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關係與西藏問題

第二節 中央政府與達賴方麵的接觸

　　1978年以來，中國政治生活中最有曆史意義的事件莫非改革開放。在中國中央政府與達賴喇嘛關係中最有影響的事件莫非中央政府與達賴方麵的接觸。自1978年12月鄧小平倡議與達賴喇嘛對話，希望他放棄“獨立”、回歸祖國共同建設新西藏以來，中央政府與達賴喇嘛的對話進行了十多年。但對話進展起伏不斷，至今毫無結果。這一問題已成為海內外注目的話題。有些人甚至認為西藏的未來在於中國政府與達賴喇嘛的對話成功。那麽對話的焦點和症結在哪裏？

　　對話的背景與經過

　　1959年達賴喇嘛流亡印度後，中國中央政府對他及國外流亡藏胞的處境一直很關注。但是直到1978年我國推動改革開放後中央政府與達賴喇嘛的聯係才開始接上。這有二方麵的背景。就中國而言，改革開放，政策靈活。1978年鄧小平複出後，積極推動靈活務實的政策。他提出了中國八十年代的三大任務，實現四個現代化，和平統一祖國，反對霸權主義。和平統一祖國主要是要解決香港、澳門和台灣問題。同時，鄧小平也希望與達賴喇嘛談判，以解決達賴喇嘛及其追隨者放棄獨立主張，回歸祖國的問題。就達賴喇嘛方麵而言，1972年中美關係的改善，沉重地打擊了流亡集團的分裂主張與活動。1972年尼克鬆訪華前，美國是分裂主義集團搞破壞活動的主要支持者。1972年以後，曾長期接受中央情報局培訓與資助的嘉樂頓珠也感到乞求外國的支持沒有什麽前途，希望通過談判回到故土西藏。

　　在這樣的背景下，隨著全國開放改革的大潮，中央與達賴喇嘛的對話開始了。綜觀十多年的風風雨雨，對話進程大致可分為兩個階段。

　　1978～1985年：1978年12月28日，鄧小平主動發出了與達賴喇嘛對話的信號。那天，鄧小平會見美聯社記者斯蒂爾，在談到達賴喇嘛問題時說，“達賴可以回來。但他要作為中國公民”，“我們要求就一個——愛國。而目我們提出愛國不分先後”。這次談話，無疑是中央政府向達賴喇嘛主動發出的信號。其實在這個月初（12月3日），鄧小平秘密會見了嘉樂頓珠，提出了關於對話的問題。12月28日不過是將這次秘密會晤披露給國際新聞界罷了。

　　此後，達賴喇嘛多次派他的代表秘密回國與中央接觸。第一次正式接觸在1979年2月28日。3月12日，鄧小平會見了達賴喇嘛的代表說，“根本問題是，西藏是中國的一部分，對與不對，要用這個標準來判斷”，隻要達賴公開承認西藏是中國一部分，就可以與中央對話。這次重要的談話，為雙方的談判定了一個基調。這一政策一直沒有變化。當時，中國中央政府滿懷真誠的希望，歡迎達賴喇嘛早日結束流亡生活，回歸祖國，為維護祖國統一，民族團結和發展經濟做貢獻，為西藏人民的富裕、幸福做些有益的事情。為了滿足國內外藏族群眾探親與交往的要求，中央政府製定和實行了來去自由，愛國一家，愛國不分先後，既往不咎的政策。自1979年8月到1980年9月，中央政府有關部門接待了達賴喇嘛先後派出的三批參觀團和兩批親屬回國參觀。達賴喇嘛在國外的幾乎全部親屬都曾回國參觀探親。但是，達賴喇嘛派遣的參觀團在西藏各地參觀時，除一般觀光外，還專門搜集西藏社會陰暗麵加以歪曲誇大，他們還稱自己是“事實調查團”，要以他們調查的事實為談判基礎。

　　在雙方接觸的基礎上，達賴喇嘛認為中央對西藏的新方針是明智的，中央領導人可以信賴，表示願意改善關係。中央政府也同意並接待了達賴喇嘛的代表到北京來同中央談問題。1981年7月，達賴喇嘛的代表嘉樂頓珠回國來到北京。胡耀邦親自接見，提出了對達賴喇嘛的五點政策：

