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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一、知識分子的責任
清華大學教授徐葆耕在《清華精神生態史》一書中，曾經對知識分子的責任作過這樣三重意義上的表述，即“知識分子”、“愛國知識分子”和“公共知識分子”。作為“知識分子”的責任是繼承、創造和傳播知識（真理）；“愛國知識分子”是用自己的知識為自己的國家效力；“公共知識分子”則是在關乎社會、人類、自然的重大事務上要代表公共利益發言，張揚公平正義，為失去話語權的弱勢群體講話。盛彤笙在一生中，以自己的行動完滿的踐行了知識分子的責任，向世人交出了輝煌的答案。
在歐洲的留學和“遊學”，使盛彤笙看到了畜牧業對強壯一個民族的重要性。他深感自己的同胞終生辛勞，每人所能享用的資源卻極其有限，民眾的生活，一直停留在非常困乏的狀態，民族的健康尤其蒙受了很不利的影響。學業有成後，他義無反顧地回到了山河破碎的祖國，興辦教育，傳播知識，培養現代畜牧獸醫科技人才。新中國成立後，他更是全身心地撲在畜牧業生產第一線，為的是“使人民不但能過足衣足食的日子，而且要能過美衣美食的日子”。解放初期，他曾經在一篇文章中指出：
“家畜產品作為人類最好的衣食原料，用毛呢和皮革所做的衣服鞋帽，要比用布褐所做的溫暖舒適美觀耐用得多，在食物中間，家畜家禽以及它們所產的乳卵，乃是人類最好的養料，其品質遠遠超過其他的食物，因為肉卵乳酪中的動物性蛋白質對於我們人類的身體的營養價值，要比植物性的蛋白質高得多。事實證明，凡是以動物性產品為主要食物的民族，身體要比以植物性產品為主食者健康得多，我國各兄弟民族和漢族人民體況的對比，就是一個很明顯的例子。除此而外，動物性食品對於人類智力的發展也是非常重要的，恩格斯在‘從猿到人’中便已很明白地指出了：‘肉類食物在差不多完備的狀態下包含著為身體新陳代謝所必需的最重要的材料，這種為腦髓的營養和發展所必需的材料輸送到了腦髓裏去，腦髓就因此一代一代更迅速更完善地形成起來了。假若不肉食，人就不會發展到這個地步。’
現在人民革命事業已經在廣大的國土上獲得了勝利，革命的目的原是為著改善我們生活。使大家因此發展畜牧、增加畜產、防治家畜疾病、增進人畜的健康，不但已成為我們今後建設工作中的重要經濟任務，也將為整個革命工作中的重要政治任務，是需要我們來大力推進的。”
許多西北畜牧獸醫學院的校友時隔60多年後，還記得老院長當年的歡迎詞：
“我們學習獸醫科學，就是要增加皮毛乳肉的產量，使全國同胞都能過上豐衣足食的生活，讓全國的人每天有半斤奶、一枚蛋，每人有一件毛衣、一雙皮鞋，大家都能享受畜牧業之惠，希望同學們堅韌勇敢地擔當起來。”
簡言大義，聽者莫不激情澎湃，心潮起伏，決心刻苦學習，將來為實現這一目標作出貢獻。
1957年，盛彤笙在反右中蒙冤落難，身處逆境，但他對國家的發展以及學術界的現狀始終是密切關注，思慮萬千，隻要有機會就會直述己見，積極進言。
解決吃飯問題，是千年萬古的一件大事，也是曆朝曆代都頭疼的事情。新中國成立以前的哀鴻遍野、餓殍滿地的悲慘景象，更是使取得政權後的中國共產黨人將糧食當作頭等大事來抓。“農業是國民經濟的基礎，糧食是基礎的基礎”、“以糧為綱，全麵發展”、“無農不穩，無工不富，無商不活”，“手中有糧，心中不慌，腳踏實地，喜氣洋洋”，這些方針和警言，一直在提醒全黨對農業、對糧食不能掉以輕心。新中國成立初期，工業“以鋼為綱”，農業“以糧為綱”，全國上下圍著糧食轉，傾全社會力量去抓糧食生產，就逐漸構成了整個計劃經濟時期國民經濟的基本思路。
