遠牧昆侖：盛彤笙院士紀實

四十九、毛澤東周恩來的數度任命

　　廣袤的草原，遼闊的地域，大西北幾千年來一直是祖國的天然牧區。《史記·貨殖列傳》曾讚西北隴東一帶畜牧業發達，“畜至用穀量馬牛”，因為馬牛多得不可勝數，隻有用山穀來計量，並稱“畜牧為天下饒”。畜牧業是西北地區的主要產業之一，不僅人民生活對畜產品的依賴非常迫切，而且1949年前後的相當一段時間，國家的出口貿易中畜產品如羊毛、豬鬃、腸衣、雞蛋等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新中國誕生以來，從中央以至地方無不對發展畜牧業給予極大的重視。西北軍政委員會彭德懷主席在多次的報告中指出，西北的經濟建設當以發展農業和畜牧為主。西北軍政委員會副主席習仲勳認為，“民族工作和畜牧事業是西北最重要的兩大實際問題。”1950年1月，西北軍政委員會副主席張治中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說：

　　“建設大西北，要做好三件事：交通、水利和畜牧。交通搞好了，地下的蘊藏才可能獲得開發；把水利搞好了，農產品就可能增加，以便積累資本，發展工業；畜牧，這是西北的特產，它具有遠大的發展前景，這三者構成了一幅康樂的圖畫。”

　　盛彤笙在對獸醫學院的學生入學講話時，也談到西北畜牧的重要地位：

　　“在中國的畜牧事業中間，西北陝、甘、寧、青、新五省又占著特殊的地位。西北家畜的數字，估計羊和駱駝約各占全國的三分之二，馬、驢、騾約合占全國的五分之一，牛約占全國的七分之一，這是因為西北水牛很少的緣故。僅有豬和家禽兩項，前者因為宗教關係，後者因為西北沼澤缺乏，為數較少。豬約占全國3.7%，家禽約占全國2%。在西北的總麵積中，約有一半可作牧地，比起已耕地來要超過20倍，比起可耕地來也要超過10倍以上。西北人民的收入，一般約有40%是從畜牧而來，在兄弟民族聚居的地區如新疆省，則在70%左右，在純牧區幾乎是100%，由此可見西北畜牧事業在全國的地位和在西北五省國民經濟中的重要了。”

　　大哉斯言，大西北的畜牧業，無論是對中央或者地方來說，實在是太重要了。談論我國西北問題，無論是從政治角度或者經濟角度，都不能離開畜牧業，猶如論及我國經濟建設不能離開農業如出一轍。畜牧業關乎整個西北人民的生活，畜牧事業亦即是廣大西北區域主要的事業。1949年以後從一定意義上說，西北畜牧問題的解決，即為西北經濟問題的解決。所以，西北軍政委員會一成立，中央政府就特別批準設立了有史以來全國第一個畜牧部，主持整個西北的畜牧改進事宜和獸疫防治工作，充分顯示了黨和政府對於西北畜牧事業的重視，也為西北畜牧業的發展開辟了廣闊的前景。

　　但當年整個西北畜牧業的現狀實在不容樂觀。教育基礎的薄弱、技術人員的缺乏、設施裝備的簡陋、牲畜疫病的猖獗等諸多方麵都嚴重地製約了畜牧業的發展，使廣大農牧民陷入極為貧困的境地。

　　更為可怕的是觀念上的守舊和習慣勢力的作祟。新中國成立前夕，一些畜牧獸醫界的學者紛紛來到西北牧區調查考察，他們既為這片遼闊的國土、水草豐美的土地興奮不已，但也對牧區“從事近乎原始時代式之牧畜生活”感慨良多。1945年，國立中央大學有個學者劉行驥曾作過這樣的描述：

　　“西北實際麵積約占全國總麵積1/3弱，人口5豫弱，平均密度每平方公裏16人，最稀者，尚不及一人！以此廣遍之土地，僅養活如此稀疏之人口，尚呈貧乏之狀態，其生活方法之不合理，與夫亟待改良，自不待言喻也。

