遠牧昆侖：盛彤笙院士紀實

五十八、坎坷中的本色

　　1958年7月，盛彤笙以一個右派分子的“戴罪”之身，來到新成立的中國農科院中獸醫研究所，回到了小西湖這個既熟悉而又陌生的地方。該所的研究機構設有臨床研究室、病理研究室、病理生理研究室、微生物寄生蟲研究室、文獻資料出版與圖書室，這些機構都任命有主任、副主任，而盛彤笙則被安排為微生物寄生蟲研究室的一名“負責人”，成為一個名副其實的“白丁”。

　　錯劃右派，撤銷一切行政職務，落到任何人頭上，這都是一個巨大的打擊，一些人可能就此消沉，一蹶不振。盛彤笙也一度心情懊喪，思緒萬端。從擔任獸醫學院院長到被撤銷一切職務，整整十年間，竭盡全力，夙興夜寐，一心許國，但卻戲劇般地落得了個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分子”，心中實在令人難以釋然。但轉而一想，如今“無官一身輕”，可以重操舊業，從事研究工作了。十年荒廢，需要及時跟進，這何嚐又不是好事呢？他很平靜地接受了這一切。

　　我們經常說唐代大詩人李白政治上的不幸是文學上的大幸。因為他沒能躋身仕途，所以才產生了那光耀萬古的詩篇。那麽，現在盛彤笙不從政了，是不是科學事業的大幸呢？因為憑借他首屈一指的學業功底和學術水平，搞科研應該是件駕輕就熟的事情。何況在大西南那樣艱苦的抗戰時期，在設備缺乏，毫無經費的情況下，他都能在細菌學試驗的基礎上，在世界上首次證實我國的水牛“四腳寒病”，是一種病毒引起的傳染性腦脊髓炎，論文還在國際權威雜誌《科學》上發表；在氨苯磺胺類藥物剛問世不久，他又證明此類藥物對鼻疽杆菌均有顯著抑菌作用，論文又是國際上的首次報道。以上兩項研究僅是牛刀小試，但都走在了世界獸醫科研的最前沿，現在的條件更好了，又能專一地進行研究，其成果當可預期。

　　但命運之神沒有再次眷顧盛彤笙，他所在的單位是剛剛成立的中獸醫研究所。作為一名西獸醫微生物學家，在中獸醫研究所實在難有用武之地。他曾多次向上級領導要求到西北畜牧獸醫研究所，從事病毒性疾病的研究，卻未被采納。一個“右派”的要求，躲避都嫌來不及，又有幾個人會認真加以考慮呢！

　　此時的盛彤笙，有一種“虎落平陽”之感。你想幹的，人家偏不讓你幹；你幹不了的，人家又非讓你幹不可。真可謂步履艱難，動輒得咎。同在中獸醫研究所工作的他的內弟鄒康南的回憶，可以幫助我們了解盛彤笙當時的處境：

　　“中西獸醫本是不同體係，作為一個微生物學工作者，在中獸醫研究所原無多少事情可做，比較可行的是進行各種中藥對細菌、病毒的抑製及殺滅效力的研究，無奈之下，盛彤笙選擇了這一課題。這本是一項很有意義的基礎性工作，有助於更好地發揮中藥的優勢。但在當時的形勢下，卻被所裏某些人指責為脫離實際、脫離群眾、脫離生產的‘三脫離’，沒有列入工作計劃，而是派他下鄉調查總結中獸醫治療家畜傳染病的經驗。更有甚者，所裏業務領導還提出用一些所謂的中獸醫驗方，治療家畜幾種嚴重傳染病，如馬鼻疽、牛結核病、牛布氏杆菌病、豬喘氣病等課題，盛彤笙被分配搞牛布氏杆菌病的治療。這是連西獸醫也感到棘手的難題，討論方案時，中獸醫們盲無所知，麵麵相覷，在聽說此病也稱作傳染性流產時才恍然大悟，紛紛開出了根本無效的安胎、保產藥方。盛彤笙在選擇了人醫治療布病的加味腎著湯等驗方後，分組以備試驗，按組員的意見，增設了一組磺胺藥對照組。不料在課題討論會上，有個負責人指責說：‘沒有必要設什麽對照組，設對照組是別有用心，企圖用西藥王牌打擊中獸醫。’而自己主持的豬喘氣病治療課題，卻有幾組使用了金黴素等王牌廣譜抗菌素。這項毫無意義的研究，從1960年一直搞到1966年‘文革’前，沒有搞出任何結果，卻白白浪費了他幾年的大好時光。”

　　“人生到處知何似，應似飛鴻踏雪泥。”科研工作難以如願，光陰歲月不斷流逝，盛彤笙內心的苦楚和憂慮實在難以言表。萬般無奈之下，他隻得另找出路，以一個知識分子的良知，盡力爭取為人民、為國家多做一些有意義的實事。從1959年起，他開始了翻譯具有很高學術價值的獸醫學巨著《家畜特殊病理與治療學》一書，在艱難的歲月裏劃出清晰的軌跡，留下了堅實的足印。

