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關係與西藏問題

第四節 東歐國家對西藏問題轉變立場

　　在整個冷戰時代，與我國同處社會主義陣營的蘇聯東歐國家在西藏問題上基本上采取支持中國政府的立場。我國建國之初，同社會主義國家建立和發展關係在中國外交中占居首要地位。中蘇簽訂了友好同盟互助條約，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友好合作都有相當大的開展。在一係列重大國際問題上，中國與蘇東集團相互配合與支持。朝鮮戰爭中，蘇聯支持中國人民抗美援朝保家衛國的正義行動，譴責聯合國通過誣蔑中國為“侵略者”的提案是“可恥的提案”。1954年中蘇在日內瓦會議討論朝鮮和印度支那問題時，協調行動，為恢複印度支那和平作出了貢獻。對中國爭取恢複在聯合國的合法權利，蘇聯一貫給予堅決支持。同時對蘇聯提出的一係列國際和平倡議，中國也及時予以響應。中國與蘇東集團的這種密切合作也體現在西藏問題上。

　　在五十年代，蘇聯一直支持我國政府關於西藏的政策。“直到1960年8月中蘇關係破裂之前，莫斯科的公開觀點是和北京共鳴的”。莫斯科的觀點，在1959年西藏分裂集團出逃印度、呼籲聯合國幹涉問題上明確表現出來。

　　1959年3月，拉薩武裝叛亂失敗後，分裂主義分子出走印度。他們立即致電聯合國，呼籲國際幹涉。西方國家企圖插手西藏問題。1959年夏秋之間，國際法學家委員會對所謂“西藏問題”進行了調查，並寫了調查報告，誣蔑中國犯下了“有意全部或部分消滅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一個種族、一個宗教集團的嚴重罪行”，胡說“盡管西藏”的法律地位不明確，“但無論是從事實上，還是法律上而言，西藏完全是一個主權國家，不受中國統治”。並呼籲聯合國討論西藏問題。在1959年9～10月間的第14屆聯合國大會上，愛爾蘭和馬來亞等小國受美國的控製，提出討論西藏問題，認為“西藏的古難主要涉及的是人權”，並發言攻擊中國政府。

　　對於美國操縱聯合國的表決機器，利用“西藏問題”整中國，我國政府以及知名人士提出了批評和譴責。1959年12月21日，政協全國委員會和政協北京市委員會聯合舉行有一萬人參加的大會，班禪大師、帕巴拉·格烈朗傑、阿沛·阿旺晉美等在會上作了關於西藏工作的報告，一致譴責美國強迫聯合國討論所謂“西藏問題”。

　　1959年我國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仍未得到恢複。麵對美國操縱的無理指控，蘇聯代表西裏·庫什涅特索夫當即給予反駁。認為這個指責是毫無可信的，它企圖“利用聯合國以達到加劇冷戰局勢的目的”，並指出事實上根本不存在“西藏問題”，提出這一問題純屬杜撰，目的是要惡化國際形勢和聯大的氣氛。

　　蘇聯代表的觀點得到了聯合國大會與會的各社會主義國家和各國共產黨代表強有力支持，紛紛指出這個問題“完全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內部事務”，在聯合國討論這個問題完全是“對中國粗暴、無理的幹涉”。

　　六七十年代，中蘇關係惡化，西藏流亡集團也曾想利用中蘇交惡，謀求支持。但蘇聯也沒有公開表示支持西藏流亡集團的分裂活動。

　　八十年代中期以來，中國與蘇聯、東歐國家的關係逐漸改善和發展，社會主義國家間的友誼加強。在西藏問題上，蘇東國家也表現出尊重中國政府的觀點。這一點可以從塔斯社的一篇報導中看出。1987年美國會參議院通過所謂“西藏問題”的決議後，塔斯社作了如下報導：“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發言人今天說，西藏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涉及西藏的一切事情均屬中國的內政，不許任何人幹涉”，“中共中央機關報《人民日報》今天駁斥了美國國會中一批攻擊中國和中國中央政府對中華人民共和國西藏自治區的政策的教唆者的反華活動。……美國國會議員惡毒攻擊了中國中央政府對西藏采取的民族政策，硬說達賴喇嘛的‘五點計劃’是為解決西藏問題、解救西藏人民的苦難而采取的曆史性步驟……”從這些報導中的提法和用語我們可以看出，塔斯社的報導與我國立場是相同的。

