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邊疆與民族問題—當代中國的挑戰及其曆史由來

第一節 當代中國的邊疆戰略

　　建國初期，中國政府忙於處理“三反五反”和朝鮮戰爭等國內外重大問題，對邊疆問題還沒有很好研究，不可能就著手把這樣複雜的問題提到日程。朝鮮戰爭結束後，大的戰爭沒有了，小的邊界衝突又起。1955年底中緬邊界發生了黃果園邊界衝突事件。緬甸領導人首先向中國政府提出解決緬中邊界衝突問題。中國領導人認識到應當著手解決邊界問題了。中緬邊界問題因此成為新中國急需解決的邊界糾紛。中國政府也希望以中緬邊界為突破口，確立新中國的邊疆戰略與劃分邊界的基本原則。1957年周恩來在談到邊界問題時說：中國的邊界除中緬邊界問題外，從南到北說，大致有這樣一些問題：越南和中國之間有一兩個小地方沒有劃清楚。印度和中國的邊界是未定的。中國和尼泊爾邊界是比較清楚的，因為有分水嶺為界中巴分界有一小段沒有確定。中國和阿富汗接壤很少，但邊界也沒有最後的確定。中蘇之間一般說來國界是定了，但是在新疆也還有一小塊地方沒有最後確定。當代同蒙古人民共和國的整個邊界都沒有劃定，其間有些出人，在某些地方（如蒙古同我國新疆交界的一些地方）還存在著爭論。我國同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一般以鴨綠江、圖們江為界，可是在沒有江的地方，如在長白山、天池地區，也還有些爭論。以上是陸地邊界的情況。在海上，比如南沙群島問題、中沙群島問題、西沙群島問題，也都有爭論。由此可知，新中國成立之時，大部分的邊界問題沒有得到解決。如何確立新中國的新邊疆戰略以維護新生的社會主義政權，鞏固新生的民族地區穩定，嚴重的任務擺在中國領導人的麵前。是就事論事，立即談判解決具體的中外邊界問題，還是將邊界問題置於新中國和平外交的整體格局中考慮，為中國現代化建設創造良好的周邊環境？這些戰略性問題，考驗著中國領導人的智慧。

　　一、建國初期的國際環境

　　新中國建立之初，對國際形勢的認識和新生共和國安全的考慮，是中國政府製定邊疆戰略，解決邊界問題的基本依據。1949年9月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次全體會議通過的《共同綱領》規定了新中國外交政策的基本指導方針。第54條規定為：“保障本國獨立、自由和領土主權的完整，擁護國際的持久和平和各國人民間的友好合作，反對帝國主義的侵略政策和戰爭政策。”第55條規定：“對於國民黨政府與外國政府所訂立的各項條約和協定，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政府應加以審査，按其內容，分別予以承認，或廢除，或修改，或重訂。”第56條規定，新中國將在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領土主權基礎上與那些與國民黨反動派斷絕關係的友好的外國政府通過談判建立外交關係。《共同綱領》隻是確立了新中國建國之初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則。對於如何處理舊中國的邊界條約，解決邊界問題，新中國一時來不及進行研究，也尚未製定詳細的邊界政策。20世紀50年代，中國所處的國際形勢又是如何呢？50年代初，中國麵臨的國際環境十分嚴峻：在北方，中國與蘇、蒙及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結成了社會主義陣營，但是無法由此打開西方資本主義世界的大門；在東麵，以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陣營，在中國周邊拚湊了日美韓台聯盟、東南亞條約組織、中央條約組織，對社會主義中國形成了遏製包圍圈，同時還發動了朝鮮戰爭；在南方，印度支那半島依然處在法國殖民者的戰火中。隻有緬甸、印度等國是中國的睦鄰，成為中國通向資本主義世界的過道。在這種嚴峻的國際形勢下，如何分化敵人、瓦解美國的反華包圍圈，爭取和平的國際環境，成為中國外交最重要的邊疆戰略。

