蘭州曆史文化：重教興學

第十章 一代師表垂範隴原 桃李芬芳遍布天下

　　新中國建立後，在蘭州教育發展曆史上，一批教育家和大量教育工作者在艱難波折的環境中辛勤耕耘，不懈努力，為蘭州各項教育事業的發展傾注了畢生心血，做出了重要貢獻。在這裏，僅就其中的著名教育家江隆基、李之欽、辛安亭等人的事跡及教育思想略作介紹。

　　江隆基（1905—1966），陝西西鄉人，出生於農民家庭。早年受“五四”新思潮的影響，在西安參加愛國學生運動，考入北京大學後，開始接受馬克思主義，加入中國共產黨。1928年、1931年，先後留學日本東京明治大學、德國柏林大學。1936年在抗戰救國熱潮中回國從事教育事業，在陝北公學、延安大學、華北聯合大學、陝甘寧邊區教育廳等部門擔任教育行政領導職務。新中國成立後，江隆基先後擔任西北軍政委員會教育部長、北京大學黨委書記兼副校長，為社會主義教育在西北地區的建立和北京大學的教育發展事業做出積極貢獻。

　　1959年1月，江隆基在經曆了北京大學的風風雨雨之後，奉調來到甘肅，任蘭州大學黨委書記兼校長。這一時期，是“左”的偏差越來越嚴重的時期。江隆基在蘭州大學工作期間，認真貫徹黨的教育方針，堅持理論聯係實際，發揮教師主導作用，以教學為中心，注重開展教學、科研與生產勞動相結合，在專業設置、學科建設方麵，甚至對各科教學大綱、教學計劃的製定上，都做了大量的工作，為蘭州大學進入全國高等學校的先進行列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蘭州大學自新中國成立後，在西北教育部和國家高等教育部的直接領導下，經院係調整和教學改革，學校的麵貌有了很大變化。特別是1953年蘭州大學被確定為教育部直屬重點綜合大學後，加強了師資力量，增加了教學、科學研究設備和校舍建築的投入，學校規模逐步擴大，辦學條件有了明顯改善。但是，由於“左”傾錯誤的幹擾，1957年下半年開始，蘭州大學遭到人為的嚴重破壞，正常課堂教學幾乎完全被生產勞動所代替，教學與科學研究工作實際處於停滯狀態，打亂了教學秩序，攪亂了人們的思想，大大挫傷了廣大師生員工的工作積極性。江隆基正是在這種艱難的環境中承擔蘭州大學領導重任的。他到任後，立即深入實際，作了大量的調查研究，並根據條件從整頓教學秩序入手，開始了全麵的整頓工作。

　　江隆基指出，學校教育培養人才，是通過學校教育中的教學活動實現的，教學活動是學校的基本活動，“學校教育必須以教學為中心”，至於說“政治掛帥”，是指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地位和馬克思主義的指導作用而言，並不是要求以政治代替教學，也不是政治活動越多越好。科學研究、生產勞動以及學校的其他一切活動，都應該圍繞教學這個中心去進行。他進一步指出，教學活動的主要特點是教師運用課堂教學等教學手段，將已有知識、技能傳授給學生。學生獲得知識、技能的基本途徑是“細心聽課，認真讀書”。至於“實踐——理論——實踐”的公式，是指人們認識過程的一般規律而言，“絕不能生搬硬套地放在學校的教學中，讓學生事事通過實踐，生產勞動越多越好。”他還說，學校教育並不是不要生產勞動等實踐活動，而是要納入教學計劃，有一定的課時；學校也不是不需要辦工廠，而是要結合專業、切合專業的需要，具備一定的條件，不能隨意掛個牌子就是工廠。他還特別強調，學生學習一定要重視書本知識，絕不應當輕視理論的作用，輕視書本的知識。教學秩序是教學活動的必要前提，沒有穩定的教學秩序就不可能進行有效的教學活動，就不可能達到預期的教學目的。為了使穩定的教學秩序落到實處，江隆基提出了“三固定（穩定）”原則，即固定的教學日曆，固定的課程表，固定的作息時間。

　　學校教育的目標，在於以合格的教學質量培養合格的人才。江隆基明確指出，教學質量是衡量學校教育的基本標準，因此，學校教育應當將不斷提高教學質量作為經常性的中心工作。他提出並采取了加強黨對教學工作的全麵領導、充分調動教師和學生的積極性、健全規範教學環節、建立健全各種規章製度等一係列的措施，使蘭州大學出現並逐步形成了穩定的教學秩序，良好的教學環境，正常運行的教學活動，確立了以提高教學質量為中心的規範化管理體製。

　　在教學大綱和教材建設上，江隆基基於對“教學大綱在決定課程內容、貫徹教學計劃和保證教學質量上有著重要的作用，而教材建設則是提高教學質量的關鍵”的認識，於1959年在蘭州大學開展了修訂教學大綱和編寫教材的具體工作，使所開設課程都有了新修訂的教學大綱，力求充實和革新教學大綱和教材的內容，提高其科學性和思想性，並認真貫徹了馬列主義思想為指導、理論聯係實際、反映近代科學最新成就和與有關課程相互配合的四項原則。

