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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八、“奮其餘生”
盛世修典。1978年，在中央高層的提議下，國務院決定編輯出版《中國大百科全書》，由胡喬木任總編輯委員會主任，動員全國學術界2萬餘人參與，趁著老一輩專家學者還健在的時候即著手編寫，完成這項中國科學文化事業的重要基礎性工程，
盛彤笙開始擁抱科學的春天。1979年，他以在全國獸醫界無可替代的地位，受命擔任《中國大百科全書·農業卷》農業編輯委員會委員、獸醫學部分主編。獸醫分支又分十幾個學科的編寫組，每個寫作組又有多位專家學者參加，工作浩繁複雜，牽涉麵廣。同年，他還擔任《中國畜牧獸醫辭典》主編和審校《德漢動物學辭匯》的工作。這三大著作都是業務範圍廣，科學性強，中、外文字水平和專業水準要求高的著作，參與撰寫的也都是全國獸醫界的宿耆元老。他對參加編寫聯絡工作的人員說：“中國現在是太平盛世，編寫中國大百科全書是傳世之作，任務十分重要，值得我們集中精力去做。”
盛彤笙是如何主持這一工作，以確保“傳世之作”質量的呢？這裏我們還是引用江蘇省農科院阮德成等人的精彩敘述：
“盛彤笙的健康狀況不佳，但仍然以他那種一絲不苟的嚴謹，求實，力求文字表達準確的風格，逐字逐句地推敲，有時為一個字、一個詞、一個術語竟討論一兩小時，翻閱大量中外資料求證，盡量求證無誤。
比如，對人與動物可以互相感染的傳染疾病可以有多種提法：‘人獸共患病’、‘人畜共患病’、‘人與動物共患病’，說法不一，大意相同，業內學者各抒己見。盛彤笙經反複權衡，認為用‘人與動物’、‘人與獸’似乎均範圍過寬，且‘獸’給人以‘野’的感覺，而家畜飼養相對集中，人與畜接觸較多，互相感染機會也多，似用‘人畜共患’較為切實。盡管這種定義若幹年內仍可能有爭論，有待逐步求得一致認識，但作為詞典的編纂人仔細推敲，力求有一個較為切合實際的表達，便於領會，其態度是求實的。為了準確表達，他將有些詞條與撰稿人多次商榷，書信往來達七次之多才定稿。
還有關於豬氣喘病病原的討論，一種意見稱病毒；一種意見稱黴形體；還有一種意見稱支原體。盛先生則從微生物角度按照微生物形態、結構、生化、生物學特性來詳細討論該病原的定名。
諸如此類的研討，都給我們留下深刻印象：科學家治學的嚴謹正是從每一件細微小事上求實，要言之有理，言之有據，方能為人接受，而絕不可隨心所欲。
盛先生治學求實的精神，還表現在另一小事上，記得有一次為了一個新的翻譯名詞，有人去請教他，盛先生思忖片刻，說道：‘我還未接觸過這一名詞，容我查查資料看看。’過了幾天盛先生回答：‘實在查不到，也不好隨意解釋了。’身為博學之士，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令人起敬。再就是盛先生本人對於文字的書寫，也是十分工整，橫、撇、豎、捺，筆筆到位，字跡秀麗端莊，無論是撰文還是在稿件上批注修改，皆是如此，絕無潦草的塗抹。正如古語講，文如其人，字如其人。”
弟子任繼周也曾經飽含深情地談到盛彤笙在編纂辭書時的一些往事：
