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肅蘭州,深處大陸腹地,與外界溝通關山重重,其困難程度,令人難以想象。
讓我們看看國立獸醫學院第一屆學生趙純庸當年記錄他從四川取道南京,再經由鄭州、西安到蘭州的上學經曆,就能略知一二。趙純庸,四川榮昌人,富家子弟,其父趙宗燠為盛彤笙在德國柏林大學的校友,新中國成立後亦同為中科院首批學部委員,國家一級研究員,是全國政協常委,我國著名的燃料化工和能源、環境保護專家,當年十分欽佩盛彤笙的學術水平。在父親的勸導下,趙純庸於四川報考了蘭州大學獸醫學院並被錄取,成為獸醫學院首屆學生。
蘭州大學定於1946年11月1日至10日報到,16日正式開課。於是,趙純庸約定了另外3名上蘭大的同學先從成都到南京,10月24日從南京乘火車出發,一路上走走停停,3天後方到鄭州,因前麵一座橋梁被炸塌,又等了3天方修複通車,月底抵達西安,火車到此為止。從西安到蘭州就要坐汽車,當時僅有一條西蘭公路,路況極差,到處坑坑窪窪,破破爛爛,時人稱之為“稀爛公路”。因為沒有定期發放的班車,一些私車主要湊齊一車旅客才跑一趟,他們在西安等了5天方托人聯係上汽車。11月4日一早,40多人擠上了一部卡車,當天走了192公裏,到陝西長武住下;5日繼續前行,走了15公裏,汽車爆胎,車廂傾覆,將乘客或甩出車外或扣在車裏,幸好隻是些輕傷,大家齊心協力將車子翻了起來,換上新輪胎再走。結果路上下起了大雨,車廂沒有篷布,旅客隻好將衣服頂在頭上遮擋,車到甘肅涇川停下,這天走了51公裏;6日下雨,汽車停開;7日天氣放晴,又繼續趕路,到靜寧歇站,走了173公裏;8日車過華家嶺,出了故障,又停下來修理,第二天再走,9日下午方到蘭州。總共719公裏,汽車走了6天,加上火車上的7天和等候汽車的4天,從南京到蘭州前後耗時17天。趙純庸經曆的還是1946年時的情形,那時西蘭公路還算正常。似這般交通,有的學生即使考上了大學,如家境不好,拿不出旅費,自然難以上得了學。
趙純庸17天從南京到蘭州還算快的。1950年,從中央大學畢業又進修了兩年的任繼周從西安到蘭州,坐了一輛破舊的大道奇,一路拋錨,走走停停,足足走了21天,搞得蘭州的盛彤笙院長和西安他的嶽母,兩頭都在著急,甚至跑到汽車公司要人。
1947年上半年,解放戰爭在中原全麵打響,不但隴海鐵路中斷,而且公路除了軍車外,基本上不通商旅。恰恰在這時,國立獸醫學院的許多辦學物資要從京滬一帶往蘭州運輸,當時的情勢,用盛彤笙的話說,真是“艱難萬狀”。
先說儀器設備的運輸。盛彤笙在上海采購儀器設備20噸、聯合國善救總署捐贈20噸,農業部分配了一部卡車。其中的10噸物資,包了2架專機運到蘭州。後麵就沒有這樣順利了,不僅空運成本太高,後來拿上錢也雇不上飛機。一些從美國購置的儀器都非常昂貴,不及時運出,損失難以預料。於是盛彤笙四處求援,向交通部、向張治中、甚至向宋美齡寫信。他覺得這所學校是宋美齡女士倡議設立的,她一定會關心學校的發展。所以盛彤笙一麵匯報了學院的籌建情況,一麵提出“因水陸運輸舟車迂回,沿途損失戡虞,懇請交由空運來蘭”。當時國民黨正忙於“戡亂”而自顧不暇,這些要求自然都不現實,辦法隻能自己來想。學院先派出陳北亨前往上海,將急需的和特別貴重的儀器用船從水路運往重慶,又派張思敏、王超人、顧恩祥、李學儒、李元放等人分赴漢口、長沙、成都、重慶接應,分兵把口。到了重慶,物價飛漲,油價及養路費均增數倍,又發電報向學校要錢,但學校也是東借西欠地勉強維持師生的日常生活,盛彤笙隻好“急電騮公(朱家驊):本院經濟以至山窮水盡之地,器材抵渝無力接運來蘭,進退維穀,請速撥運費17萬金圓券,以濟燃眉為禱”。後來隻有120箱拉到蘭州,幾來幾往,曆時半年多。