　　在教學方法上，江隆基認為不斷研究和改進教學方法，是提高教學質量的主要條件之一，必須遵循已被實踐反複證明了的以教師為主導、以教學為中心的教學常規。遵循前人總結的行之有效的諸如因材施教、循序漸進、教學相長、教學與生產勞動結合、理論與實踐結合、教師與學生結合、專業教育與思想教育結合、學習必須依靠個人的努力等教學原則。就教學活動而言，他總結出必須要把握課堂講授、實踐、實習、輔導答疑、習題課和現場教學各個環節。就課堂而言，他認為“課堂講授是教學過程中最基本最主要的教學環節，一切其他教學環節都必須圍繞著課堂講授進行”，從而概括提出了課堂講授的標準、要求和具體措施。

　　綜合大學是培養在理論科學和基礎科學方麵從事研究工作或教學工作專門人才的高等學校，是一個國家文化和科學發展的重要標誌。江隆基結合蘭州大學作為全國重點綜合大學的實際，提出了大力加強基礎教學、積極開展科學研究、創辦有特色的綜合大學的辦學思路。他明確指出，社會主義教育是全麵發展的教育，德育、智育、體育幾方麵都得到發展是一個要求全麵發展的方針。其中主要是要擺正德育和智育的關係，或者說是政治與業務、紅與專的關係。在學校教育中，政治教育的內涵，主要是培養學生具有馬列主義世界觀、人生觀和共產主義的道德品質和思想作風，其途徑是進行係統的馬列主義學習，以及時事政策教育和社會活動。他強調，學生的紅不僅應該表現在政治思想的進步上，而且應該表現在出色地完成學習任務上。高等教育是專業教育，專業學習是基本的、大量的，所以，全麵發展必須以專業教育為基本。

　　依靠教師辦學是江隆基一貫的教育思想。他到蘭州大學後非常重視教師隊伍的建設，結合蘭州大學的實際，他提出了“各得其所，各展所長”，建立“又紅又專”的教師隊伍的思路。正確估量教師隊伍是學校教育貫徹知識分子政策的基本點。蘭州大學的教師隊伍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經過曆次政治運動的鍛煉，在政治思想上都有不同程度的進步，是一支整齊合格的教師隊伍。但是20世紀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麵臨的一個重要問題是如何從政治思想上估量教師隊伍，這是學校教育中貫徹知識分子政策的基本點。江隆基依據他二十多年來從事高等學校領導工作的親身經驗，於1961年12月在《人民日報》發表文章公開提出了自己的觀點。他指出，我國“高等學校教師是由兩部分人組成的，大部分是解放以後成長起來的青年知識分子，小部分是舊社會過來的中老年知識分子”。他認為青年知識分子是在社會主義製度下由黨培養教育出來的，基本上是工人階級的知識分子，在教學上已成為高等學校的一支重要力量。中老年教師也已在黨的領導下，經過較長時間的教育和自我改造，在政治上、思想上和業務上已取得了不同程度的進步。他們當中大多數是能夠辨別政治方向，分清大是大非，願意跟著黨走社會主義道路的，又具有專門的科學知識和較豐富的教學經驗，所以，必須同他們加強團結，充分調動他們的積極性，並且在工作上和生活上為他們創造一些必要的條件。江隆基對教師隊伍的估量以及對知識分子政策的主張，是符合高等學校實際的，是實事求是的。

　　應該特別指出的是，江隆基公開地表明自己的看法，需要有極大勇氣並冒很大風險。因為眾所周知的原因，1957年提出“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問題以後，從來沒有人對此公開提出過異議。1961年雖然提出調整知識分子政策，但是這個關鍵性的“帽子”，並沒有人觸動。直至1964年6月，周恩來總理在“文藝座談會”和“故事片創作會議”上提出知識分子的絕大部分已經成為“工人階級的一部分”，此前在國內尚未見到對知識分子的“帽子”及其相關政策方麵直接了當的闡述。因此，江隆基對高等學校教師隊伍的正確估量，不僅直接影響著蘭州大學知識分子政策的正確貫徹，從而從根本上調動了廣大教師的積極性，而且對全國高等教育也產生了積極影響。