盛彤笙十分清楚，對於人口眾多的中國來說，重視農業特別是糧食生產有著極端重要的意義，但他覺得僅僅局限於糧食生產，六億人民搞飯吃，實在有失偏頗。“條條大路通羅馬”，解決吃飯問題，應有不同的著眼點，不同的思路，也應有不同的方式方法。他覺得，加速畜牧業的發展，不失為一條有效的途徑。但“以糧為綱”是毛主席確定的國策，是一種正統的指導思想，不能有一絲一毫的懷疑和動搖。當年，任何一種新的思路，都會被視為異端邪說，會被看著是路線鬥爭的產物。
1958年的“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由於不按經濟規律辦事，將整個國民經濟推到了崩潰的邊緣，最終造成了20世紀60年代的大饑荒，使人民生命付出了極大的代價。作為一個學者，盛彤笙深感有責任向黨向政府建言。俗話說“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繩”。1963年，他剛剛摘去“右派”帽子不久，但仍打入“另冊”，如言之不慎，就有可能出現新的政治風險，重蹈身敗名裂的覆轍。但盛彤笙沒有顧及自身的得失，他在北京全國農業科學規劃會議、全國政協會議和甘肅省政協會議上奮力陳詞，力主加速畜牧業的發展。他認為，我國人民的食物構成以糧食為主，動物性食品少，應當逐步改變。中國人的動物性食品消費量屬於世界最低行列，而糧食消費量屬於世界最高行列之中，糧食越吃越多，而乳肉越來越少，陷於惡性循環。隻有向畜牧業進軍，加快畜牧業的發展，豐富我們的肉蛋奶等食品，改進我國人民的食物結構，使蛋白質的需要趨向於滿足，營養水平才會顯著提高，體質將大為增強，吃飯問題才能從根本上得到解決。
他的這一發言在全國政協會上引起強烈反響，受到全體委員的熱烈鼓掌歡迎。可惜這些真知灼見在“以糧為綱”的年代實在是“不合時宜”，自然未能被當時的社會所接受。要挑戰一種國策，不是輕而易舉的事情，有很多人還是認為發展畜牧業需要大量的糧食，人吃的糧食都不夠，怎麽能拿出糧食來發展畜牧業，來改變食物結構，這不是“天方夜譚”嗎？
“文革”中，“以糧為綱”，更是推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農業學大寨，工業學大慶，全國學人民解放軍”；“農業要上去，幹部要下去”；“大批促大幹，大幹促大變”；“堵不住資本主義的路，就邁不開社會主義的步”，各種政治口號喊得震天響。許多地方為了種糧，毀林開荒，治河造地，圍海造田；提出糧食要“上綱要”（即畝產400斤），“過黃河”（即畝產500斤），“跨長江”（即畝產800斤）。許多做法不僅沒有把糧食搞上去，反而極大地破壞了生態環境。說的是“以糧為綱，全麵發展”，但實際是“以糧為綱，全麵砍光”，其他各業的發展處處受到限製。特別是“四人幫”的“狗頭軍師”張春橋發表《破除資產階級法權思想》一文後，對個人有點生產資料皆認為是“資產階級法權”，在農村大搞“割資本主義尾巴”。因為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中說過，“共產黨人的理論，用一句話可以概括：就是消滅私有製”。並提出共產黨人要實行兩個決裂：與私有製決裂，與私有觀念決裂。於是，有的地方規定農戶每家隻能養3口豬，禁豬民族養5隻羊，或10箱蜂，超過的就屬於資本主義尾巴，必須割掉。有的甚至規定私人不但不能養任何大牲畜，連奶羊也屬於禁養之列。曾經一名農村孕婦偷偷養了一隻奶山羊，公社幹部得知後，找上門來，非要讓殺掉或賣給供銷社。更有甚者，工作組還追到養羊戶家中，搞“殺羊批資”，“與資本主義決裂”。在他們眼中，就是要將家庭畜牧業和飼養業徹底摧毀，直至在整個社會上取消一切私有財產和8級工資製，才是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目標。由於反複折騰，以至於解放多年來，大多數地區仍處於貧困狀態，仍然吃不飽肚子。許多“文革”前夕畢業工作的大學生調侃自己為“6328部隊”，因為他們每月63元工資和28斤定量的標準，十幾年來都沒有任何改變。
