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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要對得起知識分子的良心”

  1948年盛彤笙在闡述國立獸醫學院的“十大信條”時,說過這樣一段話:

  “我們要用藝術的態度去欣賞環境的曲折。環境之艱苦處即是曲折處,亦即是興味處。如世態有炎涼,人情有冷暖,有時一事之來如迅雷震耳;有時一物之去如雲散天晴,若能以藝術的態度去欣賞,則任何困難的環境都可以視作一篇驚險的小說,一首委婉的史詩,一幅幽邃的圖畫,一章哀怨的樂曲,不獨不覺其苦,反而可以算是人生愉快的經曆。如‘顏回在陋巷,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而回也不改其樂’,就是最能以藝術的態度來欣賞人生和克服困難的例子。”

  曆史仿佛要考驗他一樣,現在他也遭遇了“反右”、“文革”這種人生逆境,他將如何應對“環境的曲折”呢?

  1969年,西北畜牧獸醫研究所的獸醫部分與中獸醫研究所合並,成立中國農科院獸醫研究所,盛彤笙隨之來到了該所。他一開始在所裏的第六研究室,也就是傳染病研究室負責,不久,又調到情報資料研究室任研究員。作為一名終生勤奮的學者,即使在“文化大革命”的惡劣環境中,他也一刻不停地學習和研究,發出自己的一份光和熱。

  “文革”期間,盡管關“牛棚”,挨批鬥,盛彤笙想得更多的,還是獸醫事業的發展。他考慮到1959年翻譯的胡提拉的著作有點過時,又開始了翻譯東德貝爾等合著的《家畜的傳染病》一書。這部書實際上是《家畜傳染病學》的續編,約80萬字。在“文革”那人妖顛倒的年代,一個受批判、作檢查的“右派”的著作是不可能麵世的,一直到1981年,才正式出版。

  獸醫研究所情報資料研究室是搜集、管理、利用中外文內部期刊、資料,為科研工作服務並積累文獻資料的機構。應所內各研究室的要求,盛彤笙代譯英、德科技文獻資料共約120多萬字,供科研工作參考,其中一部分在獸研所編輯出版的《獸醫科技資料》上刊載,為全國的獸醫工作者提供了最新的參考書籍和信息,這在思想禁錮的年代,的確意義非凡。他的書稿因淵博的學識、深厚的文字功底、流暢的文筆為出版家和同行稱道。曾經擔任《中國獸醫科技》《中獸醫醫藥雜誌》主編的楊若研究員回憶說:

  “先生對工作極端負責,不容有絲毫差錯,他所撰寫的文章,均結構嚴密,觀點清晰。20世紀70年代我在蘭州獸醫研究所負責編輯書刊雜誌的工作,收到的稿件有些雖然可用,但有的很不嚴密,疏忽、遺漏之處頗多,須反複查證、修改。而先生提供的稿件,均言之有據;且文字優美,字跡清楚、端正,基本上可按稿付排。他編寫的信息資料,多能切中科研工作的關鍵,並具有啟發作用,其中有些至今仍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在翻譯國外科技資料的同時,盛彤笙還有意識地注重收集免疫學和流行病學兩個方麵的資料,準備晚年編著《比較免疫學》和《比較流行病學》兩本書的素材,作為自己的收官之作,可惜這些資料全都毀於1978年的一場大雨而未能如願。

  坎坷的歲月,不公正的待遇,沒有動搖盛彤笙對祖國、對事業的赤誠。每當同事們為之鳴不平時,他卻說:“一切榮辱均屬身外事,隻有努力工作,才能對得起國家和人民,對得起知識分子的良心。”所以,隻要對事業有利的,他都不計個人得失,盡自己的努力做好。

  “文革”後期,研究所的許多科技人員多年來疏於外語學習,不少花錢訂購的珍貴外文期刊閑置,無人問津,盛彤笙就譯成中文供大家學習。考慮到許多科技人員對國外獸醫科學研究動態及新技術、新方法缺乏了解,對今後承擔國家研究項目極為不利,經他倡議,所裏出麵舉辦專題講座,由他給科技人員講授國外幾種重要期刊的權威檢索方法,所裏重視科技情報工作的氣氛日漸濃厚。

  即使在跌入人生穀底時,盛彤笙仍泰然處之,沒有消極,還在為青年成長付出心血。他指導年輕科技人員申請研究課題,親自修改申請報告;為青年科技人員作廣泛的谘詢,查找資料,解決了課題中的關鍵問題,即就是當年批鬥過他的人們也不例外,使大家受益匪淺。而且往往是一談到學術方麵的問題,他好像忘記了自己的身份和處境。有人感歎道:“盛先生學問廣博高深,應當主持國家攻關課題,如今卻做了一個代寫書信的高級測字先生,太可惜了!”

