遠牧昆侖：盛彤笙院士紀實

六十九、伉儷情深

　　正當盛彤笙“老驥伏櫪”之時，1984年初，夫人鄒東明複發腦溢血突然去世，這對晚年的盛彤笙無疑是一個沉重的打擊。

　　鄒東明女士出生於1923年，江蘇無錫人，1943年考入中央大學師範學院藝術係，師從我國著名畫家徐悲鴻、張書旗、陳之佛等學國畫。她為人熱情開朗，美麗大方，氣質不凡，是一名書畫出眾的才女。1947年，鄒東明從中央大學畢業，辭別錦繡江南，離開故鄉和親人，來到大西北的蘭州與盛彤笙完婚。

　　常言道，好女人是一所學校。為了成就丈夫的一番事業，鄒東明女士作出了很大的犧牲。我們曾經采訪過盛彤笙的胞妹盛佩芝老人，談到對鄒東明的印象，她甚至有“我嫂子嫁給我哥真是可惜了”的感歎。她回憶說：

　　“我嫂子長得很漂亮，有一種氣質，是中大的校花，專業上也學得好，有造詣，她的家境也好，教授之家，父親鄒鍾琳是中大教授。她在中大有不少追求者，但她的父親死活就隻看上了我哥，認為他很有才氣，將來一定有出息。1947年到蘭州來完婚，那年我哥已36歲，嫂子才24歲。到大西北真是吃苦來了，蘭州交通不便，冬天很冷，生的煤爐子，吃水要到黃河去拉，回來後用明礬沉澱才能吃。嫂子來後沒有工作，因為當時社會上很亂，外出做事不安全，1954年我哥到中科院後嫂子才出來工作，在圖書館當管理員，以後到蘭州獸研所也是管管資料，專業也丟了。但嫂子生性樂觀，能吃苦，不計較這些。解放前環境險惡，每個學校都派了特務，再加上師資、經費的困難，辦學非常艱難，我哥自尊心很強，壓力大，心情不好。打成“右派“後，很消沉，特別是在”文革“中，成天遭批鬥甚至毒打，我哥一度感到人生毫無意思，甚至有輕生的想法，這個時候，總是我嫂子開導他，用樂觀的天性和賢惠的溫情感染他。嫂子考慮問題也周全，在每次拉出去批鬥前，讓他穿一件棉短大衣，為的是準備挨打時少受些皮肉之苦。有嫂子陪伴在身邊，總算度過了一個又一個難關，嫂子是我哥的精神支柱。”

　　盛彤笙的兒媳馬曉玲對婆母也有一段深情的回憶：

　　“我婆婆是大家閨秀，在眾人的眼裏她是江南美女。她非常樂觀、開朗、豁達，她的氣質影響著我們大家。在她身上看不到嬌驕二氣，心理的承受能力很強，不管發生了什麽事情，隻要到了婆婆那裏就沒事了。她總是在努力化解那些令人不愉快的事，盡量減少別人的痛苦，是一家人的主心骨。我們的兒子小時候得了一場大病，醫生一會兒說是腦炎，一會兒診斷為敗血症，我們急得不得了，婆婆一直安慰我們，還幫助我們分析孩子的病情，安慰我們‘別聽他們胡說，不會是敗血症，孩子的病會好的’，後來兒子的病果然好了。公公平時很少說話，家裏的氣氛全靠她調節，什麽事都能拿得起、放得下。上世紀40年代末，婆婆隨公公從南京到了蘭州，當年蘭州的生活條件與南京有著天壤之別。但是，為了公公能在艱苦的大西北開創出一番事業來，她完全犧牲了自己的一切，特別是自己的專業也放棄了，很多人為她感到惋惜。當初她如果不離開南京，一直搞專業的話，完全有可能成為一位了不起的畫家。”

