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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七、反右蒙冤
盛彤笙為人秉性耿直，心懷坦蕩，凡事都有自己的定見，不肯看臉色行事，可謂極心無二慮、盡公不顧私。1949年初，甘肅省參議會張鴻汀議長親自寫信，向他推薦保送三名學生免試上國立獸醫學院，盛彤笙堅持要考試錄取，不肯通融。1954年奉命籌建中科院西北分院獸醫研究室，盛彤笙因難以物色到高級專業人員，加之有蘭州畜牧獸醫研究所，業務重複，力量分散，打算將獸醫研究室與研究所調整合並，數次向兼任中科院西北分院籌委會主任的省委書記張仲良匯報，被明確表示反對，雖然最終還是合並，但這些都給領導留下了抗命的印象，為他的厄運埋下了伏筆。
1956年夏，時任中國農業科學院副院長的程紹迥來到蘭州，轉達上級欲調盛彤笙到北京，任中國農業科學院副院長兼獸醫科學研究所所長的意圖。特別是中科院學部委員、時任中國農科院院長的金善寶，當時對盛彤笙充滿了信任和期待，希望他能在發展畜牧獸醫事業上有一番作為，多次催促赴任。當時他因籌建中科院西北分院工作剛剛鋪開，想幹點眉目再走。甘肅省委在得知消息後，也是愛才心切，向中央致專電，提出“西北是國家畜牧業重點發展地區之一，畜牧獸醫高級科學家極缺，由外地向西北調配此類人才又極為困難，為此故需從多方麵勸盛彤笙繼續留在甘肅工作為好”，使他未能成行。
誰知1957年夏，情況發生了意想不到的變化，成為他人生道路上的一個重大轉折點。
這年5月，《光明日報》派到各地點火的記者韓洪文來到蘭州，對盛彤笙進行采訪，說報社擬召開一次幫黨整風的座談會，希望他參加。他當時要去北京參加中科院學部大會，火車票早已買好，自然不能如約，但韓記者說談一點意見也行。一貫言行謹慎的盛彤笙倉促之間確實也不想說什麽，但禁不住韓洪文又是“上麵號召”、又是“知無不言”地一再動員，而且說愈尖銳愈好，平淡的話沒有人願意看。於是，盛彤笙抱著幫黨整風的真誠願望出發，當著韓的麵直話直說地談了對一些問題的看法，有些疑惑當時也一吐為快。時隔50多年後，讓我們來看看盛彤笙當年曾經向《光明日報》記者究竟談了些什麽！下麵是記者整理的原文：
宗 派 主 義 點 滴
科學院西北分院籌委會副主任 盛彤笙
毛主席教導我們要謙虛，每個人都舉雙手讚成。但在報刊的宣傳上，似乎共產黨人還沒有很好地貫徹這個指示，不夠謙虛。
無論在新聞或文章上，往往提到“在黨和政府的英明領導下……”把黨放在政府的前麵。自然，政府是由共產黨領導的，但從範圍上看，黨是一千多萬人組成的，政府是六億多人民組成的。如果謙虛些，把政府放在前麵，不會減低黨的威信。這是不是從蘇聯搬來的“經驗”？
再從名字的排列上扣一下。在宴會或往機場歡迎的人名單上，“委員長在總理的前麵，但副委員長卻經常在副總理的後麵。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是國家的最高權力機關，常務會領導人的名字放在國務院領導人的前麵，是完全合情合理的。現在來個反常，是否因為副總理都是共產黨員，有些副委員長是民主人士的緣故？如果謙虛些，讓它正常化，我看也不會減低黨的威信。
在許多會議上，有些非黨人士發表了精辟的見解。這些見解往往很少在報紙上刊出，或者登的很少。而黨員領導的發言，即令並不怎麽高明，也常是長篇登載，名之曰“指示”。為什麽一定要這樣，難道不如此不足以表明黨的領導嗎？
