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關係與西藏問題

第三節 在聯合國人權會的鬥爭

　　中國恢複在聯合國合法席位

　　中國是聯合國的創始國和安全理事會五個常任理事國之一。1945年6月，包括中共代表董必武在內的中國代表團在聯合國憲章上簽了字。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按照國際法，新中國政府當然應該繼承自己在聯合國的一切合法權利。可是從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之日起，直到70年代初，中國在聯合國應有的權利竟遭到無理剝奪。在整個50年代的曆屆聯大會議上，美國操縱聯合國，曾一再提出“暫不討論”中國代表權問題的提案。但是到1960年第15屆大會時，這種暫不討論的提案，已經隻能以42票對34票的微弱多數得到通過。於是在60年代的曆屆聯大會議上，美國又曲解聯合國憲章第18條（2）款，主張把中國代表權問題當成2/3多數表決的“重要問題”，繼續阻撓中國合法權利的恢複。然而，這種公然破壞憲章和敵視中國人民的做法，遭到了會員國愈來愈多的抵製。1971年第26屆聯大會議，在廣大亞、非、拉國家和其他主持國際正義國家的共同努力與堅決支持下，終於以76票對35票的壓倒多數，通過了“恢複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組織中的一切權利”並“把蔣介石的代表驅逐出去”的決議。從此，在聯合國係統內中國為實現聯合國憲章的宗旨與原則、維護世界和平、加強各國友好合作、促進人類進步而不懈地奮鬥。

　　中國恢複在聯合國的合法權利，標誌著美國企圖在國際社會孤立與排斥中國的錯誤政策的最終失敗，是中國及第三世界國家經過長期鬥爭而取得的巨大勝利。

　　中國恢複聯合國合法席位後，中國代表闡述了中國的外交政策。中國反對帝國主義、霸權主義、殖民主義和種族主義；反對大國欺負小國，強國欺負弱國；國家不論大小一律平等；中國支持被壓迫國家爭取獨立自由，反對外來幹涉的正義鬥爭。在聯合國，中國活動的一個突出特點就是堅決同廣大第三世界國家站在一起。這特別表現在中國對聯合國曾反複處理的有關第三世界的一些重大國際問題所采取的態度上。在聯合國審議阿以衝突時，中國始終不渝地反對以色列的侵略政策，堅決支持阿拉伯人民和巴勒斯坦人民收複失地和恢複民族權利的正義鬥爭。對南部非洲問題，中國在聯合國講壇一貫同情與支持南部非洲人民反對種族主義爭取民族解放的鬥爭。

　　“促進全體人類之人權及基本自由之尊重”是聯合國憲章的一條重要宗旨。為此聯合國於1946年設立了人權委員會。該委員會現有會員國53個。任期三年。它每年春季在日內瓦舉行六周的會議，討論人權問題。其主要任務是從事研究，提出建議，起草國際文書調查有關侵犯人權的指控，在證據確鑿時可以采取行動。中國恢複在聯合國合法席位後，積極參與聯合國領域的活動。1971年以來，中國一直派團出席聯合國經社理事會和聯合國大會，積極參與人權問題審議，闡述本國政府對人權問題的看法，為不斷豐富人權的內涵作出了自己的貢獻。1981年起，中國當選為聯合國人權委員會成員國。1984年開始，中國向人權會推薦的人權事務專家連續當選為小組委員會委員。中國積極參與聯合國人權國際文書的起草與製定工作。自1980年起，中國政府先後簽署、批準加入了禁止種族隔離、消除種族歧視、禁止酷刑和保護婦女等方麵的7個國際人權公約。

　　在聯合國舞台上，中國一貫主張正義，在捍衛第三世界的民族自決權和製止大規模侵犯人權方麵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如在巴勒斯坦問題，南非問題等一係列重大國際人權問題上，中國的努力贏得了發展中國家的普遍讚賞。中國認為，國際人權的概念與內涵應隨著曆史的發展而不斷發展。對廣大發展中國家而言，最緊迫的人權問題仍然是生存權和經濟社會和文化發展的權利。發展權應受到優先重視。

　　在聯合國領域，中國堅決反對任何國家利用人權問題推行自己的價值觀念、意識形態和政治標準，幹涉別國內政。對此，中國同發展中國家一道進行了堅決的鬥爭。

　　從人權會看人權鬥爭的性質

　　人權問題自始就不僅是一個有爭議的學術問題，而且是一個複雜的政治問題。圍繞人權問題的國際政治鬥爭較為集中地反映在聯合國係統。其中主要的鬥爭場所就是聯合國人權委員會。在這裏，人們可以看到西方國家開展“人權外交”，推行強權政治的一個側麵；同時也可以看到廣大發展中國家反控製、反強權鬥爭的一個縮影。僅舉近幾屆聯合國人權會為例，即可見一斑。

