遠牧昆侖：盛彤笙院士紀實

六十七、鄧小平與第四次院士大會

　　1976年10月，黨中央一舉粉碎“四人幫”，結束了“文化大革命”十年內亂，確立了實現四個現代化的政治路線，國家進入社會主義建設新時期。

　　1977年，鄧小平在複出後不久的一次講話中說：“靠空講不能實現現代化，必須有知識，有人才”。“一定要在黨內造成一種空氣：尊重知識，尊重人才”。1978年3月全國科學大會勝利召開，這是新中國科技發展史上的又一座裏程碑。在大會開幕式上，鄧小平在大會上重申了“科學技術是生產力”這一馬克思主義基本觀點。鄧小平更是自告奮勇提出“願意當大家的後勤部長”。他說：“為了實現科學研究計劃，為了把科學研究工作搞上去，還必須做好後勤保證工作，為科學技術人員創造必要的工作條件，這也是黨委的工作內容。我願意當大家的後勤部長，願意同各級黨委的領導同誌一起，做好這方麵的工作。”中科院院長郭沫若在大會閉幕式上用詩人的語言宣告：“這是革命的春天，這是人民的春天，這是科學的春天！”此後，全國開始了大規模的複查與平反冤假錯案的工作，為廣大知識分子解脫精神枷鎖。

　　在甘肅省委的高度重視下，1978年盛彤笙的錯劃“右派”問題得到改正，恢複了政治名譽和科研一級工資待遇；中國科學院恢複了他的學部委員職務。1984年，中國農科院蘭州獸研所黨委全麵認真地對盛彤笙的曆史問題進行了複查，如關於他在德國參加留德同學會、關於參加國民黨、關於獸醫學院與“中美農村複興委員會西北辦事處”合作進行獸疫防治、關於成立“國立獸醫學院應變委員會”、關於參與簽名“反共宣言”等問題，在1949年以後多次受到審查，使他一直背著沉重的包袱，精神上的壓抑實在無以言表。他對獸研所黨委的複查結論幾乎字斟句酌，寫了大量的補充材料和說明，以期還曆史本來麵目。最後，蘭州獸研所黨委在反複征求本人意見後，作出了如下結論：

　　“盛彤笙同誌在1930至1933年在南京和上海上大學期間，曾多次掩護過我黨地下黨員，在德國留學期間，曾參加我黨外圍組織，並經常用結餘經費，捐贈黨在巴黎出版的《救國時報》，為抗日盡到了自己應盡的責任。解放後，一貫擁護中國共產黨，熱愛社會主義，忠誠、熱心於黨的教育事業和科研事業，為黨和人民做出了較大的貢獻。經所黨委會一九七八年三月二十四日會議討論決定：盛彤笙同誌曆史清楚，以上問題，屬一般性曆史問題。

　　在“文化大革命”中對盛彤笙同誌進行群眾‘專政’、抄家、醜化、嚴刑逼供是錯誤的。對盛彤笙汙蔑不實的材料全部予以銷毀。對原1972年12月29日所作的‘關於盛彤笙政治曆史問題的審查結論’應予撤銷”。

　　盛彤笙看後，在“複查結論”上鄭重地寫下“同意”二字，並簽上了自己的姓名。

　　上麵複查的這些問題，我們在前麵已敘述了事情的緣由，這些問題猶如一塊巨石壓在他身上整整30年，現在終於掀去，強加在他頭上的種種政治帽子被摘掉了，檔案中的不實材料也被清理銷毀。在今天這樣寬鬆的政治環境中，人們很難想象這些問題對他造成的傷害，在“四人幫”肆虐的年代裏，誰的檔案裏如果有“曆史複雜”、“海外關係”這樣幾個字，就足以讓你處於絕望的境地。陰霾終於過去，他以前所未有的輕鬆和興奮，決心全身心地投入到未來的工作中去。

　　在舉國一致向四個現代化進軍的大背景下，1981年5月，中國科學院第四次學部委員大會在北京隆重召開，盛彤笙出席了這一盛會。

　　開幕式當日，黨和國家領導人鄧小平、趙紫陽、彭真、鄧穎超、王震、韋國清、烏蘭夫、方毅、王任重、薄一波、陸定一等出席了會議，會見了大會主席團全體成員，進行了親切的談話，並同出席大會的全體學部委員合影。

　　會議期間，中共中央書記處邀請參加會議的全體學部委員在中南海懷仁堂舉行座談會，胡耀邦，萬裏、方毅，穀牧、宋任窮、姚依林、彭衝等同誌出席座談會。其具體情況，盛彤笙在記事本上記下了這樣一段話：

　　“1981年5月20日，上午10時，中央書記處接見，胡耀邦同誌講話。他認為這次大會選出新的領導機構是我國科學發展曆史上的一件大事。他在介紹了全國形勢後，談到黨中央對科學家的兩點期望：第一，深入生產實際找任務；第二，以主人翁的姿態幹工作。宋任窮在座談會上發言，強調科學教育工作要從幼兒和兒童教育做起，這是我們科學事業發展的基礎。姚依林在發言中表示，經濟計劃部門要和科學界密切合作，使今後的經濟工作建立在更科學的基礎上。”

　　在這次大會上，盛彤笙還聆聽了方毅院長所作的中國科學院工作報告，指出現在的學部委員大會是中國科學院最高決策機構，這是一個重大的改革，是黨和政府依靠科學家的具體體現與組織保證。學部工作要在我國經濟、社會的發展中發揮更大的作用，首先是使我們的科學研究工作能為國家的經濟建設提供更多的成果，作出更大的貢獻。第二，黨中央和國務院要求中國科學院對黨和國家在科學技術方麵起到參謀作用。第三，希望學部委員在科學技術同社會經濟的結合上，向廣大幹部和群眾宣傳科學技術的重要作用。