要說黨的宗派主義，這些宣傳就會助長宗派情緒的蔓延。
現在大家所揭發的大多是下層的宗派主義，其實，上層若沒有宗派主義會造成這種風氣嗎？宗派主義是從上麵來的，上麵談的就是例證。
宗派主義在蘭州也相當嚴重，解放以來，我待了幾個機關，比較滿意的還是這裏———科學院西北分院籌委會。但就在這裏也不是完全沒有宗派主義作風的。我們的辦公室主任、副主任、科長、副科長，沒有一個不是黨員。我曾有一個設想：在全國抽查一千個機關，看有幾個辦公室主任是非黨人士的。難道真的已經達到這個程度：找不到一兩個非黨人士來擔任這裏的科長、副科長？當然不是的。隻是挑選範圍太窄罷了。目前一般機關的非黨行政幹部工作情緒不高，感到沒有奔頭。有些年紀輕的，但有可能，就一心隻想學技術，因為技術和研究人員的提升，到底要憑業務，不能完全憑政治，要教條地批判他們“名利”思想容易，但能全部歸之於思想問題嗎？
機關中人事科的權力太大了，人是最複雜的動物，處理人事原不簡單。根據我所待過的機關來看，人事科的黨員幹部往往水平不夠，引起群眾的反感。曾有一個幹部對我說：“到了人事科，就像進了公安局，兩眼不敢四望，生怕觸及機密文件，將來要挨整。”群眾所以怕，還因為有一個人看不到的檔案袋，人調到哪裏，檔案袋跟到哪裏，而這個袋裏又不知道放的什麽“藥”。萬一有些不正確的、不利於自己的文件怎麽辦？
這次黨的整風要和風細雨，要貫徹“團結、批評、團結”的方針，這是很對的，聽說在1942年黨第一次整風時，采取的就是這個方針，於是我想起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的時候，采取的卻是狂風暴雨的形式：“大會壓、小會擠，學生把關、先生過關；當眾脫褲子，忍痛割尾巴。”至今想來，餘威猶存。這不能不使知識分子懷疑，為什麽那個時候不提這個方針呢？是不是以後才有先見之明呢？坦率地說，這恐怕也算是宗派主義吧！
（光明日報記者整理）
———見甘肅農業大學館藏檔案“定期”員怨緣願年黨委辦第緣卷
以上這篇書麵發言，不排除記者為達到轟動性的效應而采用較為“尖刻”的用詞，僅就所舉的事例本身來看，至今仍發人深省。比如選拔使用民主黨派和非黨人士的問題，比如人事檔案的問題、比如對知識分子的改造問題等，至今還在改進、還在完善，何況20世紀50年代。通篇看完，我們聽到的是直語諍言，看到的是肝膽相照。但在那個年代裏，卻觸犯了政治上的大忌。記者將談話整理出來，先是在座談會上代為發言，並準備隨後見報。以盛彤笙中科院學部委員的身份，自然反響很大。盛彤笙自忖不妥，特地致函記者注明為“訪問談話記錄代替發言”，不要見報。但結果還是捅了大婁子，最要命的是記者還加了個“宗派主義點滴”的標題。試想，說黨有“宗派主義”，這不是“惡攻”是什麽？加之在1949年以後的“三反”“五反”、“思想改造”等接二連三的運動中翻出的“集體加入了國民黨”、“與反動軍閥稱兄道弟”等曆史問題，聯係在一起，就成為反黨反人民反社會主義的鐵證，自然就成為大右派。雖然以後的實踐證明所提的意見多是正確而且富有遠見的，但卻有悖於當時的政治形勢，受到了嚴厲批判。世界上的事情往往是複雜的，明明動員大家提意見，卻設了“引蛇出洞”的玄機；也許本身就存在問題，僅僅因為別人提了出來，就認為是“猖狂進攻”。就連他不讚成將西北畜牧獸醫學院遷到黃羊鎮、認為這樣不利於教育事業的發展，因而與省委書記張仲良發生爭執的事，都成為罪證之一。
