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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七、“你看看你在胡說些啥”
1948年，學院舉行了一次報告會，有位講師給學生作學術報告，盛彤笙在下麵聽了一會兒，很不高興，轉身而出，抱了一摞書回來，走到這位講師的麵前說：“你看看你在胡說些啥？”
1951年，《國立獸醫學院校刊》上發表了一位獸醫內科學教授的學術論文，他在文章中形容馬患破傷風，兩耳緊張豎起時，說成是兩耳“垂起”。盛彤笙看到後，在這篇文章的旁邊批了一句話：“垂者下也，起者上也，請問垂起是什麽意思？”
以上兩件事在國立獸醫學院初創時期廣為流傳，從中可以看出盛彤笙在學術上的嚴格要求，他決不允許那種似是而非、模棱兩可、不懂裝懂、淺嚐輒止的學術行為。雖然搞得當事人下不了台，很傷自尊，一時難以接受，但對所有的教師都是一個警示：做學問來不得半點馬虎和粗心，必須嚴謹認真，孜孜以求。否則，獸醫學院的講壇上就沒有立足之地。
在治學上，盛彤笙自己就是典範，從來都是一絲不苟，精益求精。1941年在成都時，他撰寫了《獸醫細菌學實驗指導》一書，初稿出來後，他沒有立即付印，而是先讓助教朱曉屏按“指導”全麵做了一遍，感覺沒有什麽問題，方才定稿，於1942年印刷發行，同行稱這本書“是我國第一部高等院校獸醫專業自編教材，可與人醫細菌實習媲美。”在以後的12年中，三次進行修改，方才成為農業院校獸醫專業正式教材，真是“十年磨一劍”。難怪有的教師說，不要看現在寫的書厚厚的一本，裏麵有用的東西不多，真正做起來，還得找過去的老教材。
我國著名教育家蔡元培先生有一句這樣的名言：“所謂大學者，非僅為多數學生按時授課，造成一畢業生之資格而已，實以是為共同學術之機關。”著名學者胡適先生也曾經說過：“學問是鑄器的工具，拋棄了學問便是毀了自己。”民國時期的教育大家都認為學術是個人自立、國家富強的根本，一個人不研究學問，就難成大器。所以，國民政府的《大學法》，將大學定位在“研究高深學問的機關”。盛彤笙和這些教育界的宿耆一脈相承，堅持以學術研究為使命，惟學是求。
辦學伊始，獸醫學院沒有任何物質基礎，但沒有降低盛彤笙對教學的要求，他與蘭州大學醫學院建立了教學關係，共同商定生物化學教學合作辦法，教師相互兼課，儀器設備共同使用，這樣兩校的學生都能享受到最好的辦學資源。蘭大的楊浪明教授一直上獸醫學院的生物化學課，而盛彤笙、郝逢教授兼授了醫學院的微生物課和生物化學課，他們的講課大受學生的歡迎。
建校初期，社會動蕩，人心不安，但盛彤笙心如止水，堅持每周三舉行一次學術報告會，千方百計請國內外的學術大家和國際名流來校講學，培植深入研究學問的風氣。
下麵是新中國成立前三年邀請學者來院參觀並講學的部分記錄：
1948年3月3日，聯合國衛生工程師毛裏爾博士學術報告會；
同年，衛生部細菌學專家湯飛凡博士來蘭視察，在學院作“獸醫與人醫關係”的報告；
世界衛生組織防癆專家勞禮博士、前衛生部長劉恒瑞、美國醫藥援華會會長格古森等來院參觀，和師生一起交流學術，並贈送相關書籍；
在1948年7—8月間，組織學生參加聽取了蘭州大學醫學院舉辦的“藥物治療學之最新進展”“中國之疥瘡”“霍亂之免疫及預防注射問題”等10場學術講座，稱“主講人均為醫界名流，內容極為精湛”；