　　一、我們的國家，已經走上了政治上能夠長期安定，經濟上能夠不斷繁榮，各民族能夠更好地團結互助這樣一個新時期。

　　達賴喇嘛和跟隨他的人都是聰明的，應該相信這一條，如果不相信，要多看幾年，也可以。

　　二、達賴喇嘛和他派來同我們接觸的人，應該是開誠布公，不要采取捉迷藏或者是做買賣的辦法。對過去的曆史可以不再糾纏，即一九五九年的那段曆史，大家忘掉它，算了。

　　三、我們誠心誠意歡迚達賴喇嘛和跟隨他的人回來定居。我們歡迚他回來的目的，是歡迚他能為維護我們國家的統一，增進漢藏民族和各民族的團結，和實現四個現代化建設做貢獻。

　　四、達賴喇嘛回來定居後的政治待遇和生活待遇，照一九五九年以前的待遇不變。黨中央可以向全國人大建議他還當全國人大常委、副委員長，並經過協商，當全國政協副主席。生活上也維持原來的待遇不變。至於西藏就不要回去了，西藏的職務就不要兼了。西藏現在的年輕人已上來，他們工作做得很好嘛！當然也可以經常回西藏去看看。我們對跟隨他的人也會妥為安置。不要擔心工作如何？生活如何？隻會比過去更好一些，因為我們國家發展了。

　　五、達賴喇嘛什麽時候回來，他可以向報界發表一個簡短聲明，聲明怎麽說由他自己定。他哪一年、哪一月、哪一天回來，給我們一個通知，如果經香港從陸路到廣州，我們就派一位部長級幹部到邊界去迎接他，也發表一個消息。如果坐飛機回來，我們組織一定規模的歡迎儀式歡迎他，並發表消息。

　　1982年4月，達賴喇嘛第一次正式派出三人代表團回國同中央談問題。從這時開始，流亡集團圍繞所謂的“代表團外交”在國際上進行了廣泛宣傳。一方麵表示將回西藏去定居，一方麵又說西藏情況不好，回去的時機不成熟。想擴大他們的影響，贏得輿論的支持。1984年10月，達賴再次派出“三人代表團”由印度來北京談問題。三人代表分別是圖登朗傑、彭措紮西、洛卓堅讚。他們到京後，首先轉達了達賴喇嘛願望與中央保持聯係，加深了解的願望。達賴還通過三人代表向中央傳遞信息，希望在1985年回國參觀訪問。中共中央領導表示，歡迎達賴喇嘛回來。楊靜仁在同三人代表團談話時再次重申了胡耀邦過去提出的對達賴喇嘛的五條方針。

　　然而，1985年賴喇嘛沒有回國。可能是他根本沒有回來的誠意。因為正當雙方進行會談為他安排回國具體條件與行程時，達賴喇嘛卻在印度、日本等國說，“我仍有去西藏的願望，但當前的形勢相當複雜”，“如果此行對西藏600萬人不會有什麽幫助，他將取消擬定在1985年8月進行的訪問”。達賴1985年沒有回國，還因·為受到某些流亡分子的反對。這夥人是極端的分裂分子，他們將獨立的希望與象征寄托在達賴身上。他們認為如果達賴喇嘛回西藏定居，他們就會失去“獨立”的希望。

　　1986年～1989年：達賴喇嘛沒有履約回國，嚴重失信於中央政府。此時雙方已很了解對方的底細。但達賴喇嘛仍然表示隻願意派“事實調查團”。中央政府已感到對方缺乏誠意。1986年7月，中央政府拒絕所謂的第五批“參觀團”回國調查。主要的原因是，中央政府對達賴喇嘛的政策是希望同達賴本人對話。當然，直接談判前的準備是需要的。但通過五、六年的接觸，達賴仍然不出麵直接會談，尤其是他自己失約，使中央政府感到對方沒有緩和與對話的誠意。

　　對此，流亡集團的反應強烈。從1987年開始，分裂分子加緊了策劃國內的騷亂及西藏問題國際化活動。達賴喇嘛掛帥親征，出訪歐美國家。1987年9月，在美國國會，他提出了解決西藏問題的“五點和平計劃”，對抗胡耀邦提出的“五條方針”。與此同時，分裂分子在國內策劃了自1959年來的第一次騷亂（1987年9～10月）。1988年6月，達賴出訪歐洲議會，提出了“斯特拉斯堡建議”，西方輿論認為這是一個妥協的“中間道路”。

