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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二、挑戰“以糧為綱”
進入改革開放新時期，轉變觀念、解放思想成為衝破一切精神禁錮的曆史潮流。但在發展畜牧業的問題上仍存在不少思想阻力，各種看法爭議不休，“以糧為綱”還占據正統地位。在1980年3月西安召開的討論黃土高原的生產方式會議上，盛彤笙開始了向“以糧為綱”發出挑戰。他與任繼周聯合作了《黃土高原的土壤侵蝕與農業格局》的發言，提出在西北通過合理地利用土地資源，將種草養畜作為改變黃土高原麵貌的根本大計，使畜牧業總產值達到或超過農業總產值50豫的“以牧為主”的觀點。
這個觀點一提出，就像沸騰的油鍋裏撒了一把鹽，劈劈啪啪的響起，報刊上和學術界頓時熱鬧了起來。這年9月，《人民日報》發表一篇《以畜牧為主的道路在我國行得通嗎？》的文章，對“以畜牧業為主”的觀點進行批駁，從多方麵闡述了我國的農業發展，還必須堅持“以糧為綱”，在有限的耕地上生產出更多的糧食和經濟作物，滿足工業發展和人民生活的需要，在目前糧食供需矛盾突出的情況下，要拿出足夠的糧食來發展畜牧業是不現實的，也是行不通的。文章還舉例說：“西德畜牧業之所以能在農業中占很高的比重，主要是由於20世紀70年代混合飼料工業的發展，而混合飼料工業又是依賴於進口糧食的。”對此，盛彤笙在一篇文章中反駁說：“據我所知，西歐從中世紀起，就重視發展畜牧業，到20世紀50年代，西德畜牧業產值的比重在農業總產值中，就已占到50豫以上，並不是由於混合飼料發展之後才得到這樣的成果的。”當他得知任繼周要到歐洲訪問時，還要求他：“這次你到西歐去，希望能留意一下他們發展畜牧業的曆史經驗，搜集一些這方麵的材料和數字，以便駁斥這種錯誤論點。”
1980年12月，《人民日報》發表一篇《抓緊糧食生產 搞好多種經營》的社論，更是官方對“以牧為主”觀點的正麵回應。社論說：
“調整農業結構，規劃農業生產，把糧食生產擺在什麽位置上？如何發揮糧食生產的優勢，做到農林牧副漁全麵發展？這是一個關係農業全局、關係整個國民經濟的重大問題。
實踐說明，各種優勢的發揮，都不能不以糧食生產的發展作為基礎和前提。調整農業布局，要十分重視糧食生產。我國人口眾多，解決10億人口的吃飯問題是一個嚴重任務。現在全國每人平均占有糧食還隻有600多斤，是一個很低的水平。相當一部分農民口糧不足，城市用糧標準也不高，這是一個不容回避的實際困難。我國人民的食物構成以糧食為主，動物性食品少，應當逐步改變。我們應當充分利用草原、草坡和人類不能直接食用的農副產品發展畜牧業、漁業；發展畜牧業、漁業又需要大量糧食。如果每人平均占有糧食的數量不能逐步增加，也就拿不出足夠的糧食來發展畜牧業、漁業，改變食物構成也就是一句空話。”
社論還特別強調要注意防止從一個片麵走向另一個片麵，把糧食生產放到無足輕重的地位。農業的調整要在量力而行的思想指導下既考慮需要，又考慮可能。態度要積極，步子要穩妥。
盛彤笙在看完這篇社論後，在記事本上記下了這樣一段話：
“這種論調經常可以在報刊社論上看到，貌似公正，很有迷惑人心的作用。‘既考慮需要，又考慮可能’，實則是排斥畜牧業。到本世紀末，人口將增加到12億，耕地麵積還會縮小，單打一搞糧食生產，肉食還會進一步減少，盡管別的方麵已經現代化或者接近現代化，但是食物組成上恐怕更會向‘古代化’倒退，退到孟子的理想‘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的水平上，這將是對我們農業工作者和畜牧工作者的一個極大的諷刺。”