　　江隆基十分注重尊重教師，充分調動教師的積極性。他說，尊重教師就是“尊重知識，尊重科學，尊重前人的勞動”。他認為，知識是人類實踐經驗的結晶，科學則是高層次的知識，知識和科學都是前人的勞動成果。人類知識的發展，有其內在的規律性和連續性。人類知識的進步，都是在繼承和發揚前人勞動成果，並在此基礎上將知識推向新的境界。隨著社會的發展，人類知識連續的媒介、手段愈來愈豐富、愈來愈多樣化，但是一個最基本的途徑則是不容改變的，那就是教師的“教”。教師是知識的積累者，也是知識的傳播者，是為社會生產培養勞動力的主要承擔者，是將知識、科學物化為勞動力的媒介。教師的勞動是構成社會生產力的重要因素。所以，教師的勞動是崇高的，尊重教師就是“尊重知識，尊重科學，尊重前人的勞動”。“重師必先師自重”，這是教育家陶行知的名言，江隆基常借用它來勉勵教師以提高自身素質。他認為，學校教育肩負著培養社會主義建設人才的後備力量的任務，教育事業是崇高的，是社會主義事業的重要組成部分。每位教師都應當有熱愛教育的思想和奉獻教育的精神，這是對教師的職業要求。教師在學習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的同時，要特別注意學習教育理論，學習黨的教育方針和政策。教師教書是職責的要求，但是要教好書，則不是件容易的事，因此，“教好書”是合格教師的表現，教師要全身心地投入，認真備課，認真講授，認真檢查教學效果，還需要不斷總結經驗，改進教學方法。

　　高等教育是一種高層次和專業化的教育，它要求教師在完成教學任務的同時，還必須承擔一定的科學研究工作。江隆基認為，高等學校教師“既是教書的行家，也是科學研究的能手”。教師是教育學生的人，他不僅傳授著知識和技能，也傳授著自己的思想、品德和作風。他的一言一行都在潛移默化地影響著學生。所以，教師在教育別人的同時，也要塑造自己。江隆基說，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人是完美的，但是每位教師都應當“爭取完美地塑造自己”。他認為教師對教育事業的熱愛主要地應體現在對學生的熱愛。愛護學生就是愛護學生奮進向上的赤子之心，就是愛護學生勤奮積極的學習精神，就是愛護學生獨立思考、肯於鑽研、頑強拚搏的意誌力。愛護學生還應體現在對學生的嚴格要求上，嚴格要求是保證教學質量的關鍵。對缺點、錯誤絕不能放縱，也不能遷就。江隆基還勉勵教師一定要努力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學習黨的方針政策，關心國內外大事，多參加社會調查和社會活動。以正確的世界觀和人生觀對待自己，也以正確的世界觀和人生觀教育學生。

　　蘭州大學的教師們是幸運的。他們在江隆基校長的諄諄教誨和細致入微的關懷下，沿著正確的道路，得到了鍛煉，得到了充實，得到了提高。到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以前，學校已形成了一支“又紅又專”的龐大的教師隊伍，湧現出一批教學、科研都過硬的骨幹力量。

　　江隆基十分重視校風建設。校風代表著一個學校的風貌，它既反映著學校的形象，也表現著學校的精神。江隆基關於校風建設有兩個層次的思路。一是校風的個性表現，包括教師教學之風、學生學習之風和幹部的工作作風；二是校風的共性要求，即全校教師、學生和幹部共同維護的整體之風。二者相互關聯，相互促進，融合成一個完整的“勤奮、求實、進取”的蘭州大學校風。20世紀50到60年代，工作在高等學校的知識分子，大都有過一種嘔心瀝血，艱苦創業，甚至是蒙受冤屈的經曆。他們都有著赤誠的愛國熱忱，高尚的敬業精神，嚴謹刻苦的治學之風。蘭州大學的教師們即屬於這樣的類型。一般說，這樣的精神麵貌和作風，是那個時代培養鍛煉出來的，是那個時代的產物。但是，蘭州大學也有它特殊的因素，那就是在江隆基這樣的好校長帶領下形成了突出的勤奮精神，通俗一點講就是一種特別能吃苦的精神。

　　江隆基對學生學風的要求可歸納為三個方麵：一是他提出了學生的學習要樹立明確的學習目的、要樹立為祖國為人民服務的人生觀和世界觀，要有遠大的理想和抱負。學生在學習上絕不能要求不高，“混個及格”，而“應當力爭上遊”。同時也不能有盲目的優越感。二是要培養優良的學習風氣，提倡刻苦鑽研、堅韌不拔的意誌，養成好讀書而且好求甚解的學習習慣，要善於獨立思考，發揚獨創精神，要有謙虛、謹慎和老老實實的態度，要善於支配自己的時間，珍惜和充分利用自己的時間。三是要遵循學習規律，改進學習方法。江隆基說，學習有其自身的特點和規律，“一定要注意探索所學專業、所學課程的特點和規律，采取科學的學習方法”。總結經驗，不斷提高，學習的效果就會倍增。在江隆基的倡導下，經過全校師生的積極努力，蘭州大學一年邁上一個台階，勤奮、求實、進取的精神蔚然成風。

