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東劇變,在人們心中引起的震動是強烈的,教訓是深刻的,也為我國今後堅持社會主義道路提供了許多寶貴的經驗和教訓,如必須端正黨風,加強執政黨建設,必須不斷完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體製等。同時需要注意的是,民族因素在蘇東劇變中起了引人注目的作用。蘇東劇變對我國西藏問題所產生的影響也是不可忽視的。我國作為與蘇東一樣的社會主義多民族國家,也同樣麵臨著加強黨的領導、鞏固社會主義政權、維護祖國統一的重要任務。因此,為正確處理西藏問題,為鞏固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麵,記取蘇東在民族問題上的教訓對我國有著重要的現實意義。下麵具體結合西藏問題,分析蘇東劇變給我國的啟示。
堅持黨的領導,搞好黨的建設
在蘇聯解體過程中,我們可以看到,政治自由化運動與民族獨立運動相互交織,政治反對派與民族分裂勢力相互利用。政治反對派利用民族獨立運動製造動亂以削弱蘇共的力量,為其推翻蘇共的目的服務,民族分裂勢力則借蘇共力量被嚴重削弱之機,達到了擺脫中央的目的。由此可見,加強黨的領導與解決好民族問題是相輔相成的。要想堅持共產黨的領導,不解決好民族問題不行,而要維護國家統一,就不能允許反對派與分裂分子肆無忌憚地活動。
在戈爾巴喬夫推行的公開化、民主化所造成的政治多元化的環境下,各反對派紛紛走上政治舞台,進行反共反社會主義的活動。而蘇共的致命失誤就是在反對派的進攻下節節退讓,最終取消了國家憲法中關於蘇共領導地位的規定,放棄了蘇共對國家生活的領導權。結果導致蘇共力量被嚴重削弱,在群眾中的威信不斷下降。“8·19”事變後,戈爾巴喬夫居然宣布解散蘇共,更加助長了反對派尤其是民族主義政黨的力量。反對派在各共和國紛紛上台並宣布獨立。蘇共的瓦解是國家解體的重要原因。
四十多年前,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結束了近代中國長年戰亂和一盤散沙的局麵,實現了國家的統一和安定。現在,倘若我們也象蘇聯那樣否定黨的領導,允許反對派存在和發展,在我們這樣多民族的國家裏,勢必會助長民族分離主義,尤其象西藏還有著達賴分裂集團的插手,國家又會重陷於動亂和一盤散沙之中。而這樣對各民族發展都是不利的。
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必須加強黨的建設。在蘇東,共產黨之所以站不穩腳跟,就是因為長期忽視黨建,官僚主義盛行,黨員、幹部中腐化現象嚴重,脫離了群眾,失去了群眾的信賴。失去群眾的信任就意味著失去了權力的基礎。正基於此,反對派才得以吸引群眾。在我國,黨風不正現象也較嚴重,加強黨風建設迫在眉睫隻有黨風正,黨員全心全意為人民謀福利,威信才能高,政局才能穩定。在西藏地區,也必須加強西藏黨組織和黨員建設,隻有藏區黨組織一心一意為藏區人民服務,不謀私利,藏區人民才能從切身體會中擁護黨的領導,擁護祖國統一。
蘇聯劇變中有一個令人矚目的因素,就是地方黨組織的民族主義傾向。蘇共本是一個統一的黨,但是,在民族糾紛中,許多共和國的黨組織都站到了本民族一邊。自1990年6月俄羅斯共產黨成立後,15個加盟共和國都宣布成立了自己的共產黨,宣布各黨有獨立自主乃至脫離蘇共中央的權利。黨組織的聯邦化使得蘇共整體戰鬥力大為削弱,到最後已無法力挽狂瀾。蘇共的教訓提醒我們必須重視黨內團結,加強各地區黨組織的凝聚力,尤其是民族地區黨組織的向心力。
堅持民族平等團結的原則,加強各民族之間的友好合作
