遠牧昆侖：盛彤笙院士紀實

八、從江西到陝西

　　四年的留學，將盛彤笙打造成一個精通英、德、拉丁三種語言，取得了醫學、獸醫學兩個博士學位的飽學之士。以他的才學，完全可以在任何一個歐洲國家找到一份條件優越、待遇優厚的工作，去實現人生價值。但此時正是積貧積弱的祖國處在日本侵略者的鐵蹄之下，烽煙和戰火籠罩著半個中國，當時的上海、南京、武漢已經淪陷。“遍地哀鴻滿城血，無非一念救蒼生。”報效祖國的一腔熱血，使他有一種常人難以理解的使命感和責任感，義無反顧地踏上了歸程。四年來，他目睹了歐洲各國與中國之間在科技文明和人民體質上的明顯差異，深受觸動，特別是“東亞病夫”這四個字深深刺痛著他的心，他雖未趕上“五四”運動，但“五四”運動所倡導的“民主與科學”的精神卻是他心向往之的。特別是歐洲的“遊學”考察，對民主與科學的向往更加熱切，對中國現今的落後封閉更有切膚之痛。他堅信隻有強健的民族，發達的科學技術，才能使中國擺脫長期落後，被列強欺淩的處境，因而普及科技教育，改善食物結構以提高人民體質成為當務之急。他決心與戰火熊熊的祖國同呼吸，共命運，走教育、科學救國之路，興辦學校，培養英才，造福民族。

　　1938年，盛彤笙和日後成為我國著名科學家的趙九章、張毅等人從馬賽同船來到香港，又從香港轉道跋涉回到江西永新農村，與闊別四載的家人團聚。父母見到愛子學成歸來，悲喜交集，激動不已，相擁而泣。

　　盛彤笙剛踏上國土，遠在陝西武功的西北農學院院長辛樹幟就反複來電來函，邀請他“來校任教”。由於他是通過江西省考試選派出國留學的，為了兌現出國前的承諾，他應聘來到江西省立獸醫專科學校，以教授的身份，開始了傳道、授業、解惑的人生之旅。何況他多年求學在外，遠離父母，現在回到老家，也想在二老身邊晨昏侍奉，盡孝子之責。該校為我國獸醫學家、教育家王沚川所創辦，基礎為1935年舉辦的防疫人員訓練班，後擴充為獸醫人員養成所，學製為一年製和兩年製的專修科，1937年經國民政府教育部批準，將“養成所”發展成為獸醫專科學校，王沚川任校長。他廣攬賢才，聘請名師，盛彤笙就是在學校初創之時來到這裏的。他協助王沚川校長在戰亂頻仍的艱難情況下收集、采購設備，辦起實驗室和家畜病院。誰知僅一學期，日寇大舉南侵，逼近南昌，學校被迫停課搬遷，他的父母亦不得不隨中正醫學院遷往貴州、雲南，後終因病重辭職回到永新。在江西僅一學期之後，盛彤笙也輾轉經衡陽、桂林、貴陽、重慶，於1939年春到達陝西省武功，擔任西北農學院教授兼畜牧獸醫係主任。而此前他所執教的江西獸醫專科學校在度過了一段顛沛流離的歲月之後，成長壯大，在1952年全國高校院係調整中，與南昌大學獸醫係同時並入江西農學院。

　　“分工細則其學也專，精而密則其交融也和”，這是盛彤笙對科學發展的認識，人類社會就是這樣一步步不斷前進的。基於這種理念，到西北農學院後不久，他開始了“謀求對畜牧獸醫教育之改進”。當時全國的農學院大多隻有畜牧獸醫係一個專業，西農亦是如此。他提出係內分之為畜牧、獸醫兩個專業，各自獨立，讓它們有自由發展的機會。他的提議得到教師們的一致讚同，在辛樹幟的支持下，西農的畜牧獸醫係一分為二，他負責獸醫專業，畜牧學家路葆清負責畜牧專業，兩個人都全力以赴投入到專業建設中去，從課程設置、教材編寫、實驗室組建、教學安排等方麵作了改進重整，一時間幹得順風順水。盛彤笙當年所分的兩個專業一直延續到新中國成立後。據西北農學院獸醫係王建辰教授回憶：“我們學校的畜牧係和獸醫係就是在這個基礎上成立的，也可以說，西農的獸醫專業就是盛先生來後創建的，這是他在西農的最好德政。”

　　在西北農學院，盛彤笙得以結緣辛樹幟，以後他們之間還有過多次親密的合作。辛樹幟，湖南醴陵人，1915年考入武昌高等師範學校生物係，畢業後留學德國，在柏林大學攻讀生物學。回國後曾任中山大學、中央大學教授、國立編譯館館長，以後又到陝西、蘭州等地辦學，把自己一輩子的心血都放在西北的教育事業上，是一位了不起的教育家。他胸懷寬闊，唯才是舉。當年西農有一個教師，因為在德國攻讀博士時，解決了椿樹不能在德國繁殖的問題，大家稱之為“椿樹博士”，倒把他的真名實姓給忘了。他上課前先罵國民黨腐敗，再罵辛樹幟是國民黨的“黨棍”，連辛樹幟聘他為教授的聘書都不接。後來他不願意再待下去，準備坐火車離開西農，辛樹幟得知後急忙追到火車站，見麵後“椿樹博士”還是罵，他一直笑臉相陪好言相勸，最後硬是將那個博士留了下來，這件事在西農一直傳為美談。辛樹幟對辦學的支持和禮賢下士的氣度，也對盛彤笙今後的為政、用人方麵產生了很大影響。