“這時的盛先生年逾古稀，身體已經十分虛弱，但為了確保著作的質量，他不顧自己年老體衰，在審核稿件時，必須找到各個詞條的原文，一一仔細訂正。剛到江蘇農科院任研究員，還不太受重視，什麽都要自己做，為了科學術語的準確統一，他唯恐打印工人不熟悉外文及拉丁文，他自己刻蠟版，交付油印後，又親自到郵局投寄。當時他對我說，為了審改稿件，他前後親手發出300多份郵件。我想最終會不止此數，每當我想到年逾七旬的老院士，自己伏案刻蠟版，自己步履蹣跚地去郵局投送那300多份郵件，我的心情無法平靜。但科學巨人盛彤笙，以他那寬闊的胸懷，承受了這一切。”
他本人的記載更是直接見證了他是如何“奮其餘生，為四化盡綿力”的。
盛彤笙親屬交給我們一本記事本，這是盛彤笙從1981年5月10日赴京參加中科院第四次學部委員大會開始，到1985年5月22因病住院止，前後整整4年，也就是1472天中每天簡要的活動記錄。筆者根據這個記事本，就參加會議、接待來訪、書寫信件、撰寫文章等方麵作了一個粗略的統計：
1.參加的各類會議如全國政協會議4次73天，第四次中科院學部委員大會1次13天，國務院學位評議小組會議4次47天，全國性的學術會議3次15天；參加江蘇省的有關會議7次19天；院內各種學術會議、活動15次13天，總共34次180天；
2.主持和參加的“百科全書”和“辭典”的撰寫人會議、主編聯席會、撰稿人碰頭會、聯絡員會、定稿會等10次22天；
3.拜訪中央有關部委的領導、老朋友、老同事75人次；在家中或會議期間接待來人435人次。時任江蘇省省長顧秀蓮、江蘇省委副書記孫晗、甘肅省省長李登瀛、副省長王秉祥、農業部長何康、副部長劉瑞龍等都多次在京、寧兩地登門拜訪，暢敘快意；
4.發出各類信件1132封。其中僅與任繼周討論切磋“大畜牧業”思想和發展黃土高原畜牧業的信件就有35封之多，與辭書的編寫人員信件來往更是多達800多封；
5.給全國性會議、中央有關部委、中國農科院、江蘇省政府等撰寫書麵發言、工作建議、有關學術文章、學科設置評議意見、科研鑒定意見27篇。
前麵說過，盛彤笙此時“身體已經十分虛弱，健康狀況不佳”，具體到什麽程度呢？他本人的記事本也作過記載，這幾年因重病住院就5次、赴連雲港療養1次，共82天。他原本就體質較弱，加之多年的勞形案牘，平時需服用大量的安眠藥方能入睡，有時還突然暈倒。圓園世紀70年代先是糖尿病，後是出現“尿滲低於血滲”的尿崩症，雖經治療，效果甚微，到80年代，病症更是頻發，很多時候禁水禁飲。眾多的社會活動也使他不堪重負，他曾經在參加一次全國性的學術會議後給一位友人的信中說：“這次會議真是‘疲勞轟炸’，我這個多病的瘦老頭實在難於招架，簡直精疲力竭，近於崩潰的邊緣”。
“壯誌不隨華發改，羸軀偏與素心違。”這是民族英雄林則徐63歲暮年之時在貴州所作的詩句，既表達了自己為國為民的雄心壯誌不因年老而改變，但也歎息羸弱的身軀已事與願違的心情。這兩句詩也頗能反映盛彤笙晚年的境況。此時的盛彤笙疾病纏身，但對三大“傳世之作”卻強支病體，辛勤操勞，一絲不苟，善始善終。他多次在北京、南京、上海主持“百科全書”及“辭典”的撰寫人會議、主編聯席會、撰稿人碰頭會、聯絡員會、定稿會；幾乎每天都要接待撰稿人或聯絡人員，許多時候外出開會一下飛機或火車，在家中還沒有坐穩，他們就找上門來；即使因病住院，病榻前也來人不斷。辭書的副主編胡祥璧、何正禮、許綬泰、於船、劉瑞三、鄭慶端、謝成俠等，以及編委王洪章、馮其輝、趙輝元、陳北亨、袁昌國、蔣次昇、汪世昌、陶金、熊大仕、陳振旅、韓正康、蔡寶祥、宋保田等更因商議工作，你來我往，登門就教，定奪編務。