“文革”後期的1973年，農業部在蘭州召開了一個全國畜牧獸醫規劃工作會議，盛彤笙根據我國生產、生活情況及世界畜牧業發展的趨勢，在會上提出了80年代應重視發展城市畜牧業的設想。他列舉了很多當前城鄉人民群眾物資匱乏、生活清苦的例子。解放20多年了，城裏人的糧油和肉蛋奶還要憑各種票證供應，廣大農村對肉蛋奶更是一種奢望，飯菜裏不見一點油花，中國人為什麽老老小小盼過年？就是因為隻有等到過年時才能吃一、兩次肉。他認為，合理利用城鎮的資源條件，在城鎮周邊建立較大型的奶牛場、養豬場、養雞場等，特別是發展生長期短、肉質增長速度快的養禽業，增加食物中肉、蛋、奶的比重，才是改善人民生活，提高人民體質的根本之道。
自古天才皆超前，超前即被視異端。但凡有點超前的看法，一般情況下，很難得到人們的認可，因為世界上絕大多數人的目光是短視的，是現實的。他的這些設想，明明是利國利民的好事，但在“文革”那個不正常的年代，卻因人廢言，招來一些人的反對甚至批判。有的人還是用根深蒂固的“極左”思維來看待他的發言，一說要改善生活，就認為是追求資產階級生活享受的思想反映；有的說他“看不到大好形勢，給社會主義抹黑”；其中一些年輕的同誌還堅持認為我國的畜牧業和獸醫工作仍應以役畜與大家畜為主，對他的發言不屑一顧。對種種的不理解甚至非議，盛彤笙隻得以一笑置之。改革開放後我國畜牧業的蓬勃發展，特別是以城鎮為中心的養殖業的興起，無一不證明了盛彤笙當年的戰略目光。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博士曾說：“真正的遠見就是透過混亂的現實，看到未來世界的模樣”。盛彤笙就是這樣一個富有真正遠見卓識的戰略科學家。
20世紀80年代初，當盛彤笙看到報紙上刊登的《中共中央關於加快農業發展若幹問題的決定》中，提出“要多製餅肥”和“積極擴大秸稈還田”的措施時，他在這兩句話下麵用鉛筆畫了一條粗粗的黑線，在空白處寫道：“我敢大膽地說，這是完全錯誤的。將各種油餅、秸稈直接作為肥料埋進地裏，無異於直接將動物可以利用的蛋白質埋進地裏，實在是一種不能容忍的浪費”。《人民日報》評論員文章《農業調整的重要一環》中提出，“搞好農業合理布局，使農林牧副漁各得其所”。他認為，按照這種說法，牧業隻能到“牧區”去搞，在農區和林區都不能發展畜牧業，這種提法貌似公正，實則是排斥畜牧業。他將自己的看法寫成書麵材料，投寄農業部和《人民日報》社，亮明自己的觀點，希望今後在文件和權威報刊上不要再出現類似這樣的偏差，以免誤導下麵的實際工作。
“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從1949年初期到20世紀80年代中期，盛彤笙對解決中國人的吃飯問題作過多次深刻的思考：農業和畜牧業的比例應該是多少，糧食與肉蛋奶比例又應該是多少，發展畜牧業飼料應如何解決，餐桌上食物構成的葷素比例應如何搭配？這些問題經常縈繞在他的心中，也成為他與許多友人討論交流的話題。他始終堅持發展畜牧業，改善食物結構，才能強壯一個民族的理念，以一個知識分子的良知，以一個科學家的理論勇氣，利用各種會議，抓住所有機會，建言陳詞，大聲疾呼。不管“世與我而相違”，也不顧及是否合乎領導的“口味”，他覺得，在公共事業發生危機時，作為一個知識分子，應該挺身而出，敢於擔當，在關乎社會的重大事務上，代表公共利益發言，說出另一種聲音，才能對得起國家和人民。盛彤笙以後不論在領導層、或是在學術界普遍受到尊重，敢於仗義執言不能不是其中的重要原因。