　　在西北農學院，盛彤笙同時也見識了社會的複雜性，遇到更多的還是不順心的事。由於國民政府教育部易人，國民黨CC派頭子陳立夫在朱家驊離任後繼任教育部長，他在西北農學院挑起了一場驅逐辛樹幟的風潮，意在安插其親信周伯敏任院長。盛彤笙因為自己的聘用和激於對中統特務的義憤，在風潮中自然站在辛樹幟這一邊。風潮持續了一年多，最後以辛樹幟被教育部免職、周伯敏任院長而告結束。

　　盛彤笙當年的學生、地下黨員買永彬曾經在1978年落實政策時提供過一個證明，從中可以了解這一風潮的簡單情形：

　　“周伯敏是國民黨中統特務CC派在西北的大爪牙，在學生中大力發展CC派，鎮壓進步同學，致使許多學生被捕入獄。他不懂教育，不學無術，不尊重教師，把學校搞得很糟糕，迫使許多著名教授離開西農。我得知盛彤笙先生在德國參加過反帝大同盟，是黨的外圍組織，在反對周伯敏的鬥爭中，我同盛先生有緊密的聯係，經常和他商量對策。他給我們出了不少好主意，並利用其地位保護進步學生，搞得周十分頭疼。”

　　買永彬是當年反對周伯敏鬥爭中的學生領袖之一，在周伯敏當上院長後於1941年被捕入獄。盛彤笙在蘭州創建國立獸醫學院時，他1947年應邀來院任教，1955年赴蘇聯莫斯科獸醫學院進修，後任甘肅農業大學獸醫係黨總支書記、副教授，20世紀70年代調任農業部農業生物研究室主任、農業部環境保護科研監測所所長、研究員。

　　在辛樹幟離開西北農學院後，盛彤笙就置身於孤身奮鬥的險惡境地。

　　該校農田水利係主任沙玉清，係國民黨藍衣社成員，曾與盛彤笙同期在德國留學。有時他們幾個同學在柏林周末聚會，一起敘敘鄉情，說說國內情況。盛彤笙當時發現這幾個人的言論，都是“一個政府、一個主義、一個領袖”和“攘外必先安內”那一套，知道他們是藍衣社的，也就是帶有特務性質的派係組織“複興社”的，很少同他們辯論，以避免暴露自己的觀點。有一天，沙玉清忽然提出要介紹他加入藍衣社，被他婉言拒絕。沙以後了解到盛彤笙是反帝大同盟盟員，大為懊惱，因而懷恨在心。想不到“冤家路窄”，以後他們二人又同在西北農學院聚首，於是沙玉清到處散布盛彤笙是“赤色分子”“共黨尾巴”的流言。西北農學院所在的武功地處關中平原，是進步青年進入陝甘寧邊區的中轉站之一，學校裏中共地下黨活動頻繁，在組織抗日救亡宣傳、領導學生民主運動中，始終起著核心作用。自然，這裏的國民黨特務也很多，“中統”“軍統”都密切注視學校裏的一舉一動，進步學生被秘密逮捕者時有耳聞，這些流言對他極端不利，特別是CC派的周伯敏掌權後，處處對他排擠打壓，他被迫於1941年春辭職。由於他學識淵博、教學嚴格，在學生中享有很高的聲望，特別是利用其地位保護學生而深受愛戴，在離開西北農學院時，師生含淚相送，場麵十分感人。學生代表王武亭、買永彬等還追到西安竭力挽留，經說明真情後才作罷。

　　以後的事態發展證明盛彤笙的判斷是完全正確的。他離開西北農學院前往成都途中，乘船輾轉到了重慶，用假名在一個小旅館住了下來，誰知第二天一早，便有兩個陌生人找上門問：“你是盛彤笙嗎？我們老板找你去！”於是，就被那兩個人帶上車，七拐八彎到一個地方，進去後才發現找他的人正是軍統特務頭子戴笠。原來他在西農反對周伯敏的行動都在特務機關的掌控之中，而且他的行蹤一直有人暗中監視。戴笠當時對盛彤笙嚴加斥責，並警告說：“你今後好好教你的書，如再不安分守己，就對你不客氣了！”

　　在陝西的這兩年，是盛彤笙心情鬱悶和憤懣的時期。所處的環境十分險惡，周圍敵特遍布，稍有不慎，就有可能遭到逮捕。如遇不測，別的不說，僅就他四個幼弱的弟妹和宿疾纏身的雙親，都有賴他微薄的薪金來維持生活，工作一旦丟失，就意味著全家的災難。所以，他在學校一舉一動，不得不謹慎小心。國民黨為了控製學校，對高級知識分子實施懷柔政策，讓他們集體加入國民黨，發的黨證編號為“特”字號，即“特別黨員”。黨證上“介紹人”一欄填的都是“張繼”“戴季陶”二人的名字，他們都是國民黨的元老重臣，誰也沒有和他們見過麵，但管你同意不同意，知情不知情，事情就這樣搞定了，盛彤笙也成為一名國民黨黨員，這使他親身體察到舊社會政治的黑暗和舊知識分子陣容的複雜，也使他今後在處事上更為謹慎。解放後，盛彤笙總覺得這是自己曆史上的一個汙點，在曆次運動中受到審查和追問，總是難以過關，給他帶來了數不清的煩惱。他後來回顧為什麽解放後沒有加入中國共產黨，影響了自己的進步，在西北農學院的這一經曆，不能不算是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