遠牧昆侖：盛彤笙院士紀實

五十四、首批中科院學部委員

　　盛彤笙不僅是一位標高卓立、風範超群的教育家，同時又是一名才華橫溢、目光非凡的科學家。

　　新中國一建立，全國廣大科技工作者迫切要求組織起來，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參加建國大業。1950年8月18日，中華全國自然科學工作者代表會議在北京清華大學禮堂召開，盛彤笙作為特邀代表出席了這次會議。會上決定成立“中華全國自然科學專門學會聯合會”（簡稱“科聯”）、“中華全國科學技術普及協會”（簡稱“全國科普”）兩個組織，明確了自然科學工作者的政治方向，就是實現《共同綱領》，為人民服務，為新中國建設服務。盛彤笙分別當選為第一屆全國科聯理事，第一屆全國科普協會理事。

　　1951年5月，“甘肅科普協會”和“甘肅省科聯”成立，盛彤笙分別當選為甘肅省科普協會主任，甘肅省科聯副主任。在他的領導下，兩個組織的工作很快開展起來。“甘肅省科聯”以學術活動為主，“甘肅科普協會”以科學普及活動為主，它們互相配合，促進了科學技術的普及與提高。僅兩年多的時間，20個分會開展全省性的學術會議76次，會員發展到1162人。更多的活動是結合生產建設的實際進行的。如地理學會組織的部分會員對蘭州市政建設和定西、皋蘭兩縣農村水源進行調查；醫學、獸醫、生理等學會結合臨床、教學、治療的實際開展了學術活動。

　　1955年，盛彤笙被推舉為首批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也就是後來所改稱的院士。在這裏我們順便回顧一下新中國“學部委員”的來曆。

　　1666年，法國誕生了世界曆史上第一批國家科學院院士。

　　1948年9月23日，國民黨政府在南京北極閣召開了中國有史以來第一次院士大會，誕生了81名院士。他們幾乎全都是中國科技界的精英、中國現代科學學科的奠基人。這些人中，有50多位沒有去台灣，為新中國準備了最早的一批院士。

　　1949年11月，新中國建立了中國科學院，內部設有數理化學部，生物地學部，技術科學部，哲學社會科學部四個學部，並且建立學部委員製度。這是國家在科學技術方麵的最高學術稱號，具有崇高的榮譽和學術上的權威性，代表著我國科技隊伍的水平和聲譽，全國最傑出的科學家才能當選為學部委員。

　　當時為什麽沒有稱“院士”而稱“學部委員”，其中還有一番緣由。據《中國青年報》1997年4月 在《中國院士誕生記》這篇文章報道說，為了“院士”這樣一個名稱，20世紀50年代初，毛澤東主席還專門召集郭沫若等高級知識分子商議。許多人認為“院士”來自西方，有“資產階級味道”，不能用；郭沫若提出，“那就叫翰林吧”。因為翰林是古代的高級知識分子，是通過先選秀才、後舉人、再進士，層層嚴格甚至嚴酷的科舉考試製度選拔出來的；而翰林，又是從進士中選拔的。但毛澤東覺得太陳舊了。後來，認為當時中國科學院設立院士條件不成熟，既然設立了學部，那就稱“學部委員”，實行過渡性的“學部委員製”，並在全國科學家中進行普查和推薦，嚴格按照學術標準進行篩選。直至1994年，為了與世界接軌，國務院決定將學部委員改稱院士。

　　1955年6月3日，國務院總理周恩來發布命令，公布中國科學院首批學部委員共233人名單，在1956年6月中科院學部成立大會上，國務院總理周恩來、副總理陳毅、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陸定一出席。周恩來總理代表國務院親自宣布了經國務院第十次會議批準的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名單。

　　盛彤笙當選為生物學地學學部委員，他既是全國畜牧獸醫界唯一的學部委員，也是大西北唯一的學部委員。這一命令，使他躋身國內科學大家之林，奠定了他的科學家地位。

　　1956年盛彤笙被推舉為中國農科院學術委員會副主任，中國畜牧獸醫學會副會長。這些職務的推舉，奠定了他在全國農業科技界的學術地位。

　　1956年是新中國第一個五年計劃開局之年，也是中國現代科學技術發展史上具有裏程碑意義的一年。年初，黨中央發出了“向科學進軍”的號召，中國的科學技術開始了一個嶄新的年代。這年6月，全國第一次科學規劃工作會議召開，各路科學精英雲集北京，製定和討論《1956—1967年科學技術發展遠景規劃綱要（草案）》，這是首次全國科學家的盛會，盛彤笙參加了這次會議。會議開始時，毛澤東主席、劉少奇委員長、周恩來總理、朱德副主席、鄧小平、陳雲副總理等黨和國家領導人接見了參加擬訂全國長期科學規劃的全體科學家，並合影留念。中央領導的關懷，給盛彤笙以極大的鼓舞，從中獲得了巨大的精神動力，他對今後的發展充滿信心，以百倍的努力投入西北科學分院的籌建工作。