　　說到鄒東明，不能不提到她的父親、我國傑出的農業昆蟲學家鄒鍾琳。他早年留學美國，先在明尼蘇達大學學習昆蟲學和昆蟲生態學，獲碩士學位；繼而進入康奈爾大學攻讀博士學位。回國後在國立中央大學執教，創建了昆蟲研究室，曾受中央大學校長吳有訓之聘，任農學院院長。解放後任南京農學院學術委員會副主任、教務處長、中國農學會副理事長等職，國家一級教授。他是我國水稻螟蟲防治的先驅，在昆蟲生態學的研究、應用和果樹害蟲防治上有突出貢獻，出版了我國第一部《昆蟲生態學》著作。從教63年，更是滋蘭樹惠，桃李芬芳。作為書香世家，他膝下的兩兒兩女從小就接受了良好的教育。老先生的眼力自是不凡，由於同在中央大學執教，彼此又比鄰而居，盛彤笙經常往來於他家，老先生非常欣賞他的人品和才華，留下了極好的印象，雖然家境貧寒，雖然年齡差距較大，盛彤笙到他家中，鄒東明見了一直稱他為“老兄”，有時甚至笑呼他“叔叔”，可老先生就是在女兒眾多的追求者中，認定了盛彤笙，為自己的女兒選中一位可以托付終身的佳婿，成就了女兒的美滿姻緣。1947年女兒大學一畢業，他又以博大的胸襟，支持女兒來到大西北，與丈夫度過了很長一段甘苦與共、相濡以沫的歲月。

　　流年似水。盛彤笙從1947年在蘭州完婚，到1978年冬夫妻倆悄然離開蘭州，來到江蘇省農科院，31年彈指一揮間。這個他曾經創造過輝煌的地方，卻沒能容下一位博古通今的學者，終至他在這裏難以發揮自己的一技之長，難以對社會有所貢獻，在逆境中忍受歧視和誹謗，落得劫後餘生，留下了無限傷痛，相扶以歸，令人感慨唏噓！

　　鄒東明退休來到南京後，因照料丈夫的疾病，頻繁往來於醫院與居室之間，疲於奔波，終致腦血管宿疾複發，於1983年12月22日住進醫院。之後病情加重，嘔吐昏迷，甚至用呼吸機幫助呼吸，行氣管切開術，並插入胃管，終無力回天。1984年1月13日，對盛彤笙來說，這是一個“黑色星期五”，是一個痛徹心肺的星期五，他特意將這一天的日曆撕了下來，貼在記事本上並寫下了這樣幾段話：

　　“1月13日下午1時40分東明的心髒停止跳動，人天永訣，痛哉！”；

　　“1月14日下午向遺體告別，火化，6時30分骨灰回家，魂兮歸來！”

　　他最親愛的人就這樣走了！年輕和中年時的相親相愛、相敬如賓，苦度了36年的艱難歲月，剛剛迎來雲消霧散的日子，正欲攜手老年相濡以沫、頤養天年，卻不意撒手西歸。他在給一位友人的信中說：“我老年失伴，痛苦之情，不可名狀，這一巨大打擊，不知何時才能恢複。”盛彤笙常常一個人在院子裏散步，不說一句話，老是在沉思，在無盡的懷念之中……

　　是啊！36年多來，這個家都是她在支撐著。來蘭州不久，當時社會上很亂，外出做事不安全，他沒有讓她出來工作，她安心在家相夫教子，照顧一家人的生活起居。精致入味的菜肴，光鮮得體的衣著，使一家人在外總是顯得體麵而精神。每當他從事著作或譯著時，她就在一旁幫助抄寫、整理稿件。解放後，她才出來工作，先是在西北畜牧部搞收發。以後到蘭州的中科院西北分院，也隻是在院圖書館管管圖書資料，與她原先所學的專業毫不相幹，但她從未在工作上提一點個人要求，雖然她也是徐悲鴻的弟子，雖然在國畫上也很有造詣，雖然她也十分喜愛寫字作畫，但她更知道丈夫身上的擔子很重，她不願因自己的事幹擾丈夫的工作。即使家中的事情，親友間的事情，都是她在全力張羅，沒有分散他的一點精力。就連該男子漢出麵的事，她也一力承當。他清楚地記得，解放前在小西湖時，一天傍晚時分，兩個持槍的劫匪闖進家中，不知從哪裏打探到他從德國獲得醫學和獸醫學博士學位回國時，德國科學院獎給的一塊鑽石懷表，進門便抓住他說，你把從德國帶回來的那隻懷表拿出來！他說，你們要我家的任何東西我都可以給，唯獨這塊懷表不能給。盜賊見文的不行便要來武的，她怕丈夫吃虧，衝在前麵將他與劫匪隔開，大聲說：“放掉他，要殺殺我，我管錢，他不管錢。”她的氣勢，一時把劫匪鎮住了，雖然最後還是搶走了懷表，但她的勇氣令人刮目相看。

