遠牧昆侖：盛彤笙院士紀實

十七、選址小西湖

　　金城蘭州西門外黃河岸邊的小西湖，是一個久負盛名的風景名勝之地。據有關史料記載，這裏原是一片天然湖塘，明初成為肅王府園林，因在湖中遍植蓮花而得名“蓮池”，經明清兩代官府營建，已成為古蘭州八景之一的“蓮池夜月”。當年那荷塘泛月、垂柳依岸、鳥驚蘆叢、亭臥湖心的美景，使人們常常拿它來和杭州的西子湖相媲美。隴上名士楊巨川曾經題過一副楹聯：“數行楊柳，十裏煙波，載酒尋詩，不減蘇堤韻事；北塔抽簪，南屏擁翠，濃妝淡抹，依然西子風流”就是其真實寫照。1880年清光緒年間，從江浙移督甘肅的陝甘總督楊昌浚還一仿家鄉杭州西湖之美景，築圍牆，增亭台，建成來青閣、臨仙館、獅跑泉、魚天樂、柳浪聞鶯等諸多景點，並揮毫寫下了“小西湖”的匾額懸於大門之上，小西湖始得其名而廣為流傳。

　　可惜勝地不常，勝景難再。就這樣一個“水深魚識遊而樂，春去花留過後香”的蘭州市民玩賞遊樂之地，到了民國後期，因經濟凋敝，戰亂不休，而漸次荒廢。小西湖雖然風光不再，卻文脈漸興。國立獸醫學院院址，就選在小西湖以南的堿溝沿西側。

　　1946年國立蘭州大學成立後，甘肅省政府在萃英門外劃了400多畝地擴建，獸醫學院已獨立設置，自然不能占用其中的土地，需要另覓新址。這時，恰好國民政府中央衛生署所屬的蘭州衛生防疫處有一個牧場在小西湖，他們在業務結束後正準備處理。經多次協商，是年十一月，以8000萬元的價格，購得牧場用地33畝，其中還有一些建築，如衛生防疫處的辦公室以及牛舍、馬廄等。這裏東界蘭臨公路，北依西蘭公路，西麵是一片農田，南鄰古長城，離城不遠，交通便利，當時看來是一上佳的辦學之所。誰也沒想到的是，這一“上佳之所”，竟然成了“麻煩之地”，帶來了數不盡的煩惱，最後終至遷離該地。

　　爭取有一個“閎暢之校址，恬適之環境”，一直是盛彤笙心中強烈的願望。但作為一所大學，小西湖這點地皮，用盛彤笙的話說，顯然“不敷應用”。為了擴充校址，他在新中國成立前三年幾乎糾纏在這件事情上，動用各種關係，作了多方麵的努力，並為此傷透了腦筋，但還是一事無成。

　　早在1947年5月學院開始基建後，教育部長朱家驊就急電甘肅省政府主席郭寄嶠：

　　“本部鑒於西北畜牧獸醫之重要，特在蘭州籌備獸醫學院一所，蓋獸醫為一實驗性之科學，必須有實驗牧場及家畜病院，擬在小西湖院址附近收購農田150餘畝，冀能樹立永久基礎。另在市郊請撥公地若幹，作為該院牧場，俾可減輕經濟負擔。統請鼎賜協助，曷勝公感。”

　　這一紙急電還真得到了回應，不久甘肅省政府致函獸醫學院：“省府官產僅靖遠路南沙灘有空閑地皮67畝餘，如該院合用，擬於租用。”盛彤笙等人來到現場一看，所謂的60多畝公地，實際為黃河沿岸的灘地，早已被河水淹沒，落了一場空歡喜。