民族平等團結是社會主義民族政策的首要原則。但是,蘇東國家許多次動亂的導火索都是由民族之間的糾紛引起的。如蘇聯亞美尼亞和阿塞拜疆兩個共和國的衝突、南斯拉夫的內戰等。由此可見,這些國家並未處理好民族之間的關係。雖然民族平等團結是載入社會主義各多民族國家憲法的,但能否貫徹落實卻該當別論。長期以來,蘇東國家雖然在促進民族平等、團結上做了大量的工作。但也有不少失誤,如工作中有大民族主義傾向,經濟改革中片麵強調經濟核算,誘發了經濟民族主義,在協調民族關係、幫助各民族融洽相處方麵中央的工作也做得不夠等等。在蘇東劇變中,民族關係的尖銳化加速了黨的分裂和國家的分裂,是政局變化的又一催化劑。這是值得我們注意的。解放以前,由於西藏民族地處邊遠,與內地民族的隔閡長期存在。解放以後,黨力求在西藏民族與內地各民族間建立互幫互助、友好合作的友愛關係,在這方麵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也有需要注意的問題,在今後的工作中仍應堅持不懈地抓好協調民族關係的工作,既要反對大漢族主義,也要反對地方民族主義。
完善民族區域自治製度
蘇東國家普遍存在中央高度集權、少數民族自治被剝奪的問題,使少數民族感到受歧視,產生了對國家乃至對社會主義的不滿和反感。所以一有導火索,就很容易起來反抗,給國家造成嚴重混亂。
賦予少數民族充分的自治權是民族平等的重要內容。西藏幾乎是一個單一民族居住、幾乎全民信教的特殊民族地區。我國的民族區域自治製度是保障藏族人民當家作主權利的一項重要製度。在政治經濟體製改革中,民族區域自治也需要不斷地完善。如何在改革中更好地發揮藏區人民的主動性、積極性,如何在使藏區人民充分行使自治權的同時處理好中央統一領導與地方自治的關係,這些工作都有待於進一步探索。另外,為促進民族區域自治,必須大力培養少數民族幹部,這是切實實行自治的關鍵。既要培養有知識、有文化、有領導能力的少數民族幹部,又要加強他們的愛國主義覺悟和共產主義覺悟。大量的高質量的藏族幹部將是加速西藏發展、勇於抵製分裂的中堅力量。
社會主義國家大多監督體係薄弱。蘇東國家在民族工作中一再出現錯誤而又得不到及時、徹底的糾正,監督體係沒有發揮作用。不能不說是一個原因。由於缺乏監督係統,民族工作中的偏差無法得到及時糾正,民族政策是否真正貫徹落實無人關心,民族矛盾被遮掩起來也無人知曉,由此使得各種矛盾越積越深,一發便不可收拾。因此,我國在政治體製改革中加強監督體係的作用時,也應建立民族工作的監督體係。在中央和民族地區都建立監督機構並賦予它們足夠的權力,一發現問題就及時指出、糾正。監督工作行之有效才能使各項政策切實貫徹,符合人民的利益。
必須加快民族地區經濟的發展
在蘇東劇變中,經濟因素也起了重大作用。近年來,蘇東國家經濟普遍不景氣,商品嚴重短缺,物價上漲,人民物質生活水平不斷下降。經濟矛盾激化了政治矛盾和民族矛盾,引起各族人民對國家政策和體製強烈不滿,加深了各族人民對國家體製乃至對社會主義發展前途的悲觀。在蘇聯、南斯拉夫這樣的多民族國家裏,民族地區經濟發展的不平衡更刺激了少數民族擺脫聯邦、獨立發展的要求。正如蘇共一位高層人士所說:“如果我們的經濟問題不這麽嚴重,我們也不會遇到這些民族騷亂。”經濟狀況惡化是加速蘇東國家共產黨垮台、加強民族獨立意識的重要根源,這個教訓我們尤其需要重視。
社會主義生產的目的是為了最大限度地滿足人們的物質、文化生活需要。各個民族發展的最終目標也就是為了滿足本民族人民的物質、文化生活需要。為謀求國家的長治久安,為加強國家的統一和團結,我們必須重視經濟發展,重視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一方麵必須重視提高國家綜合國力,另一方麵必須重視民族地區的經濟發展。西藏地區與內地相比,經濟、文化都有較大差距。這種狀況若長期持續下去,勢必不利於加強民族團結,容易造成西藏人民心理的不平衡。發展西藏經濟是比較艱巨的任務。一方麵要大力幫助它盡快發展,另一方麵應該充分發揮西藏人民的能動性、積極性,使西藏人民通過自己的努力建立能發揮西藏優勢、能刺激西藏經濟發展活力的經濟體製,以此來促進西藏的發展。另外,在西藏進行經濟改革,應該時時考慮到西藏的特殊性,一切要從實際出發。毛主席當年曾說:“在西藏考慮任何問題,首先要想到民族和宗教問題這兩件事,一切工作必須慎重穩進”。這句話仍應是指導藏區工作的方針之一。