　　江隆基對幹部工作作風的要求也可歸納為三個方麵：一是要不斷提高理論水平和政策水平。他認為，各級幹部是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的執行者，在高等學校這個高知識的層次中，幹部的理論水平和政策水平尤為重要。為此，他專門組織了全校中層以上幹部理論學習組，每學年的寒暑假還組織各類幹部輪訓學習。二是要努力學習業務，由外行變內行。江隆基認為，黨政幹部不能長期當外行，要努力學習業務，由外行變為內行。每個幹部，無論擔任何種工作，都有一個熟悉本行業務的問題。不懂教育，不懂業務，強行領導是不行的。三是要忠於職守，廉潔奉公。具體要求幹部既要有責任感，又要有民主精神，對自己職責範圍內的事，要敢於負責，不能推上諉下。同時，廣大幹部要嚴以律己，清正廉潔，具有全心全意服務的精神，不能奢侈，不得浪費，堅決厲行勤儉節約的原則。在幹部作風中，江隆基提出應當特別嚴格要求黨員幹部，認為共產黨員是先進分子，應以自己的模範行為去影響和團結群眾，做人民忠實的勤務員，不能“以有黨籍而自居特殊”，“任何黨組織和黨員個人都不能濫用黨的權力和威信”。江隆基在製訂每學年的工作方針和計劃中，都十分強調幹部作風問題，並針對存在的問題提出改進意見。為了著重解決好各個部門工作作風中的突出問題，他還專門召集會議討論研究，向全校行政幹部和黨員作報告談作風問題。在江隆基的倡導下，幹部的素質和作風都有了顯著的提高和改善。勤勤懇懇，任勞任怨，認真負責，團結奮進，全校上下形成了一種和諧的、生機勃勃的良好氣氛，也形成了勤奮、求實和進取的工作作風。

　　對於校風的整體要求，江隆基有一個十分突出的基本要求：“愛護我們的一草一木。”就學校而言，就是“愛我們的學校，愛我們的專業，愛我們的學習，愛我們學校的一草一木”。這種以愛為基點的共性要求，實際上恰當地概括了校風建設中最本質的東西。

　　江隆基一生主要從事高等學校的領導工作，積累了大量豐富的寶貴經驗，涉及到學校教育的各個方麵，形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馬克思主義教育思想，具有鮮明的個性特色。如同延安時期的一些教育家一樣，江隆基雖未形成係統的教育理論專著，但散見於不同曆史時期和不同年代發表在各種報刊上的論文，以及未能發表的講話、報告、總結、發言等文章，構築起他的教育思想賴以支撐的理論基礎。其中，《論高等學校工作的經驗》、《談談高等學校的思想政治工作》、《關於提高教學質量的一些措施和經驗》等文章，是反映江隆基教育思想的重要標誌。江隆基實事求是、銳意改革的教育實踐及其思想特色與時代精神相吻合，同他的教育思想相輔相成，並在很大程度上點化了他的教育思想，從而放射出更加燦爛耀眼的光芒。

　　江隆基是一位全身心執著工作的人，他始終將對工作負責放在第一位，十分重視總結經驗，學習先進思想，堅持開拓前進，堅持辯證唯物的世界觀，處處洋溢著“以國為重，以民為上”的高尚品德。在白色恐怖的腥風血雨中，他以“存心追求馬克思主義真理”的信念加入中國共產黨。此後，留學期間，他始終堅持革命工作，宣傳抗日救國的主張。江隆基一生以塑造完美的人為教育理念，他也是首先以這種理念塑造自己的。在他從事教育工作的數十年中，從邊區的教育到高等學校的管理，他都是把塑造具有完美人格和培養全麵發展的人作為自己的教育理想，雖然他在蘭州大學隻工作了7年多時間，卻成為蘭大人中最受崇敬的人，這並不是他具有老革命、老幹部的地位，而是由於他卓越的工作能力和品格高尚、胸懷坦蕩、不謀私利和嚴於律己的作風，給人們樹立起光輝的典範。“文化大革命”開始後，作為一位德高望重、忠心耿耿的教育家，江隆基為了捍衛黨的原則，義正辭嚴，毫無畏懼，竭盡全力保護了不少知識分子，卻唯獨不善於保護自己。1966年，江隆基遭受迫害而含冤去世。

　　李之欽（1907—1996），陝西延長縣人，早年深受民主革命思想影響，加入中國共產黨。曾入北京輔仁大學學習，後來長期在革命根據地從事教育行政管理工作。新中國成立後擔任西北局教育管理工作。1958年10月，李之欽來蘭州，任甘肅師範大學校長，後又兼任黨委書記。在任期間，主持了學校的各項改革，貫徹“八字方針”以及給“右派”摘帽等糾“左”工作；從1963年起，遵照中共甘肅省委指示和部署，派出文科師生和幹部參加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努力貫徹高教六十條，加強領導班子建設，強調搞好教學，提高教學質量。經過數年的努力，使西北師院教學秩序走上正常軌道，學校工作納入正常軌道。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後，李之欽受到衝擊，後來調往甘肅工業大學任職。1983年當選為甘肅省政協副主席，1984年任西北師範學院名譽院長，1995年離休。主要著作有《李之欽論教育》、《徐特立教育思想研究》和《簡明認識論》等。