還有一個也是盛彤笙跌入人生穀底的致命問題，這就是1957年5月在中科院學部委員會上，關於“取消國務院的科學規劃委員會”的發言。他提出將它的任務“交給科學院來擔負，科學院要義不容辭地成為領導全國科學的學術中心，隻要賦予科學院以權力，讓郭沫若院長、李四光副院長這樣的人來領導，科學院是可以做好科學規劃委員會的工作的”。洞見深刻的盛彤笙看到了其中存在的問題，覺得有必要向黨和政府進言，以期改進科學規劃工作。他的這一真知灼見，在科學院卻引起軒然大波。許多讚成的學部委員認為說出了他們的心裏話，覺得這個委員會的設立是對科學家還不夠信任的表現；而反對者祭起了“反對和抗拒黨對科學工作的領導”，“狂妄自大，目無組織”，“挑撥黨與科學家的關係”等一頂頂的大帽子。科學規劃委員會是國務院1956年成立的統籌全國科學發展規劃的一個機構，在科學院之上還設有這樣一個委員會，的確有疊床架屋之嫌，且其中的領導成員大多又不是科學家，自然有外行領導內行之說。後來的實踐證明，他的這一發言，仍是極富遠見，時隔不久，中央就撤銷了國務院科學規劃委員會，完完全全由科學院來擔當這一任務。俗話說：“人無遠慮，必有近憂。”但有的時候，慮之太遠，其憂亦近。“反右”中，盛彤笙卻落了個“黨不能領導科學”的罪名。
1957年7、8月間，盛彤笙多次受到批判鬥爭，最終被戴上“右派”帽子。現實是如此殘酷，一代宗師盛彤笙被撤銷了西北畜牧獸醫學院院長、中科院西北分院籌委會副主任、中科院學部委員、全國人大代表等職務職稱，僅改任全國政協委員一職，工資由科研一級降為科研三級。自此，夢想片片破碎，青春漸漸凋零。這年他才46歲，正是壯懷激烈，大展宏圖之際，卻落得大鵬折翅、龍遊淺灘的命運，豈不悲哉！
冤情就這樣坐定了。1957年10月，盛彤笙隨同他所創建的獸醫研究室，從中科院西北分院分出，合並入中國農科院西北畜牧獸醫研究所。他曾嘔心瀝血為之籌建了3年多的中科院西北分院，在1958年正式成立時，他的名字連提都沒有提，仿佛他壓根就沒有參加過籌建一樣。1958年7月，西北畜牧獸醫研究所奉命西遷黃羊鎮，他又被分配到新成立的中國農科院中獸醫研究所。1969年，中獸醫研究所並入到蘭州獸醫研究所，盛彤笙又被分到該所情報室任研究員，直至1978年底調往江蘇南京，才逐步落實政策，推倒一切不實之詞，這一沉冤整整壓了他20年。
1956年夏，時任中國農業科學院副院長的程紹迥來到蘭州，轉達上級欲調盛彤笙到北京，任中國農業科學院副院長兼獸醫科學研究所所長的意圖。特別是中科院學部委員、時任中國農科院院長的金善寶，當時對盛彤笙充滿了信任和期待，希望他能在發展畜牧獸醫事業上有一番作為，多次催促赴任。當時他因籌建中科院西北分院工作剛剛鋪開，想幹點眉目再走。甘肅省委在得知消息後，也是愛才心切，向中央致專電，提出“西北是國家畜牧業重點發展地區之一，畜牧獸醫高級科學家極缺，由外地向西北調配此類人才又極為困難，為此故需從多方麵勸盛彤笙繼續留在甘肅工作為好”，使他未能成行。
誰知1957年夏，情況發生了意想不到的變化，成為他人生道路上的一個重大轉折點。
這年5月，《光明日報》派到各地點火的記者韓洪文來到蘭州，對盛彤笙進行采訪，說報社擬召開一次幫黨整風的座談會，希望他參加。他當時要去北京參加中科院學部大會，火車票早已買好，自然不能如約，但韓記者說談一點意見也行。一貫言行謹慎的盛彤笙倉促之間確實也不想說什麽，但禁不住韓洪文又是“上麵號召”、又是“知無不言”地一再動員，而且說愈尖銳愈好，平淡的話沒有人願意看。於是，盛彤笙抱著幫黨整風的真誠願望出發，當著韓的麵直話直說地談了對一些問題的看法，有些疑惑當時也一吐為快。時隔50多年後，讓我們來看看盛彤笙當年曾經向《光明日報》記者究竟談了些什麽！下麵是記者整理的原文：