1980年底，中國農科院提出一個設想，計劃20年後，也就是到20世紀末，我國人均年占有肉量52斤，略超出1979年的世界人均水平，人均占有糧食800斤。全國一些農牧學家在討論這一規劃時，盛彤笙在發言中說，52斤的食肉量，充其量是1960—1970年世界水平，假如到20世紀末，我們才停留在這個水平上，那隻能算是“近代化”，不能算是現代化。當時有個畜牧學家在討論中說：“假如糧食人均隻有800斤，肉占有量決達不到52斤，還談不上大力發展畜牧業，沒有糧食無法吃肉啊！”對畜牧學家還持這種論調，盛彤笙感到難以理喻。
1981年2月，有個學者在《光明日報》發表《十億人口的吃飯問題仍然是第一位大事———必須注意發揮我國的糧食優勢》的一篇文章，指出無數次的實踐證明，哪一個階段不重視農業，不重視糧食生產，哪一個階段國民經濟就處於極為糟糕的時期。對於中國來說，人口眾多的現實，使重視農業特別是糧食生產有著極端重要性。養活10億人口需要有充足的糧食，而且還主要依靠自給，而不能依靠進口。把10億人口的口糧依托國際市場或者說其他國家，是靠不住的，也是相當危險的。中國這個最為基本的國情就決定了10億人口的吃飯問題仍然是第一位大事。
同年的《經濟參考》上還有一篇文章說，“花生蛋白乳……營養價值可與牛奶媲美”，主張多吃植物性蛋白質，不要多吃動物性蛋白質，以免造成動脈等心血管硬化的惡果。盛彤笙看後批注：“這是想用發展大豆種植這種‘中國式’的現代化來代替畜牧業的發展，是一朵一現的曇花，經不起時間、實踐和科學的考驗。我們中國人在很長一段時間裏，將憂慮營養不良，動物性蛋白質和動物性脂肪不夠的問題”。
基於上述種種論調，盛彤笙認為是“以糧為綱”這個“幽靈”仍然在到處徘徊。放著通衢大道不走，至今仍然片麵強調“以糧為綱”，實在是形而上學的思維作祟，現在應該站出來說話了。1981年3月，在中科院學部大會上，他將自己多年來對發展畜牧業的思路係統地進行了梳理，作了一個長篇發言，提出我們除應樹立“大農業”和“大糧食”的觀點之外，還應當樹立“大畜牧業”的思想。這一新觀點的提出，真可謂振聾發聵，耳目一新。發言當天，他在記事本上寫道：“講完之後，反映很好，認識與不認識的，都向我表示讚同。”《人民日報》記者在現場采訪，也很敏銳地抓住了這篇發言，預見到這將是一個影響深遠的觀點，隨後刊登播發全國。因為這一觀點後麵還要專題敘述，此處不再贅言。
當然不是一兩篇文章，一兩次講話就能扭轉固有的思維，但他決心堅定不移地走下去。當他聽說草原學家任繼周擔任《中國大百科全書》畜牧方麵的第一副主編時，極為高興，他在給任繼周的信中說：“有許多事情，我們可以共同努力，一定要鼓吹不完全靠糧食即能發展畜牧業的觀點。你在編輯百科全書過程中，也要小心有些人將此謬論出現在舉世矚目的全書之中。責任極其光榮重大，將對我國的畜牧業發展起到深遠的影響，請勿等閑視之。我建議我們今後要把宣傳發展全國（特別是‘農區’）畜牧業這一任務擔當起來，多朝這一方麵思考、研究、寫作、發言，這是時代擺在我們身上的光榮職責。我們應當不放棄任何機會，鼓吹畜牧業的發展才是。”
由於盛彤笙等一些畜牧獸醫界有識之士的共同努力，更由於經濟發展和人民需求的大勢所趨，加速我國畜牧業發展的呼聲終於得到高層認可。1982年，當時的一位中央主要領導說“畜牧業發展了，糧食的消耗量肯定會減少的。中國應當逐步成為糧食消耗少的國家，逐步降為每人300斤。農業要研究戰略，這就是戰略”。時任農業部部長的何康也在一次會議上說：“我國的耕地麵積少，不利於單搞糧食，要搞多種經營，全麵發展。過去片麵強調‘以糧為綱’，帶來很多弊病。”也就是說，中央領導層在解決吃飯問題上，不再堅持“以糧為綱”了，還可以探索多種方式、多種途徑，而畜牧業應該作為戰略來進行研究。盛彤笙看後深受鼓舞，他在記事本上寫下了這樣一句話：“至少是許多年來從來沒有聽到過國家領導人明確地說這樣的話。我們應當趁熱打鐵，做文章鼓吹這種正確的戰略。”
連中央領導也加入到挑戰“以糧為綱”的行列，這樣一來，風向就發生了根本的改變。
1983年8月，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胡耀邦同誌來甘肅視察。他說：