　　蘇東劇變以後，共產黨政權易手，反對派上台。劇變後的蘇東國家對達賴的態度明顯趨熱，表現在：

　　1.劇變後的蘇東國家元首、社會名流紛紛接見達賴喇嘛，而且規模相當高。如達賴訪捷是應捷克總統哈韋爾的邀請。捷克總統辦公廳代表諾伊曼等官方人士親自到機場迎接。訪捷期間，達賴還到哈韋爾總統的別墅作客並和總統一起全天坐禪。捷克官方對達賴的訪問非常關心，為他舉行了記者招待會，安排他參加《西藏》攝影展覽。首都布拉格市市長雅·科讓及副市長們也親自接見了達賴。捷“公民論壇”組織領導人皮特哈爾特與達賴會晤時，“把達賴喇嘛作為一個具有悠久曆史和文化傳統以及比捷克斯洛伐克具有更多經驗的國家代表來歡迎”。達賴還與哈韋爾總統發表了聯合呼籲書。捷克邀請達賴並給予這樣的接待，是幹涉中國內政、無視中國主權的行為。1990年4月，達賴抵達匈牙利首都布達佩斯活動。雖然匈牙利官方一再宣稱達賴是應匈兩個佛教組織之邀訪匈的，但實際上，達賴被安排在接待政府首腦的政府招待所居住，達賴及其隨從人員外出時乘坐的都是豪華奔馳車。4月27日下午，匈牙利民主論壇主席、當時即將擔任新政府總理的約熱夫與達賴會晤近1個半小時。1991年10月，達賴訪問立陶宛時，與立陶宛總理維陶塔斯·蘭茨貝吉斯一起舉行了記者招待會。隨後訪問保加利亞時，索非亞市長卡拉卡恰諾夫親自到機場迎接。保加利亞總統熱烈夫也會見了達賴，達賴還在保通社新聞大廳舉行了記者招待會……由上可見，劇變後的蘇東國家對達賴以及西藏問題的關注已開始熱乎起來。

　　2.蘇東國家新聞界出現同情達賴甚至反華的文章。達賴1990年2月2日抵達布拉格，2月3日捷各黨派中央報紙均在頭版刊登達賴抵捷的消息、抵捷後的活動及圖片。捷克奧洛莫烏茨城電視台廣播了該城主教的談話，稱“達賴喇嘛是為自己國家的權利和自由而鬥爭的戰士”。捷克《自由言論報》介紹達賴的情況時用了“1956年，中國軍隊占領西藏，……1959年，西藏人反對中國的起義遭鎮壓”等字眼。捷克《青年陣線報》上發表的文章則把和平解放西藏說成是“中國強迫西藏承認了它的主權”，把中國政府1959年平定拉薩騷亂說成“1959年反對中國統治的起義遭到血腥鎮壓，使西藏的悲劇最後達到頂峰”，稱“西藏是一個十分獨特的國家，具有完全不同的文化、宗教、語言、社會關係、建築風格和曆史，它是強者的犧牲品”。

　　3.蘇東國家官方聽任達賴散布反共反華、鼓吹獨立的言論，非官方則出現明顯支持達賴搞“獨立”的傾向。達賴在蘇東國家訪問時，多次發表言論攻擊中國政府，鼓吹“西藏獨立”，蘇東國家官方對此則聽之任之，而且還安排達賴到大學演講，與各界群眾見麵，為達賴舉行記者招待會，客觀上為達賴散布其言論創造了機會。達賴到達捷克斯洛伐克時，在機場的400名歡迎人群中，有的拿著“給西藏以自由”的標語牌，有的打著“雪山獅子旗”，還有個別人呼喊“達賴萬歲”的口號。達賴訪問保加利亞時，保加利亞反對派一民主力量聯盟機關報《民主報》稱達賴是“西藏流亡政府首腦”，是“被中國占領的西藏人民的精神領袖”。這些行動和言論表明，在蘇東國家非官方人士中支持西藏獨立的傾向已開始明顯出現。