1948年8月9日，大學者顧頡剛來校作學術報告，並賜字留念。顧頡剛，曆史學家，曆任中山、燕京、中央、複旦等大學教授；解放後任中科院曆史研究所研究員，主持標點《資治通鑒》、二十四史；
1948年8月19日，美國軍事顧問團上校獸醫尤禮博士、國防部馬政司崔步青副司長來甘檢查馬政工作，盛彤笙將他們請到學校，向師生作“美國之畜牧業與馬政概況”的報告；
1949年3月，國防部西北軍馬場場長王善政、石庭桂、朱俊傑來院參觀，和師生們座談交流，返回後給學校提供了不少實習材料；
還有美國經濟合作總署中國分署專員蘭士英及中美農村複興委員會西北辦事處主任薩漢民來院參觀座談，並表示願意對本院在滬、渝器材運輸加以幫助。
解放初期，盛彤笙先後邀請中央大學草原學家王棟教授、獸醫學家羅清生教授、生物化學家鄭集教授、畜牧學家於大新教授等來蘭講學。
這些大名鼎鼎的學者將他們的學術思想帶進了校園，開闊了師生的眼界，濃厚了學術氛圍。當年教師們個個都潛心學問，晚上幾乎都在教研室備課，搞研究，編教材，指導學生做實驗。環境雖苦，但心情愉悅，激情尚存。秦和生編寫教材時，常常是在家一吃完晚飯，就提上一壺開水到教研室，一寫就是一個通宵。由於外科書籍很多操作需要繪圖說明，而一本書中甚至有上百幅插圖，都是他在硫酸紙上用繪圖筆細細地描繪出來的，一幅插圖，不知要花費多少工夫。由於盛彤笙要求嚴，教師和學生都感到壓力很大，伏羲堂每晚都燈火通明，教師中很少有人在12點以前回家的，連周末也不休息。當年西北畜牧獸醫學院的教師都有這樣一個很深的感受：“要當這裏的教師，肚子裏沒有一點貨色，在這位置上就坐不住。”
學術機構是進行學術交流的重要渠道和途徑。獸醫學院創辦不久，盛彤笙就考慮到獸醫學與畜牧、草原之間的緊密聯係，與聯合國糧農組織牧草專家麥康基博士共同商議，在國立獸醫學院的籌辦下，成立了西北家畜及飼料改進協會，這是大西北第一家大型學術機構。該協會後來因戰事雖然開展的活動不多，但國立獸醫學院卻以此為發端，在全國首開草原學科的先河，並打出了一片草業科學研究的新天地，被稱之為“草業黃埔”。時至今天，草業學科仍然是甘肅農業大學在全國獨占鼇頭的優勢學科。
在辦學秩序稍事穩定後，盛彤笙辦起了《國立獸醫學院校刊》，其宗旨為“旨在報道教學研究各項消息，載錄我校措施與動向，輒用檢討策勵於吾人，並茲乞教就正於高明。”並為之題寫了刊名，使新成立的學校有了一塊學術交流的園地。1949年1月1日出版的創刊號上，盛彤笙親自撰寫了《創刊詞》，指出：
“原夫科學之發達，由於分工，文化之交響，蓋亦由斯；而人類之進步，莫不自粗而精，自疏而密焉；分工細則其學也專，精而密則其交融也和；學專而文化昌明，和諧而矛盾以去，人類文明之幸福基於此，科學真諦之原則亦肇於斯。”
這本校刊開始每季度出版一期，院長、教授親自寫文章，研討學問，訓育學生。每期校刊的清樣盛彤笙都要親自審看，不允許出現一點錯誤。校刊先後出版了12期，其中盛彤笙的“和新生談談畜牧獸醫”、草原學家王棟的“西北之草原”、朱宣人的“對於今後獸醫教育的意見”、許綬泰的“論新民主主義的獸醫教育”、蔣次昇的“新時代獸醫的認識”、崔堉溪的“新西北的畜牧事業和本院的畜牧係”、任繼周的“用牧草輪作來改造中國的農業”等重要文章都在院刊上發表，一直到1953年出版最後一期。這些文章立論高遠，中西融通，準確地把握了學科的發展和戰略走向，成為我國畜牧獸醫現代教育不斷完善的重要標誌。其中的許多學術文章、研究成果、病例報告，更是各級政府及業務部門製定政策的重要依據，其指導意義非同尋常。