宗 派 主 義 點 滴
科學院西北分院籌委會副主任 盛彤笙
毛主席教導我們要謙虛，每個人都舉雙手讚成。但在報刊的宣傳上，似乎共產黨人還沒有很好地貫徹這個指示，不夠謙虛。
無論在新聞或文章上，往往提到“在黨和政府的英明領導下……”把黨放在政府的前麵。自然，政府是由共產黨領導的，但從範圍上看，黨是一千多萬人組成的，政府是六億多人民組成的。如果謙虛些，把政府放在前麵，不會減低黨的威信。這是不是從蘇聯搬來的“經驗”？
再從名字的排列上扣一下。在宴會或往機場歡迎的人名單上，“委員長在總理的前麵，但副委員長卻經常在副總理的後麵。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是國家的最高權力機關，常務會領導人的名字放在國務院領導人的前麵，是完全合情合理的。現在來個反常，是否因為副總理都是共產黨員，有些副委員長是民主人士的緣故？如果謙虛些，讓它正常化，我看也不會減低黨的威信。
在許多會議上，有些非黨人士發表了精辟的見解。這些見解往往很少在報紙上刊出，或者登的很少。而黨員領導的發言，即令並不怎麽高明，也常是長篇登載，名之曰“指示”。為什麽一定要這樣，難道不如此不足以表明黨的領導嗎？
要說黨的宗派主義，這些宣傳就會助長宗派情緒的蔓延。
現在大家所揭發的大多是下層的宗派主義，其實，上層若沒有宗派主義會造成這種風氣嗎？宗派主義是從上麵來的，上麵談的就是例證。
宗派主義在蘭州也相當嚴重，解放以來，我待了幾個機關，比較滿意的還是這裏———科學院西北分院籌委會。但就在這裏也不是完全沒有宗派主義作風的。我們的辦公室主任、副主任、科長、副科長，沒有一個不是黨員。我曾有一個設想：在全國抽查一千個機關，看有幾個辦公室主任是非黨人士的。難道真的已經達到這個程度：找不到一兩個非黨人士來擔任這裏的科長、副科長？當然不是的。隻是挑選範圍太窄罷了。目前一般機關的非黨行政幹部工作情緒不高，感到沒有奔頭。有些年紀輕的，但有可能，就一心隻想學技術，因為技術和研究人員的提升，到底要憑業務，不能完全憑政治，要教條地批判他們“名利”思想容易，但能全部歸之於思想問題嗎？
機關中人事科的權力太大了，人是最複雜的動物，處理人事原不簡單。根據我所待過的機關來看，人事科的黨員幹部往往水平不夠，引起群眾的反感。曾有一個幹部對我說：“到了人事科，就像進了公安局，兩眼不敢四望，生怕觸及機密文件，將來要挨整。”群眾所以怕，還因為有一個人看不到的檔案袋，人調到哪裏，檔案袋跟到哪裏，而這個袋裏又不知道放的什麽“藥”。萬一有些不正確的、不利於自己的文件怎麽辦？
這次黨的整風要和風細雨，要貫徹“團結、批評、團結”的方針，這是很對的，聽說在1942年黨第一次整風時，采取的就是這個方針，於是我想起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的時候，采取的卻是狂風暴雨的形式：“大會壓、小會擠，學生把關、先生過關；當眾脫褲子，忍痛割尾巴。”至今想來，餘威猶存。這不能不使知識分子懷疑，為什麽那個時候不提這個方針呢？是不是以後才有先見之明呢？坦率地說，這恐怕也算是宗派主義吧！
（光明日報記者整理）
———見甘肅農業大學館藏檔案“定期”員怨緣願年黨委辦第緣卷