　　在訪問捷克時除哈韋爾總統、布拉格市長等人高規格接見達賴外，捷克官方還為達賴訪捷舉行記者招待會，給他提供宣傳的講壇。在這次1990年2月2日舉行的記者招待會上，捷克反共人士與達賴一唱一和，頗似一場反共反華的合唱。幾位捷克記者宣傳捷克“和平演變”、“爭取自由”的勝利，鼓吹“作為自由的捷克”要“幫助西藏走向自由”。達賴則說他是來了解捷克，學習捷克的，他還說他為捷克采取“非暴力”取得“自由”而慶幸。同時達賴還將其“非暴力”主張與“西藏獨立”聯係起攻擊中國：

　　不用暴力並不意味著聽從別人的命令。反對暴力有各種方式。采用暴力一時取勝，但長期來會遭致毀滅。我的祖國被占領40年，我們已流亡31年。31年來，我們一直遵循不使·用暴力的主張，這完全不是放棄自己的權力和希望，我們一直在為自由而進行鬥爭。最近在東歐，除羅馬尼亞外，皆通過和平途徑取得勝利。和平力量在占上風。

　　一位捷克記者問達賴1987年提出的“關於西藏和平的五點和平計劃”，其中提到的“西藏自治”與目前西藏實行的自治區有何區別。達賴回答說：

　　目前的自治無任何意義，完全受中國人的控製。西藏被分成五個部分，有四部分被劃入中國省份之中。

　　總之，達賴不放過任何機會宣場他的主張，攻擊中國政府。

　　在訪捷時，捷克朝野人士極力吹捧達賴。布拉格市長雅·科讓會見達賴時奉承說：“您已經成為全世界非暴力解決所有衝突的象征，您是所有人的榜樣。”在達賴同捷克各界群眾會見時，捷克藏學家高馬士首先發言，不同凡響：

　　西藏人民的精神領袖和西藏流亡政府首腦在我國的首次訪問無疑是具有曆史意義的事件。這位獨特的政治家和哲學家已在國際政治舞台上活動30年。他的目的不僅要實現西藏的自由，而且要在全世界實現自由與和平。因此，他在美國、蘇聯、蒙古和不久前在民主德國都受到友好接待。他還致力於把西藏變成和平區，停止用武力遷移使本民族獨立存在受到威脅的居民，以及尊重西藏人民的合法權利。

　　為什麽劇變後的蘇東國家會對達賴如此熱心呢？這主要是因為：1.蘇東國家政權易手，新上台的政黨及領導人普遍反共、反社會主義，對仍是共產黨執政的中國有著天然的反感。而達賴此時叫囂的反共反社會主義言論則很合他們的口味。他們認為共產黨領導的國家都沒有民主、自由。因此鼓勵西藏擺脫共產黨的統治，擺脫社會主義。如捷克總統哈韋爾給達賴的一封信中表示希望“西藏終將匯合到同一條和平爭取自由的道路上來”；2.這些國家並不了解西藏的實情，而被達賴以及西方散布的片麵言論所迷惑，認為西藏無人權、無自由，因而對西藏人民和達賴寄以深刻的同情；3.這些國家政局變化後，更傾向於與西方站在同樣的立場上，而西方反共反華的立場是沒有改變過的。

　　蘇東共產黨紛紛垮台後，中國自然而然成為西方和平演變的主要對象。西方今後會更加緊對中國的演變，而利用民族問題為突破點是西方慣用的伎倆。在蘇東，西方正是利用支持民族獨立運動達到了其使蘇東實現政治自由化的目的。因此，雖然世界各國官方都無一例外地承認西藏是中國的一部分，但卻不能避免西方今後更多地利用西藏問題對中國政府施加壓力。總之，蘇東劇變後，在西藏問題上我國麵臨更多的挑戰。

　　蘇東發生了巨變，蘇聯甚至國家解體，對西藏問題的影響也有有利的一麵。即：蘇聯以及東歐大多數國家和我國一樣，都是社會主義多民族國家，它們先出了問題，能給我們提供很多寶貴的經驗、教訓，使得中國領導人更加重視民族問題，並在工作中更加慎重穩進，防微杜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