　　當時甘肅省政府在小西湖還有官產苗圃20畝，國民黨空軍第四路司令部於1943年租建療養院，租期10年。1947年5月，盛彤笙不知從哪裏獲悉空軍療養院即將遷往西安，趕緊致電甘肅省政府主席郭寄嶠，請求“將其原有院址約10畝及房屋30餘間，撥給本院應有，並請另撥公地若幹為本院牧場”。幾天後，甘肅省地政局、保安司令部、財政廳聯合複函，同意“該療養院於不需要時歸還本府後，轉租獸醫學院應用”。可惜空軍療養院直至新中國成立都未搬遷，同意使用該地遂成一紙空文。

　　當年蘭州城外的土地不少為馬步芳、馬鴻逵等馬氏家族所占有。盛彤笙當時相中了“寧夏王”馬鴻逵的“馬家花園”（今陸軍總院所在地）這一塊地方。1947年7月，盛彤笙於上海采購儀器，得知馬鴻逵在南京的馬公館“休假”，特地致電教育部長朱家驊，請求介紹他與馬鴻逵在京見麵，商討出讓“馬家花園”一事。朱家驊當即致電：

　　“馬主席少雲先生勳鑒：

　　國立獸醫學院院長盛彤笙兄係國內獸醫專家，其人擬於暑間赴寧觀光，曾承複電歡迎，至深感激。此次旌旆來京，盛兄適在上海，特來電容即將趕回奉謁，麵承教益。其人現為發展該院起見，擬請先生之蘭州小西湖馬家花園捐贈該院，作為院址之用。夙審先生提倡教育，不遺餘力，倘蒙鼎允，則於西北畜牧獸醫事業嘉惠實多。”

　　以上這份檔案，保存在台灣的“中央研究院”朱家驊本人檔案中，是盛彤笙女婿唐樂同親赴台灣查來的，得來實屬不易。至於盛彤笙此次見沒見到馬鴻逵，見了以後談得如何，均不得而知，但一個教育部長為一所學院的院址如此下功夫，確不多見。

　　同年7月，朱家驊再次致電甘肅省政府主席郭寄嶠，並分別致電甘肅省參議會張鴻汀議長、慕少堂副議長、甘寧青考銓處水梓處長等：

　　“國立獸醫學院對於西北國防民生各方麵均極重要，該院現有院址僅33畝，過於狹小，無法發展，擬在院址附近收購民地若幹畝，確有必要。聞地方阻力甚多，特專函奉懇敬希鼎賜協助，曷勝感幸。”

　　按理說，教育部長親自出麵，問題不難解決，甘肅省政府也積極配合，給了這個麵子，但事情沒有如此簡單。

　　獸醫學院西側有一個梁家莊，大約在現在的蘭州市西津路以南、七裏河與蘭臨公路之間，也就是現在的蘭州市公交總公司、甘肅省建築工程總公司的範圍，屬蘭州市第五區管轄。1947年5月，獸醫學院想征用毗鄰的123.7畝地，省府表示同意，蘭州市府發出征地通知並派人勘察了地界。該地東接學院，南界天蘭鐵路，為一長方形。這一消息傳到梁家莊，不啻於引發了一場地震。在當地鄉紳的慫恿下，村民代表梁昌運等48人簽名蓋章，致信國民政府蔣主席和甘肅省政府郭主席，申訴：

　　“本村原有水地600餘畝，以300餘戶之眾，本屬不足耕用，且抗戰期間，西北防疫處、獸疫防治處占去50餘畝，更屬不足養生之需，不意又經天蘭鐵路占去大半，其所餘土地，為數無幾。千愁萬苦之際，複經蘭州市政府通知，國立獸醫學院征用本村土地，民等聞命，殊深驚異，伏思迭經征餘區區之地，倘或再被該院占去，則農民生計斷絕，必至流離失所。伏惟國家設立獸醫學院，原為培養獸醫人才，以備將來醫療牲畜病苦之用，仁德並及於畜牲，何以牲畜尚未受其實惠，而該院竟將為國生產無辜之農民，首先摧殘無遺。懇請飭令國立獸醫學院，另擇空地，免征耕地，以符功令，而救民命。”