　　毛澤東和周恩來將當時的世界格局劃分為兩個世界，即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新世界和以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舊世界。而舊世界可以劃分為三類：一是以美國為首的好戰集團；二是以英法為首的維持現狀派，荷蘭、比利時屬於這個類型；三是以印度為首的原殖民地、半殖民地要求和平的國家，緬甸屬於這一類。對於資本主義係統的三派國家，我們應該爭取主和派，影響維持現狀派，孤立好戰派。周恩來進一步指出：“我們建立和平統一戰線政策，不僅以蘇新國家為基礎，團結愛好和平的人民，而且要爭取主張和平的國家，影響維持現狀的國家，孤立與分化以美國為首戰爭集團。”周恩來由此出發，將緬甸劃入舊世界中應該爭取的主張和平的國家，試圖以緬甸和印度為突破口，打開美國的包圍。1954年美國拚湊南亞防務集團時，企國拉緬甸人夥。周恩來奪取先機，充分展開國際統一戰線鬥爭，首先訪問印度、緬甸等國，發表了關於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聯合聲明，從而保證印度緬甸等東南亞多數國家不加人美國的反華集團。

　　二、新中國確立新的邊疆戰略

　　解放之初，中國政府對邊疆問題有一個基本方針，那就是對邊界問題的不承認主義，采取暫時維持現狀的辦法。1957年3月16日周總理在全國政協會議上回憶說：“我們建國之初，對邊界采取的政策，是維持現狀和不承認主義，當時這樣的政策是需要的，是恰當的，可是我們已意識到，這隻是一個權宜措施，不是一個長遠的政策，總不能永遠拖下去。”1953年朝鮮戰爭結束後，中共中央認識到國際和平大環境已基本確定，應當著手處理邊疆問題了。中緬邊界發生的黃果園衝突事件為中國領導人將邊界問題提上議事日程提供了契機。1954年6月，周恩來出訪緬甸時，緬甸總理吳努首先提到了中緬邊界問題。黃果園發生武裝衝突後，中國政府認識到邊界問題的解決迫在眉睫，對邊界問題的不承認態度必須改變。

　　1956年10月，在周總理主持下，中共中央發出了關於解決中緬邊界問題的指示，闡明了早日解決中緬邊界問題的必要性與可能性。並指出中緬邊界問題的解決，將為同其他鄰國解決類似的問題提供一個良好的開端與範例，從而使中國同這些國家建立起鞏固的和平共處關係。為此，必須改變建國初期對邊界問題的不承認主義和暫時維持現狀的方針。這一指示促進了黨內在邊界問題上的思想統一。此後，中共中央為統一全國人民的認識，征取各界人士的意見，周總理從1957年3至8月在全國人大、政協，雲南省政協以及史地學會座談會上做了關於中緬邊界問題的報告，闡述了中緬邊界交涉的重大政治意義，以及中國邊界政策轉變的必要性。1957年3月，他與吳努在昆明會談，也談到邊疆問題。中國領導人期望以印度和緬甸等周邊友好國家為突破口，確立新中國的邊疆戰略：

　　第一，和平解決邊界問題，樹立中國和平共處的國際形象，爭取中間地帶國家，突破帝國主義與反華勢力的包圍，確保中國邊疆與民族地區的安全。周恩來曾對中緬邊界談判的中方代表姚仲明多次訓誡：帝國主義希望我們同鄰國發生爭吵，如果打起來，他們更高興。我們絕不中其下懷！為推動形勢向好的方向發展，必須對帝國主義的囂張氣焰進行反擊，最實際、最有力的手段就是盡快以和平共處精神同緬甸解決邊界問題。周恩來的邊防戰略突破了以薛福成為代表的舊中國的扼守天險保國防的立場。這不僅是因為中緬兩國的性質有了根本的變化，中國“不能像過去的帝國主義侵略一樣對待緬甸，而且要扶植弱小民族的獨立”，更因為在當今原子時代，“要鞏固國防，天然屏障的作用不大，我國西南邊防的著眼點在於爭取同鄰國的和平共處”。這就是說，與鄰國的和好更勝於天然屏障的邊防線。