　　達賴喇嘛的兩次建議，都提出來要求與中央政府就“西藏的未來”舉行談判。對此中央政府指出：“斯特拉斯堡建議”的某些提法同“五點和平計劃”相比有一些變化，但其實質依然是否定中國對西藏擁有完全主權。這是中國政府不能答應的。同時中央政府重申了關於談判的立場：西藏獨立不行，半獨立不行，變相獨立也不行。針對達賴喇嘛要求談判的願望，中央政府公開表明了態度：

　　其一，隨時歡迎達賴喇嘛和他的代表同中央談判，但是對以“噶廈政府”名義派出的代表團或參觀團不予接待，因為中國中央政府從不承流亡國外的“噶廈政府”；其二，“斯特拉斯堡建議”沒有從根本上放棄“西藏獨立”的主張，因此不能作為同中央談判的基礎；其三，中央希望同達賴喇嘛直接對話，談話的地點可以在北京，可以在香港，也可以在中國任何一個駐外使領館，如果這些地方達賴喇嘛感到不方便，可以由他選擇任河地方，隻要沒有外國人參加都可以。

　　1988年9月23日，中國駐印度使館將上述談判立場傳遞給達賴喇嘛方麵。10月25日，“流亡政府”的一名“副部長”出麵回答說，表示願意1989年初在日內瓦舉行第一輪談判，“流亡政府”將派出六人代表團。其中的一位外國人範普拉赫不是代表而是法律顧問。這位“副部長”將這一信息公之於眾後才正式通知中國駐印使館。使館參讚周興興接待了他，並問達賴喇嘛是否參加談判。回答是否定的。達賴喇嘛方麵上述宣傳式作法，以及達賴再次不願出來直接談判，使中央政府對他們的談判誠意更加產生了懷疑。1989年初，在七屆人大二次會議上，阿沛·阿旺晉美副委員長重申了中央政府的談判三前提：“獨立”不能談，談判代表隻能代表達賴喇嘛，外國人不能插手。

　　1989年初，藏傳佛教的一代宗師班禪大師圓寂。考慮到廣大藏族群眾的宗教感情和曆代達賴、班禪的曆史關係，中國佛教協會特邀達賴喇嘛回國參加班禪大師的悼念活動。中國佛協會長趙樸初先生親自將一封邀請信交到達賴喇嘛的私人代表手中。這次純屬宗教事務的邀請，給達賴悼念班禪，回國參觀，提供了一次機會，也為他與中央的直接接觸鋪上方便之路。但是，達賴拒絕了這次邀請。他失去的可能是一次曆史性的機遇。這同時表明，在達賴喇嘛看來，政治利害大於教友的情誼。

　　1989年3月，拉薩再次發生了分裂分子策動的騷亂。這是流亡集團直接派人組織的。他們一方麵主張“非暴力”，另一方麵暗中製造暴力事端。嚴重地毒化了談判氣氛。

　　六四風波後國際上掀起了一股反華濁浪。“作為一個精明的政治家，達賴喇嘛加入了西方孤立和譴責中國的浪潮，談判的大門被關死了。”達賴喇嘛說：現在中央領導不穩定，不急於進行談判。1989年底達賴喇嘛獲得諾貝爾和平獎，他的身份頓時倍增。在對話問題上他的調門更高了。他多次聲稱，如果中國政府一年內不同他對話，他將放棄斯特拉斯堡建議，“將被迫采取新立場”。

　　綜觀十多年的對話，雖然中國中央政府主動發出信號，要求對話而且真心誠意接待了達賴方麵的多次代表團，雙方已完全了解了對方的條件與要求，但是對話沒有進入實質性階段。症結在哪裏呢？

　　症結何在？

　　在十多年的接觸中，雙方沒有進入實質性談判，主要障礙在“西藏地位”問題。談判不能進行下去的原因在於達賴喇嘛方麵沒有從根本上放棄“西藏獨立”的主張。在曆次的接觸中，達賴的代表均隨著中國內外形勢的變化，提出了五花八門的解決“西藏地位”問題的主張。

　　1.一國兩製與西藏的地位。80年代初，為了推動祖國和平統一大業，解決台灣問題，葉劍英委員長提出了關於台灣問題的九條建議。其核心就是讓台灣享有高度自治，在此前提下賣現大陸與台灣的和平統一。1982年鄧小平提出了“一國兩製”的構想，用以解決祖國和平統一問題。1982年，達賴喇嘛的三人代表回國時提出“要求按對待台灣的辦法對待西藏”。他們認為，西藏曆史上就擁有特殊的地位，現在更應該擁有特殊的待遇，西藏應該享有自決權。因為早在1931年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時期，中國共產黨就表示，蒙古、西藏、雲南、貴州的少數民族地區都享有自決權，可以分離出中國，建立獨立的國家。所以中共要尊重西藏人民的自決權。