“我到甘肅來，不唱天，不唱地，專唱一本草木記。甘肅省委提出要治窮致富的問題，治窮致富的關鍵在哪裏？這兩天我們共同商量的結果是；一個要種草，一個要種樹，叫種草種樹，治窮致富。經過二三十年的努力，把甘肅變成一個全國第一流的林業基地和牧業基地。我們不提什麽糧食基地，沒有糧食怎麽辦呢？林業搞上去了，牧業搞上去了，糧食自然會搞上去的。我看了你們一個舞蹈，叫‘反彈琵琶’。沒有糧食你老是抓糧食，總是抓不上去。所以糧食我索性不談，來個“反彈琵琶”。就是把調子變過來，不能老是老辦法彈。現在不‘彈’糧食，要‘彈’種草，‘彈’種樹，‘彈’林業，‘彈’牧業。昨天我編了個順口溜：甘肅農業要開花，要來它個‘反彈琵琶’。你現在著急搞糧食，反而搞不上去。現在來個‘反彈琵琶’，這無非是十年，十五年，甚至二十年糧食不夠吃。過去糧食不夠吃沒有辦法，現在全國有辦法。你們說中央每年補給你們十二億斤糧食。十二億斤算個啥！就是四百三十個列車嘛，一年下來，一天還不到一列車半。所以，中央多給你們幾年糧食問題不大。但是，林業搞不上去，牧業搞不上去，老百姓就富不起來，糧食也永遠搞不上去。甘肅把林業、牧業搞上去，把草種起來，樹種起來，意義可不簡單！”
胡耀邦還說，我們思想來一個大轉變、大解放，就是不從抓糧食去抓糧食。先有了草，有了樹，才能多喂牲口，喂了牲口就有肥，有了肥就有糧。你沒有牛，沒有豬，沒有羊，就沒有肥。你要搞糧，連燒的都沒有，還搞什麽糧！今天我講兩個口號：一戶人家“十畝草山兩畝林，子子孫孫不再窮”；“兩頭牲口十隻羊，光景一年比一年強”。
在視察中，胡耀邦還題詞：
“種草種樹、發展畜牧是改變甘肅麵貌的根本大計”。
盛彤笙從1963年提出種草養畜，加快畜牧業發展的建議，到中央領導接受這一意見，大念草木經時，已過了整整20個年頭。其間從批判、排斥、不被理解，再到提升為戰略高度加以肯定，走過了一段漫長而曲折的道路。他並沒有因一時的不理解甚至批判而沮喪過、動搖過、灰心過，為了“強壯一個民族”的崇高目標，他始終是矢誌不移、孜孜不倦，一往無前。當得知胡耀邦等中央領導在甘肅視察時的有關講話後，他十分感慨地說：“領導上能夠提倡先從種草、到處種草做起，這就很好。有了草就不怕畜牧業得不到發展，有了草我們就會有做不完的事情。”
一個科學家的胸襟就是這樣博大而澄澈。
這個觀點一提出，就像沸騰的油鍋裏撒了一把鹽，劈劈啪啪的響起，報刊上和學術界頓時熱鬧了起來。這年9月，《人民日報》發表一篇《以畜牧為主的道路在我國行得通嗎？》的文章，對“以畜牧業為主”的觀點進行批駁，從多方麵闡述了我國的農業發展，還必須堅持“以糧為綱”，在有限的耕地上生產出更多的糧食和經濟作物，滿足工業發展和人民生活的需要，在目前糧食供需矛盾突出的情況下，要拿出足夠的糧食來發展畜牧業是不現實的，也是行不通的。文章還舉例說：“西德畜牧業之所以能在農業中占很高的比重，主要是由於20世紀70年代混合飼料工業的發展，而混合飼料工業又是依賴於進口糧食的。”對此，盛彤笙在一篇文章中反駁說：“據我所知，西歐從中世紀起，就重視發展畜牧業，到20世紀50年代，西德畜牧業產值的比重在農業總產值中，就已占到50豫以上，並不是由於混合飼料發展之後才得到這樣的成果的。”當他得知任繼周要到歐洲訪問時，還要求他：“這次你到西歐去，希望能留意一下他們發展畜牧業的曆史經驗，搜集一些這方麵的材料和數字，以便駁斥這種錯誤論點。”
1980年12月，《人民日報》發表一篇《抓緊糧食生產 搞好多種經營》的社論，更是官方對“以牧為主”觀點的正麵回應。社論說：
“調整農業結構，規劃農業生產，把糧食生產擺在什麽位置上？如何發揮糧食生產的優勢，做到農林牧副漁全麵發展？這是一個關係農業全局、關係整個國民經濟的重大問題。
