗，雙方敵對情緒日益加強。1969年3月，爆發了珍寶島流血衝突，中蘇反目為仇，到了兵戎相見的地步。

　　二、中蘇邊界衝突：從伊塔事件到珍寶島事件

　　中蘇之間的確存在著邊界問題，但在中蘇兩國友好的50年代，中蘇邊境是安寧的。中蘇大論戰後隨著兩國關係惡化，邊界也開始多事。1960年代初，中國國內正處在“三年自然災害”期間，出現嚴重經濟困難；而台灣當局在東南沿海依仗美國支持大叫要“反攻大陸”；印度在西南挑起中印邊境爭端。在中國內外交困中，隨著中蘇關係的惡化，蘇聯又在邊界挑起爭端。1960年，蘇聯邊防軍在新疆博孜艾格爾山口附近地區挑起第一次邊境事件。此後，蘇聯邊防部隊不斷破壞邊界現狀，包括向中國境內推進巡邏線，在中國境內修建軍事設施，幹涉中國邊境居民的正常生產和通行，毆打、綁架中國邊民，阻撓中國邊防人員的正常巡邏活動等。1962年5月，在中國新疆的伊犁、塔城地區，蘇聯策動和脅迫6萬多具有俄羅斯血統的中國公民越境前往蘇聯，甚至在五月策動了伊寧暴亂事件。這就是著名的伊塔事件，它使中蘇邊境越來越不安寧。

　　1964年以後，蘇聯不斷對中國進行武裝挑畔、製造流血事件，中蘇邊境局勢進一步惡化。1968年1月5日，大批蘇聯邊防軍人越過烏蘇裏江主航道中心線，侵人中國七裏沁島地區，野蠻幹涉中國漁民正常的捕魚生產活動，用裝甲車撞死中國漁民4人，撞傷和打傷9人。中國一再就此向蘇聯提出強烈抗議，但蘇聯均置若罔聞，最後不惜在七裏沁島附近的珍寶島地區挑起大規模的邊境武裝衝突。珍寶島原不是一個島，而是烏蘇裏江中國一側江岸的一部分，為中國領土，後來因江水衝刷成為島嶼，枯水期和中國江岸相連。按照中俄有關界約的規定，兩國以烏蘇裏江為界。但是在1860年代時期，兩國尚未認識到所謂主航道中心線。烏蘇裏江為通航河流，根據國際法慣例，凡通航界河均以主航道中心線為界，並依此劃分島嶼歸屬。珍寶島位於烏蘇裏江主航道中心線的中國一側，無可爭議地屬於中國，並一直處於中國黑龍江省虎林縣管轄之下。但蘇聯卻硬說這個島是屬於它的，而且要用武力來實現其非法的領土要求。珍寶島事件是蘇方首先挑起的。從60年代中期起，蘇聯邊防軍就開始出動直升飛機、裝甲車等侵人中國珍寶島地區，幹涉中國邊防人員的巡邏活動，多次打傷中國邊防人員，搶劫槍支彈藥，綁架中國居民。中方一直采取極大的克製態度，堅持擺事實，講道理，要求蘇方停止入侵挑釁活動，但毫無效果。1969年2月，蘇聯遠東邊防軍進入一級戰備狀態。3月2日，大批蘇聯軍人蓄意已久乘坐裝甲車和汽車兩個方向同時侵入珍寶島，突然襲擊正在執行正常巡邏任務的中國邊防人員，當場打死打傷中國邊防人員多名。中國邊防人員在警告無效、忍無可忍的情況下被迫進行了自衛還擊，保衛中國的邊疆領土。

　　珍寶島衝突後，中蘇邊境緊張局勢繼續發展。蘇聯進一步把它在中蘇邊境地區的挑釁活動從烏蘇裏江擴大到黑龍江，從河界擴大到陸界，從東段擴大到西段。1969年8月13日，蘇聯方麵出動直升飛機兩架，坦克、裝甲車數十輛和武裝部隊數百人，侵入中國新疆裕民縣鐵列克提地區縱深達2公裏，包圍正在執行正常巡邏任務的中國邊防人員，對他們發起突然襲擊，當場打死打傷中國邊防戰上多名，又一次製造了嚴重的邊界流血事件。

　　三、中蘇大論戰的反思

　　毛澤東多次強調中蘇兩黨意識形態之間“有九個指頭的共同，一個指頭的不同”。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在中蘇關係走向惡化的過程中，“九個指頭的共同”沒有能夠彌合因利益分歧而產生的裂痕；而“一個指頭的不同”卻極大地促使中蘇關係崩潰。由此我們不難看出，在中蘇同盟關係中，蘇聯是把意識形態作為政治工具來維護蘇聯的民族利益的。實際上中蘇同盟本身，也是共同利益的產物。蘇共開始對中共並不信任，斯大林曾稱中共為“人造黃油”，“不是真正的共產黨人”；在中國國內的政治鬥爭中，蘇聯開始也是支持國民黨而非共產黨，這完全是從蘇聯自身利益出發的，而沒有考慮意識形態的問題。中共在建國之前，也曾試圖同美囯改善關係，但是遭到美國人冷落，所以才向蘇聯“一邊倒”。由此可見，中蘇之間的同盟，其實質並非意識形態的同盟，而是利益依存的同盟，一旦雙方利益出現無法調和的矛盾，同盟必然將破裂。在國際政治舞台上，主角仍然是各國的實際利益。各種以意識形態為名進行的政治軍事活動，背後無不有利益的驅動。帝國主義列強幹涉蘇聯革命，實際是為了保留甚至擴大各自在帝俄時代的權利；二戰中，共產主義的蘇聯和法西斯德國可以為了共同利益簽訂互不侵犯條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和他們仇視的“蘇聯極權勢力”也可以為了共同利益成為盟友；冷戰則更是兩個超級大國為了爭奪在世界各地的權利和影響而進行的對抗。在這場對抗中，“意識形態”被用來區分政治利益上的敵我。如鄧小平所說，“不要在意識形態上頭腦發熱”，真正從國家民族的實際利益出發，這樣才能在國際舞台上更加靈活主動。這正是1989年5月中蘇關係正常化時，鄧小平決定會見戈爾巴喬夫隻是握手，不搞同誌與戰友般的擁抱的基本原因。

　　對於中蘇大論戰對中國的影響，鄧小平更多地從中國的安全與主權角度來看。這是1989年他與戈爾巴喬夫會談時關注的第二個問題。鄧小平說：第二個問題，對中國的威脅從何而來。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不久，中國的革命戰爭取得勝利，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了。中國不侵略別人，對任何國家都不構成威脅，卻受到外國的威脅。中國是個貧弱國家，但是個獨立自主的國家。對中國的威脅主要來自何方？從建國一開始，我們就麵臨著這個問題。那時威脅來自美國，最突出的就是朝鮮戰爭。後來還有越南戰爭。朝鮮戰爭，中國出了誌願軍，同美國直接較量，蘇聯供給的軍火還要中國付半價後來中蘇兩國關係不好了，中國麵臨經濟困難，但無論怎樣困難，也得還這筆軍火債，我們提前兩年還清了。20世紀60年代，在整個中蘇、中蒙邊界上蘇聯加強軍事設施，導彈不斷增加，相當於蘇聯全部導彈的三分之一，軍隊不斷增加。包括派軍隊到蒙古，總數達到了一百萬人。對中國的威脅從何而來？很自然地，中國得出了結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