更多的是通過信件切磋一些學術觀點，或是討論其中的條目，很多情況下一天要寫四五封信，最多時八九封，或寄出數十份印刷品。僅僅因為“狂犬病”一個條目，他與老同事胡祥璧就通信12次，而且一寫就是四五頁甚至七八頁，不亞於一篇論文的分量，許多信件在寫好後，還要謄寫一份留底備查。這幾年，由於會議、審稿、寫信、接待，他經常處於超負荷運行狀態，加之他又是事事嚴謹認真，件件親力親為，這幾年幾乎耗幹了他心血，以至於任務還沒有完成，就將他徹底放倒。但這三本“傳世之作”就是他的豐碑，其中主編的《中國畜牧獸醫辭典》，全書收入詞目8000多條，釋文200多萬字，成為一部經典辭書，更是他和許多專家學者心血凝成、造詣精深的學術財富。隨著全國性學術活動不斷增多，盛彤笙作為一個學部委員的價值和分量也日益顯示出來。他先後多次參加了國家科委、國家農牧漁業部、中國科學院、中國農業科學院大批科研成果鑒定會議，特別是一些重大鑒定項目，更是不可或缺。當時國家科委科技司的費開偉司長曾專程來南京，請他主持鑒定會，並說：“畜牧獸醫這個行業的成果鑒定會，一定要有您老先生參加。”江蘇省農科院在80年代初期，科技成果鑒定不很規範，在盛彤笙的指導下走上了正軌，該院科研處處長孫頷非常欽佩他的大氣度和大手筆，感歎地說：“對科技成果的評審一定要像盛老先生那樣評”。孫頷以後曆任江蘇省農業科學院院長，江蘇省委副書記，江蘇省第六屆政協主席。
盛彤笙主持對畜牧獸醫博士、碩士學位授予權和職稱的評審，不僅任務繁重，其中還不乏登門說情者，他都堅持標準，細致嚴謹，不容半點弄虛作假。但對確因學術發展需要授予的學科點，他都力挺解決。有一年評審博士點，南京農大獸醫專業動物生理生化因為隻有一個教授，不夠評博士點的條件，但他認為南京農大是以畜牧獸醫專業為基礎辦了幾十年的老學校，這個專業連個博士點都沒有說不過去，很不利於今後人才培養和學科的發展。關鍵時刻他出手相援，1984年在南農設立了動物生理生化博士點。從這件事可以看到他對畜牧獸醫教育事業的高度關注和保護，也傾注了他的感情。
晚年使盛彤笙尤感欣慰的是在恢複了與德國獸醫同行的聯係後，親自向他當年的同學寫信，推薦了“二承”去德國留學。“二承”，即山東農科院的楊承諭、南京農業大學的陸承平，他們的名字裏都有一個“承”字，故稱之。他們分別赴德國的圖賓根聯邦動物病毒病研究中心進修和慕尼黑大學攻讀博士，造就了兩位英才。
在大西北，有一件讓盛彤笙縈繞於心，一直難以釋懷的事，這就是國內唯一的獸醫學院。他將自己半生的心血都傾注在這所學校上，在他離開這所學校時，師資力量是國內獸醫界頂尖的，儀器設備是國內同類學校最好的，其學術水平，也可以和當年社會主義陣營的任何一個國家的獸醫學院相媲美。但在1958年的“大躍進”中，甘肅省委為了實施“文化西流”的戰略，先是將學校遷往河西走廊的武威黃羊鎮，後又不顧條件的許可，貿然決定把西北畜牧獸醫學院與一無房舍、二無圖書設備、三無教師，還處於籌備階段的甘肅農學院合並，擴充為甘肅農業大學，一哄而起地成立了10多個專業，多數“先天不足，後天失調”。結果“文化西流”的戰略流產，學校身陷大漠戈壁，遠離省會的科教文化中心，學術交流活動很難進行，有關專業的教學和科研困難重重，加之人才大量流失，使獸醫專業的學術水平每況愈下。當得知這些情況後，他十分痛心地說：“甘農大弄得如此淒涼，令人傷感。1958年的這一做法，名義上是發展，實際上是使獸醫部分受到削弱，終致骨幹教師紛紛離校而學校瀕於瓦解，這是我終生一大憾事。”