1951年，《國立獸醫學院校刊》上發表了一位獸醫內科學教授的學術論文，他在文章中形容馬患破傷風，兩耳緊張豎起時，說成是兩耳“垂起”。盛彤笙看到後，在這篇文章的旁邊批了一句話：“垂者下也，起者上也，請問垂起是什麽意思？”
以上兩件事在國立獸醫學院初創時期廣為流傳，從中可以看出盛彤笙在學術上的嚴格要求，他決不允許那種似是而非、模棱兩可、不懂裝懂、淺嚐輒止的學術行為。雖然搞得當事人下不了台，很傷自尊，一時難以接受，但對所有的教師都是一個警示：做學問來不得半點馬虎和粗心，必須嚴謹認真，孜孜以求。否則，獸醫學院的講壇上就沒有立足之地。
在治學上，盛彤笙自己就是典範，從來都是一絲不苟，精益求精。1941年在成都時，他撰寫了《獸醫細菌學實驗指導》一書，初稿出來後，他沒有立即付印，而是先讓助教朱曉屏按“指導”全麵做了一遍，感覺沒有什麽問題，方才定稿，於1942年印刷發行，同行稱這本書“是我國第一部高等院校獸醫專業自編教材，可與人醫細菌實習媲美。”在以後的12年中，三次進行修改，方才成為農業院校獸醫專業正式教材，真是“十年磨一劍”。難怪有的教師說，不要看現在寫的書厚厚的一本，裏麵有用的東西不多，真正做起來，還得找過去的老教材。
我國著名教育家蔡元培先生有一句這樣的名言：“所謂大學者，非僅為多數學生按時授課，造成一畢業生之資格而已，實以是為共同學術之機關。”著名學者胡適先生也曾經說過：“學問是鑄器的工具，拋棄了學問便是毀了自己。”民國時期的教育大家都認為學術是個人自立、國家富強的根本，一個人不研究學問，就難成大器。所以，國民政府的《大學法》，將大學定位在“研究高深學問的機關”。盛彤笙和這些教育界的宿耆一脈相承，堅持以學術研究為使命，惟學是求。
辦學伊始，獸醫學院沒有任何物質基礎，但沒有降低盛彤笙對教學的要求，他與蘭州大學醫學院建立了教學關係，共同商定生物化學教學合作辦法，教師相互兼課，儀器設備共同使用，這樣兩校的學生都能享受到最好的辦學資源。蘭大的楊浪明教授一直上獸醫學院的生物化學課，而盛彤笙、郝逢教授兼授了醫學院的微生物課和生物化學課，他們的講課大受學生的歡迎。
建校初期，社會動蕩，人心不安，但盛彤笙心如止水，堅持每周三舉行一次學術報告會，千方百計請國內外的學術大家和國際名流來校講學，培植深入研究學問的風氣。
下麵是新中國成立前三年邀請學者來院參觀並講學的部分記錄：
1948年3月3日，聯合國衛生工程師毛裏爾博士學術報告會；
同年，衛生部細菌學專家湯飛凡博士來蘭視察，在學院作“獸醫與人醫關係”的報告；
世界衛生組織防癆專家勞禮博士、前衛生部長劉恒瑞、美國醫藥援華會會長格古森等來院參觀，和師生一起交流學術，並贈送相關書籍；
在1948年7—8月間，組織學生參加聽取了蘭州大學醫學院舉辦的“藥物治療學之最新進展”“中國之疥瘡”“霍亂之免疫及預防注射問題”等10場學術講座，稱“主講人均為醫界名流，內容極為精湛”；
1948年8月9日，大學者顧頡剛來校作學術報告，並賜字留念。顧頡剛，曆史學家，曆任中山、燕京、中央、複旦等大學教授；解放後任中科院曆史研究所研究員，主持標點《資治通鑒》、二十四史；
