蘭州曆史文化：重教興學

第八章 教育名家躬行實踐 盡心竭力澤被金城

　　民國時期，一些接受西方新思想的教育家先後主持領導甘肅的教育工作，其中不少教育名家在艱苦的環境中投身教育事業，奉獻才智，對蘭州教育的發展起了重要的促進作用。這一時期對蘭州教育影響較大的人物，主要有馬鄰翼、蔡大愚、水梓、鄭通和、李蒸、辛樹幟、趙元貞等。

　　馬鄰翼（1864—1938），回族，湖南邵陽人。光緒年間中舉在籍，主持經正書院，後被選派留學日本，入東京弘文學院，研習師範教育。回國後在湖南及前清學部任職。民國成立後任教育部參事，不久調任甘肅提學使，先後任甘肅教育司司長、教育廳廳長等職。1918年後調任外省。馬鄰翼在甘肅任職期間，積極實施民國新學製，整頓學務，創辦新學校，為蘭州教育事業的發展做出了積極貢獻。

　　馬鄰翼到任後，注重深入學校，解決具體問題，整頓學務。在視察甘肅法政學堂時，得知官班、客班生領月津貼者無一人在堂，紳班住堂生也隻有四五十人，教員亦無一人在堂，職員也多不在職的情況後，即委任蔡大愚為法政學堂教務主任，旋又委任為校長，責成嚴加整頓，學堂的秩序有了較大改觀。麵對當時學校少、私塾多、師資缺乏的狀況，馬鄰翼在蘭州主持開辦師範養成所，以培養新型教師；開辦教師傳習所，以培訓私塾教師。他還在蘭州開辦模範小學，以期推廣新型師範教育模式。

　　馬鄰翼作為回族出身的教育家，還努力促進蘭州的回民教育。1913年，他同甘肅提督馬安良商議，與甘州提督馬麟、甘肅印花局喇世俊、法政專門學校校長蔡大愚，以及蘭州各界回族人士創設“蘭州回教勸學所”，作為辦理回族教育的機關。勸學所附設回民小學5所，其中高等小學堂1所，初等小學堂4所。馬鄰翼還帶頭解囊，捐助白銀50兩，作為勸學所的開辦經費。蘭州回民勸學所後來改名為“甘肅回教教育促進會”，附設清真高等小學（今清華小學）。可見，馬鄰翼為近代蘭州新式回民學校的倡興和發展起了奠基性作用。

　　蔡大愚（1874—？），回族，四川成都人，清末留學日本法政大學法科，參加過孫中山領導的同盟會，光緒末年回國。回國後先後在四川、上海、北京等地從事教育工作。1912年夏，國民黨北京本部委派蔡大愚為甘肅黨務特派員，籌建甘肅支部，隨同甘肅提學使馬鄰翼來到蘭州。蔡大愚在蘭州除大力宣傳民主革命思想外，還積極投身於教育事業，在蘭州學界產生了很大反響。

　　1913年，蔡大愚先後被委任為甘肅法政學堂教務主任、校長。由於蔡大愚具有資產階級民主思想，他一到法政學堂，就精心策劃，極力剔除學生隻領津貼不住堂、教師隻發講義不授課等積弊，舉凡授課、考試等一律按部令規定辦理。他教導學生嚴守紀律，勤習課業，同時積極籌設法政專門學校，在蘭州西城門內舊舉院建立新校舍。在他的精心策劃、親自督修之下，短短兩個月，新校舍即告竣工。新建學校於民國四年（1915年）經教育部批準立案，定名為“甘肅公立法政專門學校”，委任蔡大愚繼續擔任校長。在主持法政專門學校工作期間，蔡大愚傾注全部心血於學校。學校經費不足，即捐出薪俸來彌補，還親自講授國際法、倫理學、經濟學、西洋史等課程。他學識淵博，講述具體生動，得到學生的普遍讚賞。在他主持學校期間，任教的35名教師中，有8人是日本留學生，其餘的27人大多是北京國立法政專門學校和天津公立法政專門學校的畢業生。蔡大愚十分注重在學校宣傳資產階級民主思想，鼓勵學生學習西方先進文化知識。在學校開設的專業課程中，諸如倫理學、政治學、國際法、憲法、刑法總則、民法概論等，都是西方法學體係中的主要課程。這些課程的開設，對資產階級民主法製思想的傳播起了促進作用。