加強民族地區的愛國主義教育
蘇聯解體、南斯拉夫內戰過程中,各共和國的民族意識都強過了國家意識,一心隻圖本民族的獨立與發展,而不顧及國家的前途。這提醒我們重視愛國主義教育的重要性。誠然,愛國主義教育必須建立在國家政策符合民心、能夠贏得人民理解和信賴的基礎之上。我國民族眾多,兩千年來各民族大雜居、小聚居的曆史已經使大統一的思想植根於各族人民心中。但在當今世界民族主義複興的浪潮下,我們不能不對國內少數民族分裂勢力提高警惕。為團結大多數人民,向各族人民闡明利害關係,進行愛國主義教育是我們應做的工作之一。
蘇東劇變後,達賴喇嘛加緊了對共產黨、社會主義的攻擊,他甚至明目張膽地聲稱“中國的共產主義製度不久將會垮台,我的追隨者將在10年之內返回他們的祖國”。這種時候,我們必須加強在西藏地區進行愛國主義教育,這是兩種思想爭奪陣地的問題。毛澤東同誌曾指出,“思想政治工作是經濟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線。”如果我們不加強宣傳,達賴的宣傳就會先行侵入,勢必給西藏人民的思想造成混亂。隻有加強愛國主義教育,使達賴的宣傳站不住腳,才有利於我們開展其它工作。
防範民族分裂主義抬頭,打擊破壞統一的骨幹分子
當今國際社會有兩種潮流。一種是以歐洲共同體為代表的國際合作與統一,一種是以蘇聯、捷克、南斯拉夫為典型的民族主義複興。1992年初始,英國蘇格蘭的一次民意測驗表明,50%的蘇格蘭人主張蘇格蘭建立單獨的議會,獨立於英國之外。當代民族主義的複興,既是曆史上民族問題的再現,同時又是對現今國際格局的衝擊。這股國際潮流對中國也會有一定的影響。
我國西藏地區,民族分裂主義象股幽靈,一直潛藏著。隨著八十年代開放改革的到來,這股幽靈慢慢地從地下來到地上。極少數民族分裂分子在群眾中煽風點火,作用極壞。近幾年來拉薩騷亂的事實,證明了民族分裂主義抬頭的跡象存在。因此,要時刻警惕,加強防範。
在這個方麵我們有許多工作要做。在理論上既要從蘇聯肅反擴大化的曆史中吸取教訓,反對階級鬥爭擴大化,又要從戈爾巴喬夫身上吸取教訓,反對階級鬥爭熄滅論。就目前反分裂鬥爭的特點而論,後者是我們工作的著重點。在實際工作中,要防患於未然。要樹立人民民主專政觀念,加強公檢法建設,搞好軍民警聯防。此外,還要關注和研究分裂分子的活動動向。對那些破壞民族團結、製造動暴亂的首惡分子依法嚴懲不貸。切不可因某些西方國家的“人權外交”壓力而遷就姑息。否則延誤時機,養癰遺患。
主動開展對外宣傳,揭示我國民族曆史真相
中國和蘇聯雖然都是多民族國家,但兩國版圖形成及民族融合的曆史大不相同。帝俄的曆史是一部對外族的兼並曆史,時間不過三百多年。蘇聯有些領土也是軍事占領的產物,如波羅的海三國。西方國家對蘇武力征服該三國一直未予承認。而當三國於1990年先後宣布獨立時,西方國立即給予承認。
中國是一個文明古國。在幾千裏的曆史長河裏,漢民族與其他民族長期共處,相互影響,共同締造了偉大的祖國。中國是多民族在曆史進程中自然融合的產物。雖然漢人統治國家的曆史最久,但少數民族也有入主中原的時期,如元清兩朝。古代中央王朝對少數民族地區采取了一套異於內地的管理政策。但無論如何這些地區都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可是西方人對中國版圖形成及民族關係有著極為荒謬的觀點。“西藏流亡政府”的法律顧問範普拉赫就是這樣一位西方學者。他在《西藏的地位》一書中認為,元清兩朝時期是“沒有中國皇帝的中國”,即中國是被異族占領;西藏、蒙古不是中國的版圖。在談到西藏地位時,他認為,西藏自古以來就是一個獨立的國家;1951年中國人民解放軍進軍西藏是對西藏的軍事占領;現在西藏仍是一個被占領的國家,達賴喇嘛是其國主,西藏流亡政府是西藏人民的合法代表。