　　李之欽的教育思想同他所從事的具體工作有密切聯係，在長達30多年的教育實踐中，積累了豐富經驗，形成了社會教育、學校政治思想教育和高等師範學校教育等方麵的教育思想，具有鮮明的時代特征。

　　關於社會教育方麵。在革命根據地時期，教育範圍主要是邊遠貧窮的農村，教育對象是深受幾千年階級壓迫的貧苦農民，因而掃盲教育、普及教育、農村教育、社會教育等概念，其本質屬性是一致的，都是農民教育。教育的目的、手段是為提高農民的階級覺悟服務的，教育的政治功能居於首要位置。作為陝甘寧蘇維埃政府和陝甘寧邊區政府的教育行政領導成員，李之欽諳熟新民主主義教育的性質，他認為要順利進行普及教育事業，必須要真正做到為人民服務。農村教育要直接為農村人民服務，為此提出辦學形式多樣化、學製可長可短、靈活多樣的教學原則、方法，以及密切聯係實際、加強思想教育、重視教師作用、提高師資水平以及加強領導等普及農村教育的意見。從這些意見出發，他從理論與實踐的結合上提出老百姓喜歡什麽樣的學校就辦什麽學校的時代課題。

　　“因時因地製宜”辦學是李之欽社會教育思想的重心。他強調教育要從實際出發，認為因地製宜原則既是教育方法論，也是教育本體論。執行新民主主義教育方針和政策，必須根據具體情況完成任務。與因地製宜原則相抵牾的是經驗主義，為了進一步明確對這一原則的認識，李之欽於1950年發表《對於過去教育上經驗主義的批判》，列舉教育上經驗主義的盲目性、狹隘性、教條性和事務主義的種種表現，追究其產生的原因，闡發了克服的辦法。為使教育事業得到順利發展，立足於全國勝利的新形勢，進而清算教育上的經驗主義，其用心顯而易見，其意義也就更加重大。

　　關於加強學校政治思想教育的思想。政治思想教育是學校教育的重要內容，是體現社會主義教育的方向政策問題。20世紀50年代，李之欽在中共中央西北局、西北軍政委員會教育局及中共中央西北地區工作部和宣傳部教育處任職期間，主管學校的思想政治工作，經常開展調查研究，深入進行思想政治工作，積累了豐富的實踐經驗，使政治思想教育成了他的教育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

　　加強黨對高等學校政治思想工作的全麵領導是李之欽政治思想教育思想的內容之一。在《關於西北地區高等學校的政治思想工作情況、問題和今後意見的報告》一文中，他在充分肯定絕大多數教師和學生思想進步的前提下，提出加強新老教師團結、開展學生專業思想教育、圍繞教學工作進行政治思想工作和健全馬列主義教研組等方麵工作的意見，強調落實知識分子政策，加強教職員政治理論學習，提高教職員和政治課教師的政治理論水平等問題，對加強西北區高等學校的政治思想建設起到了促進作用。其中，圍繞教學工作進行政治思想工作、政治輔導處不能包攬代替學校行政職權和政治輔導處可逐步向校長辦公室過渡等論點，是富有時代特色的思想亮點。

　　關於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即政治思想教育工作方麵，李之欽總的指導思想是明確的，方法也是適宜的。如西北各高校開展思想批判運動，組織教師參加各種社會改革活動和各項建設活動，在當時是符合實際，行之有效的舉措。他從知識分子“是完全可以改造的，而且一定會進步”的願望出發，提出高等學校教師政治思想教育的具體要求：“從愛護的立場出發，反複講清政策，講清思想改造的具體方針”，“采取和顏悅色與真誠相見的態度，根據不同對象的政治覺悟和思想水平，提出適當的要求”，“通過自我教育”，“收到思想改造的最大成效”，“今後應將短期的突擊性的集中知識分子思想改造學習的方式，逐漸轉變為經常的以在職學習為主的學習方式”，“多注意正麵的政治理論教育”，“通過正麵教育解決思想方法、思想意識和政治認識問題”；“參加各種實際運動是知識分子思想改造的有力方法之一”，“特別要給學校教師們更多的機會”。這些意見對知識分子的思想教育工作產生了積極影響。

　　學生的政治思想教育是學校教育工作的重點。在《革命青年建立革命人生觀的問題》一文裏，集中表達了李之欽對學生的政治思想教育的要求。他指出“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一切為了人民，一切為了祖國，這就是革命的正確的人生觀”。強調青年學生必須正確認識和處理好幻想和理智、自由與紀律、個性與共性的關係，他還勉勵知識青年通過加強理論學習，重視實際鍛煉、批評和自我批評等思想修養，成長為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有用人才。

