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關係與西藏問題

第三節 西藏人權問題的由來與發展

　　“西藏人權問題”的起源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宣告成立。1950年1月，毛澤東發出了“進軍西藏宜早不宜遲”的指示。同年10月，中國人民解放軍解放昌都，接著西藏地方當局改組，由尚未成年的十四世達賴喇嘛親政。

　　達賴喇嘛於1951年2月委派以阿沛·阿旺晉美為首席代表的西藏地方代表團到北京，與中央政府商談和平解放西藏的事宜。經過雙方充分協商，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代表和西藏地方代表在北京簽訂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關於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即“十七條協議”）。10月24日，達賴喇嘛致電毛澤東主席，表示擁護“協議”。

　　西藏雖然和平解放了，但是在50年代初，政教合一的封建領主專政製度並未受到觸動，“三大領主”依然處於統治地位。中共中央對西藏采取慎重穩進的方針，力求用和平的方法，穩妥地進行民主改革。但是，一些西藏上層分裂分子卻不斷進行活動，企圖把西藏從中國分裂出去。他們成立了旨在搞分裂活動的政治、軍事組織，挑撥達賴喇嘛反對中央政府。這些活動愈演愈烈，終於在1959年3月釀成了全麵武裝叛亂。

　　人民解放軍迅速平息了叛亂，贏得了西藏各族人民的擁護。平叛成功，標誌著西藏農奴製的結束，從此西藏開始進行民主改革。達賴集團則從拉薩逃亡到印度，在印度北部城市達蘭薩拉成立“流亡政府”，開始了其分裂祖國、鼓吹“西藏獨立”的活動。

　　平息西藏反動分子的武裝叛亂本是中國內政，可是國際社會對此卻頗有微詞。當時在世人眼中，西藏還是一片神秘的高原，是一片富有而貧瘠的土地，對西藏的曆史、宗教和法律地位、邊界等都存在著大量的誤解；更由於一些鼓吹“西藏獨立”分子的傳播，加上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兩大陣營對立的因素，導致一些國家對我國在西藏的政策及措施產生了誤解。

　　達賴集團逃到印度後，隨即向聯合國發出呼籲，要求聯合國幹預西藏事務，同時還向美國求援，希望美國出麵公開支持。

　　1959年3月，拉薩發生叛亂後不到幾個星期，國際法學家委員會就對西藏問題進行了“專門調查”，並且提出報告說，西藏曾是一個獨立的國家，西藏官員在法律上有權取消十七條協議，中國政府在西藏搞“文化上的種族滅絕”，等等。這個國際法學家委員會實際上是由自由法學家審查委員會組成的，而後者是由美國情報機構在1949年創立的，也叫做蘇聯地區愛好自由律師調查委員會和自由法學家同盟。正如《美國法律協會雜誌》所說，建立國際法學家委員會的“主要目的是收集證據，向全世界提供文件證明，揭露鐵幕後麵共產主義的許多不公正的現象”。1958年至1964年美國中央情報局至少向它提供了65萬美元的贈款。美國政府實際上把它看成是一個在冷戰中反對共產主義的有用夥伴。

　　國際法學家委員會的美國背景使得它所提的關於西藏問題的調查報告打上了反共反華的印記。這個報告在國際上起了很壞的影響，它為那些在西藏問題上攻擊中國的人提供了爭論的依據，對於澄清事實真相起了阻礙作用。

　　聯合國在五十年代被美國控製。美國經常在幕後操縱那些受它影響的中小國家在聯合國大會上通過一些決議，以達到其幹涉、侵略社會主義國家和第三世界的目的。在西藏問題上美國的作法也是這樣。

　　自從朝鮮戰爭爆發以來，美國便操縱聯合國阻撓恢複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美國把中國視為在亞洲最大的敵人，采取一係列措施來封鎖和削弱中國。1959年9月美國指使馬來亞和愛爾蘭兩個國家在聯合國十四屆大會上提出西藏問題；1961年在第十六屆聯大上薩爾瓦多、馬來亞、愛爾蘭、泰國提出西藏問題草案；1965年在第二十屆聯大上薩爾瓦多、愛爾蘭、馬來亞、馬耳他、尼加拉瓜、菲律賓和泰國提出西藏問題決議草案。這都是在美國授意下進行的。

　　1959年10月21日第十四屆聯合國大會通過的關於西藏問題的決議中說，“西藏人民的基本人權和自由已被強行剝奪”，“呼籲尊重西藏人民的基本人權及其特殊的文化和宗教生活”。