在歐洲的留學和“遊學”，使盛彤笙看到了畜牧業對強壯一個民族的重要性。他深感自己的同胞終生辛勞，每人所能享用的資源卻極其有限，民眾的生活，一直停留在非常困乏的狀態，民族的健康尤其蒙受了很不利的影響。學業有成後，他義無反顧地回到了山河破碎的祖國，興辦教育，傳播知識，培養現代畜牧獸醫科技人才。新中國成立後，他更是全身心地撲在畜牧業生產第一線，為的是“使人民不但能過足衣足食的日子，而且要能過美衣美食的日子”。解放初期，他曾經在一篇文章中指出：
“家畜產品作為人類最好的衣食原料，用毛呢和皮革所做的衣服鞋帽，要比用布褐所做的溫暖舒適美觀耐用得多，在食物中間，家畜家禽以及它們所產的乳卵，乃是人類最好的養料，其品質遠遠超過其他的食物，因為肉卵乳酪中的動物性蛋白質對於我們人類的身體的營養價值，要比植物性的蛋白質高得多。事實證明，凡是以動物性產品為主要食物的民族，身體要比以植物性產品為主食者健康得多，我國各兄弟民族和漢族人民體況的對比，就是一個很明顯的例子。除此而外，動物性食品對於人類智力的發展也是非常重要的，恩格斯在‘從猿到人’中便已很明白地指出了：‘肉類食物在差不多完備的狀態下包含著為身體新陳代謝所必需的最重要的材料，這種為腦髓的營養和發展所必需的材料輸送到了腦髓裏去，腦髓就因此一代一代更迅速更完善地形成起來了。假若不肉食，人就不會發展到這個地步。’
現在人民革命事業已經在廣大的國土上獲得了勝利，革命的目的原是為著改善我們生活。使大家因此發展畜牧、增加畜產、防治家畜疾病、增進人畜的健康，不但已成為我們今後建設工作中的重要經濟任務，也將為整個革命工作中的重要政治任務，是需要我們來大力推進的。”
許多西北畜牧獸醫學院的校友時隔60多年後，還記得老院長當年的歡迎詞：
“我們學習獸醫科學，就是要增加皮毛乳肉的產量，使全國同胞都能過上豐衣足食的生活，讓全國的人每天有半斤奶、一枚蛋，每人有一件毛衣、一雙皮鞋，大家都能享受畜牧業之惠，希望同學們堅韌勇敢地擔當起來。”
簡言大義，聽者莫不激情澎湃，心潮起伏，決心刻苦學習，將來為實現這一目標作出貢獻。
1957年，盛彤笙在反右中蒙冤落難，身處逆境，但他對國家的發展以及學術界的現狀始終是密切關注，思慮萬千，隻要有機會就會直述己見，積極進言。
解決吃飯問題，是千年萬古的一件大事，也是曆朝曆代都頭疼的事情。新中國成立以前的哀鴻遍野、餓殍滿地的悲慘景象，更是使取得政權後的中國共產黨人將糧食當作頭等大事來抓。“農業是國民經濟的基礎，糧食是基礎的基礎”、“以糧為綱，全麵發展”、“無農不穩，無工不富，無商不活”，“手中有糧，心中不慌，腳踏實地，喜氣洋洋”，這些方針和警言，一直在提醒全黨對農業、對糧食不能掉以輕心。新中國成立初期，工業“以鋼為綱”，農業“以糧為綱”，全國上下圍著糧食轉，傾全社會力量去抓糧食生產，就逐漸構成了整個計劃經濟時期國民經濟的基本思路。
盛彤笙十分清楚，對於人口眾多的中國來說，重視農業特別是糧食生產有著極端重要的意義，但他覺得僅僅局限於糧食生產，六億人民搞飯吃，實在有失偏頗。“條條大路通羅馬”，解決吃飯問題，應有不同的著眼點，不同的思路，也應有不同的方式方法。他覺得，加速畜牧業的發展，不失為一條有效的途徑。但“以糧為綱”是毛主席確定的國策，是一種正統的指導思想，不能有一絲一毫的懷疑和動搖。當年，任何一種新的思路，都會被視為異端邪說，會被看著是路線鬥爭的產物。