　　這是一部流行於全世界的獸醫經典名著，原書為德文，1905年由匈牙利科學家胡提拉編撰完成。半個多世紀來，由於獸醫學和醫學不斷發展，該書也先後11次進行了補充和修訂，曾被譯成俄文、英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土耳其文、塞爾維亞文、波蘭文等7種文字，發行至全世界，被各國高等院校和科研工作者采用為教科書和主要參考資料。我國在1949年初期，由於沒有中文譯本，許多學者是通過俄文、英文譯本來學習此書的，這對大多數人來說，其中的障礙很多，希望能有該書的中譯本，就成了我國獸醫科技、教育工作者的一大心願。

　　盡管當時頭上還頂著個“右派”的帽子，在小西湖的中獸醫研究所一處潮濕陰暗的小院裏，在冬天生著火爐還要穿著棉衣禦寒的土坯房內，常常是盛彤笙拿著德文原著，飛快地口譯；夫人鄒東明則伏在一張小學生用的舊二鬥桌上，準確地筆錄。這期間，他的學生薑恒明去看望他，曾經目睹了這一幕：

　　“走進家門，隻見那簡陋的平房裏到處堆放著書籍，桌上整整齊齊地碼放著一遝手稿，盛先生正伏案疾書，他的夫人在另一張桌子上抄寫書稿。當他見我進來，連忙招呼我落座，說他正在翻譯這部匈牙利胡提拉的著作，工作量很大，經常要幹到深夜，以後想再總結自己的經驗編寫一些東西，希望能在有生之年為國家多做點事。我被先生的赤子情懷深深感動，他的一顆心都用在祖國的畜牧獸醫事業上。看著眼前的景象，不由想起我在中央大學畜牧獸醫係學習時，他擔任我們的獸醫細菌學和組織病理學教授，時值抗日戰爭最艱苦的時期，教學設備和圖書儀器極度缺乏，為解決學生沒有課本和圖書的困難，他日以繼夜地翻譯了《獸醫細菌學》一書，而且邊譯邊教，於1944年出版發行。他還親自編寫了《細菌學實習指導》一書，均被同學們視為珍寶。我後來到了延安，在烽火連天的戰爭歲月，什麽身外之物都丟掉了，唯獨《細菌學實習指導》珍藏著，對我的工作一直起指導作用。今天，又見到了先生這種孜孜不倦的精神，一時不知說什麽才好，隻是連聲請他多多保重身體。告別先生出門，他送我到院中，頓時淚水模糊了我的雙眼，不敢回頭再看。”

　　薑恒明，國立中央大學畜牧獸醫係43屆畢業生，1945年奔赴延安，參加革命，曆任西北軍區製藥廠廠長、獸醫處處長，蘭州軍區軍馬部副部長、衛生部副部長、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一獸醫學校校長等職。在解放區因研製破傷風類毒素、破傷風抗毒素成功救治了大批傷病員，為解放戰爭作出了貢獻，被陝甘寧邊區衛生部授予甲等“人民功臣”榮譽稱號。

　　從1959年到1962年期間，盛彤笙還到國家社會主義學院學習一年，實際花費了兩年多時間，在我國首次將這部卷帙浩繁的著作翻譯成中文。該書約200多萬字，分上下兩卷出版，上卷名為《家畜傳染病學》，下卷名為《家畜內科學》。他雖然在1960年摘了右派帽子，好像“回到”了人民的隊伍，但仍脫離不了右派的陰影，無形的“摘帽右派”又懸在他的頭上，所以出版社對譯著的字數也打了很大的折扣。譯著的三年，恰好是我國三年自然災害、生活艱苦、處境困難的時期，別人都在為果腹而奔忙，他卻埋頭書案，潛心著述。1965年中國農業科學院金善寶院長來蘭州視察，特地到中獸醫研究所探望盛彤笙，見他一家蝸居在兩間狹小陰暗的土坯屋裏，聯想到他在這樣的環境裏翻譯出皇皇巨著，連連搖頭歎息，但也愛莫能助，唯有感慨而已。

　　據不少學者評價，這部譯著的翻譯水平很高，它結構嚴密，語言流暢，文字精練，專業用語準確，既是學習獸醫專業知識又是學習翻譯技巧的一本好教材。他的譯著被科學出版社譽為“信、雅、達”的典範，也就是翻譯的最高三境界，即忠實、美好、通順之謂。從這部譯著中，也可以看出盛彤笙的博學和嚴謹的學風。這是一部浸潤知識資源的巨著。員怨56級獸醫專業學生、原甘肅農業大學教授陳懷濤認為：

　　“細讀該書，有一種資料特別豐厚的感覺，它將1957年之前世界各國動物疾病的主要文獻資料和科研成果，幾乎都搜集其中。全書計有各種畜禽疫病100多種，每種疾病都詳細敘述了病原、流行病學、發病機製、剖檢變化、症狀、診斷、治療和預防。當我國獸醫科技工作者及醫學工作者參閱到這一巨著時，真正感覺到它的科學價值和分量，是對我國獸醫學術的重大貢獻。書中糾正了過去獸醫界錯譯的一些病名和寄生蟲名稱，對我國獸醫學的教學和科研工作的提高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該書以後又多次再版，但到1972年12月，科學出版社應社會要求第四次印刷時，譯者姓名由“盛彤笙”改成了“蘭州獸醫研究所”，書前加印了毛主席語錄，而且還附加了“出版說明”，提示讀者要按毛主席的教導，“洋為中用”。很多人為盛彤笙不平，但盛彤笙卻說：“隻要對國家有用處，用誰的名義並不重要。”科學家的廣博胸襟和高尚的情懷令人感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