遠牧昆侖：盛彤笙院士紀實

六十五、“我該走了”

　　1978年8月7日，蘭州市遭遇了一場50年不遇的特大暴雨。3天後的《甘肅日報》以“軍民並肩戰洪災”為題，報道了這一災情：

　　“從七日淩晨三時到早上八時的五個小時內，降雨八十九點二毫米，大約相當於全年降雨量的四分之一。暴雨造成山洪暴發，洪水咆哮著衝向市區和農田。頓時，寬闊的馬路變成長河，低窪的地區積水一米多深。洪水衝毀了一些房屋，阻塞了一些地區的交通，毀壞了一些農田，有的工廠被迫停電停產。

　　當暴雨還在傾瀉的時候，全市軍民就已緊張地動員起來，英勇地同暴雨、洪水進行搏鬥：巷道裏，一隊隊解放軍指戰員跑步奔向險區；馬路上，一輛輛滿載抗洪物資的汽車駛向深水地段。廣大機關幹部、工人、學生和街道居民紛紛提上水桶，同洪水展開巷戰。”

　　上麵之所以引這樣一段報道，是因為當年的這場雨，改變了盛彤笙以後的人生軌跡。他雖然在蘭州獸醫研究所工作，但家仍在小西湖的蘭州中獸醫研究所院內。這裏雖然較西津路稍高，但南麵的伏龍坪地勢更高，上麵山洪暴發，洪水漫入院中，眼前一片汪洋。盛彤笙當年在國立獸醫學院修了教授樓，但自己住的一直都是土坯房的小院，以後中獸醫研究所修建鍋爐房，小院被拆除，他的家搬到另一處土坯房中，情況比原來的還要糟，坐南朝北，終日陰暗，地勢低窪，水一浸泡，全部坍塌。他畢生的藏書、多年來積累的資料以及家中的衣物用品等，均被泥水損毀，僅兒子盛天舒赤身逃得性命。

　　從外地趕回小西湖家中的盛彤笙夫婦見到眼前這一片狼藉之狀，相顧無言，痛楚不已。且事隔多日，竟然無人搶救搬運。從“反右”到“文革”，鄒東明未曾流過眼淚，而今麵對此景，傷心至極，禁不住失聲痛哭。使盛彤笙尤為痛惜的是，原本想利用自己獨有的醫學和獸醫學的雙重學術背景，撰寫《比較免疫學》和《比較流行病學》兩部填補空白的開拓性著作，作為晚年的收官之作，他為之作了長時期的思考，收集了大量資料，不意也在這場大雨中毀於泥漿之下。以他的年齡、精力，已經不允許他收拾殘局，從頭開始了，兒子從他痛苦萬狀的表情中清楚地聽到了父親的喃喃自語：“我該走了！”

　　他的夫人鄒東明本來就有高血壓，在突如其來的打擊下，驚悸之中突發腦溢血，經醫院緊急搶救，雖然保住了性命，但卻也落下了後遺症。想要調換住房，所裏又無法解決，隻得暫在伏羲堂的一個角落裏棲身。正在這時，中國農科院副院長左葉來蘭州獸研所視察工作，專門到家中看望了盛彤笙，當看到這樣一位大學者簡陋的住房、艱難的處境，不禁唏噓不已。當盛彤笙提出因身體多病要求調到南方工作時，左葉副院長慨然相允。本來中國農業科學院仍希望他去北京，他婉辭了。在農業部的關照下，經甘肅省委和江蘇省委同意，1978年冬，盛彤笙調往江蘇省農業科學院。至此，他為大西北的畜牧獸醫事業整整奮鬥了32個春秋，他的青春年華和黃金時段都獻給了大西北，他是帶著深深的遺憾和無限的依戀離開的，因為這裏曾經寄托了他的理想，有他未竟的事業，還有他同甘共苦過的同事和弟子。離別時，他已近68歲。

　　盛彤笙調到南京工作不久，原甘肅省委書記，後任江蘇省委書記處書記的張仲良得知後，特意備了一桌宴席，一來為他的到來接風，二來當麵表示自己的歉意，但又擔心當年造成巨大的心靈創傷，盛彤笙是否能接受邀請。但豁達大度的盛彤笙如約前來了。“正是江南好風景，落花時節又逢君。”兩個過去的“冤家”對頭又在南京聚首，兩雙手緊緊地握在了一起，但見四目相對，雙方均覺千言萬語不知從何說起。終於，“盛老，您好！”“書記，您好！”一聲問候泯恩仇，兩人又成了經常往來的契友。後來，張仲良生病住院，盛彤笙更是多次到醫院探望，給了他不少慰藉。1983年3月，這位老領導病故，盛彤笙前去吊唁，其夫人說：“盛老，您蒙受的冤屈，他一直深感內疚，真的對不起您！”這一聲“對不起”的道歉是逝者自我反省的表達，然而，殊不知當時的一錯，卻斷送了一位愛國科學家的大半生，阻礙了他充分發揮專長、提高我國畜牧獸醫教育和畜牧業生產水平的願望和機會，何嚐又不是一個曆史的悲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