　　話說到這個份上，信又直捅“天聽”，事情自然弄大了，甘寧青監察使署責成甘肅省、蘭州市府調查處理。最後的結果是“為顧及法令及人民生計，建議在市郊另擇適當地點建築獸醫學院校舍、牧場。”

　　至此，獸醫學院征地的希望又一次落空。

　　大片地征用困難，小塊地也十分不易。在獸醫學院東北角，有一農戶張官娃，他的6.2畝地和住宅緊挨學校，為修建獸醫館大樓，學校擬收購這塊土地，幾經協商未能成功，甚至蘭州市政府召集雙方正式協議並“高度出價”亦難易手。1947年7月，盛彤笙致函省政府、省參議會，請求“鼎力賜助”。為此，省政府責成省地政局辦理。結果如何呢？不久，該局複函說，他們“將該業主張官娃招來，詳加曉諭，令其出讓，惟張官娃堅不肯售，以致商談終未獲得結果。”更沒有想到的是，其間反被戶主告到南京政府，說學院仗勢官府強占民宅，上麵來人又是一番調查。這正是“狐狸沒打著，倒惹了一身騷”。直到解放後，新的蘭州市政府出麵，才算將這塊地最後征到手。

　　努力了三年，到解放前夕，院址在原來33畝的基礎上才擴充了11畝，成為44畝；另在距學校5裏之外的七裏河附近購得畜牧場用地30畝。如此校園麵積，自然是“狹迫”和“湫溢不堪”了。

　　解放後，在蘭州市政府支持下，將周圍的土地圈進來100多畝，到1953年，學院小西湖占地175.5畝，加上牧場用地，總麵積達到220多畝。但從學校發展的角度看，隨著招生人數的逐年增加，必須具有相當的麵積和較大的農場才能滿足教學研究的需要。校內雖然設有家畜病院和畜牧場，但由於城市牲畜疾病多為一般的外科疾病，不但不能聯係生產實際，連學生的日常教學實習也應付不了。當時學校還計劃逐年增設一些農學專業，狹小的校址很難滿足需要。學校東界甘川公路，北依城市大道，南靠蘭新鐵路，西鄰機關學校，原址實在無法擴充。再加上城市建設的發展，而小西湖漸次變為城區，居於鬧市，獸醫學院院址先天不足的問題就突顯了出來。

　　早在1947年處理梁家莊征地案中，當時的蘭州市市長孫汝楠就說過：“獸醫學院所征之地在小西湖以南梁家莊一帶，該處在天蘭鐵路蘭州總站之旁，現時雖雲尚少人民居住，但鐵路一通，當即成為繁華市區，在此設置牧場，大量飼喂牲畜，勢必臭氣熏人，不但影響市民衛生，其妨礙交通亦可斷言。與其將來再行遷移，何如現時即在市郊另擇一適當地點從事建築，既可免去影響人民之生計，並可節省將來遷移及建築費用。”孫汝楠當時說到的這些問題，在解放後的蘭州城市發展中變得更為突出，周圍的群眾亦多有微詞，加之學校今後的發展，遷校幾乎成了形勢所迫、勢在必行的大事。

　　在以後的幾年裏，西北畜牧獸醫學院先後在永登的滿城、榆中的縣城附近和蘭州的大坪等地選址，最後確定為蘭州大坪。但在1955年夏，情況發生了意想不到的變化，這年高教部部長楊秀峰再次來蘭與省委商定選址之事，共同提出了“文化西流”戰略。省委書記張仲良當即提出西北畜牧獸醫學院應到河西尋找新的院址，通知學校停止在蘭州周邊的選址。最後導致了學校遷往武威黃羊鎮，並順勢成為甘肅農業大學，小西湖遂成為校友心中的一個難以忘懷的記憶符號，因為那裏曾經承載著獸醫學院一段艱苦的創業史和輝煌辦學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