  蘭州中獸醫研究所研究員蘇普女士回憶說,她當年接受了“馬流行性淋巴管炎免疫”課題的研究,其中疑惑甚多。正好盛彤笙的情報研究室與她的研究室相鄰,她懷著崇敬而又不安的心情向昔日的老院長請教,盛彤笙對這種有害真菌了如指掌,和顏悅色地向她講述了這種病原菌的形態、特性、培養條件、分離要求以及淋巴管炎的防治措施、國際上的研究動態等,並特別強調分離菌種對培養基的要求非常高。這一番話語透徹明確,猶如醍醐灌頂,她極為感慨地說:“一個好老師勝過萬冊書。”

  還有一次,蘇普女士撰寫了一篇《展望現代生物醫藥學的前景》的綜述,拿給盛彤笙審閱,他看得很仔細,並在稿件上批注:“生物化學是關於生命的化學,或者說是關於生命的化學本質的科學,涉及範圍很廣,現代科學中,非常引人注目的分子生物學,是現代生物化學的前沿科學,也是醫藥學或獸醫藥學不可缺少的學科,國外很重視該學科的發展。”這些話語,可謂提綱挈領,畫龍點睛。令人感動的是,他還在稿件的最後用英文寫了一句英國詩人丁尼生的名言,勉勵她“要奮鬥、要探索、要發現,而不要屈從”。

  1968年,中獸醫研究所的趙榮材等幾個青年科技工作者承擔了籌建獸用化藥合成實驗室和獸醫新藥研究的新任務,這本沒有盛彤笙的事,但當他們向他請教時,他熱情地給予支持,一再說:“獸用藥物研究、製造在我國還是空白,獸用藥主要來自人用藥,沒有獸醫部門自己的藥物,我是搞獸醫微生物的,通過幫助你們查閱藥物文獻資料,對我也是很好的學習和補充,我一定盡我所能,提供文獻資料方麵的幫助。”1969至1972年,盛彤笙頻繁出入圖書館、情報資料室,定期地、不間斷地向課題組提供國外最新研究和應用方麵的資料。他還鼓勵說:“年輕人勤奮努力、刻苦鑽研,就一定會在獸藥研究方麵有所作為。獸醫獸藥不能分家,但獸藥是我國獸醫領域空缺的學科,通過你們的努力工作和多年積累,一定能創建和發展我國的獸藥事業。”當時獸研所正在進行口蹄疫的新化學滅能劑的研製,他發現德國最近報道一個新滅能劑叫“BEI”,毒性小,滅能和保護免疫原性效果好,應用方便,就譯成中文送到課題組,為後來將BEI滅能苗成功製配,提供了非常有價值的幫助。

  趙榮材後任中國農科院蘭州畜牧與獸藥研究所所長、研究員,農業部新獸藥工程重點開放實驗室主任、中國動物藥品研究會副理事長。

  1973年,我國長江中下遊一些省的養豬場和生豬轉運站爆發了一種豬的發熱性、接觸性傳染病,其特征為豬蹄部皮膚或鼻部及舌黏膜發生水皰,一時波及全國25個省市區,給養豬業的發展造成極大的威脅,當時曾將它命名為“豬疑似口蹄疫病”。盛彤笙一開始就密切關注與此病相關的各種信息,以他作為一個微生物學家判斷,認為將其定性為口蹄疫值得商榷。他查閱了大量國外文獻發現,1966年歐洲的意大利、英、法等國及亞洲的日本和我國的香港,陸續發生過類似豬病,並初步認為是由一種腸道病毒引起的新的豬傳染病。他便立即翻譯了《由一種腸道病毒在豬所致的口蹄疫症候群》《英國豬水皰病流行的初步研究》《香港豬的一種水皰性疾病與口蹄疫的鑒別》等譯文,發表在《獸醫科技資料》上,對蘭州獸醫研究所有關人員的思路和研究方向,起到了啟發、指引和推動作用。經與北京大學生物係專家的協作研究,終於查清了是一種新病毒,並正式定名為“豬傳染性水皰病”。1995年,獸研所成功地研製出“豬傳染性水皰病組織培養弱毒疫苗”,對防治我國豬水皰病發揮了重要作用,並獲全國科學大會獎。

  就是在這種平時的接觸和求教中,盛彤笙以他淵博的知識和誨人不倦的精神,為青年人樹起了一座豐碑,教他們既做學問又做人,使他們在科學研究的道路上受益無窮,成果豐碩。

  §§第十一章 戰略構想

  世界上隻要有植物生長的地方,無不能養牲畜,發展畜牧業。換而言之,畜牧業應當無所不在之意也。

  ———盛彤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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