　　1961年第十六屆聯大通過的關於西藏問題的決議中說，聯合國“嚴重關注到在西藏繼續發生的事件包括侵犯西藏人民的基本人權，禁止他們傳統上享有的獨特的文化與宗教生活”，“考慮到這些事件違反了聯合國憲章和世界人權宣言確定的基本人權和自由，包括人民自決的原則，這些事件對日益加劇的國際緊張局勢，對惡化人民之間的關係所產生的可悲影響”，“重申確信尊重聯合國憲章和世界人權宣言原則對在法律的基礎上發展和平的世界秩序是十分必要的；再次莊嚴地呼籲停止剝奪西藏人民的包括自決權的基本人權和自由；表示期望各成員國將會盡一切可能，做出適當的努力，達到當前決議的目的”。

　　1965年12月，第二十屆聯大通過的決議中說：“對繼續侵犯西藏人民的基本人權和自由表示痛惜”，確信“在西藏違犯人權和基本自由以及禁止其人民獨特的文化與宗教生活將會加劇國際緊張局勢，惡化人民之間的關係”，呼籲“停止一切剝奪西藏人民長期享有的人權或基本自由”。

　　在聯合國關於西藏問題的這三個決議中，都強調要尊重聯合國憲章確定的關於基本人權和自由的原則，指責中國政府侵犯了西藏人民的“基本人權和自由”，並且攻擊中國政府剝奪了西藏人民的“民族自決權”。此後一些國家利用這幾個決議攻擊中國在西藏的政策，捏造了所謂的西藏人權問題。

　　“西藏人權問題”的發展

　　雖然一些國家就西藏人權問題攻擊中國，但是在整個六、七十年代，這個問題在國際社會中顯得並不突出。這是由當時的國際關係背景決定的。眾所周知，美國自越戰以來，國力下降，西歐與日本的獨立傾向日益明顯。蘇聯在勃列日涅夫上台後國力有所發展，在國際舞台上更是頻頻出擊。整個對立的東西陣營各自出現新的情況，新的變化。中國在國際社會中的地位不斷提高。1971年10月中國恢複了在聯合國的一切合法權利。1972年中美簽署上海公報，同年中國與日本建交。1970年到1980年，同中國建交的國家由55個增加到124個。美國出自自身利益的考慮，想借助中國的力量牽製和抗衡蘇聯。於是在國際政治格局中出現美、蘇、中大三館關係。由於中國在這種戰略格局中的重要地位，以美國為首的西方陣營當然就不會強調西藏人權問題以至影響同中國的關係。

　　進入八十年代後，國內和國際形勢都發生了變化：

　　1978年中共第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改革開放成為中國長期奉行的基本國策，中國出現了生機勃勃的景象。西藏自治區也出現了新的氣象。1980年以後，黨和國家領導人、中央許多部門的負責同誌多次深入西藏高原進行調查研究，製定建設西藏的新戰略方針。中央書記處在1980年和1984年召開了兩次西藏工作座談會，提出了繁榮西藏的八項政策，使西藏的建設工作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中央政府從西藏的實際出發，為西藏製定了一係列特殊政策，西藏的經濟、文化、宗教等方麵都出現了引人注目的發展。

　　達賴集團1959年逃亡到印度後，在印度北部城市達蘭薩拉成立了所謂的流亡政府和流亡議會，並於1963年頒布了“憲法”。雖然過著寄人籬下的生活，但他們始終堅持“西藏獨立”的立場，攻擊中國“給西藏人民帶來了數不盡的災難”。達賴在國際上四處活動，曾多次到一些國家訪問，鼓吹他的這些觀點。達賴曾幾次申請到美國訪問，但都遭到拒絕，原因是美國政府當時不願意就此影響同中國的關係。進入80年代後，國際形勢發生變化，達賴活動更加頻繁。1979年，達賴首次訪問美國，到1987年9月，達賴先後四次訪美，鼓動美國一些議員在西藏人權問題上大做文章，攻擊中國，借以達到“西藏獨立”的目的。

