遠牧昆侖：盛彤笙院士紀實

三十三、砥柱中流

　　蘭州，西北軍政長官公署所在地，是國民黨在西北的軍事、政治中心。國立獸醫學院成立後，國民黨甘肅省黨部要求學院成立國民黨黨部和三青團團部，建立“防奸保密小組”，盛彤笙以一個學者的清高和骨氣，想方設法加以抵製，或采取拖延的辦法，始終沒有成立，這在蔣管區的機關學校中絕無僅有。

　　1948年5月，甘肅省戡亂建國動員委員會擬舉辦大規模講演及論文比賽，通知國立獸醫學院：“主旨側重戡亂建國動員工作之宣傳，提高青年政治認識，加強學術研究之興趣，貴校為西北最高學府，群賢畢至，不乏專家，對此問題定多高見，請賜予卓見以資參考。”

　　盛彤笙在通知上批示：“查本院均為畜牧獸醫人員，對於政治學術素無深刻研究，且課業繁忙，複以不克參加。”拒絕了這次演講比賽。

　　甘肅省參議會也舉辦了一次戡亂建國講演競賽，指定國立獸醫學院“派同學三十人參加並請各位教授蒞會指導”，學院按照盛院長批示“本院在校受業學生僅九人，餘在蘭大授教，課業繁忙不克參加”，複函加以拒絕。國民政府教育部多次來電來函要求進行“戡亂救國動員宣傳”，盛彤笙冷靜應對，批示“閱存”，始終沒有照辦。

　　天之將明，其黑尤烈。1949年4月，原西北軍政長官張治中將軍參加國共和談後，蔣介石麵對國民黨的潰敗和頹勢，將“青海王”馬步芳當作挽救西北的一根“救命稻草”，任命其代理西北軍政長官，7月又正式任命為軍政長官。馬家軍素有虎狼之性，凶殘野蠻。1936年，馬家軍對我被俘的紅西路軍戰士不僅屠殺、活埋，有的還被割掉耳朵、鼻子，有的把腸子扯出來繞在樹上。紅5軍軍長董振堂、政治部主任楊克明、13師師長葉崇本的頭顱被割下來，掛在高台縣城樓示眾。在馬家軍的大肆暴虐下，我兩萬一千多名西路軍將士僅有少部分生還，其狀慘不忍睹，駭人聽聞。

　　為了做好抵抗人民解放軍進軍大西北的準備，馬步芳在蘭州實行法西斯統治，大搞白色恐怖，相繼頒布了“戒嚴法”“緊急治罪法”“戶口連保”“郵電檢查”等近20部反動法令。在原國民黨“軍統”“中統”等特務機構的基礎上，調進大批馬係骨幹分子，實施特務統治，一時間，古城蘭州警笛長鳴、憲警遍街、特務如麻，一片血雨腥風。學校更是不堪其擾，不勝其憂，馬步芳上任後不久，一麵采取一些懷柔政策，命令甘肅田糧處，給在蘭的四高校學生每人麵粉46斤、銀元6角，使他們不要鬧事，企圖穩定後方；一麵建立“戡亂建國動員委員會”，派出特務、暗探潛入各高校，注意和監視學生的活動，搞得學校人人自危。盛彤笙攜手蘭大校長辛樹職、西北師院院長易價、西北農專校長路葆清等，冷靜應對，與之展開了驚心動魄的鬥爭。

　　5月間，剛剛代理西北軍政長官的馬步芳，提出要在國立獸醫學院駐軍，以抗拒蘭州的解放。這可急壞了盛彤笙，一駐軍，學校肯定要毀於戰火，他叫上秦和生，跑到寧夏找西北軍政副長官馬鴻逵及宋希濂、董其武等其他一些西北軍政要員，言明獸醫學院係由蔣主席手令創立，且地方狹小，不宜駐軍。通過從側麵迂回做了大量的工作，終於說動了馬步芳及其子馬繼援，保住了獸醫學院。

　　6月，馬步芳效法徐州戰役將機關工作人員及青年學生強征入伍的辦法，以創辦軍事夏令營為幌子，妄圖讓幾所大學的青年學生替他們充當炮灰。盛彤笙與其他三校領導分析後，覺得戰局如此緊張，還搞什麽軍事夏令營，事出蹊蹺，於是商議聯合加以抵製。他們以躲避戰火為由，將學生提前放假回家，隻留少數人護校，使馬步芳這一如意算盤隨之落空。