　　作為我國畜牧獸醫領域傑出的科學家，盛彤笙此後還多次參加了全國的科學會議以及國際學術會議，為黨和政府提出了許多關乎戰略全局的意見和建議。

　　早在1949年初期，盛彤笙就以敏銳的目光注視著世界獸疫發展變化的動向。他多次向政府有關部門呼籲：嚴防新的獸疫傳入中國！並指出：

　　“歐美諸國雖然沒有了牛瘟和馬鼻疽的威脅，可是歐美的獸醫們卻正在煩惱於另外幾種獸疫的防治，其中最重要的有牛結核、牛傳染性流產、馬傳染性貧血、馬傳染性腦脊髓炎和雞白血病等，但這幾種在我國卻很少。現在全國已經解放，在今後的建設中免不了還要輸入外國的家畜，而我國國界極為綿長，海禁又素來鬆懈，家畜的交易運輸和行旅若不慎於檢查，便隨時都有傳入新的獸疫的危險。務望政府從速製定家畜入口檢查的法規，在海關和國境要衝普遍設立獸醫檢疫的機構，嚴格管製家畜的輸入，以確保人類和家畜雙方的健康。”

　　他的這些提議，後來得到政府部門的高度重視，家畜進口的檢疫工作逐步建立並完善起來。

　　“青山有雪存鬆性。”即使在落難時期，他也沒有沉寂，而是以他睿智的大腦思索如何改變我國畜牧業落後的現狀，並在全國性的科學規劃會議、有關學術會議和全國政協會議上提出建議。1963年，他呼籲重視發展南方山區畜牧業；1973年，又向政府進言，重視發展城市畜牧業，改善人民生活。20

　　世紀80年代初，他擔任了《中國大百科全書·農業卷》獸醫部分、《中國畜牧獸醫辭典》《德漢動物學辭匯》這三大著作的主編和審校工作；在多種場合闡述了“大畜牧業”這一振聾發聵的構想；提出了解決黃土高原的土壤侵蝕與農業格局問題的思路和措施。甚至在晚年，他還敏銳地預見到我國大城市及其周邊地區獸醫事業發展的需要，利用全國政協委員的身份，以提案方式建議國家在華東地區設立動植物的病毒研究中心。這一建議得到農業部的高度重視，拿出了580萬元經費籌建。1981年，農業部領導何康還親自來到南京，找盛彤笙談建立中心的事情，並說“這件事情要幹，你一定要出麵掛帥”。盛彤笙表示：“我當後台，讓青年人在前麵幹。”後來，促成了在浙江省農科院設立了這一機構，但與他的初衷相距甚遠。南京農業大學教授陸承平回憶說：“盛老當年就敏銳地預見到了若幹年之後，城市規模擴大，農村也會實行集約化養殖。從食品安全和人民身體健康的角度考慮，在大城市設立病毒研究中心，可以有效應對和處置疫情的發生。以後的事實表明，現在人類的公共安全方麵發生的問題，例如食品安全的問題，許多來自於畜牧和獸醫方麵，涉及大城市就會產生突發性的社會事件。但他的一些遠見卓識一開始往往不被人們理解和接受，甚至被人曲解為異端。”

　　盛彤笙作為一名科學大家，即使在一些小問題上，也體現了他的淵博知識和不凡身手。

　　“文革”後期，蘭州獸醫研究所辦了一份《獸醫科技資料》的刊物，盛彤笙在翻譯獸醫科技情報資料的同時，還擔任該雜誌的顧問。當編輯人員請教他如何辦好這一刊物時，他當即提出了三點中肯的建議：（一）所謂雜誌，要體現一個“雜”字，獸醫科技雜誌也不例外，它所設置的欄目要包涵獸醫學科的方方麵麵，要讓大家都能開卷有益，各得其所；（二）既然雜誌要“雜”，辦雜誌的人自然也要成為“雜家”，雖然他們不一定都非要是本學科的專家，但必須具有本學科的基礎知識，不然稿子看不懂怎麽行；（三）雜誌不是教科書，讀者不要老生常談的內容，要常見到新鮮的東西，對稿件如何擇新選優、慧眼識金，光靠幾個編輯人員不行，建議發揮本所優勢，聘請一支精良的專家審稿隊伍把關、作後盾，就能辦好一份高水平、有權威性的獸醫科技雜誌。

　　想不到對這樣一份普通的專業性雜誌，他都能講出許多道道來，編輯人員讚歎不已：到底是中科院院士，水平就是與眾不同。他們在多年的辦刊過程中都遵循這一原則，使改版以後的《中國獸醫科技》成為一份廣受國內畜牧獸醫界歡迎的重要專業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