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6月,盛彤笙從友人處得知這樣一則消息:“英國政府贈予中國留英獎學金名額10名。”他連忙給朱家驊寫報告,請求給獸醫學院至少1個名額。當教育部答複“非政府所為,係由英國文化委員會辦理的獎學金”後,又趕忙致電該會,請求分配名額。
同年,在《中央日報》上有一則非常小的報道:《澳設獎學金歡迎我學生》,說澳大利亞政府準備每年給中國培養留學生四五名。他一見報道,連忙剪了下來,並致電教育部:“澳洲之學術素以畜牧獸醫、養羊、毛紡最著,請給本院留澳獎學生至少2名。”後教育部解釋此為澳國教育代表團訪華時的提議,未成事實時,方才作罷。
從以上兩件小事,可以看出盛彤笙在人才培養上的良苦用心。
作為一名教育家,盛彤笙深知人才為事業之本,他愛才心切,始終把培育人才放在各項工作之首,可以說伴其一生。在國立獸醫學院如此,以後到中科院西北分院也是如此,即使在“反右”落難後,也為青年科技人員的成長耗費心血。在解放前夕社會動蕩的情勢下,許多人考慮的是自己的後路,有幾人能為人才下如此的功夫,能如此殫精竭慮、不遺餘力地加以培養。而盛彤笙為了學校能有一流的師資,為學校的發展蓄積人才,哪怕從報紙上得到一點信息,也要跟蹤追擊,窮追不舍。
善於使每一個教師都能走向成功,是盛彤笙用人的最大特點。許多校友回憶,盛彤笙當年能將學院辦成亞洲一流學府,首要的就是其慧眼識人,在栽培人才上不遺餘力。當年,他以35歲的年齡,以求賢若渴的至誠之心,聘請和重用了一大批二三十歲富有朝氣、誌向和才華的年輕人,這些初出茅廬的年輕人在他的引導和栽培下,做出了非凡的業績,成為各自領域的大家。在國立獸醫學院的眾多教師中,盛彤笙了解每個人的潛質,看到了可從那個方麵進行培養,善於幫助他們走向成功。1948年,他將講師謝錚銘及助教李振鈞、陳北亨、金文忻等,通過國民政府教育部公費送到英美等國留學深造,這些人後來都成為國內及海外名重一時的大家。謝錚銘是學業精深的獸醫解剖學家,陳北亨是我國獸醫產科學的奠基人,二人前麵均有介紹。金文忻在美國堪薩斯州立大學獸醫學院研究獸醫寄生蟲學,是一個非常有作為的青年教師,可惜學習期間因突發腦病客死他鄉。李振鈞於美國密西根州立大學獸醫學院研究獸醫內科學,因其父任過國民黨的參議長,家庭背景複雜,新中國成立後見勢頭不好而留美未歸,後成為美國著名藥理學專家。可以說,經他培養的人,沒有不成功的。
盛彤笙還將一些青年教師推薦到國內的名校名師那裏去進修提高。助教任繼周被推薦到母校中央大學師從王棟教授專攻牧草學;任過獸醫係總支書記的買永彬被推薦到北京協和醫院學習,後又送到蘇聯莫斯科獸醫學院進修;助教陳士毅被送到國立中央大學醫學院師從蔡翹、吳襄兩教授攻讀生理。為了使他們學業有成,盛彤笙連修習的功課、實習實驗、實習報告、參加考試等都安排得清楚具體。
盛彤笙更以其超前的人才目光注意在學生中挑選好的苗子,悉心培養,使其成為國立獸醫學院未來的學術骨幹。
首屆畢業的“八大金剛”個個學習刻苦勤奮,有很好的專業功底和英語基礎。其中張邦傑的內科,趙純庸的微生物,孫克顯的解剖,在學生時期就很有名氣,三年級時,盛彤笙就根據他們的特長,有目的地分科加以培養,師從名師,然後留校充實到這些學科。
第二屆的畢業生22人,盛彤笙又從中選留了李兆甲、張秉一、沈斌元、田九疇、郭民琛等5人,他們被充實到微生物、診療、解剖三科。其中的田九疇在上專業基礎課時,就酷愛解剖學,一天到晚在實驗室裏看標本,有機會就做屍體解剖,刺鼻的福爾馬林液體他全然不覺,閑下來就抱著解剖書看,外語也不錯,但其他功課一般。盛彤笙發現這是個特殊人才,一心要把他培養成解剖大家,留校後安排家畜解剖學家謝錚銘教授對他重點培養,1958年調往西北農學院任家畜解剖學教授,師徒二人在60年代還合作出版了《家畜解剖圖譜》,至今仍是經典之作。張秉一當學生時就品學兼優,留校後由微生物學家廖延雄教授負責培養,參加過多個課題的研究和教材編寫,1975年調蘭州獸醫研究所,在魏氏梭菌及其毒素、中藥抗菌作用、羔羊痢疾病、山羊沙門氏菌病等方麵的研究取得多項成果,任過蘭州獸醫研究所副所長、所長等職。