　　1987年2～3月間，聯合國第43屆人權委員會會議於日內瓦舉行，有43個成員國代表、76個國家和98個非政府組織的觀察員出席。會議審議了南非、中東、阿富汗、柬埔寨、民族自決權、發展權和世界人權局勢等20多項議題，通過了61項決議和10個決定。在本屆會議上，鬥爭複雜。它反映了不同意識形態的交鋒和不同社會製度的矛盾。西方發達國家重視的是宗教、酷刑、和國別人權等有關個人人權的問題。並利用這些問題攻擊蘇聯東歐、古巴等國家，攻擊社會主義公有製，向一些發展中國家施加壓力。第三世界國家主要關注中東、南非、阿富汗、柬埔寨、民族自決權和發展權等問題，並在這方麵反擊西方國家推行的強權政治和在國際人權活動中的“雙重標準”。

　　西方國家利用人權問題，攻擊社會主義國家的典型就是美國整古巴一例。在第43屆人權會上，美國代表一開始就咄咄逼人，拋出古巴人權問題提案，指責古巴沒有人權與基本自由，要求將這個問題列入下屆人權會議議程。美國還讓幾位古巴持不同政見者到會發言攻擊古巴。並以經濟手段向一些弱小國家施加外交壓力，以支持其提案。雖然美國苦心孤詣，但因其不得人心，失道寡助，美國的古巴人權問題提案未獲通過。

　　在人權會上，西方國家還借機鼓吹私有製，攻擊公有製。在第43屆人權會上，美國代表提出了個人財產權決議草案，並引用《世界人權宣言》第17條第2款“任何人之財產不容任意剝奪”為其佐證。美國的提案用意十分明顯，就是企圖利用人權問題攻擊社會主義公有製。美國的提案雖獲通過，東德提出的強調尊重各種所有製的提案亦獲通過。因而抵消和平衡了美國提案的影響。

　　國別人權問題一直是人權會議最為敏感的議題之一。西方國家對此尤感興趣，它們動員一些非政府組織和個人指控發展中國家侵犯人權。在43屆人權會上有42個國家被西方點名指控，其中絕大多數是發展中國家或社會主義國家。西方發達國家以“人權衛士”自居，利用國別人權問題攻擊他國，是具有明顯的政治意圖的。在43屆人權會上，它們攻擊了除南斯拉夫以外的所有東歐國家。但是在東歐劇變後的1990年第46屆人權會議上，西方對東歐的指控明顯減少。相反，西方社會還歡呼東歐國家共產黨的垮台是“人權的勝利”。總部設在美國紐約的國際人權聯盟提交46屆人權會的報告即說：“1989年是自決權取得巨大進步的一年。國際人權聯盟滿意地注意到東歐的發展……大眾抗議的浪潮帶來了政治重組。”由此看來，西方社會關注國別人權，重視審議東歐國家的人權狀況，與其說是它們關注人權問題本身，還不如說是利用人權問題反對社會主義製度，反對共產黨。

　　在人權問題上西方國家對中國立場的變化，更有力地說明了國際領域的人權活動被西方廣泛地利用來反社會主義，也說明了這是一場意識形態領域裏的控製和反控製、顛覆與反顛覆的國際政治鬥爭。

　　八十年代開始，我國采取了對外開放的政策。許多西方人士認為這是中國朝著“西化”的道路邁出了第一步。因此對中國的人權問題似乎不甚關切。它們擔心攻擊中國會適得其反，使它重新回到“強硬路線”上去。但是至八十年代中後期，中國開始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平息拉薩騷亂。此時，尤其平息1989年北京政治風波之時，西方就在人權問題上大做中國的文章，誣蔑我國在西藏侵犯人權，攻擊我國計劃生育政策，胡說平息動暴亂是大規模踐踏人權。例如，在1988年第44屆聯合國人權會上，美國“亞洲人權觀察”組織散發了名為《西藏的人權》小冊子，無端地攻擊我國的西藏政策，並批評美國政府隻注重發展兩國外交關係，而忽視西藏人權問題的嚴重性。1989年北京政治風波後，西方政府也加入了攻擊我國西藏政策的反華大合唱中。而那些受西方政府資助的非政府組織更起勁地攻擊中國。前麵提到的國際人權聯盟在1990年第46屆人權會上，利用香港反共刊物《爭鳴》的不實之詞，誣蔑我國在1989年3月平息拉薩騷亂中殺害256名藏人，還胡說自1949年以來有120萬藏人死於中國的侵略與占領。在1991年第47屆人權會上，這個組織的代表在口頭發言中又攻擊中國在西藏、新疆侵犯人權，並借海灣戰爭之機判處動亂分子，還指責聯合國人權委員會表現得軟弱無力，不敢對中國采取製裁措施。

　　綜上所述，我們從聯合國係統可以看到，國際領域的人權問題，反映了不同社會製度與意識形態之間的鬥爭，是當前兩種製度國家之間的控製與反控製，顛覆與反顛覆的鬥爭。我們不能為西方“天賦人權”的動聽口號所迷惑，要警惕西方借“人權”口號、行“和平演變”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