　　中國中央政府對達賴喇嘛的代表指出，這種想法是不對的。西藏問題與台灣問題的性質完全不同。早在1951年西藏就和平解放了。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西藏經過民主改革，廢除了封建農奴製度。1965年成立了西藏自治區，享有民族區域自治權利，進行了幾十年的社會主義建設。而台灣現在還沒有實現統一，還是資本主義製度。這兩個問題不能相提並論。“一國兩製”是中央解決港台澳問題、實現祖國統一的指導方針。這個方針並不適用於西藏。民族自決權是國際法上解決殖民地問題的準則，也不適用於西藏。在中央人民政府統一領導下，實行民族區域自治，走社會主義道路，是西藏人民堅定不移的曆史選擇。

　　2.關於建立“大藏族自治區”問題。中國的藏區曆史上分為康、藏、安多三個地區，從來沒有真正統一過。在清朝前期，各派勢力間為爭奪管轄權發生過多次的內部流血衝突。1728年，清廷藏務改革時，將康定、理塘、巴塘等地劃歸四川，將中甸、阿墩子、維西等地劃歸雲南。現在的川滇二省藏區仍沿清朝舊製。由於曆史的原因，中國藏區形成了五省分布形勢。除西藏自治區外，川、滇、青海、甘肅四省還有十個藏族自治州和二個自治縣。由於地理條件的限製，高山大河的阻隔，這些藏區長期以來就不是一個統一的行政區域，也未有形成一個統一的經濟區域。原西藏地方政府，也未曾管轄過西藏以外的其他藏區。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國家實行了民族區域自治製度。根據藏區的具體情況，分別建立了自治區、自治州和自治縣。既保障了各地藏族人民的平等權利，又有利於藏族自治地方的行政管理與經濟文化發展，得到了藏族自治地方人民的擁護。

　　當1984年10月，達賴喇嘛三人代表訪問北京提出建立大藏區的主張時，中共中央統戰部副部長江平以上述看法回答了達賴方麵的主張。還指出，西藏曆史上不統一，現在各地方條件也不一樣，強行統一，不一定有利於經濟文化的發展。

　　由於達賴方麵在對話的前提問題上，（即不放棄“西藏獨立”的主張）沒有什麽變化，幾輪的對話都未能取得任何實質性進展。與此同時，達賴喇嘛方麵基於對西藏局勢和國際形勢的錯誤判斷，改變了策略，自1987年起加強了輿論宣傳攻勢，頻頻出訪，並以“人權衛士”的形象出現於各種國際講壇，攻擊中國政府，企圖使西藏問題國際化，以爭取某些國際勢力對“藏獨”的同情與支持。從“五點和平建議”到“斯特拉斯堡建議”，都沒有離開“西藏地位”問題。它們要否定中國對西藏的主權，要改變西藏的法律地位，實現獨立的幻想。更有意味的是，在“國際西藏年”裏，達賴還提出了把中國變成“亞細亞合眾國”的主張，建議肢解中國，使西藏、蒙古、新疆、滿洲和他所謂的“中國”共同組成一個鬆散聯邦或邦聯。

　　總而言之，達賴一直沒有放棄“西藏獨立”的主張，也沒有停止在國內外從事分裂祖國的活動。所以中央政府與達賴喇嘛的談判缺乏共同的基礎和適宜的氣氛。目前對話無法取得實質進展的原因在於達賴喇嘛方麵。

　　盡管如此，中國中央政府對達賴喇嘛及其追隨者的原則立場與基本立場始終沒有變化。1991年5月19日，國務院總理李鵬在西藏和平解放40周年前夕答記者問時，明確指出：

　　中央政府對達賴喇嘛的政策是一貫的，現在也沒有變化。我們的根本原則隻有一條，即西藏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這個根本問題上沒有任何討價還價的餘地。中央政府一貫表示願望同達賴喇嘛進行接觸，但達賴喇嘛必須停止從事分裂祖國的活動，改變西藏獨立的立場。除了“西藏獨立”不能談，其他問題都可以談。

　　在1991年底李鵬總理訪何印度時，他再次表示了同樣的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