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關係與西藏問題

第三節 美國在西藏問題上的兩麵政策（1941～1949）

　　規模巨大的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給國際關係及各國的國內形勢都帶來了不可估量的影響。這種影響同樣也衝擊著我國的西藏地區：一方麵，忙於反德大戰的英帝國雖然並未放棄侵略我國西藏的野心，但幹涉西藏事務，已力不如前，不得不讓位於此時的頭號資本主義強國——美國；另一方麵，戰時美國由於與中國國民黨政府結成的盟友關係，它還不得不考慮將自已的活動限製在不嚴重影響美中關係的範圍內，以此支持蔣介石政府在中國的統治。因此，在這段時間裏，美國政府在對待西藏問題上的政策和態度是具有兩麵性的：它一方麵利用自己膨脹起來的實力來填補英國即將退出西藏所形成的真空，以滿足自己的霸權與擴張的野心；另一方麵，為不影響與中國國民黨政權的關係，在染指西藏內部事務的過程中，又有所收斂，以拉攏蔣介石政府。為此，美國政府在公開幹涉西藏問題的同時，又對外明確地陳述了他們在西藏問題上的“公正”立場：

　　美國政府銘記不忘中國政府早就公言對西藏擁有宗主權（按：

　　中國政府一貫堅持對西藏擁有主權，從未承認過對西藏擁有所謂宗主權），並早就聲言中國憲法把西藏列入中華民國領土的組成部分。對這兩種聲言美國政府從未提出過異議。

　　美國國務院的一位官員也曾對此做了一個“精辟”的注解：

　　美國目前一方麵不應作出任何改變中國對西藏擁有主權這一立場的表示，另一方麵又避免提及中國對西藏的主權，以便盡可能得到行動餘地。

　　托爾斯泰使藏

　　1941年12月，日本偷襲珍珠港，並侵占太平洋島嶼和東南亞的廣大地區，英美對日宣戰，太平洋戰爭爆發。隨著戰爭的進展，軸心國將其力量逐漸轉向中亞細亞，尤其在日本占領緬甸，切斷了滇緬公路之後，西藏地區的戰略地位愈顯重要，日益成為兵家欲爭之地。對該地區覬覦已久的美國政府自然不甘落後，開始加強了對西藏的活動和學術研究。同時，美國的壟斷資產階級亦“慷慨解囊”，資助美國學術研究機構和高等院校開始藏學的研究，並著手搜集有關西藏的各種資料。1942年夏天，美國國務卿赫爾（Hull）指示美駐華使館人員注意搜集有關西藏問題的政治情報。同年10月，美國國務院遠東司官員莊萊德（Evereet F。Drumright）還建議美國政府，如果在西藏派駐永久性代表有困難的話，不如派人隨時赴藏考察，並且認為如派人考察，由印度啟程比由重慶或昆明啟程將會更為合適。

　　同時，中國國民黨政府為戰事的需要，打算通過西藏東部修築一條中印公路，以便開辟一條新的補給線。這一計劃最初遭到西藏地方當局的反對。經過交涉，西藏方麵同意非軍事物資可由西藏進入內地。在此情況下，美國戰略情報局（Office Of Strategic Sevice[簡稱 OSS]，中央情報局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簡稱 CIA]的前身）局長杜諾萬（William J Donovan）於1942年8月指派伊利亞·托爾斯泰上尉（Ilia Tolstoy）和布魯克·杜蘭中尉（1st Lieutenant Brooke Dolan）組成一個赴藏使團，經國民黨政府默許，名義上去西藏視察路線，而實際上還有另一層任務，即試圖與西藏當局建立直接聯係。他們於12月到達拉薩，轉交羅斯福總統給達賴喇嘛的一張照片和一封信。下麵是F·D·羅斯福總統給達賴喇嘛的信：

　　白宮

　　華盛頓

　　1942年7月3日

　　神聖的閣下：

　　我的兩名同鄉伊利亞·托爾斯泰、布魯克·杜蘭希望訪問你的教區和曆史名城拉薩。在美國有許多人，我也是其中之一，對你的土地與人民都非常向往，並很感興趣，都珍視此次機會。

　　你知道，美國人民和27個其他國家正聯合起來進行由侵略成性的國家所強加於世界的戰爭，他們的意圖是摧毀思想的自由，宗教的自由，甚至行動的自由。今天聯合國家正在為保衛自由而鬥爭。我們相信將取得勝利，因為我們的事業是正義的，我們的力量是充足的，我們的決心是不可動搖的。