　　蔡大愚還積極參加了馬鄰翼倡導的籌辦蘭州回民學校的工作。1913年，他代理蘭州回民勸學所工作並兼任清真高等小學校長職務。後來，回民勸學所改組為回民教育促進會，馬麟任會長，蔡大愚代行會長的工作，對蘭州新式回民學校的發展做出了貢獻。

　　蔡大愚思想進步，富有激情，在蘭州從事教育工作的同時還積極傳播民主思想。1912年12月，他以國民黨甘肅支部特派員的身份，在臨時參議會上發表新思潮演說，抨擊甘肅腐敗政治，引起保守派反對。臨時參議會谘請甘督趙維熙將蔡驅逐出境，後經馬鄰翼周旋而未予執行。此後，蔡大愚在蘭州繼續宣傳民主革命思想，“以社會主義灌入學生之腦筋”。為此，甘肅省署發出告示，禁止蔡大愚發表演說，並禁止蘭州各學校研究社會主義。1917年11月，蔡大愚因參與並策動“臨洮護法運動”而失敗，被迫出走四川。

　　水梓（1884—1973），字楚琴，甘肅榆中人，清末附生，畢業於甘肅文高等學堂和京師法政學堂，深受西方資產階級民主思潮影響，思想進步。1912年從北京回蘭州後力主共和，籌組甘肅省臨時議會，被推選為臨時省議會議員。自1916年起，水梓主要投身於蘭州的教育事業之中。同年，以教育聯合會名義，考察直、皖、江、浙等省教育，作《考察教育日記》，此後，先後擔任甘肅省立第一中學校長、省教育會會長、甘肅省教育廳廳長等職務。水梓從事教育領導工作期間，在改革基礎教育，改進高校辦學條件，推動社會教育，厘定各種規章製度等方麵做了大量工作。其教育主張和教育實踐主要反映在《甘肅省教育廳工作摘要（弁言）》、《甘肅教育概況及改進計劃》、《甘肅省第二次民眾識字運動講演詞》和《西北實施國民教育之商榷》等文獻之中。

　　水梓對蘭州和整個甘肅的教育問題進行了認真思考，主張解決甘肅教育問題，“應於盡可能範圍內謀實際上的進步，初亦不必高談理論鋪張形式為也。”水梓認為，甘肅遠處西北，文化遲滯，雖興學多年，但由於人力、財力的限製，與東南各省存在較大差距。造成這種差距固然有客觀方麵的因素，但主觀方麵的因素也是不能忽略的。他指斥形式主義的新潮人物在辦教育中的盲目發展和短期行為，造成正式學校經費的積欠和緊缺，以及各級學校生源的減少。加之民國十七八年屢遭自然災害，地方秩序混亂，致使本來基礎薄弱的教育首當其衝。因此，他力主在可能範圍內，穩定經費，鞏固基礎，以謀求教育的改良。於是，在他主持下，將榷運局稅收直接劃撥為全省教育專項經費，實現教費獨立，重點使用。減少行政支出，增加學校投入。同時，他還主持了學校教育的改革，改各級學校春季始業為秋季始業，改高等學校的官費為獎學金，實行中小學畢業會考，舉辦學校聯合運動會等，大都能從實際出發，以求地方教育的持續發展。