這何嚐又不是廣大教師的憾事呢？原西北畜牧獸醫學院教師、後調中國農科院蘭州畜牧與獸藥研究所的宗恩澤研究員曾經說過這樣一段頗具代表性的話：
“50多年過去了，現在回頭看學院最大的損失就是摘掉了獸醫學院的帽子，戴上了甘肅農大的帽子，把一所國內唯一的獸醫學院辦得沒有了。”
“文革”結束後，盛彤笙利用參加全國政協會議和其他各種會議的機會，在提案中和講話中，多次提出應恢複並增設獸醫學院。他的疾呼終於引起了高層的關注，國家農業部早在70年代末就力主另辦一所獸醫學院，讓甘肅省拿出意見。鑒於當時的形勢，雖然最終未果，但卻成為甘肅農業大學回遷蘭州辦學的先聲。經學校廣大師生的不懈努力，省上終於決定將甘肅農業大學回遷蘭州，1981年底獲得國務院批準，挽救了一所在大西北有重要影響的綜合性農業大學。
甘肅農業大學的回遷，國家農業部、教育部的態度十分關鍵。由於有盛彤笙、朱宣人等在高層的奮力陳詞，兩部的領導旗幟鮮明地給予了支持。當時的學校領導拿著省政府的文件到農業部匯報時，何康部長說：“甘肅農大從曆史上到現在都做了大量的工作，是有成績的。1958年遷入黃羊鎮辦學，多年的實踐證明，在那個地方辦學不行。我們同意並支持農大搬遷，實質性的問題是經費，農業部給予一定的支持”。之後，農業部起草了一個文件，轉請教育部會簽，讓教育部對農大的搬遷有一個明確的態度。教育部副部長黃辛白聽取了學校的匯報後說，“我查閱了你們學校的曆史檔案，農大的前身是西北畜牧獸醫學院，是教育部管理的高校，部裏對農大的搬遷是支持的。”兩部的態度，促成了國務院1981年很快批準了學校的回遷。農業部還每年給農大投資150萬元，連續給了3年；教育部也盡其所能，給予了一定數量經費的支持，在學校的基建中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可以說，如果沒有盛彤笙在高層的極力呼籲，沒有兩部在態度和經費上旗幟鮮明的支持，農大的回遷之路，將更加艱難曲折。
盛彤笙開始擁抱科學的春天。1979年，他以在全國獸醫界無可替代的地位，受命擔任《中國大百科全書·農業卷》農業編輯委員會委員、獸醫學部分主編。獸醫分支又分十幾個學科的編寫組，每個寫作組又有多位專家學者參加，工作浩繁複雜，牽涉麵廣。同年，他還擔任《中國畜牧獸醫辭典》主編和審校《德漢動物學辭匯》的工作。這三大著作都是業務範圍廣，科學性強，中、外文字水平和專業水準要求高的著作，參與撰寫的也都是全國獸醫界的宿耆元老。他對參加編寫聯絡工作的人員說：“中國現在是太平盛世，編寫中國大百科全書是傳世之作，任務十分重要，值得我們集中精力去做。”
盛彤笙是如何主持這一工作，以確保“傳世之作”質量的呢？這裏我們還是引用江蘇省農科院阮德成等人的精彩敘述：
“盛彤笙的健康狀況不佳，但仍然以他那種一絲不苟的嚴謹，求實，力求文字表達準確的風格，逐字逐句地推敲，有時為一個字、一個詞、一個術語竟討論一兩小時，翻閱大量中外資料求證，盡量求證無誤。
比如，對人與動物可以互相感染的傳染疾病可以有多種提法：‘人獸共患病’、‘人畜共患病’、‘人與動物共患病’，說法不一，大意相同，業內學者各抒己見。盛彤笙經反複權衡，認為用‘人與動物’、‘人與獸’似乎均範圍過寬，且‘獸’給人以‘野’的感覺，而家畜飼養相對集中，人與畜接觸較多，互相感染機會也多，似用‘人畜共患’較為切實。盡管這種定義若幹年內仍可能有爭論，有待逐步求得一致認識，但作為詞典的編纂人仔細推敲，力求有一個較為切合實際的表達，便於領會，其態度是求實的。為了準確表達，他將有些詞條與撰稿人多次商榷，書信往來達七次之多才定稿。