　　關於高等師範教育思想。李之欽認為，黨的領導是辦好高等師範學校及其他學校的根本保證。它包括組織領導、政治領導、思想領導、業務領導等方麵。20世紀50年代，學校實行校長負責製，也不同程度的強調校務委員會集體領導下的責任製。李之欽重點強調“校長負責製要和集體領導相結合”，“集體性之所以有力量，就在於它依靠的不僅是某主要領導人的個人經驗和能力，而主要是領導核心的集體經驗和能力”。因此，他要求建立高師校級領導核心，發揮領導核心的作用，必須要作為原則來遵守。黨在高等學校的政治領導主要體現在貫徹中央和西北局有關領導部門的方針政策，參加社會政治活動，組織師生的政治理論學習，確保黨的各項方針政策的貫徹執行上。李之欽認為，在西北地區黨對學校的領導經達四年的改造和教學改革，雖然取得了一定成績，但是一般地講，政治思想領導不夠，政治思想工作薄弱。因此他除了強調集體領導下的校長負責製外，突出強調學校本身的團結，重點是青老教師之間的團結。要求政治領導要與業務領導相結合，政治工作要結合教學計劃、教學大綱、教材、科學研究活動來實現。

　　高等師範學校的師資質量是決定本地區教育質量高低的關鍵。因此，加強師資隊伍建設是李之欽辦學思想的一個重要內容。高等師範教育的性質和任務決定了它在教育鏈上充當“母機”的特殊地位和作用，這是其他教育所不能替代的。1953年，他撰文批評某些領導者不重視師範教育和對於師範教育宣傳不夠的偏頗，並從國家對人才需求和人民對文化科學技術需要兩方麵，提出加強高等師範教育的領導的主張。1959年和1960年，他又撰文宣傳師範教育，勉勵應屆高中畢業生報考師範學校。1963年，李之欽領導製訂《甘肅師範大學十年師資培養提高初步規劃》，並撰寫《培養提高師資的幾點意見》。文章在對各級教師從政治思想和業務兩方麵提出具體要求和檢查考核辦法的同時，提出正確解決紅與專，教學、科研和進修，理論和實際，青年教師和老年教師的關係，分析學風和治學方法上存在的問題，指出今後努力的方向。

　　20世紀80年代中期，李之欽針對本校本係畢業生留校任教和照顧職工子女在校工作的弊端，提出改變“近親繁殖”和“家庭化”的建議，“使各種學派、校風，各校辦教、治校經驗互相交流，取長補短”等這些批評計劃經濟條件下人事製度存在弊端的意見，對西北師範大學的師資建設起到了積極作用。

　　辛安亭（1904—1988），山西離石縣人，1931年考入北京大學曆史係，畢業後在山西從事教育工作，宣傳抗日救國主張，支持並參加學生運動。1938年去延安，加入中國共產黨，在陝甘寧邊區政府教育廳任編審科長，先後編寫小學各種教科書、農民識字課本、幹部文化課本及教師讀物、兒童讀物40餘種。

　　1949年8月，辛安亭隨人民解放軍到蘭州，任蘭州市軍管委員會文教處長，主持文教工作。1950年初任甘肅省人民政府委員、文教廳廳長、蘭州大學校務委員會主任。1951年調任人民教育出版社任副社長兼副總編輯，編審全國中小學教科書，同時從事中小學語文教學研究工作。1962年重返蘭州，主持協辦甘肅教育學院，任黨委書記、院長。1973年後任蘭州大學黨委副書記、副校長。曾任中國教育學會副會長，甘肅教育學會會長和甘肅省社會科學聯合會副主席等多種社會職務。

　　辛安亭是一位德高望重的老一輩教育家，他畢生致力於教育科學研究工作，尤其重視普通教育的改革與實踐，在語文教學、中小學教材編寫和少兒教育等方麵積累了豐富經驗，是新中國中小學教材建設和改革的開拓者，並形成了富有時代特征的教育思想和專業觀點。

　　辛安亭一向認為，教育對國家民族的發展具有決定性的作用，教育的目的是提高全民族的素質；而民族素質的提高必須從兒童和青少年抓起。他說：“四個現代化，教育是基礎，中小學和幼兒教育更是基礎的基礎；沒有基礎教育的發展和普及，就不會有民族素質的提高。”他一生都以滿腔的熱情，關懷著幼兒和青少年一代的成長，直至耄耋之年，還用顫抖的手為他們寫作。

　　對於中小學語文教學，辛安亭有比較完整係統的見解。他認為語文課是一門基礎工具課，它的主要任務是訓練學生識字、寫字，培養學生的閱讀能力、思想能力和口頭、書麵表達能力；不應當把思想政治教育作為語文課的主要任務，也不能把語文課變為文學課。小學低年級的語文課應以識字為主，力爭二年級的識字量達到或超過兩千，以便為閱讀和作文打下基礎。他反對離開課文漫天空講的教學方法，提出“教書不離開課本，講課要通過字句”。他大力提倡寫話的作文教學法，認為寫作文時想說什麽，就寫什麽；話怎樣說，就怎樣寫，先練習把話說得完整，說通順，說得有條理，然後再是說得有文采，有講究。切不可引導學生說大話、空話、假話，不要無病呻吟，矯揉造作，一味追求華麗的詞句，要把文章寫得平實樸素，文從字順。在《文從說話起》中，辛安亭針對作文教學存在的問題，指出了脫離學生學校生活、家庭生活、社會生活實際的“無病呻吟”和“追求華麗詞句”的不良傾向，正麵提出作文教學的原則和要求，指出作文是一種思想輸出，首先“教學生有話說，敢說話，拿起能拉得開”，其次“教學生了解作文就是用筆說話，想說什麽，就寫什麽；話怎麽說，就怎麽寫。……果真做到這一點，學生所寫的自然會是實際事物，會是他們所熟悉的事物與他們真正的思想與感情”。