實踐說明，各種優勢的發揮，都不能不以糧食生產的發展作為基礎和前提。調整農業布局，要十分重視糧食生產。我國人口眾多，解決10億人口的吃飯問題是一個嚴重任務。現在全國每人平均占有糧食還隻有600多斤，是一個很低的水平。相當一部分農民口糧不足，城市用糧標準也不高，這是一個不容回避的實際困難。我國人民的食物構成以糧食為主，動物性食品少，應當逐步改變。我們應當充分利用草原、草坡和人類不能直接食用的農副產品發展畜牧業、漁業；發展畜牧業、漁業又需要大量糧食。如果每人平均占有糧食的數量不能逐步增加，也就拿不出足夠的糧食來發展畜牧業、漁業，改變食物構成也就是一句空話。”
社論還特別強調要注意防止從一個片麵走向另一個片麵，把糧食生產放到無足輕重的地位。農業的調整要在量力而行的思想指導下既考慮需要，又考慮可能。態度要積極，步子要穩妥。
盛彤笙在看完這篇社論後，在記事本上記下了這樣一段話：
“這種論調經常可以在報刊社論上看到，貌似公正，很有迷惑人心的作用。‘既考慮需要，又考慮可能’，實則是排斥畜牧業。到本世紀末，人口將增加到12億，耕地麵積還會縮小，單打一搞糧食生產，肉食還會進一步減少，盡管別的方麵已經現代化或者接近現代化，但是食物組成上恐怕更會向‘古代化’倒退，退到孟子的理想‘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的水平上，這將是對我們農業工作者和畜牧工作者的一個極大的諷刺。”
1980年底，中國農科院提出一個設想，計劃20年後，也就是到20世紀末，我國人均年占有肉量52斤，略超出1979年的世界人均水平，人均占有糧食800斤。全國一些農牧學家在討論這一規劃時，盛彤笙在發言中說，52斤的食肉量，充其量是1960—1970年世界水平，假如到20世紀末，我們才停留在這個水平上，那隻能算是“近代化”，不能算是現代化。當時有個畜牧學家在討論中說：“假如糧食人均隻有800斤，肉占有量決達不到52斤，還談不上大力發展畜牧業，沒有糧食無法吃肉啊！”對畜牧學家還持這種論調，盛彤笙感到難以理喻。
1981年2月，有個學者在《光明日報》發表《十億人口的吃飯問題仍然是第一位大事———必須注意發揮我國的糧食優勢》的一篇文章，指出無數次的實踐證明，哪一個階段不重視農業，不重視糧食生產，哪一個階段國民經濟就處於極為糟糕的時期。對於中國來說，人口眾多的現實，使重視農業特別是糧食生產有著極端重要性。養活10億人口需要有充足的糧食，而且還主要依靠自給，而不能依靠進口。把10億人口的口糧依托國際市場或者說其他國家，是靠不住的，也是相當危險的。中國這個最為基本的國情就決定了10億人口的吃飯問題仍然是第一位大事。
同年的《經濟參考》上還有一篇文章說，“花生蛋白乳……營養價值可與牛奶媲美”，主張多吃植物性蛋白質，不要多吃動物性蛋白質，以免造成動脈等心血管硬化的惡果。盛彤笙看後批注：“這是想用發展大豆種植這種‘中國式’的現代化來代替畜牧業的發展，是一朵一現的曇花，經不起時間、實踐和科學的考驗。我們中國人在很長一段時間裏，將憂慮營養不良，動物性蛋白質和動物性脂肪不夠的問題”。
基於上述種種論調，盛彤笙認為是“以糧為綱”這個“幽靈”仍然在到處徘徊。放著通衢大道不走，至今仍然片麵強調“以糧為綱”，實在是形而上學的思維作祟，現在應該站出來說話了。1981年3月，在中科院學部大會上，他將自己多年來對發展畜牧業的思路係統地進行了梳理，作了一個長篇發言，提出我們除應樹立“大農業”和“大糧食”的觀點之外，還應當樹立“大畜牧業”的思想。這一新觀點的提出，真可謂振聾發聵，耳目一新。發言當天，他在記事本上寫道：“講完之後，反映很好，認識與不認識的，都向我表示讚同。”《人民日報》記者在現場采訪，也很敏銳地抓住了這篇發言，預見到這將是一個影響深遠的觀點，隨後刊登播發全國。因為這一觀點後麵還要專題敘述，此處不再贅言。