還有關於豬氣喘病病原的討論，一種意見稱病毒；一種意見稱黴形體；還有一種意見稱支原體。盛先生則從微生物角度按照微生物形態、結構、生化、生物學特性來詳細討論該病原的定名。
諸如此類的研討，都給我們留下深刻印象：科學家治學的嚴謹正是從每一件細微小事上求實，要言之有理，言之有據，方能為人接受，而絕不可隨心所欲。
盛先生治學求實的精神，還表現在另一小事上，記得有一次為了一個新的翻譯名詞，有人去請教他，盛先生思忖片刻，說道：‘我還未接觸過這一名詞，容我查查資料看看。’過了幾天盛先生回答：‘實在查不到，也不好隨意解釋了。’身為博學之士，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令人起敬。再就是盛先生本人對於文字的書寫，也是十分工整，橫、撇、豎、捺，筆筆到位，字跡秀麗端莊，無論是撰文還是在稿件上批注修改，皆是如此，絕無潦草的塗抹。正如古語講，文如其人，字如其人。”
弟子任繼周也曾經飽含深情地談到盛彤笙在編纂辭書時的一些往事：
“這時的盛先生年逾古稀，身體已經十分虛弱，但為了確保著作的質量，他不顧自己年老體衰，在審核稿件時，必須找到各個詞條的原文，一一仔細訂正。剛到江蘇農科院任研究員，還不太受重視，什麽都要自己做，為了科學術語的準確統一，他唯恐打印工人不熟悉外文及拉丁文，他自己刻蠟版，交付油印後，又親自到郵局投寄。當時他對我說，為了審改稿件，他前後親手發出300多份郵件。我想最終會不止此數，每當我想到年逾七旬的老院士，自己伏案刻蠟版，自己步履蹣跚地去郵局投送那300多份郵件，我的心情無法平靜。但科學巨人盛彤笙，以他那寬闊的胸懷，承受了這一切。”
他本人的記載更是直接見證了他是如何“奮其餘生，為四化盡綿力”的。
盛彤笙親屬交給我們一本記事本，這是盛彤笙從1981年5月10日赴京參加中科院第四次學部委員大會開始，到1985年5月22因病住院止，前後整整4年，也就是1472天中每天簡要的活動記錄。筆者根據這個記事本，就參加會議、接待來訪、書寫信件、撰寫文章等方麵作了一個粗略的統計：
1.參加的各類會議如全國政協會議4次73天，第四次中科院學部委員大會1次13天，國務院學位評議小組會議4次47天，全國性的學術會議3次15天；參加江蘇省的有關會議7次19天；院內各種學術會議、活動15次13天，總共34次180天；
2.主持和參加的“百科全書”和“辭典”的撰寫人會議、主編聯席會、撰稿人碰頭會、聯絡員會、定稿會等10次22天；
3.拜訪中央有關部委的領導、老朋友、老同事75人次；在家中或會議期間接待來人435人次。時任江蘇省省長顧秀蓮、江蘇省委副書記孫晗、甘肅省省長李登瀛、副省長王秉祥、農業部長何康、副部長劉瑞龍等都多次在京、寧兩地登門拜訪，暢敘快意；
4.發出各類信件1132封。其中僅與任繼周討論切磋“大畜牧業”思想和發展黃土高原畜牧業的信件就有35封之多，與辭書的編寫人員信件來往更是多達800多封；
5.給全國性會議、中央有關部委、中國農科院、江蘇省政府等撰寫書麵發言、工作建議、有關學術文章、學科設置評議意見、科研鑒定意見27篇。