　　識字是小學語文教學的首要任務。傳統教育是從漢字構造出發的形體教學方式，從20世紀30年代創造注音字母，及至以拚音代替注音，把漢字的形聲義統一起來以後，就大大加快了識字的速度。20世紀50年代中期，辛安亭在提出豐富小學語文閱讀材料和解決小學高年級長課文教學問題的同時，就把目光投注到小學低年級的識字教學上，他針對課本尚未充分體現以識字為重點，和教法上沿習以前閱讀和識字並重，思想教育、知識教育、語文教育、識字教育並重的偏向，提出改進識字教學要“多花時間”和“多想辦法”。他認為課堂上識字、寫字所花的時間比思想、知識、語言等的教學時間要多一個半課時到兩個課時，方法上采用形音義並舉，同音字、反義字和同旁字比較辨析，都是有效可行的。20世紀60年代初，辛安亭又以如何集中識字和如何編寫集中識字課本發表意見。他認為小學兩年教兩千字是適宜的，在具體操作上半年一集中，分四批集中教學。這就是說每半年都是先集中教識字課，最後教一些閱讀課文。集中識字以“以類相聚”和“便於誦讀”為原則，采用同音歸類、形聲字歸類、偏旁部首歸類、看圖識字等方式，靈活運用進行教學，而不提以哪一種方式為主，則更有利於集中識字。集中識字課本編寫“應采取多樣化的以類相聚，同時要便於誦讀，配有插圖”。這些意見對集中識字和課本編寫都起到了指導性作用。

　　關於中學語文教學方麵，辛安亭在《關於中學語文教學的兩個問題》和《如何加強中學語文的基礎知識教學與基本技能訓練》中提出的問題，都是與當時中學語文教學改革有直接關係的課題。自20世紀60年代規定語文教學中漢語和文學合並後，語文教學一度無所適從，既不能教成文學課，也不能教成政治課，到底怎麽教，辛安亭指出，應按文章講，講字詞、語句、篇章結構以及謀篇布局，遣詞造句等特點，“不可以用分析文學作品的方法講”，“不要離開課文過多地講政治道理”。“通過反複朗讀、默讀的方法，讓文學作品發揮它的感染作用”，從而受到思想教育。對解題、體裁、中心思想、寫作特點等可以少講，不抄黑板，以免把語文教學變成筆記教學。語文課堂教學應以串講和朗讀為主要的教學方式，課堂上大部分時間應該用在講與讀上麵，講完就讓學生讀，個人讀、集體讀、朗讀、分段讀、全篇讀、反複地讀，強調讀的功夫是揣摩，是吸收，是向內的輸入，是寫作、聽說能力的基礎。

　　在中學語文基礎知識和基本技能（“雙基”）的理論上，辛安亭認為“中學語文的基礎知識就是關於字詞語句、篇章結構的知識，基本技能就是運用字詞語句、篇章結構的知識”。他在概念上把基礎知識和基本技能看作是一回事，認為漢語知識、文體知識、文學知識是基礎知識，而讀寫聽說能力是基本技能。但他又確認“中學語文基礎知識與基本技能是兩碼事，也是一碼事，從理解的角度看是基礎知識，從運用的角度看是基本技能”。這種解釋已接近新教學大綱的精神。其實，中學語文的基礎知識和基本技能是教學內容的兩個方麵，是統一的。辛安亭從課堂範圍講授和訓練不切實際的角度提出問題，通過“精講多練”途徑解決“雙基”中存在的問題，並要求教師從學生實際出發，改進教學方法，提高教學質量。這些見解對中學語文和中學語文教學法學科建設都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教材是教學的基本依據。辛安亭反複強調，為了傳授科學文化知識，培養學生的智力和優良品德，首先必須有一套好的教材。這種教材至少應具備三個特點：一是“新”，即要吸取文化科學的最新成就，不斷更新已經過時的東西。二是“精”，即要少而精，在保持本門科學必要的完整性、係統性的前提下，抓住基本概念、基礎知識，講深講透，不可貪多求全；教材龐雜或過深過重，是少年兒童最大的苦惱；學生對少量基本知識的深刻理解比量雖大卻留下模糊印象要好得多；學生掌握了基礎知識，才能提高自學能力，發展智力。三是“清”，即要寫得清楚明白，簡捷易懂；編者有了清徹的思想，才能產生明白的語言。