　　水梓強調進行人格教育和民族精神教育，並加強生產技能教育，以真正發揮教育對國民素質與能力的提升作用。他認為國家衰敗，民族危機的根本原因是我們固有道德的喪失和科學技術的落後，要振興民族，就必須“恢複固有道德”和“對於科學迎頭趕上”。他把這兩點作為衡量人格教育是否達到要求的標準，要求青年學生身體力行。為此提出訓練中學生的四條標準：以我國舊道德為中心，保持固有之民風；以曆史感化的方法，發揚民族精神；以三民主義為歸宿，養成統一意誌；以軍事訓練養成自衛的能力。在這裏，盡管水梓的恢複固有道德仍複蹈“仁愛信義和平八德以及格致誠正修齊治平”，都是五四時期已經批判過的內容，但具體教育上並不是拘泥於陳腐教條，而是從一般意義上要求青年有真誠精神，革除浪漫頹廢怠惰等種種惡習等，這在人格教育上是有積極意義的。此外，水梓還結合實際，提出生產教育的要求。他認為改變貧窮落後的具體辦法，唯有實施生產教育和科學教育。其內涵有兩方麵：一是改變傳統上以為讀書就是進身、獵官的科舉思想；二是不僅要在學校設生產課，講授必要的生產知識和技能，而且還要利用暑假參加必要的生產勞動，養成勞動的習慣。為此，他主持將各級學校的春季始業改為秋季始業，就有意要讓大中小學學生有較多接觸農業生產和勞動的機會。

　　水梓在職期間，積極推進職業教育與識字運動，實施國民教育。他認為，在當時的教育狀況下，若不注重職業教育，就無以言教育機會的均等；不注重識字運動，更無法談民眾教育。為此，提出實施國民教育，一方麵要舉辦短期小學，一方麵要開展民眾教育，並增加社會教育經費。在職業教育方麵，水梓從甘肅實際出發，擬以毛革製造、礦產開采以及畜牧、森林、水利、交通等方麵擴充專業，培養專門人才。對於民眾識字掃盲教育，水梓提出了三項基本原則：減少文盲，發展社會生計，提高國際地位。在他主持下召開過兩次民眾識字運動宣傳大會，並致詞演講動員；擬設社會教育人才培訓所、規模較大的圖書館和民眾教育館，並在民眾教育館內附設民眾學校及民眾問字處。對於國民教育，水梓根據西北特點，提出八點建議：宣傳國民教育的意義，改造一般思想；注重農村教育，使受教育者農民化；在農閑時舉行農民識字運動及軍事訓練；利用農民集會時，提倡固有道德，灌輸曆史地理常識；在信仰自由精神下，設法促進各類教育的程度；在師資教育方麵增設蒙番回文學科，作為推行國民教育的基礎；獎勵擔任蒙番回教學人員，在國民教育教材中加強西北物產方麵的教育，作為開發西北的準備。以上建議大多屬於積極可行而富有建設性的。

　　鄭通和（1899—1985），字西穀，安徽廬江人。1923年畢業於南開大學，後留學美國，專攻教育學，獲得教育碩士學位，1926年回國後即從事教育工作，服務於學界近60年。1938—1946年間，鄭通和在甘肅擔任教育廳長，這八年是他全部教育實踐中的一個重要階段，勤於職守，頗受讚許。

　　鄭通和的教育理論偏重於實踐，並自稱為“實行教育家”。他認為理論教育家的目的在於指示教育發展的方向，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但往往側重於哲理化。實行教育家則旨在使理論教育付諸實施。古希臘的柏拉圖、蘇格拉底是理論教育家，而中國的孔子既是偉大的理論教育家，又是設館授徒的實行教育家。不過他最崇拜的是兩位近代教育家，一位是美國的教育哲學家杜威，推崇其實用主義教育思想。另一位是被他稱為中國實行教育家典範的張伯苓。鄭通和讚賞其不空談理論而注重“創造事業”的教育觀。他說：“我從事教育實際工作，亦有教育理論所本，即杜威博士實用教育思想，為國家培養實用人才。”他從事教育實際工作，就是期望通過主持校務，培養出大公無私、真才實學的青年人才，擔負其興複國家的責任。