　　第二，睦鄰友好，安定四鄰，為國內社會主義現代化進行建設創造和平國際環境。50年代初期，中國百廢待興，發展國民經濟，建設社會主義，提高人民生活，成為我國人民麵臨的首要任務。但是中國所麵臨的周圍環境並不安定。50年代初，中國在朝鮮戰爭中的勝利，萬隆會議上的重要作用，顯示出中國在亞非事務中的重大影響。但由於邊界問題、華僑國籍問題等尚未解決，東南亞某些國家對中國的恐懼隨之而來。又由於美蔣集團的反共造謠，對中國鄰邦進行威脅拉攏、挑撥離間，這些國家的領導人也對中國自驚自怕。1954年吳努總理第一次訪華時坦率地表露了一個小國以大國為鄰的複雜的疑懼心態，“中國好比大象，緬甸好比羔羊，大象會發怒，無疑會使羊羔提心吊膽，但又自信，螞蟻雖小，也能爬到大象鼻孔裏咬其柔軟部分，使大象感到麻煩不安”。中國領導人也認識到這一點，他們認為：“社會主義（中國）當然不擴張。但是亞洲國家卻不相信，它們認為大國必然擴張。所以以實際行動使他們慢慢相信，爭取和平共處。先從緬甸開始，十年內爭取解決同鄰國的邊界問題。解決後他們就放心了。”至於解決邊界問題的方式與目的，中國領導人指出：“我們解決邊界問題的目的是要安定四鄰，爭取國際形勢的緩和，便於進行建設，而不是使我們同鄰國的關係緊張起來，更不能用武力改變現狀；如果因為邊界問題使我們與鄰國關係緊張起來，還不如不提，不解決為好，以等待時機的成熟。”

　　第三，堅持平等互利，維護正當的民族利益，反對大國主義。中國領導人認為：“緬甸是一個民族主義者所領導的國家，在政治上一般來說是一個獨立的國家。”但民族主義國家有兩麵性，對帝國主義而言，它是朋友，在反帝國主義與殖民主義及戰略問題上可以同它講統一戰線，即國際和平、民族獨立的統一戰線，但從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範疇上說，它又是我們的敵人，但不是我們今天的主要敵人。所以緬甸作為一個弱小的民族主義國家對強大的社會主義中國鄰邦總有擔心與疑慮。中緬兩國是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倡導者，必須在邊界問題上以實際行動反對大國主義，證明自己遵守平等互利的原則，尊重緬甸的獨立領土完整。周恩來指出：“我們是一個大的社會主義國家，我必須設想到舊世界中這些民族主義國家與我們社會製度不同，對我們有疑慮有畏懼。我們一方麵應當堅持與保護我們民族的正當利益，但另一方麵也必須在反對大國主義方麵作出一些榜樣。就邊界問題來說，重要的在於我們應該做到使雙方真正在平等互利友好的基礎上加以解決，而不在於我們必須多一點地方。何況這些地方很久就不在我們手中，或者原來就不在我們手中。總之，我們的做法應該表示我們確實是在實際行動中反對大國沙文主義。”

　　第四，以印度和緬甸為突破口，樹立睦鄰友好的典範。周恩來還指出：“我們和亞非國家要在和平共處這個問題上起示範作用。我們主張世界各國都和平共處。這個社會主義各國之間不成問題。現在講的主要是不同社會製度國家間的和平共處，就是說新世界要同舊世界和平共處。舊世界我們把它分成兩類：一類是帝國主義國家，一類是民族主義國家，包括一些愛好和平的國家或和平中立國家。舊世界的這些國家中比較容易同我們和平共處的就是民族主義國家，而我們周圍這樣的國家甚多，隔海的有印尼，共陸地疆界的有緬甸、印度、巴基斯坦、尼泊爾、阿富汗。如果能爭取到這些國家真正同我國達成示範性的和平共處的關係，那將有助於和平地區的擴大和和平共處政策在世界上的推廣。這幾年來，經過1954年的日內瓦會議，我在印、緬的訪問，1955年萬隆會議和最近我到亞洲各國的訪問，證明了這個政策在亞洲各國是起了良好效果的。我們的政策在這些地方的收效，正是對帝國主義，首先是美帝國主義的嚴重打擊。美帝企圖壓迫和利用處在美國和社會主義國家之間的中間地帶的民族，形成一個對社會主義國家的包圍圈的陣勢。我們的政策就是對這種陣勢打開一些缺口。對馬尼拉條約和巴格達條約，印尼、緬甸、印度、錫蘭、阿富汗、尼泊爾等國就都沒有參加，這些就是缺口。即使巴基斯坦，雖然參加了上述兩項條約，但也還再三聲明，對中國還是願意友好的，並且多次表示（當然，隻是口頭表示），如果美國侵略中國，它是不會參加的，並拿沒有參加朝鮮戰爭為例。這些都說明，我們可以而且已經在帝國主義在亞洲的陰謀圈上打開了一些缺口。顯然，我們解決邊界問題也必須和我們和平共處政策的推廣聯係起來進行。”