　　“一切從實際出發”、“結合實際”、“聯係實際”，是辛安亭編寫教材的思想原則，也是他編寫教材的核心理論。抗日戰爭前期的教材方針是貫徹抗日教育政策，為抗日服務，為人民大眾服務，但辛安亭認為，教材畢竟不是宣傳材料，它必須要體現基礎知識的教育。從“抗日化”到科學化和兒童化是教材的一大進步。“兒童化方麵，初級國語可說是一個典型。要求每一課達到既科學化又兒童化，內容是常識，表達用詩歌或故事形式”。編寫教材必須從兒童實際出發，還必須考慮邊區實際。“科學化不是建立在廣大工農群眾需要的基礎上，不是從邊區農村生產與家庭生活的需要出發”；“兒童化不是從廣大農村的農民兒童的生活出發，而是從城市上層社會的兒童生活出發”，就會成為“洋教條”。因此，辛安亭主張，編寫教材必須把注意力放在調查研究、了解實際、掌握讀者對象及要求方麵，不應放在研究書本、追求寫作方法方麵。即是一本通俗讀物，“應著重講最基本的較固定的知識，不可過分強調緊跟形勢，過多講臨時性的東西”。這是辛安亭教材論的基本思想觀點。《談編寫教材的原則》一文雖寫於1979年，但作為延安時期編寫教材的經驗總結，也可以佐證他教材論的更細微的思想。其中精簡集中、綜合聯貫、深入淺出、啟發心智四條原則便是他的教材論思想成熟的體現。辛安亭探幽發微，係統闡述了教材編寫的原則和方法，論證了教材變革的曆程和規律，為中小學教材體係的建立奠定了堅實基礎。

　　新中國成立後，中學各科教學大綱和教科書全麵向蘇聯學習。辛安亭在1956年向朝鮮教育考察團的報告中總結了這方麵的經驗教訓，具體分析指出了許多照搬蘇聯教材的地方，其結果產生了不少教條主義的毛病，不能和中國的實際相結合，增加了教學上的困難，並追究了“造成這種偏差的直接原因，是我們領導方麵強調結合中國實際不夠，編輯同誌了解中國實際不多”。對於教科書不穩定的問題，辛安亭建議先“徹底地修改教學計劃和教學大綱，然後根據大綱改變教科書以求做到教科書的穩定”。辛安亭在教材建設上的建樹是多方麵的。除了“聯係實際”的教材理論和實踐外，他還對教材的對象問題、語言問題、群眾路線問題以及課本中的圖畫、數字使用等問題都發表過具有創見性的意見，為不斷發展的教材建設提供有益的借鑒。辛安亭特別重視通俗讀物，認為它對提高全民族文化素質有重大作用。他說：“我深感我國從來不重視供兒童和文化程度低的工農學習的通俗讀物。其實，從群眾觀點而言，寫得一般化的成人讀物，其作用和影響遠不如寫得好的通俗讀物。例如我國古代不少詩文集，就不如一本《三字經》；多一本或少一本一般的詩文集，中國文化不一定受多大影響；但如果沒有一本《三字經》，廣大人民的愚昧程度就會嚴重得多。”“我的理想主要是寫出深入淺出、雅俗共賞的作品。”他把古人元好問的詩：“好句端如綠綺琴，靜中窺見古人心；陽春不比黃花曲，未要千人做賞音”反其意而用之，寫了這樣一首詩：“深入淺出苦用功，雅俗共賞最稱神；陽春要學黃花曲，定要千人做賞音”，表達了他為人民大眾寫作的飽滿激清和強烈願望。辛安亭為了在他的編著中達到大眾化、通俗化目的，大量采用了人民群眾喜聞樂見，又便於誦讀、記憶的歌謠（包括民歌、民謠、兒歌、童謠）的形式，這種形式的作品，被人們稱之為“通俗韻文”。他編寫了近百萬字的通俗讀物，獨具風格，膾炙人口，流傳甚廣，對兒童啟蒙和普及文化科學知識起了很大的作用。在所能見到他所編著的各種教材中，這種通俗韻文形式有短篇120首，三、四、五言長篇各一章。以通俗韻文編寫的專著，計有三言的一部（《新三字經——兒童三字歌》），四言的三部（《日用雜字》、《農村日用雜字》、《工作方法四字經》），五言的一部（《兒童家庭教育五字歌》），七言的一部（《曆史歌》）。

　　辛安亭知識淵博，治學嚴謹，在學術問題上不虛張，不苟同。他畢生致力於教育、出版、著作，取得了很大成果，尤其在基礎教育和教材建設上做出了很大貢獻，對出版編輯工作也總結出了很多寶貴經驗。他所撰著的作為基礎教育的通俗讀物，流傳很廣，影響很大，受到普遍稱讚。辛安亭襟懷坦白，光明磊落，嚴於律己，寬以待人，生活儉樸，從不特殊。由於他對教育事業的貢獻，也由於他具有高尚的人品道德，使他在群眾中享有很高的威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