　　鄭通和在擔任甘肅教育廳長期間，對蘭州教育的主要貢獻，在於他以實用教育思想為指導，積極推進各類教育的發展與改進。鄭通和來到蘭州後，即深感發展教育刻不容緩。他認為“建國事業，基本在教育”，“興強之道惟有振興教育”，並以美國獨立戰爭後，俄國十月革命後振興教育發展生產，從而使國家鞏固、國立強盛的曆史事實，證明欲達富強康樂之境地，隻有通過振興教育來實現。鄭通和強調辦理教育，必須體察國情，適應環境需要，隨時代而變化。他通過對甘肅省情的認識，強調蘭州作為大西北的中心、抗戰大後方，必須積極發展教育，培養大量幹部和知識青年，以適應國家的需要。在教育行政實踐方麵，他強調各級教育均應以推進國民教育為基石，中等教育要注重推進職業教育，培養實用技術人員，並主張在添設理工學院和畜牧獸醫專科學校，造就水利、土木、機械等方麵的工程師和發展畜牧業的技術人才。他還認為，過去三四十年的教育是消費的教育，今後的教育必須是知識的灌輸與技能的訓練並重，並期望政府提供足夠的學校經費。他還積極主張對學生和民眾進行思想和軍事訓練，以適應加強國防的需要。

　　鄭通和在他八年任內，曾先後三次製定教育實施計劃，以其講實際、講效率的工作作風，為甘肅尤其是蘭州教育事業的發展起到了積極推動作用。為爭取所訂計劃的實施，他從爭取經費、設校增班、訓練教師、充實設備、改進教學等方麵都提出了自己的主張，並通過實地考察，具體指導，以期實現。他認為，教育思想是在日新月異中發展的，不管辦行政還是當教師，都應隨時吸收新知識，去做新實驗，棄舊取新，才能適應時代要求。他要求教師應有專業精神，樂於終生服務於教育。為了在艱苦的環境中穩定教師情緒，他提出應該視教育為一種事業，而不僅僅是職業。事業不僅解決生活問題，同時也是為社會服務。他強調，教育要進步，必須重視改進教學，教材要注意結合實際，體現時代性，主張將抗戰以來產生的有價值的材料體現在教學之中。在教學方法上，中學教學可用啟發式與注入式的折中方法，即課前提示要求，課中據此發揮，再令學生討論。教師除傳授知識外，更須注意思想指導，傳授做人之道。在教育行政方麵，鄭通和重視教育視察指導。在任職期間，他經常進行分區定期視導，以及各種臨時性的視察指導，促進了各項教育計劃和措施的貫徹執行。

　　鄭通和總結他一生從事教育實際工作，得出一條經驗：掌理一省一校教育行政，均非短期內所能奏效。因此，他不讚成實行校長任期製，主張辦校成績優良者繼續做下去，辦理不善者應自動辭職，且不宜調任其他學校。1946年，鄭通和離開甘肅，後來隨國民黨敗退台灣，在“教育部”及台灣大學等機構任職。

　　李蒸（1891—1975），河北灤縣人，早年畢業於北京高等師範學校，1923年赴美國留學，獲哥倫比亞大學教育學碩士和哲學博士學位。回國後主要從事教育工作，是一位愛國、正直、頗有見地的教育家。

　　1937年，北平師範大學西遷陝西後，李蒸任西北聯合大學師範學院及其改組後的西北師範學院院長，學院再遷蘭州後繼續任院長。直至1945年去職從政，為在蘭州建立高等師範院校作出了重要貢獻。抗戰期間，李蒸為西北師範學院再遷蘭州盡心竭力，從遷校、建校以至在極其困難的條件下堅持辦學，備嚐艱辛，貢獻卓著。1940年4月，李蒸接到教育部將西北師範學院再遷蘭州的命令後，6月來蘭州堪察校址，經實地考察，研究比較，選定蘭州十裏店為校址。次年，又偕同有關人員再次赴蘭籌設分院，當年11月招生開學，直到1944年學院全部遷蘭。雖因經費等問題，拖期4年之久，但李蒸既堅持北平師大建校可從簡，教學要認真的優良傳統，又擴大了辦學規模，使學院在城固、蘭州兩地的教學、生活均能正常進行，有序遷移，並聘請了一批知名教授來到蘭州任教。