以上這篇書麵發言，不排除記者為達到轟動性的效應而采用較為“尖刻”的用詞，僅就所舉的事例本身來看，至今仍發人深省。比如選拔使用民主黨派和非黨人士的問題，比如人事檔案的問題、比如對知識分子的改造問題等，至今還在改進、還在完善，何況20世紀50年代。通篇看完，我們聽到的是直語諍言，看到的是肝膽相照。但在那個年代裏，卻觸犯了政治上的大忌。記者將談話整理出來，先是在座談會上代為發言，並準備隨後見報。以盛彤笙中科院學部委員的身份，自然反響很大。盛彤笙自忖不妥，特地致函記者注明為“訪問談話記錄代替發言”，不要見報。但結果還是捅了大婁子，最要命的是記者還加了個“宗派主義點滴”的標題。試想，說黨有“宗派主義”，這不是“惡攻”是什麽？加之在1949年以後的“三反”“五反”、“思想改造”等接二連三的運動中翻出的“集體加入了國民黨”、“與反動軍閥稱兄道弟”等曆史問題，聯係在一起，就成為反黨反人民反社會主義的鐵證，自然就成為大右派。雖然以後的實踐證明所提的意見多是正確而且富有遠見的，但卻有悖於當時的政治形勢，受到了嚴厲批判。世界上的事情往往是複雜的，明明動員大家提意見，卻設了“引蛇出洞”的玄機；也許本身就存在問題，僅僅因為別人提了出來，就認為是“猖狂進攻”。就連他不讚成將西北畜牧獸醫學院遷到黃羊鎮、認為這樣不利於教育事業的發展，因而與省委書記張仲良發生爭執的事，都成為罪證之一。
還有一個也是盛彤笙跌入人生穀底的致命問題，這就是1957年5月在中科院學部委員會上，關於“取消國務院的科學規劃委員會”的發言。他提出將它的任務“交給科學院來擔負，科學院要義不容辭地成為領導全國科學的學術中心，隻要賦予科學院以權力，讓郭沫若院長、李四光副院長這樣的人來領導，科學院是可以做好科學規劃委員會的工作的”。洞見深刻的盛彤笙看到了其中存在的問題，覺得有必要向黨和政府進言，以期改進科學規劃工作。他的這一真知灼見，在科學院卻引起軒然大波。許多讚成的學部委員認為說出了他們的心裏話，覺得這個委員會的設立是對科學家還不夠信任的表現；而反對者祭起了“反對和抗拒黨對科學工作的領導”，“狂妄自大，目無組織”，“挑撥黨與科學家的關係”等一頂頂的大帽子。科學規劃委員會是國務院1956年成立的統籌全國科學發展規劃的一個機構，在科學院之上還設有這樣一個委員會，的確有疊床架屋之嫌，且其中的領導成員大多又不是科學家，自然有外行領導內行之說。後來的實踐證明，他的這一發言，仍是極富遠見，時隔不久，中央就撤銷了國務院科學規劃委員會，完完全全由科學院來擔當這一任務。俗話說：“人無遠慮，必有近憂。”但有的時候，慮之太遠，其憂亦近。“反右”中，盛彤笙卻落了個“黨不能領導科學”的罪名。
1957年7、8月間，盛彤笙多次受到批判鬥爭，最終被戴上“右派”帽子。現實是如此殘酷，一代宗師盛彤笙被撤銷了西北畜牧獸醫學院院長、中科院西北分院籌委會副主任、中科院學部委員、全國人大代表等職務職稱，僅改任全國政協委員一職，工資由科研一級降為科研三級。自此，夢想片片破碎，青春漸漸凋零。這年他才46歲，正是壯懷激烈，大展宏圖之際，卻落得大鵬折翅、龍遊淺灘的命運，豈不悲哉！
冤情就這樣坐定了。1957年10月，盛彤笙隨同他所創建的獸醫研究室，從中科院西北分院分出，合並入中國農科院西北畜牧獸醫研究所。他曾嘔心瀝血為之籌建了3年多的中科院西北分院，在1958年正式成立時，他的名字連提都沒有提，仿佛他壓根就沒有參加過籌建一樣。1958年7月，西北畜牧獸醫研究所奉命西遷黃羊鎮，他又被分配到新成立的中國農科院中獸醫研究所。1969年，中獸醫研究所並入到蘭州獸醫研究所，盛彤笙又被分到該所情報室任研究員，直至1978年底調往江蘇南京，才逐步落實政策，推倒一切不實之詞，這一沉冤整整壓了他20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