前麵說過，盛彤笙此時“身體已經十分虛弱，健康狀況不佳”，具體到什麽程度呢？他本人的記事本也作過記載，這幾年因重病住院就5次、赴連雲港療養1次，共82天。他原本就體質較弱，加之多年的勞形案牘，平時需服用大量的安眠藥方能入睡，有時還突然暈倒。圓園世紀70年代先是糖尿病，後是出現“尿滲低於血滲”的尿崩症，雖經治療，效果甚微，到80年代，病症更是頻發，很多時候禁水禁飲。眾多的社會活動也使他不堪重負，他曾經在參加一次全國性的學術會議後給一位友人的信中說：“這次會議真是‘疲勞轟炸’，我這個多病的瘦老頭實在難於招架，簡直精疲力竭，近於崩潰的邊緣”。
“壯誌不隨華發改，羸軀偏與素心違。”這是民族英雄林則徐63歲暮年之時在貴州所作的詩句，既表達了自己為國為民的雄心壯誌不因年老而改變，但也歎息羸弱的身軀已事與願違的心情。這兩句詩也頗能反映盛彤笙晚年的境況。此時的盛彤笙疾病纏身，但對三大“傳世之作”卻強支病體，辛勤操勞，一絲不苟，善始善終。他多次在北京、南京、上海主持“百科全書”及“辭典”的撰寫人會議、主編聯席會、撰稿人碰頭會、聯絡員會、定稿會；幾乎每天都要接待撰稿人或聯絡人員，許多時候外出開會一下飛機或火車，在家中還沒有坐穩，他們就找上門來；即使因病住院，病榻前也來人不斷。辭書的副主編胡祥璧、何正禮、許綬泰、於船、劉瑞三、鄭慶端、謝成俠等，以及編委王洪章、馮其輝、趙輝元、陳北亨、袁昌國、蔣次昇、汪世昌、陶金、熊大仕、陳振旅、韓正康、蔡寶祥、宋保田等更因商議工作，你來我往，登門就教，定奪編務。
更多的是通過信件切磋一些學術觀點，或是討論其中的條目，很多情況下一天要寫四五封信，最多時八九封，或寄出數十份印刷品。僅僅因為“狂犬病”一個條目，他與老同事胡祥璧就通信12次，而且一寫就是四五頁甚至七八頁，不亞於一篇論文的分量，許多信件在寫好後，還要謄寫一份留底備查。這幾年，由於會議、審稿、寫信、接待，他經常處於超負荷運行狀態，加之他又是事事嚴謹認真，件件親力親為，這幾年幾乎耗幹了他心血，以至於任務還沒有完成，就將他徹底放倒。但這三本“傳世之作”就是他的豐碑，其中主編的《中國畜牧獸醫辭典》，全書收入詞目8000多條，釋文200多萬字，成為一部經典辭書，更是他和許多專家學者心血凝成、造詣精深的學術財富。隨著全國性學術活動不斷增多，盛彤笙作為一個學部委員的價值和分量也日益顯示出來。他先後多次參加了國家科委、國家農牧漁業部、中國科學院、中國農業科學院大批科研成果鑒定會議，特別是一些重大鑒定項目，更是不可或缺。當時國家科委科技司的費開偉司長曾專程來南京，請他主持鑒定會，並說：“畜牧獸醫這個行業的成果鑒定會，一定要有您老先生參加。”江蘇省農科院在80年代初期，科技成果鑒定不很規範，在盛彤笙的指導下走上了正軌，該院科研處處長孫頷非常欽佩他的大氣度和大手筆，感歎地說：“對科技成果的評審一定要像盛老先生那樣評”。孫頷以後曆任江蘇省農業科學院院長，江蘇省委副書記，江蘇省第六屆政協主席。
盛彤笙主持對畜牧獸醫博士、碩士學位授予權和職稱的評審，不僅任務繁重，其中還不乏登門說情者，他都堅持標準，細致嚴謹，不容半點弄虛作假。但對確因學術發展需要授予的學科點，他都力挺解決。有一年評審博士點，南京農大獸醫專業動物生理生化因為隻有一個教授，不夠評博士點的條件，但他認為南京農大是以畜牧獸醫專業為基礎辦了幾十年的老學校，這個專業連個博士點都沒有說不過去，很不利於今後人才培養和學科的發展。關鍵時刻他出手相援，1984年在南農設立了動物生理生化博士點。從這件事可以看到他對畜牧獸醫教育事業的高度關注和保護，也傾注了他的感情。