　　李蒸以教育家的學識和品格，在主持辦理高等師範教育的10多年裏，周密計劃，精心實施，為社會培養了一批又一批高水平的師資，積累了豐富的辦學經驗。他的《我的辦學經驗》等論著，充分反映了一代教育家在舊中國辦學的艱難處境和可貴經驗。李蒸認為，師範教育是整個教育製度的中心，是一切教育之母。高等師範學院獨立設置，分區設立，使之成為獨立係統，是戰時教育的一大創舉。他主張教育必須實現專業化，應由專家或專門人才去主持，那種以為任何人皆能高談教育，以為教育是一種常識而非學問的論調，隻能是不科學的頭腦，是阻礙教育的怪論。他在主持北平師大、西北師院的工作中，一直主張以專業訓練為學校之“重責”，大力提倡培養專業精神。他認為教育事業是精神事業，從事教育事業者必須先養成專業精神，要以事業為重，安貧樂道，不見異思遷，負起為國家培育人才之職責。他在給西北師院1943年畢業同學畢業冊題序中，諄諄告誡諸位弟子：“開發西北，首賴教育”，“諸君畢業之後，當以西北為服務領域，下定決心，爭先恐後，同在西北工作”，“切不可仍陷故常，競赴通都大邑，圖個人之安逸”，充分體現了一代教育名家的品格與見識。

　　在學校建設方麵，李蒸認為，學校的構成要素有三：一為教師，一為學生，一為設備。評定一所學校的優劣，就要評價這三種基本條件，而後兩種基本條件的完成，大部分要靠頭一種基本條件的具備。由此，一所學校的成功，主要的是師資的健全。因此，培養優良師資，是師範學院義不容辭的責任。李蒸還非常重視培育和保持傳統校風。他認為，優良校風可使全校師生精誠團結，工作振奮，在有形無形之中不僅學到知識，且可變換氣質，養成高尚品質。他以“刻苦耐勞，誠樸篤實，埋頭苦幹，不尚宣傳”來概括西北師院的校風，與廣大師生共勉。

　　李蒸還認為，校長的學識、品格、作風，對辦好學校至關重要。他以多年的親身體驗，總結出一係列辦學理念，認為作為大學的行政領導，要保持尊師重道的風尚，隻有取得全校教師的竭誠合作，才能真正辦好學校。大學校長在學問方麵雖然不一定是全校的領導，但必須是一門學科的權威，在品行方麵則應是全校的表率，能夠以身作則，對人對事必須公道真誠。李蒸向以思想開明，辦事公允而為人稱道。他十分讚同蔡元培在擔任北京大學校長時的主張，認為大學教授應享有學術自由之權利，不能把他們當作官吏一樣任意調動。

　　李蒸對西北教育文化建設寄予厚望，並願為此盡力。他認為，抗戰以來東南華北人才內移，西北開發與建設的聲浪益高。借此良機，西北教育事業必將快速發展。他還認為，西北師範學院的使命之一，就是協助西北各省教育行政當局擴充中等學校數量及改進其質量。在他的主持下，西北師院開辦教育實驗區，通過本院的畢業生，對推進蘭州和全省的中小學教育發揮了重要作用。他還指出，作為西北地區師範教育的最高學府，西北師院不能僅限於課堂教學及狹義的師資培養，還必須發揚民族文化，弘揚國民道德，並呼籲社會各界人士竭力進行。

　　李蒸在西北師院遷來蘭州後任職時間雖然不長，但他的品格、作風以及勤儉辦學的業績，為廣大師生以至許多民眾所敬佩。1945年李蒸調任去職後，十裏店一條街曾被命名為“李蒸路”，以表達對他的崇敬與懷念。