　　8月初，馬家軍為死守蘭州鼓舞士氣，由西北長官公署政工處處長上官業佑出麵牽頭，組織“甘肅各界蘭州戰地服務團”，要求四大院校和和蘭州圖書館、甘肅科學教育館的教職員工參加，“動員一切人力物力，配合軍事需要，支援前線”，其任務是宣傳、慰勞、服務和醫療救護等，要求師生們上街大量張貼標語、漫畫及宣傳品，向社會募捐“慰勞品”“慰勞金”，救護傷病員和傷病馬匹。六院校館的負責人還是以學校放假為借口，沒有發動和組織學生參加，將此事拖延了下來。

　　蘭州解放前夕，盛彤笙和夫人鄒東明經常在深夜收聽延安的廣播，了解時局的發展變化情況，以便采取應對措施。當收聽到解放軍總部一再廣播，要求蔣管區各單位負責人和廣大群眾保護好工廠、機關、學校以待接管，特別指名“國立獸醫學院院長盛彤笙先生，我們很快就要打過來，請你保護好學校”時，大家更堅定了保護好學校人員和財產的決心。當時，國民黨省黨部指令獸醫學院成立應變委員會，由盛彤笙任主任，朱宣人為副主任。他們就利用這一組織，積極護校。一次，朱宣人、許綬泰、常英瑜、買永彬等聚集在盛彤笙家中，討論如果萬一在蘭州城展開拉鋸戰，應采取什麽態度時，總務長常英瑜堅定地說：“那我們就一邊倒，倒向共產黨。”這一向往光明、向往正義的表態，得到在場人員的一致讚同。

　　隨著解放大西北的炮火聲日益臨近，蘭州城內兵荒馬亂，馬步芳匪幫在作困獸猶鬥的同時，疏散城內各學校機關，脅迫四校（蘭大、西北師院、獸醫學院、西北農專）兩館（蘭州圖書館、甘肅科學教育館）遷往河西。由於馬步芳軍隊騎兵多，需要獸醫為他們服務，對國立獸醫學院更是垂涎三尺，馬步芳以“緊急命令”通知獸醫學院：

　　“查目前西北剿匪軍事吃緊，為配合軍事需求，所有中央駐蘭機關學校應即尅日加緊疏散，借以加強戰鬥力量。茲指定該院遷往西寧”。

　　早已看清國民黨及馬家軍總崩潰即在眼前的四校負責人，共同商議，不能為他們效勞殉葬，他們借口學校遷移須征得教育部的同意，設法拖延。於是和蘭州圖書館、甘肅科學教育館的負責人等，6家聯名致電廣州教育部，提出以下3條遷移條件：

　　“一、六單位以遷移同一地點為原則；

　　二、這些單位所有公物計有5800箱，需要一定的裝箱準備時間；

　　三、師生員工加眷屬共7130人，請求撥給搬遷費、建築費、生活費30萬銀元。”

　　教育部自然難以答複他們的請求，搬遷時間也一拖再拖。馬步芳當然不甘心就此罷休，後看青海難守，轉而於8月15日又向國立獸醫學院發出緊急命令：“一、茲改著該院隨同蘭州大學遷往武威；二、如不西遷，以軍法論處。”由於不見行動，馬步芳再次召集四院校負責人到其“長官公署”，脅迫他們立即遷往河西走廊，如不遷校，則必須在他們擬就的“反共宣言”“告四院校學生書”“致廣州國民政府請求空運槍支彈藥來蘭的電報”等三個文件上簽字，作為交換條件。對這幾個清高自尊的大知識分子來說，是一次極為艱難的抉擇。雖然他們心向光明，堅定不移地倒向共產黨一邊，但現在身陷虎狼之穴，麵對窮凶極惡的馬家軍，處置稍有不慎，就有可能使學校和師生遭受滅頂之災。四院校負責人經反複權衡，覺得這三個文件對他們起不到一根救命稻草的作用，卻可以使四校負責人免遭殺身之禍，使數千名師生和家屬免除了遷徙流離之苦，保持四院校完整地交給人民，遂在三個文件上簽了字。正如他們所預料的那樣，告四院校學生書中號召學生參加國民黨軍隊，事實上並無一人應召；要求廣州國民黨政府空運槍支彈藥來蘭的電報，更無任何反應。

　　解放後，這些問題自然成為盛彤笙的曆史問題，在以後的政治運動中多次被翻騰了出來，成為反黨反人民的罪證，盛彤笙也在多次檢討中自責自己。其實，四校領導對這件事情的處置，在當時的情況和背景下，是一場艱苦卓絕的智慧較量，也是唯一正確的選擇，這個時候保護師生的生命安全、保護人民財產免受損失是頭等大事，任何衝動都可能帶來滅頂之災。柔能克剛，“颶風過後，伏草唯存。”盛彤笙當年和其他高校領導由於處置得當，將學校的人員和財產完整無損地交到了人民手中，才是他們最大的愛國愛民，也是他們作出的最大貢獻。盛彤笙也認為自己“問心無愧，因為其最終結果是對人民有利，對黨有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