　　她的熱情大度也是滿院皆知。當年創辦獸醫學院，招聘來的教師，在那個兵荒馬亂的年代，從南方到大西北路途遙遠，交通阻隔，西蘭公路經常有土匪出沒，打劫行人，他怕來的教師路途不安全，往往前去西安接應。從南京請來的教師，隻要是坐飛機來的，他也要親自到蘭州東郊機場迎接。來了以後，就在他家中吃飯，她傾其所有，熱情接待。中央大學的章道彬、胡祥璧、高行健及朱宣人、蔣次昇、任繼周夫婦等許多人都是如此，直到將一切安排妥當才離開他家。1947年畢業於上海南通學院的謝念難，是盛彤笙召喚來的，他考慮一個女孩子獨身在外不安全，就一直安排在家裏吃住，直到結婚才離開。有一年，南京大學教授鄭集應邀到蘭州講學一學期，就一直在他家中，吃住都由她照應。修了教授樓也是安排其他教授先住，自己住的土坯房，她從來沒有怨言。

　　文化大革命中的遭遇更使他覺得自己的妻子深明大義。無端的受辱，非人的折磨，不公的遭遇，他內心曾數次憤憤不平，也曾閃現過輕生的念頭。他不是聖人，想當初立誌教育救國以不負所學，奔赴西北以展鴻願，而今翼羽豐滿卻不可以高飛，大鵬折翅，翱翔不得；騏驥伏櫪，誌在千裏，卻被韁繩所係，馳騁不得。現在又是日日批鬥，夜夜聲討。昔日之名師，今成改造對象；往日座上賓，今成階下囚，何錯之有！那麽多的不幸和磨難，使他百思不得其解，巨大的反差吞噬著他的心靈。中國知識分子曆來有“士可殺而不可辱”、“寧為玉碎，不為瓦全”的氣節，他們活則頂天立地，決不苟且偷生。鄒東明對丈夫知之甚深，明察秋毫，雖然她自己也受了多少委屈，擔了多少驚嚇，但卻反而勸慰他：“大丈夫當能屈能伸，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世亂必有終了之時，你胸懷報國之誌，定會有實現之日，而今一些人不堪受辱以自殺抗爭，以死明誌，反而落得個自絕於黨，自絕於人民，以叛徒定性，稱其死有餘辜，又累及家室兒女親友，實在不值得。”這些話如醍醐灌頂，使他一下清醒了許多。他覺得一人之死，死不足惜，若使親朋故友因己之死而觸禍端、遭株連，那真成罪過，對人不起。再看看麵前賢惠的妻子和一雙熟睡的兒女，盛彤笙為顧及自己名聲的一念之私而感愧疚。妻子和親友的屢屢開導，使他心情慢慢釋然，重歸自信。他的心中又升起了一輪新的太陽。以後，他在受批挨鬥之餘，傾情於翻譯外國學術名著和科技資料，作為解脫之道，心中也增加了幾分淡定與自如。

　　現在，相倚相伴、風雨同舟的夫人先自己而去了，頃刻之間陰陽兩隔，怎不令他悲痛欲絕，肝腸寸斷！此後的一段時間裏，盛彤笙經常手撫骨灰盒，連聲呼喚著“魂兮歸來！”每日三餐，座旁總要擺一副碗筷，一張座椅，猶如夫人仍陪伴在身邊。在每年的清明、鄒東明的忌日、生日這三個日子裏，還要為他奏一曲安魂曲，以慰亡靈，直到1985年5月因身罹癌症住進醫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