這樣的學者不隻有範普拉赫一人。他們與達賴集團相勾結,極力歪曲西藏的曆史與現實,為“西藏獨立”大造國際輿論。致使上述謬論在海外占有一定市場。這有兩個方麵的成因,一是我們在國際上宣傳不夠,對達賴集團的反動宣傳回擊不力;二是西方人的國家觀、民族觀與東方人不同。他們常常將民族與國家等量齊觀,認為每個民族都應當組成一個國家。民族與國家被視為一體。故西方人難以理解多民族國家的長期存在,難以接受“西藏是中國一部分”的曆史事實與定論。
因此,我們主動搞好對外宣傳,讓世人了解西藏的過去與現在,揭露與駁斥“西藏獨立”,的謬論有重大現實意義。在這個方麵,我們在國內進行了一係列的理論研究,取得了豐碩成果。但這些成果尚沒有走向世界。在將來工作中,大有可為:將我國藏學研究的成果,用外文出版,發行海外,反擊達賴集團的反動宣傳;跟蹤並深入研究達賴集團的理論宣傳動態,采取豐富多彩的形式,如電影、展覽,向海外介紹我國建設西藏的成就,揭露西藏曆史上殘酷的農奴製度,針鋒相對地駁斥國內外分裂勢力的謬論;加強人權理論研究,闡述中國的人權觀點,用事實駁斥“西藏人權問題”上的謠言;對進藏旅遊觀光的外國人注意引導,分清敵友,防止敵對勢力派人入境進行間諜和滲透活動。
總之,對外宣傳,在解決西藏問題上是一項緊迫的任務,隻有讓國際社會公正、客觀、全麵地了解了西藏的曆史與現實,才能夠逐步削弱並抵消達賴集團在海外傳播的不良影響。
警惕外部敵對勢力滲透,反擊西方和平演變攻勢
八十年代中後期以來,隨著冷戰的結束,國際格局變化,西方世界以美國為首,開始了對社會主義國家的和平演變戰略,企圖利用政治、經濟、文化交流和新聞媒體等綜合手段對社會主義國家進行滲透和演變。民族問題、宗教問題也成為他們挑起他國內亂、製造民族動亂的手段。蘇聯的民族危機及國家解體是與西方的和平演變分不開的。
起初,蘇聯領導人對西方的和平演變攻勢缺乏警惕與必要的抵製。東歐劇變,他們認為是社會主義的自我變革。而當東歐完全資本主義化時,他們才覺得方向不對。蘇聯也一樣。當戈爾巴喬夫大夢初醒時,民族危機已發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成為國家分裂的導火索。
在我國民族問題上,同樣存在著反對外部敵對勢力滲透、抵製西方和平演變的艱巨任務。西藏上層分裂集團1959年逃亡印度後成立了流亡政府,在國際上從事分裂活動。近幾年來隨著國際形勢變化,他們加緊了國際努力,妄圖爭取更多的支持與同情。同時,他們對國內進行滲透和煽動。某些流亡藏人通過回國觀光、講經,帶進並散發反動宣傳品。他們引誘境內青少年出國留學,灌輸分裂思想,與我爭奪青少年一代。
西方國家將西藏問題納入其對華和平演變戰略中。國際反華勢力在所謂西藏人權問題上大做文章。西方議會一再通過所謂西藏人權決議,向我施壓;還多次為達賴提供講壇,攻擊我國。西方某些人士還打著“民族自決”的旗號,鼓吹“西藏人民自決論”。外國反華勢力為達賴集團提供資助,訓練特工人員。他們利用赴藏區旅遊、采訪等機會,四出活動收集情報,煽動並支持鬧事。美國之音專門開辦藏語節目,對我西藏進行反華宣傳。
對此,我們要有清醒的認識,要深刻總結蘇聯民族問題的教訓,高度警惕國內外敵對勢力對西藏的破壞與滲透,堅持抵製西方在西藏問題上幹涉我國內政的行為,深刻認識在西藏問題上反對西方和平演變的艱巨性與複雜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