　　進入80年代以來，世界格局發生了深刻的變化。蘇聯入侵阿富汗，背上了沉重的包衹，受到國際社會的一致譴責，國內政治、經濟都出現一係列危機。特別是戈爾巴喬夫上台以後，推行政治“新思維”，提出“加速發展戰略”，然而國內各種阻力並存，出現了混亂局麵。美國自裏根總統上台後，采取“重振美國”、“恢複美國精神”的一些措施，經濟得到回升，國力有所增強。裏根又提出“星球大戰”計劃力求贏得對蘇的優勢。裏根推行的“以實力求和平”的對外關係總戰略在國際社會中取得一定成效，總的說來相對於蘇聯有一定優勢。在這種格局下，中國的戰略地位在美國眼中有所下降了。另外，自卡特政府起，美國開始實行“人權外交”，以維護公民的“人權”為借口，注重在社會主義國家內部扶植反政府的“自由勢力”，力圖通過社會主義國家內部的“和平演變”來達到其不戰而勝的目的。蘇聯、東歐、中國等社會主義國家都麵臨著改革舊的政治經濟體製的任務，這在客觀上有利於資本主義發達國家利用“人權”為借口對社會主義國家展開和平攻勢。

　　在這種背景下，自80年代中後期起，以美國為首，一些西方議會、政府官員再次鼓吹“西藏人權問題”。其主要表現如下：

　　第一，以美國國會為代表，一些西方國家議會通過了幾個所謂“關於西藏人權問題的決議”。1987年6月18日，美國眾議院通過“關於西藏問題的修正案”。同年12月15日和16日，國會參眾兩院又正式通過參議員佩爾與赫爾姆斯提出的所謂關於西藏問題的修正案，附於“國務院授權法案”後麵。此後不久，裏根總統簽署了該法案。這個修正案花了大量篇幅來描述中國政府侵犯西藏人權的所謂“事實”，攻擊中國自1950年以來殺害了一百多萬藏人；誣蔑中國大規模地毀滅西藏傳統文化和宗教，並向西藏大規模遷徙人口；吹捧達賴是“爭取西藏和平與自由”的勇士；要求美國總統會見達賴，並把西藏問題納入對華關係的重要方麵《1989年3月拉薩騷亂後，美國參議院又表示出對西藏問題的“積極”姿態。3月16日，參議院以口頭表決方式通過一項決議，除重複上述內容外，美國議員提出了更多無理的要求：要求布什總統建議派一個聯合國觀察小組“監視西藏局勢”，要求中國政府與達賴的代表就西藏前途舉行談判。

　　第二，美國國會邀請達賴訪問美國，為達賴集團借口“人權問題”，鼓吹“西藏獨立”提供講壇與機會。1987年9月，達賴第四次訪美。9月21日，眾議院人權小組委員會邀請達賴講演。就是在這次演說中，達賴發表了其所謂的解決西藏問題的“五點和平計劃”。這個五點計劃的實質就是要使西藏獨立成為一個“緩衝國”。歐洲某些國家的議員也邀請達賴訪歐。1988年6月，達賴在歐洲議會場外發表所謂“斯特拉斯堡建議”，就是應英國保守黨議員埃勒夫人之邀而成行的。西方議會的某些議員還向本國行政當局施加壓力，要求政府在西藏問題上有所行動。在1987年9月至10月達賴訪美之時，就有58名美國議員聯名致函裏根總統，要求他使用美國巨大的外交力量，根據達賴的五點計劃來解決西藏問題。西德自民黨的議會黨團發言人也敦促科爾政府公開支持達賴的五點計劃，並希望達賴訪問波恩。

　　第三，對1987年後的幾次拉薩騷亂，西方政府也利用所謂“人權問題”對中國政府表示“遺憾”和“驚愕”，並向中國施加外交壓力。例如在1987年9、10月間的拉薩騷亂中，美國國務院發言人雷德曼說，美國對近日西藏的騷亂表示“遺憾與悲哀”。法國外交部也表示對西藏十分“關心”。1989年3月的拉薩騷亂後，西方政府的表示有所升級。例如英國外交部聲明“嚴重關注目前西藏的騷亂”，並要求中國政府與達賴集團舉行談判。盡管如此，在1989年北京政治風波之前，西方國家政府在西藏問題上態度還是較為謹慎的。雖然它們都對幾次拉薩騷亂表示了不同程度的“遺憾”、“驚愕”和“關注”，但都承認，西藏是中國一部分。在是否接見達賴的問題上，行政首腦盡量保持謹慎的回避態度。這是與西方一些議會在西藏問題上的積極態度是有明顯區別的。

　　總之，在80年代中後期，由於國際形勢的變化，西方國家以美國為代表，對所謂的“趕藏人權問題”表現出較大的關注，從而使“西藏問題”在國際上有所發展。其中西方某些國家的議會，尤其是美國國會成為推動“西藏人權問題”發展，並利用其來攻擊中國的急先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