　　三、劃分邊界的基本原則

　　當代中國版圖是從舊中國繼承下的。自西方殖民者東侵以來，中國遭鯨吞蠶食，版圖逐漸縮小。在外敵的逼迫下，舊中國政府腐朽無能，先後簽訂了一係列喪權失地的邊界條約。這些邊界條約有的是清政府簽訂的，有的是民國政府簽訂的。這些邊界條約囿於當時交通條件及地理環境沒有付諸實施，許多地方的邊界線尚沒有最終確定。新中國麵對曆史遺留下來的邊界條約及邊界現實。談判的法理依據何在？是以曆史上不平等條約為談判基礎，還是以中國曆史上一度統治的曆史事實為談判依據呢？中國政府認為邊界問題極其複雜，要講邊界問題，就要從有關的曆史與地圖出發，研究有關曆史情況及曆史地圖上表現的邊界情形。以毛澤東、周恩來為代表的中國領導人，在研究與處理新中國碰到的第一個邊界問題中緬邊界問題時，提出了具體的劃分邊界的原則。

　　第一，對待曆史資料問題的基本態度。中國政府承認曆史的客觀事實，要還它本來麵目。周恩來指出：中國過去的曆史是封建王朝、封建帝國的曆史。帝國跟新中國的立場是不同的。在曆史上，中國政府對這些事實的認識是有變化的。舉例說，漢朝時，越南是我國的一個郡，叫交趾郡，但是今天我們不能根據這段史實說現在的越南還應該成為我國的一郡。朝鮮過去是高麗，曆史上也曾經屬過我國，我們當然也不會根據這段史實來提任何要求。這個道理就中國和越南、朝鮮的關係說來是非常明白的。那麽，我們對周圍其他國家呢？當然也應當用同一原則對待。還有，曆史上中國和周圍的民族或部落常有戰事，互有勝敗。中國曾被周圍的民族侵入、主宰過，可是向外侵略的時候也不少，對越南、朝鮮就是例子，對其他民族自然也有這種情形。必須承認這樣的曆史事實：我們對越南民族的關係從設交趾郡以後很長時期是一種侵略。但是我們的史書上不承認是侵略，倒把當地民族進行抵抗說成“叛變”。東漢時，馬援征交趾，把當地抵抗侵犯的兩位女英雄征側、征貳殺了，斬首獻於京都。征側和征貳在越南人中稱女英雄，我們的《漢書》和《資治通鑒》卻說她們的行為是“叛亂”。這是兩種不同的觀點。我們今天是社會主義國家，我們懂得該糾正的是我們的史書的觀點。去年11月我在越南訪問的時候，我向胡誌明主席提起，毛主席常說我們侵犯過越南。胡誌明主席這才說，不錯，我們這裏有二征王廟，紀念兩位女英雄，她們是被你們的馬援打敗殺死的，也有一說是投水而死的。我說我們應該到那個廟去向你們抗敵的女英雄致敬，我們過去是侵犯你們了。後來我們就到廟裏去獻花致敬。聽說從那時以後越南人民才進行對這兩位女英雄的紀念，在這以前他們是有顧慮的，生怕刺激中國。這種大國沙文主義，如果自己不注意，就很容易不知不覺地使人家產生顧慮。就史書本身說，一代的史家，由於當時的社會發展和他們的立場觀點，隻能那樣寫，當然不能要求那時的史家具有社會主義的觀點。可是我們今天來研究曆史資料時，一方麵認識到過去的事實是客觀存在的，一方麵必須拿今天的立場觀點來看史家對這些曆史事實的斷語對不對，錯了就要糾正。