　　我請伊利亞·托爾斯泰和布魯克·杜蘭帶去一點禮物，表示我對你的友好情誼。

　　熱情的問候，我是你最忠誠的

　　F·D·羅斯福

　　神聖閣下

　　達賴喇嘛，喇嘛教之最高教長

　　拉薩。

　　他們和西藏地方當局多次商談有關陸上補給線的問題。雖最終未獲結果，但是他們卻利用大部分時間搜集到了大量情報，並通過和西藏政界實權人物的秘密接觸，發現了中藏關係“並不可喜，至少可以說，中國所說的宗主權很少有實際意義”。為此，他們表示完全讚同西藏的“獨立事業”。回國後，他們向美國政府建議：“美國政府應該繞過中國政府支持西藏，以滿足西藏從中國獨立出去的願望。”對於托爾斯泰等人在此期間的活動，連英國駐拉薩的官員們都抱怨說：“托爾斯泰對運輸顯得不感興趣，或興趣極少。”

　　由於呆在拉薩商談通過西藏恢複印中運輸線無果，1943年3月，托爾斯泰離藏回國。離開拉薩前夕，達賴喇嘛給羅斯福總統一封信及一些禮物：

　　尊敬的F·D·羅斯福

　　美國總統

　　白宮

　　華盛頓

　　親愛的總統先生：

　　我非常滿意，通過托爾斯泰上尉和杜蘭副官收到你的信和作為友好情誼象征的一塊華美的金表，它能表示月和星期。他們安全到達了他們要訪問的教區和拉薩城。

　　我高興知道，美國人民對我們的國家表示極大興趣。美國人民聯合27個國家進行保衛自由的戰爭具有巨大的意義。這場戰爭是由侵略成性的國家所強加於他們的，其意圖是摧毀思想自由，宗教自由和行動自由。

　　西藏珍惜她自古以來就享受的自由和獨立。作為佛教聖地，我正在努力，盡管我年幼，發揚我們的宗教精神以求勝過我的前輩們的虔誠事業。我真誠地希望並為之祈禱，戰爭早日結束，使全世界的國家能夠建立在自由和善意基礎上的持久而正義的和平。

　　作為我敬意的表示，我給你帶去一條哈達，三枚西藏最貴重的金幣，我的照片，三幅手繡的唐卡，表示六道輪回的長存，四個和睦的兄弟，八種吉祥符號。全部用金絲緞裝裱。

　　您最忠誠的

　　西藏達賴喇嘛

　　水羊年正月十九日。

　　西曆1943年2月24日。

　　這封達賴致F·D·羅斯福的信，顯然不能代表達賴本人的想法，那時他才八歲。這封信可能是由噶廈的“外交局”代辦的。

　　除達賴親自接見這兩個美國人並回函羅斯福總統外，“外交局”在給兩個人的信函中還說：“羅斯福總統致函達賴並饋贈禮品，此為西藏首次與美國建立友好關係之始。茲特準前往甘肅蘭州，其他外人不準援例請求。此行沿途不靖，特派僧官、士官各一人，士兵與人伴送以策安全。”

　　從以上史實可知，太平洋戰爭一爆發，美國就開始重視西藏的戰略地位，並與西藏上層悄悄地拉上了關係。

　　與夏格巴保持距離

　　1946年5月下旬，一個宣稱為鞏固與美國之間“友好關係”的西藏代表團帶著達賴和西藏地方政府的禮物和信件，拜訪了美國駐印度新德裏的大使。隨後又於次年8月，西藏地方政府背著當時的國民黨中央政府組織了一個以孜本夏格巴為團長的6人“商務代表團”，名義上是準備赴美英等國作商務“考察”，實際上卻是在美英等帝國主義幕後策劃支持下，西藏親帝分子的又一次分裂祖國行動。他們企圖與美英政府建立“外交關係”，借以造成一個實際上已經“獨立”的既成事實，去乞求美英帝國主義承認西藏為“獨立國”。同時，這也是美國政府暗中策劃，為其以後更多地插手西藏事務，和英國政府合謀幹涉我國內政而準備外交上的借口。該“商務代表團”在赴美國之前，於1948年初到達南京，當時國民黨政府也曾勸阻其出國，並稱如一定出國應拿中國護照。但西藏一小撮上層反動分子卻陽奉陰違，在印期間一再向美外交人員表示，出外訪問將不使用中國護照，並與美國商人及美駐港總領事暗中勾結，由香港美領事館在沒有得到中國政府同意和批準的情況下，擅自發給簽證，於1948年7月17日飛抵美國。在此期間，他們受到了美國政府格外“慎重”的接待。當時的美國政府出於染指西藏地區的野心而又迫於與國民黨蔣介石政府盟友關係的壓力，對“代表團”采取的政策是：“避免可能激怒中國政府的任何行動，使中國政府抓不到可解釋為有辱於它對西藏的主權的任何把柄”，“既不想傷害中國人的感情，也不願傷害西藏人的感情”。為此，“代表團”在美國大失所望地呆了兩三個月之後，又飛往倫敦，受到英國首相的親自接見。他們在沿途發表了大量反對祖國的荒謬言論，進行了反對祖國、出賣西藏民族利益的勾當。他們胡說“西藏處在三大國環視之下，北方是蘇聯，東方是中國，南方是印度，我們不好偏向某一國而給予它一種特權，冷落其他兩國，因其如此，幹幹脆脆把他們全部拒絕。……希望美國政府籌借8百萬美金，作為藏幣的準備金，希望貴國用大量的機器和電力設備，同我們交換藥材和羊毛。”還說什麽：“西藏與中國的聯係，僅隻是宗教上的聯係，中國根本無權管轄西藏人民，我們用什麽護照出國，中國根本就不配過問。”從他們的言行可以明顯看出，這次出國的真正目的，決不是一般的商務考察和與各國建立貿易關係，而是想在國際上獲得對西藏“獨立”的承認。然而，事與願違，他們這種分裂祖國的可恥行徑，在國外到處碰壁，沒有得到任何一個國家的承認。1948年冬，他們隻好取道法國、瑞士、意大利、印度返回西藏。