1948年8月19日，美國軍事顧問團上校獸醫尤禮博士、國防部馬政司崔步青副司長來甘檢查馬政工作，盛彤笙將他們請到學校，向師生作“美國之畜牧業與馬政概況”的報告；
1949年3月，國防部西北軍馬場場長王善政、石庭桂、朱俊傑來院參觀，和師生們座談交流，返回後給學校提供了不少實習材料；
還有美國經濟合作總署中國分署專員蘭士英及中美農村複興委員會西北辦事處主任薩漢民來院參觀座談，並表示願意對本院在滬、渝器材運輸加以幫助。
解放初期，盛彤笙先後邀請中央大學草原學家王棟教授、獸醫學家羅清生教授、生物化學家鄭集教授、畜牧學家於大新教授等來蘭講學。
這些大名鼎鼎的學者將他們的學術思想帶進了校園，開闊了師生的眼界，濃厚了學術氛圍。當年教師們個個都潛心學問，晚上幾乎都在教研室備課，搞研究，編教材，指導學生做實驗。環境雖苦，但心情愉悅，激情尚存。秦和生編寫教材時，常常是在家一吃完晚飯，就提上一壺開水到教研室，一寫就是一個通宵。由於外科書籍很多操作需要繪圖說明，而一本書中甚至有上百幅插圖，都是他在硫酸紙上用繪圖筆細細地描繪出來的，一幅插圖，不知要花費多少工夫。由於盛彤笙要求嚴，教師和學生都感到壓力很大，伏羲堂每晚都燈火通明，教師中很少有人在12點以前回家的，連周末也不休息。當年西北畜牧獸醫學院的教師都有這樣一個很深的感受：“要當這裏的教師，肚子裏沒有一點貨色，在這位置上就坐不住。”
學術機構是進行學術交流的重要渠道和途徑。獸醫學院創辦不久，盛彤笙就考慮到獸醫學與畜牧、草原之間的緊密聯係，與聯合國糧農組織牧草專家麥康基博士共同商議，在國立獸醫學院的籌辦下，成立了西北家畜及飼料改進協會，這是大西北第一家大型學術機構。該協會後來因戰事雖然開展的活動不多，但國立獸醫學院卻以此為發端，在全國首開草原學科的先河，並打出了一片草業科學研究的新天地，被稱之為“草業黃埔”。時至今天，草業學科仍然是甘肅農業大學在全國獨占鼇頭的優勢學科。
在辦學秩序稍事穩定後，盛彤笙辦起了《國立獸醫學院校刊》，其宗旨為“旨在報道教學研究各項消息，載錄我校措施與動向，輒用檢討策勵於吾人，並茲乞教就正於高明。”並為之題寫了刊名，使新成立的學校有了一塊學術交流的園地。1949年1月1日出版的創刊號上，盛彤笙親自撰寫了《創刊詞》，指出：
“原夫科學之發達，由於分工，文化之交響，蓋亦由斯；而人類之進步，莫不自粗而精，自疏而密焉；分工細則其學也專，精而密則其交融也和；學專而文化昌明，和諧而矛盾以去，人類文明之幸福基於此，科學真諦之原則亦肇於斯。”
這本校刊開始每季度出版一期，院長、教授親自寫文章，研討學問，訓育學生。每期校刊的清樣盛彤笙都要親自審看，不允許出現一點錯誤。校刊先後出版了12期，其中盛彤笙的“和新生談談畜牧獸醫”、草原學家王棟的“西北之草原”、朱宣人的“對於今後獸醫教育的意見”、許綬泰的“論新民主主義的獸醫教育”、蔣次昇的“新時代獸醫的認識”、崔堉溪的“新西北的畜牧事業和本院的畜牧係”、任繼周的“用牧草輪作來改造中國的農業”等重要文章都在院刊上發表，一直到1953年出版最後一期。這些文章立論高遠，中西融通，準確地把握了學科的發展和戰略走向，成為我國畜牧獸醫現代教育不斷完善的重要標誌。其中的許多學術文章、研究成果、病例報告，更是各級政府及業務部門製定政策的重要依據，其指導意義非同尋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