1958年的“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由於不按經濟規律辦事，將整個國民經濟推到了崩潰的邊緣，最終造成了20世紀60年代的大饑荒，使人民生命付出了極大的代價。作為一個學者，盛彤笙深感有責任向黨向政府建言。俗話說“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繩”。1963年，他剛剛摘去“右派”帽子不久，但仍打入“另冊”，如言之不慎，就有可能出現新的政治風險，重蹈身敗名裂的覆轍。但盛彤笙沒有顧及自身的得失，他在北京全國農業科學規劃會議、全國政協會議和甘肅省政協會議上奮力陳詞，力主加速畜牧業的發展。他認為，我國人民的食物構成以糧食為主，動物性食品少，應當逐步改變。中國人的動物性食品消費量屬於世界最低行列，而糧食消費量屬於世界最高行列之中，糧食越吃越多，而乳肉越來越少，陷於惡性循環。隻有向畜牧業進軍，加快畜牧業的發展，豐富我們的肉蛋奶等食品，改進我國人民的食物結構，使蛋白質的需要趨向於滿足，營養水平才會顯著提高，體質將大為增強，吃飯問題才能從根本上得到解決。
他的這一發言在全國政協會上引起強烈反響，受到全體委員的熱烈鼓掌歡迎。可惜這些真知灼見在“以糧為綱”的年代實在是“不合時宜”，自然未能被當時的社會所接受。要挑戰一種國策，不是輕而易舉的事情，有很多人還是認為發展畜牧業需要大量的糧食，人吃的糧食都不夠，怎麽能拿出糧食來發展畜牧業，來改變食物結構，這不是“天方夜譚”嗎？
“文革”中，“以糧為綱”，更是推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農業學大寨，工業學大慶，全國學人民解放軍”；“農業要上去，幹部要下去”；“大批促大幹，大幹促大變”；“堵不住資本主義的路，就邁不開社會主義的步”，各種政治口號喊得震天響。許多地方為了種糧，毀林開荒，治河造地，圍海造田；提出糧食要“上綱要”（即畝產400斤），“過黃河”（即畝產500斤），“跨長江”（即畝產800斤）。許多做法不僅沒有把糧食搞上去，反而極大地破壞了生態環境。說的是“以糧為綱，全麵發展”，但實際是“以糧為綱，全麵砍光”，其他各業的發展處處受到限製。特別是“四人幫”的“狗頭軍師”張春橋發表《破除資產階級法權思想》一文後，對個人有點生產資料皆認為是“資產階級法權”，在農村大搞“割資本主義尾巴”。因為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中說過，“共產黨人的理論，用一句話可以概括：就是消滅私有製”。並提出共產黨人要實行兩個決裂：與私有製決裂，與私有觀念決裂。於是，有的地方規定農戶每家隻能養3口豬，禁豬民族養5隻羊，或10箱蜂，超過的就屬於資本主義尾巴，必須割掉。有的甚至規定私人不但不能養任何大牲畜，連奶羊也屬於禁養之列。曾經一名農村孕婦偷偷養了一隻奶山羊，公社幹部得知後，找上門來，非要讓殺掉或賣給供銷社。更有甚者，工作組還追到養羊戶家中，搞“殺羊批資”，“與資本主義決裂”。在他們眼中，就是要將家庭畜牧業和飼養業徹底摧毀，直至在整個社會上取消一切私有財產和8級工資製，才是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目標。由於反複折騰，以至於解放多年來，大多數地區仍處於貧困狀態，仍然吃不飽肚子。許多“文革”前夕畢業工作的大學生調侃自己為“6328部隊”，因為他們每月63元工資和28斤定量的標準，十幾年來都沒有任何改變。