　　第二，中國要從發展的眼光上看問題，要尊重曆史，更要尊重現實。周恩來指出：“曆史是發展的，漢朝是這樣，到了唐朝又變了，不能把整個曆史翻出來作為我們談邊界問題的根據。曆史當然不能割斷，但認識到不能割斷的同時也要看到它的發展。因此，一般的曆史材料隻能作今天政治的參考，隻有最後一階段的曆史材料隻能作今天政治的參考，隻有最後一階段的曆史資料可以作法理的根據。中國以史書記載詳盡著稱於世，如果我們把所有史書都搬出來作為討論我國邊界的根據，那就要把整個亞洲都翻騰起來了。如果把蒙古王朝的版圖作為根據，那就要震動全世界了。這樣徹底一說，就會想通，當然這是不可能的。所以曆史上的一些情況隻能作參考，隻有最後一個階段的史實在有關雙方談判的時候才用得上。比如拿中國的四至來說，清朝末年、北洋政府、國民黨政府，這三個朝代有些變化的材料，是應該作為法理根據的。要根據現在情況和政策來看待曆史資料。要以我們曆史的資料作參考，把最後苦幹朝代的某些談判材料作為法理根據，但是最主要的還是看今天的情況和我國的政策。舉例說，過去緬甸是英國的殖民地，中國是半殖民地，帝國主義當時從四方八麵來侵犯我們，想多占一些地方。今天不同了，有的是社會主義國家了，像蘇聯、蒙古，朝鮮、越南，有的是民族主義國家了，像緬甸、印度、尼泊爾、巴基斯坦、阿富汗。這說明了情況的改變。我們對待帝國主義圍家與對待社會主義國家和民族主義國家的政策是有區別的。有些清朝或北洋政府訂的條約，在現在看來是恥辱的條約，但如何對待這些條約也還要看今天的情況。比如清朝在康熙年間以及以後和沙皇訂的邊界條約，現在要不要去算這筆賬？十月革命以後，判寧已經取消了對中國的一切政治經濟上的不平等條約，現在那裏已經住著俄羅斯民族，已經社會主義化了，當然就沒有必耍去算這筆賬了。反之，因為鴉片戰爭而割讓的香港以及隨後租出的九龍，那裏仍然住著中國的民族，那裏是殖民統治，這筆賬總是要跟帝國主義算的。當然，算賬的方法要適應今天和緩國際緊張局勢的政策。我們應該慎重，在適當時機用適當方法來解決而不急於現在去解決。因此我們就可以看出，要根據不同的情況和政策辦事。總之，曆史資料必須遵循上麵所說的三個原則來研究。”

　　第三，關於曆史地圖的認識，中國政府持謹慎的態度，表示要務實解決舊地圖的曆史積案。周恩來指出：地圖的問題更加複雜，老的地圖意義不大，從清朝研究起。舉中緬邊界為例，從清朝、北洋政府到國民黨這三個朝代，地圖的變化可以說有六次之多。……一般看地圖的人，基於愛國情緒，都喜歡看見我們的版圖大一點。這種情形給新中國政府出了一個難題。現在我們隻好沿用舊地圖，由民間書局出版。邊界北邊畫到枯門嶺，南邊畫到薩爾溫江，都注明是未定界。這個地圖使我們在外交上常常被動。人家說你們的界線根據什麽法理來畫的呢？我們的回答是：這是根據過去的版本，我們政府並未審定，我們不能對這個地圖負責。可是不管如何，在看地圖的中國廣大知識分子和勞動人民中，印象是很深的。從清朝起近六十年來根本沒有統治過的地方我們在地圖上畫入我國版圖內，地圖上出現了虛假的現象。但是我們沒有經過談判，又不能隨便把地圖改了。現在邊界問題一擺出來以後，這就是個很大的問題，但這個問題必須解決。我們要實事求是地把這個問題講出來。我們新政府對舊地圖不能負責，這是曆史上的一個積案，需要我們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