　　參加第四次學部委員大會，受到我國現代化建設和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的親切接見，被邀請參加中南海的院士座談會，在時隔20多年後的這一係列重大活動，使盛彤笙備受鼓舞。他的耳邊還不時響起鄧小平的話語：“科學技術是生產力，這是馬克思主義曆來的觀點。”“知識分子已經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革命事業需要有一批傑出的革命家，科學事業同樣需要有一批傑出的科學家”。他覺得，這些高瞻遠矚的話語真是說到大家的心裏，黨和國家沒有忘記我們這些老一代的科技工作者，實現四個現代化我們老一代的科技工作者有用武之地。

　　1957年反右後曆經磨難，屢受挫折，雖飽讀詩書，學貫中西，長期以來卻難有作為、少有建樹的經曆，使盛彤笙深感必須給知識分子創造一個寬鬆的政治環境，解除他們的後顧之憂，有一個用武之地。1982年8月，江蘇省委召開落實知識分子政策座談會，省委拿出了一個落實知識分子政策的“十四條”，決心為全省知識分子辦好14件實事，如職稱、待遇、入黨、住房、子女就業、專業對口、平反冤假錯案等，這使與會人員備受鼓舞，會上反應熱烈，發言踴躍，但大家也擔心這十四條措施能否盡快兌現。此時，盛彤笙以他那一貫的直言快語在座談會上說：

　　“全國500萬知識分子中，江蘇省就有75萬，占全國的七分之一，說明江蘇是個人文薈萃、人才濟濟的地方。也說明了江蘇落實知識分子政策任務繁重，把江蘇的工作做好了，就等於做好了全國七分之一以上的工作。大家對這十四條熱烈擁護，希望能盡快實現，不要拖延。因為很多中老年知識分子擔心自己現在已五十多歲，再拖延個三五年或七八年，就已經進入老年人的行列，即令政策落實，他們能發揮作用的時間也有限了。

　　這就使我想起來漢朝一個叫顏駟的人的故事。顏駟是漢武帝宮中一個專管皇帝乘坐車輦的郎官，有一天，漢武帝乘輦在宮中巡遊，遇見了顏駟，看見他須發皆白，衣衫襤褸，就問他怎麽這麽大年紀才做上一個郎官呢？顏駟啟奏武帝說：‘我從文帝時就做郎官了，但是文帝重視文人，而我卻是學武藝的；到景帝時，重用老臣，而我當時還年輕；現在陛下（指武帝）卻又重視年輕人，而我已經老了，所以三代不遇。武帝聽了之後很憐憫他，總算給他升了級。

　　這種情況也許到現在還不是完全沒有。南京某高校有一個教師去世，我去參加追悼會，據我所知，這位教師在抗日戰爭時期在四川時就已經是講師了，抗戰勝利回到南京後不久就升了副教授，可在追悼會上，學校領導宣讀悼詞，才知道這位70多的教師仍然還隻是個副教授，他的遭遇同顏駟頗有相似之處。

　　由此可見，一些中年知識分子擔心等不到這些條文的落實的心情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希望作出決定後要盡快付諸實施，該晉級的晉級，必要時還可以越級，不要有百分比的限製，不要一年隻能提升百分之幾，使得許多早應提升的人遲遲得不到提升，還在等待之中。隻要夠資格，合乎條件的就都要提升。提升後工資也應當相應增加，不能隻提級不加薪，那樣仍然是畫餅充饑，解決不了實際問題。”

　　“馮唐易老，李廣難封”，王勃的千古名言道盡了人才難為世所用、所容的悲劇。盛彤笙以他長期以來所特有的強烈的人才意識，以及用人時不我待，求賢若渴，舉之以誠，用之以信的博懷卓見，切中了當時在重用知識分子上的種種積弊，其膽識氣魄，難有人及。在他發言後，大家報以熱烈的掌聲，因為他說到了問題的關鍵之處，代表了大家的心聲。

　　在全黨上下的共同努力下，社會上出現了一個尊重知識、尊重人才的政治局麵。廣大知識分子迎來了政治的春天、科學的春天。

　　隨著知識分子政策的全麵落實，盛彤笙進一步得到黨和國家的重視與關懷。1980年1月，盛彤笙參加了中國農科院學術委員會會議，國務院副總理方毅等接見了與會的農業科學家。1981年國家實施學位製度後，盛彤笙受命擔任國務院學位委員會第一屆學科評議組成員兼小組召集人。1978年後，他被聘為國家科委農業生物學科組成員，並擔任中國畜牧獸醫學會副理事長，中國畜牧獸醫學會學術顧問委員會副主任，中國畜牧獸醫學會名譽理事長，中國微生物學會人畜共患疾病專業委員會副主任等學術職務。中共中央組織部1985年8月27日專門給江蘇省委發出文件：“經研究，同意盛彤笙按副省長級待遇”。江蘇省委同時給他分配了一套省級幹部的住房。

　　“東隅已逝，桑榆未晚”。政治上的充分信任，工作上的放手使用，加之在曆史上還他以清白，使這位老科學家振奮不已。在北京參加國務院學位委員會評議小組召集人會議的1983年元旦當日，盛彤笙在記事本上寫下了當時的心情：

　　“是日天朗氣清，晴空萬裏，人在北京；高登八達嶺而充好漢，下探地下宮而訪幽靈；宿願得償，餘心大快。記此數語，以留鴻爪。”

　　此時他雖然體弱多病，但非常珍惜這一寶貴時機，向組織一再表示“俾能奮其餘生，為四化盡其綿力”。他在晚年之時，在智慧之光熄滅之前，又幹了一件精彩收官之作，也翻過了他濃墨重彩的人生中最後一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