當時農業部給獸醫學院和西北羊毛改進處各一部卡車,開往蘭州時裝了滿滿兩車儀器,取道長沙運往重慶。車到長沙,輪胎爆裂三隻,那時很難找上修理的地方,盤纏告盡,隻得向家裏要錢換新胎,加之雇來的司機畏懼路程艱險,中途不幹,又從蘭州找來司機方才啟程,前後在路上也折騰了幾個月。許多滯運儀器直到1950年隴海鐵路修複通車,學院又派總務主任常英瑜前往上海、南京,周中規教授前往重慶,方才拉回。
不特儀器如此,圖書也慘遭厄運。盛彤笙將來之不易的3000美元,通過上海龍門聯合書局向英美等國訂購了一批圖書雜誌,漂洋過海沒有出什麽問題,通過郵局從上海往蘭州托運的途中,到鄭州受阻,撂在站台上,聽憑風吹雨打,有10小包被丟失,有近一半的經典書籍因水濕黴爛或結成硬塊而不能使用。見到自己訂購的書籍慘不忍睹的模樣,盛彤笙心疼不已,氣憤難言,除了打一場沒有結果的筆墨官司,書局與郵局相互推諉外,盛彤笙隻好將有些勉強能用的水毀書籍送到七裏河的蘭州印刷廠重新裝訂,但損失已超過三分之一。
1947年4月,開始了獸醫館的修建。當年的蘭州,經濟落後,地產的東西很少,連學校辦公用的電報紙、白報紙等都要靠教育部分配,建築材料如水泥、鋼材等,全靠從南方購買運來,是年7月,盛彤笙親自在上海購得七噸鋼筋和鋼管,委托上海鐵路貨運所職員金誌豐用火車運到西安,再用汽車轉運到蘭州。那時從上海到西安的鐵路分屬津滬、隴海兩個鐵路局管理,輾轉幾個月於12月初方到鄭州。這時中原戰事激烈,隴海線中斷,貨物和委托人一時不知去向,在電報查詢時,上海鐵路貨運所竟否認有金誌豐其人。盛彤笙焦慮萬分,趕緊通過上海方麵派人持公文追查,找到金誌豐,方知貨物被存放在鄭州恒豐公司。而該公司因為時局艱難,很快就要散夥南下,催促貨主月底前提走,否則不負保管之責。情急之下,盛彤笙於是又致電在河南的一個熟人———豫中植棉區辦事處主任孟憲武,請他將貨物提出並妥為存放。第二年5月15日,派事務主任李學儒趕往鄭州。大家商量的意見是,既然隴海線、京漢線都不通,就將這批鋼材拉回南京,再裝船從水路運到重慶,然後用汽車運到蘭州,來個“後方大迂回”。
李學儒到鄭州後,四處兵荒馬亂,找不到任何運輸工具。盛彤笙急忙致電交通部董部長,請求予以幫助,交通部答複:“際此華中緊急戡亂,軍運繁重,其他一切公私物品路局無法疏運。”眼看著鄭州戰事愈來愈緊,盛彤笙急得五內俱焚,再次致電交通部,言明此學院由蔣主席手令創立,事關國防軍事大局,因建築校舍急需這批材料,“可否讓返程放空的車輛捎帶回南京”。這次電報引起了交通部的重視,很快複函“允速利用軍運回空車輛回運至京”。
但事情並沒有就此順利,據李學儒後來給學校的匯報信中稱,由於隴海線時斷時修,時修時斷,延宕至6月10日方從鄭州裝車,12日運到開封,誰知津滬線又告中斷,鐵路方麵應允隻能捎帶到徐州。於是,14日找人裝車,將這批材料送出,自己準備找汽車趕往徐州。還沒有走出開封,16日在這裏發生了一場國共之間的豫東大戰,第二天,李學儒所住的南關旅館附近巷戰激烈,他躲在旅館裏,連大氣都不敢出,四天中僅10個燒餅和1罐牛奶充饑。21日,雖然炮火仍未停息,但一想到鋼材下落不明,他顧不了許多,懷揣提貨的幾紙公文,連隨身的衣物以及皮箱、毛毯等行李都沒拿,隻身逃出城來。隻見南關已成一片廢墟,屍枕狼藉,滿城彌漫著臭味。步行逃到商丘,驚恐方定,商丘戰事又起,此時幸虧遇一返程軍車,出示公文後,將他捎帶到徐州,下車後第一件事是看看所運的鋼材是否拉到,當見到東西絲毫無損時,方出了一口長氣,向盛院長發出“汴脫險,安抵徐”的電報。
6月底,這批鋼材在隴海、津滬線上轉輾了一年時間,又回到了起點南京下關。幸虧這是一批鋼材,笨重難運,若是其他貴重物品,如此兵荒馬亂的年月,早已蕩然無存。後來,終因未能找到運輸工具,而使“從水路再走公路拉到蘭州”的計劃落空,直到1950年3月任繼周、陳士毅進修期滿,從南京將存放在那裏的七噸鋼材拉回。那時,伏羲堂早已竣工,自然派不上用場,後來用在家畜病院的修建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