晚年使盛彤笙尤感欣慰的是在恢複了與德國獸醫同行的聯係後，親自向他當年的同學寫信，推薦了“二承”去德國留學。“二承”，即山東農科院的楊承諭、南京農業大學的陸承平，他們的名字裏都有一個“承”字，故稱之。他們分別赴德國的圖賓根聯邦動物病毒病研究中心進修和慕尼黑大學攻讀博士，造就了兩位英才。
在大西北，有一件讓盛彤笙縈繞於心，一直難以釋懷的事，這就是國內唯一的獸醫學院。他將自己半生的心血都傾注在這所學校上，在他離開這所學校時，師資力量是國內獸醫界頂尖的，儀器設備是國內同類學校最好的，其學術水平，也可以和當年社會主義陣營的任何一個國家的獸醫學院相媲美。但在1958年的“大躍進”中，甘肅省委為了實施“文化西流”的戰略，先是將學校遷往河西走廊的武威黃羊鎮，後又不顧條件的許可，貿然決定把西北畜牧獸醫學院與一無房舍、二無圖書設備、三無教師，還處於籌備階段的甘肅農學院合並，擴充為甘肅農業大學，一哄而起地成立了10多個專業，多數“先天不足，後天失調”。結果“文化西流”的戰略流產，學校身陷大漠戈壁，遠離省會的科教文化中心，學術交流活動很難進行，有關專業的教學和科研困難重重，加之人才大量流失，使獸醫專業的學術水平每況愈下。當得知這些情況後，他十分痛心地說：“甘農大弄得如此淒涼，令人傷感。1958年的這一做法，名義上是發展，實際上是使獸醫部分受到削弱，終致骨幹教師紛紛離校而學校瀕於瓦解，這是我終生一大憾事。”
這何嚐又不是廣大教師的憾事呢？原西北畜牧獸醫學院教師、後調中國農科院蘭州畜牧與獸藥研究所的宗恩澤研究員曾經說過這樣一段頗具代表性的話：
“50多年過去了，現在回頭看學院最大的損失就是摘掉了獸醫學院的帽子，戴上了甘肅農大的帽子，把一所國內唯一的獸醫學院辦得沒有了。”
“文革”結束後，盛彤笙利用參加全國政協會議和其他各種會議的機會，在提案中和講話中，多次提出應恢複並增設獸醫學院。他的疾呼終於引起了高層的關注，國家農業部早在70年代末就力主另辦一所獸醫學院，讓甘肅省拿出意見。鑒於當時的形勢，雖然最終未果，但卻成為甘肅農業大學回遷蘭州辦學的先聲。經學校廣大師生的不懈努力，省上終於決定將甘肅農業大學回遷蘭州，1981年底獲得國務院批準，挽救了一所在大西北有重要影響的綜合性農業大學。
甘肅農業大學的回遷，國家農業部、教育部的態度十分關鍵。由於有盛彤笙、朱宣人等在高層的奮力陳詞，兩部的領導旗幟鮮明地給予了支持。當時的學校領導拿著省政府的文件到農業部匯報時，何康部長說：“甘肅農大從曆史上到現在都做了大量的工作，是有成績的。1958年遷入黃羊鎮辦學，多年的實踐證明，在那個地方辦學不行。我們同意並支持農大搬遷，實質性的問題是經費，農業部給予一定的支持”。之後，農業部起草了一個文件，轉請教育部會簽，讓教育部對農大的搬遷有一個明確的態度。教育部副部長黃辛白聽取了學校的匯報後說，“我查閱了你們學校的曆史檔案，農大的前身是西北畜牧獸醫學院，是教育部管理的高校，部裏對農大的搬遷是支持的。”兩部的態度，促成了國務院1981年很快批準了學校的回遷。農業部還每年給農大投資150萬元，連續給了3年；教育部也盡其所能，給予了一定數量經費的支持，在學校的基建中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可以說，如果沒有盛彤笙在高層的極力呼籲，沒有兩部在態度和經費上旗幟鮮明的支持，農大的回遷之路，將更加艱難曲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