“文革”後期的1973年，農業部在蘭州召開了一個全國畜牧獸醫規劃工作會議，盛彤笙根據我國生產、生活情況及世界畜牧業發展的趨勢，在會上提出了80年代應重視發展城市畜牧業的設想。他列舉了很多當前城鄉人民群眾物資匱乏、生活清苦的例子。解放20多年了，城裏人的糧油和肉蛋奶還要憑各種票證供應，廣大農村對肉蛋奶更是一種奢望，飯菜裏不見一點油花，中國人為什麽老老小小盼過年？就是因為隻有等到過年時才能吃一、兩次肉。他認為，合理利用城鎮的資源條件，在城鎮周邊建立較大型的奶牛場、養豬場、養雞場等，特別是發展生長期短、肉質增長速度快的養禽業，增加食物中肉、蛋、奶的比重，才是改善人民生活，提高人民體質的根本之道。
自古天才皆超前，超前即被視異端。但凡有點超前的看法，一般情況下，很難得到人們的認可，因為世界上絕大多數人的目光是短視的，是現實的。他的這些設想，明明是利國利民的好事，但在“文革”那個不正常的年代，卻因人廢言，招來一些人的反對甚至批判。有的人還是用根深蒂固的“極左”思維來看待他的發言，一說要改善生活，就認為是追求資產階級生活享受的思想反映；有的說他“看不到大好形勢，給社會主義抹黑”；其中一些年輕的同誌還堅持認為我國的畜牧業和獸醫工作仍應以役畜與大家畜為主，對他的發言不屑一顧。對種種的不理解甚至非議，盛彤笙隻得以一笑置之。改革開放後我國畜牧業的蓬勃發展，特別是以城鎮為中心的養殖業的興起，無一不證明了盛彤笙當年的戰略目光。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博士曾說：“真正的遠見就是透過混亂的現實，看到未來世界的模樣”。盛彤笙就是這樣一個富有真正遠見卓識的戰略科學家。
20世紀80年代初，當盛彤笙看到報紙上刊登的《中共中央關於加快農業發展若幹問題的決定》中，提出“要多製餅肥”和“積極擴大秸稈還田”的措施時，他在這兩句話下麵用鉛筆畫了一條粗粗的黑線，在空白處寫道：“我敢大膽地說，這是完全錯誤的。將各種油餅、秸稈直接作為肥料埋進地裏，無異於直接將動物可以利用的蛋白質埋進地裏，實在是一種不能容忍的浪費”。《人民日報》評論員文章《農業調整的重要一環》中提出，“搞好農業合理布局，使農林牧副漁各得其所”。他認為，按照這種說法，牧業隻能到“牧區”去搞，在農區和林區都不能發展畜牧業，這種提法貌似公正，實則是排斥畜牧業。他將自己的看法寫成書麵材料，投寄農業部和《人民日報》社，亮明自己的觀點，希望今後在文件和權威報刊上不要再出現類似這樣的偏差，以免誤導下麵的實際工作。
“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從1949年初期到20世紀80年代中期，盛彤笙對解決中國人的吃飯問題作過多次深刻的思考：農業和畜牧業的比例應該是多少，糧食與肉蛋奶比例又應該是多少，發展畜牧業飼料應如何解決，餐桌上食物構成的葷素比例應如何搭配？這些問題經常縈繞在他的心中，也成為他與許多友人討論交流的話題。他始終堅持發展畜牧業，改善食物結構，才能強壯一個民族的理念，以一個知識分子的良知，以一個科學家的理論勇氣，利用各種會議，抓住所有機會，建言陳詞，大聲疾呼。不管“世與我而相違”，也不顧及是否合乎領導的“口味”，他覺得，在公共事業發生危機時，作為一個知識分子，應該挺身而出，敢於擔當，在關乎社會的重大事務上，代表公共利益發言，說出另一種聲音，才能對得起國家和人民。盛彤笙以後不論在領導層、或是在學術界普遍受到尊重，敢於仗義執言不能不是其中的重要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