當然不是一兩篇文章，一兩次講話就能扭轉固有的思維，但他決心堅定不移地走下去。當他聽說草原學家任繼周擔任《中國大百科全書》畜牧方麵的第一副主編時，極為高興，他在給任繼周的信中說：“有許多事情，我們可以共同努力，一定要鼓吹不完全靠糧食即能發展畜牧業的觀點。你在編輯百科全書過程中，也要小心有些人將此謬論出現在舉世矚目的全書之中。責任極其光榮重大，將對我國的畜牧業發展起到深遠的影響，請勿等閑視之。我建議我們今後要把宣傳發展全國（特別是‘農區’）畜牧業這一任務擔當起來，多朝這一方麵思考、研究、寫作、發言，這是時代擺在我們身上的光榮職責。我們應當不放棄任何機會，鼓吹畜牧業的發展才是。”
由於盛彤笙等一些畜牧獸醫界有識之士的共同努力，更由於經濟發展和人民需求的大勢所趨，加速我國畜牧業發展的呼聲終於得到高層認可。1982年，當時的一位中央主要領導說“畜牧業發展了，糧食的消耗量肯定會減少的。中國應當逐步成為糧食消耗少的國家，逐步降為每人300斤。農業要研究戰略，這就是戰略”。時任農業部部長的何康也在一次會議上說：“我國的耕地麵積少，不利於單搞糧食，要搞多種經營，全麵發展。過去片麵強調‘以糧為綱’，帶來很多弊病。”也就是說，中央領導層在解決吃飯問題上，不再堅持“以糧為綱”了，還可以探索多種方式、多種途徑，而畜牧業應該作為戰略來進行研究。盛彤笙看後深受鼓舞，他在記事本上寫下了這樣一句話：“至少是許多年來從來沒有聽到過國家領導人明確地說這樣的話。我們應當趁熱打鐵，做文章鼓吹這種正確的戰略。”
連中央領導也加入到挑戰“以糧為綱”的行列，這樣一來，風向就發生了根本的改變。
1983年8月，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胡耀邦同誌來甘肅視察。他說：
“我到甘肅來，不唱天，不唱地，專唱一本草木記。甘肅省委提出要治窮致富的問題，治窮致富的關鍵在哪裏？這兩天我們共同商量的結果是；一個要種草，一個要種樹，叫種草種樹，治窮致富。經過二三十年的努力，把甘肅變成一個全國第一流的林業基地和牧業基地。我們不提什麽糧食基地，沒有糧食怎麽辦呢？林業搞上去了，牧業搞上去了，糧食自然會搞上去的。我看了你們一個舞蹈，叫‘反彈琵琶’。沒有糧食你老是抓糧食，總是抓不上去。所以糧食我索性不談，來個“反彈琵琶”。就是把調子變過來，不能老是老辦法彈。現在不‘彈’糧食，要‘彈’種草，‘彈’種樹，‘彈’林業，‘彈’牧業。昨天我編了個順口溜：甘肅農業要開花，要來它個‘反彈琵琶’。你現在著急搞糧食，反而搞不上去。現在來個‘反彈琵琶’，這無非是十年，十五年，甚至二十年糧食不夠吃。過去糧食不夠吃沒有辦法，現在全國有辦法。你們說中央每年補給你們十二億斤糧食。十二億斤算個啥！就是四百三十個列車嘛，一年下來，一天還不到一列車半。所以，中央多給你們幾年糧食問題不大。但是，林業搞不上去，牧業搞不上去，老百姓就富不起來，糧食也永遠搞不上去。甘肅把林業、牧業搞上去，把草種起來，樹種起來，意義可不簡單！”
胡耀邦還說，我們思想來一個大轉變、大解放，就是不從抓糧食去抓糧食。先有了草，有了樹，才能多喂牲口，喂了牲口就有肥，有了肥就有糧。你沒有牛，沒有豬，沒有羊，就沒有肥。你要搞糧，連燒的都沒有，還搞什麽糧！今天我講兩個口號：一戶人家“十畝草山兩畝林，子子孫孫不再窮”；“兩頭牲口十隻羊，光景一年比一年強”。
在視察中，胡耀邦還題詞：
“種草種樹、發展畜牧是改變甘肅麵貌的根本大計”。
盛彤笙從1963年提出種草養畜，加快畜牧業發展的建議，到中央領導接受這一意見，大念草木經時，已過了整整20個年頭。其間從批判、排斥、不被理解，再到提升為戰略高度加以肯定，走過了一段漫長而曲折的道路。他並沒有因一時的不理解甚至批判而沮喪過、動搖過、灰心過，為了“強壯一個民族”的崇高目標，他始終是矢誌不移、孜孜不倦，一往無前。當得知胡耀邦等中央領導在甘肅視察時的有關講話後，他十分感慨地說：“領導上能夠提倡先從種草、到處種草做起，這就很好。有了草就不怕畜牧業得不到發展，有了草我們就會有做不完的事情。”
一個科學家的胸襟就是這樣博大而澄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