其次,盛彤笙不拘一格,重用出人才。盛彤笙對人才委以重任,發揮其潛能,創造其價值,人才成就了畜牧獸醫事業,畜牧獸醫事業又造就了這些人才。當年西北畜牧獸醫學院的寄生蟲、微生物、解剖、內科診療、病理、產科等學科,由於有“海歸”為主將,加上盛彤笙預先物色的後備力量,形成了一個合理的學術梯隊,其學術實力在全國首屈一指。
用人之道,看似是個方法問題,實則是個胸懷問題,境界問題。解放初期,崔堉溪隨西北農業專科學校合並到西北獸醫學院,當時他上老下小全家11口人,經濟上十分緊張。一些農業院校看中了他的才學,許以高薪想將他“挖走”,但他最終還是服務於學校及以後的甘肅農業大學,個中緣由,與學校對他多方的關心不無關係。當年山東農學院答應他們夫婦二人如果前往,每人薪金可在現有基礎上增加35萬元(舊幣),在新中國成立初期這是一個不小的數字,可折合小米430多斤,而當時的公職人員月工資也多為300至500斤小米,自然有誘惑力。盛彤笙當時已在西北軍政委員會畜牧部任職,了解情況後,考慮到崔堉溪等教師家庭確有實際困難,於是親自向西北軍政委員會財經委員會寫出專題報告,請求給他們增加薪金。西北軍政委員會財經委員會也很重視,1950年9月,彭德懷、賈拓夫、白如冰聯名複函:
“關於你院崔堉溪先生待遇問題,提出如下意見:一、在不違反教育部所定標準之原則下,你院評薪可酌為提高,評米後可按西安市米價折成人民幣,再依蘭市單位價發給,上項辦法曾經狄秘書長和辛廳長當麵商妥,並經過教育部同意;二、教授專家中如家庭負擔過重者,在你院同仁不反對的條件下(要多加解釋),可由院方酌予補貼,這是過渡期間的臨時辦法。希將處理情形報財委及教育部備案。”
這樣,盛彤笙就為崔堉溪和另外三名教師爭取了每月150~200斤不等的小米補貼,緩解了他們在生活上的窘迫狀況。
隨後不久,內蒙古畜牧獸醫學院成立,由於師資缺乏,崔堉溪夫婦奉高教部之令,借調講學。該院給了他們很好的待遇,並動員留下來。但兩年期滿他們仍回到了學校。在學校的一次會議上,崔堉溪說:“內蒙古畜牧獸醫學院對我們非常好,但我離開西北畜牧獸醫學院後,學院不僅給我當農民的父親安排了工作,患病時還派人照顧他,我是為了感謝學校才回來的。”
在用人方麵,盛彤笙說過這樣一句話:“天下之才用其所長無不可用之才,天下之才用其所短無可用之才。”當年來到國立獸醫學院所有的教職員,甚至工友,為什麽那麽多人感激盛彤笙?因為每個人都感到各得其所,發揮了才能,全校上下形成一個和諧的整體。這使人不由想起三國時期著名政治家、軍事家諸葛孔明的用人之道。當他病逝五丈原,噩耗傳出後,不僅與他親近的人悲痛萬分,就連被他處分過的人都痛哭不已。蜀國都護李嚴犯錯被貶官,得知孔明去世,在後方成都大哭而死,原因何在?“蓋嚴嚐望複收己,得自補前過,度孔明死後,人不能用之故也”。因為李嚴覺得,丞相活著,他還有複出的希望,有機會彌補自己的過失,丞相一死,再也沒有人會啟用他了。
胸懷有多大,事業就有多大。事業的成功其實也就是育人、用人的成功。西北畜牧獸醫學院當年事業蒸蒸日上,許多方麵走在全國農業院校的前列,這與盛彤笙的寬以待人、慧眼識人、熱心育人不無關係。以後,接二連三的政治運動,再加上主政的個別領導以“寧左勿右”的手法對待知識分子,總把他們當做改造對象,運動來了,就將他們收拾一番,自然挫傷了大家的積極性,學校開始出現人心離散、質量下降的局麵。1957年初,學生們自發簽名,打著“歡迎盛彤笙蔣次昇返校”的橫幅上街遊行請願,到中科院西北分院請求盛彤笙回校主政,這也是全體師生發自內心深處的情感,當時大家都有一個共同的認識,隻有盛彤笙在,獸醫學院才會有希望。按理說盛彤笙當時還兼任西北畜牧獸醫學院院長,請他返校也是正常不過的事情,但在“反右”鬥爭中,很多學生卻因此而被打成右派,付出了沉重的代價,直至20年以後才得以平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