　　西北各省人民，大都樸實貧苦，雖能耐勞，而較之東南農民，則實不如其勤敏，此中原因，不外生活艱難，圖存實易。蓋地廣人稀人民之生活，即感無需競爭之必要，自乏進取與改善之意誌。嚐觀東南農民，自春耕以迄秋收，田間勤力，幾無隙時，即冬令閑暇之日，亦必須從事於農家各種副業，以及明春耕耘之一切準備，終年勤勞幾難飽暖，手足胼胝，差免於饑寒。蓋人口繁密，而耕地有限，非如此不足以維持生活，一遇饑饉，則壯者散之四方，老弱者難免死於溝壑矣！回顧西北則其情形殊異，原此間土地廣大，且尚肥沃，無論耕耘或牧畜，生活遠易於東南稠密之區，年久成習，人民遂於無影無形之中，養成怠惰之習性，此論常非有所厚於東南之農民，而鄙夷西北之牧民也。蓋同屬同胞，事實如此，惟其習性怠惰，則冬日不藏，老幼不輿舍飼，以致營養不足，抗疾無力；唯其怠惰，則廄舍不整，病畜不予即時之隔離，馴至疫癘叢生，則大禍已成，莫可救藥矣。是以發展西北牧畜之道，首在提倡牧民之勤敏，宣導生產之辦法，庶幾能以言消極之預防，與積極之改良也。”

　　當然，造成牧區這種原始落後生產方式的原因，除了觀念守舊，習性使然，根本的還是曆代封建統治階級的掠奪和索取倍於其給予，而從來都不加以引導和建設。雖然以上說的是新中國成立前牧區的情形，但新中國成立初期並沒有太大的變化，1951年與1952年在甘肅河西和青海防疫牛瘟時的情形也說明了這一點。當年國立獸醫學院的師生參加了這兩次“圍剿”瘟疫的戰役，他們不但要克服艱苦的環境和惡劣的氣候帶來的困難，而且還要突破群眾中落後習俗帶來的阻力。一些藏族牧民認為牛瘟是老天降下的災難，隻能念經拜佛祈求保佑；還有的牧民將病牛的皮張和內髒拿到河邊去洗，糞便汙染了水源，引起疫病向下遊急劇蔓延；有的怕牛打了針不下犢，不讓防疫人員上門。直到做通了思想工作，讓群眾看到了科學技術的威力，工作才打開了局麵。這些積重難返的問題和相沿成習的陋規，既需要西北地區黨和政府從根本加以扭轉，也需要有一個精通業務，善於謀劃的人去開題破局。

　　西北軍政委員會主席彭德懷，副主席習仲勳、張治中等領導目光犀利，他們看中了留德雙博士盛彤笙，以他的才學，以他的年齡，以他的資曆，大西北當時難以找到第二人，自然他成了畜牧部業務領導的不二人選。新中國成立初期的短短3年中，盛彤笙分別由毛澤東主席4次簽署任命書、周恩來總理2次簽署任命書，委以重任。

　　1950年4月11日，中央人民政府毛澤東主席兩次簽署中央人民政府任命通知書，分別任命盛彤笙為西北軍政委員會畜牧部副部長和西北軍政委員會財政經濟委員會委員。這是盛彤笙在新中國成立後獲得的首次任命。

　　盛彤笙在畜牧部的工作，得到了習仲勳等大區領導的肯定，1952年底西北軍政委員會撤銷，設立西北行政委員會，他的職務得到新的晉升。中央人民政府批準任命彭德懷為主席，習仲勳、張治中、馬明方、楊明軒、賽福鼎、馬鴻賓、黃正清為副主席。委員由49人組成，均為西北大區軍政要員和少數民族、民主黨派的上層人士，如王恩茂、王震、白如冰、汪鋒、孫蔚如、馬文瑞、張仲良、張宗遜、鄧寶珊、包爾漢、喜饒嘉措、張達誌、張德生、吳鴻賓、陶峙嶽、彭紹輝等人。現在上了點年歲的人都熟悉這些名字，他們中的大多數以後都成為各省、自治區主要領導或中央部門的主政官員。盛彤笙以時任西北畜牧獸醫學院院長身份進入西北行政委員會，在1953年一年中，他分別獲得毛澤東主席、周恩來總理的三次任命。

　　1953年1月14日，毛澤東主席簽署任命通知書，任命盛彤笙為西北行政委員會委員；

　　1953年5月15日，周恩來總理簽署任命通知書，任命盛彤笙為西北行政委員會畜牧局副局長；此前的1951年2月2日，周恩來總理還簽署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任命通知書，任命盛彤笙為西北獸醫學院院長；

　　1953年12月9日，毛澤東主席簽署任命通知書，任命盛彤笙為西北行政委員會財經委員會委員。

　　這是幾次重要的任命，同時擔任西北局委員、財經委員會委員並兼任局長的人，可謂少之又少。這使盛彤笙躋身西北局領導成員的行列，參與到西北局重大問題的決策中來。現在黨和政府給了他一個在整個大西北施展才華的空間，他可以在畜牧業的恢複和發展的舞台上，導演出一幕幕精彩的話劇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