　　1948年冬至1949年初，當中國人民解放軍在毛澤東主席、朱德總司令的指揮下，取得了三大戰役決定性勝利的情況下，美國等國家驚慌異常，出於他們“遏製”共產主義“擴張”的目的而不斷地在西藏進行偵察並修築工事，以期將西藏控製在它的手中，作為“反共”的軍事基地。

　　在這一段時間裏，美國在西藏問題上的表現總體而言還是比較慎重的，這還可以從以下幾個事例中看出。

　　1943年，美國拒絕了英國關於承認西藏可以與其他國家交換外交代表的權利的建議，國務院並於5月15日的一份外交備忘錄中陳述了他們在西藏問題上的立場：美國政府深知中國政府一貫支持對西藏地方擁有宗主權和中國憲法將西藏列入中國版圖這一事實，對於此從未提出過異議。同時，美國陸軍當局也認為，為了自己在中國的全局利益，美國應該避開有關西藏“獨立”或“中立”（按：指戰時西藏欲以“獨立”國家身份局外中立）的爭端。

　　1946年5月，西藏的所謂“親善代表團”在專程去印度拜會美國駐新德裏大使時，曾向美方提出了邀美派官員訪問西藏的請求。為此，1947年1月，美國駐新德裏使館代辦喬治·R·米勒克（George R Merrek）向華盛頓遞交了一份很長的電報說，應該派一個使團前往拉薩，作為對西藏“友好代表團”的回訪，並且宣稱“不難看出，從對拉薩的友好姿態中獲得的好處，要比因此招致與蔣介石的關係中可能出現的困難重要得多”。但是，美國國務院對此態度較為審慎。國務卿艾奇遜（Dean Acheson）在回答美國官員訪問拉薩的提議時說：“（美國）同西藏人的友誼是好的，但是美國對西藏的訪問會使西藏人和中國人引起誤解。”

　　總而言之，在這段時間裏，美國政府對西藏問題采取的政策與活動是具有兩麵性的：一方麵有殖民與擴張的霸權野心；另一方麵考慮到與蔣介石政權的密切關係而有所收斂。對此，美國人諾曼·霍爾在論述西藏“商務代表團”的內幕及活動的書中，將美國政府既熱衷侵略西藏又不得不拉攏國民黨政權的兩麵手法描繪得淋漓盡致。他說：“1948年初，商務代表團在美國呆了4個月之後，再次集中研究了西藏從宗主國中國獲得獨立的問題。西藏人拒絕使用中國護照，而美國則發給了他們特別簽證，這些簽證隻發給美國還沒有承認國家的公民。此外，西藏人顯然不要中國人的任何幫助，也不要中國人參加，由他們自己同美國人締結協定。中國人提出了抗議，指出如果讓西藏人這樣取得獨立的地位，那就會給內政造成嚴重困難。國民黨中國政府對整個事件特別關切，它一再得到美國的保證：美國對中國和西藏的立場沒有變，也決不會變。不久，在對待西藏人的態度上也表現出來了，（西藏）代表團希望謁見杜魯門。而中國顧問（按：指國民黨政府顧維鈞大使）堅持認為謁見時他應在場，而美國對此表示了同意。為了不再屈從於中國的宗主權，西藏人隻好決定不見總統。西藏人受了挫折。他們未能獲得在法律上承認其事實上的獨立（美國對西藏事實上的獨立是確認的，從沒有懷疑過），而隻是在讓美國不再繼續作中國對西藏享有法律上權利的保證方麵取得成功。況且，這種法律上權利由神秘的宗主權變成主權，這意味著政治上更依附於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