　　辛樹幟（1894—1977），湖南臨澧人，畢業於武昌高等師範學校，1923年赴德國留學，專攻生物學。回國後任職於多所大學，1941年來甘、寧、青考察，對西北開發建設具有濃厚興趣。1946年受命主持籌建國立蘭州大學，對創辦和建設蘭州大學具有重要貢獻。

　　1946年3月，國民政府行政院委任辛樹幟為國立蘭州大學校長後，他隨即來到蘭州，開始為建校而奔忙，曆經艱辛，功效卓著。辛樹幟經過考察研究，並征詢省府和各界人士的意見後認為，新組建的蘭州大學，不僅要符合大學規程，而且要具有西北特點。當年6月，即向教育部呈送了《計劃大綱》，提出按大學規程設置文、理、法、醫四學院的意見，並以發展畜牧，防治畜病，改良品種，對發展西北經濟大有裨益，上書教育部和甘肅省政府，積極支持在蘭大特設獸醫學院。他還認為，西北各民族各有其悠久的曆史文化，據此專門呈報教育部，在文學院內增設了邊疆語文係，內設蒙古、藏、維吾爾文三個組。

　　辛樹幟認為，要辦好大學，必須有一支高水平的師資隊伍，因此十分重視禮聘國內知名學者來校任教。他為此奔走各地，禮賢下士，廣羅人才，先後聘請知名教授、教師近30名。為了讓更多著名學者來到蘭大，他還采取短期講學的辦法，利用蘭州夏季涼爽的有利條件，邀請著名學者來校開設暑期講座，辛樹幟為表示禮遇，常常到堂聽課。由於他的積極努力，使蘭州大學的教學質量在短短兩三年內即有顯著提高，同時提高了學校的社會聲譽。

　　辦好大學的必要條件之一是具有較為充足的圖書儀器設施。辛樹幟在接受任命、來蘭州之前，即設法在上海訂購多種儀器藥品。在校期間，更是投入重資，多次派人去京滬等地采購圖書，充實館藏。正如顧頡剛在蘭大新建的圖書館落成時所作《積石堂記》中所說：“（辛樹幟）先生高瞻遠矚，知樹人之大計，必以師資及圖書儀器為先，既慎選師資，更竭其全力購置圖書”，先是車載而來，後更以飛機運之，“二年之間，積書十五萬冊，軼出他人數十年之功，卓然而為西北巨藏矣！”除圖書儀器外，辛樹幟對蘭大校舍建築亦親作籌劃，傾注心血。他曾幾次造訪教育部，爭取建築經費，又誠聘工程專家精心設計建設。在首批新建築落成後，特以西北名山天山、祁連、賀蘭命名，並於1947年8月10日親自撰《中山堂記》：欣喜“三堂且竟，教室實驗室，粗有麗止”，而“大學洎四年，人數必半萬”，在時艱物迫的情況下，期待禮堂、宿舍等工程亦能相繼告成。

　　1949年，人民解放戰爭迅猛發展，國民黨當局加緊控製學校，迫害進步師生，蘭州大學處於危機狀態。辛樹幟以一個教育家的責任感，多次奔走於南京等地，向國民政府索要欠費，以維持學校教學與生活。蘭州解放前夕，他堅持留在學校，團結全校師生，以應付拖延的策略，抵製國民黨軍政當局迫令遷校的陰謀，保護校產免遭破壞，為人民政府接管準備條件。總之，辛樹幟作為一位富有魄力、注重實際的教育家，尤其是對創辦和建設國立蘭州大學所做的重要貢獻，深得廣大師生和蘭州人民的稱讚。

　　趙元貞（1879—1974），字正卿，甘肅正寧人，甘肅近代著名教育家、愛國人士，以主持甘肅教育工作、籌建蘭州誌果中學等教育活動而聞名，為蘭州教育事業的發展做出重要貢獻。趙元貞出身農民家庭，自幼家貧，勤奮刻苦，1908年畢業於甘肅文高等學堂，之後入京師大學堂學習地質，1913年畢業於北京大學，以優異成績被公費派往美國留學，獲匹茲堡大學冶金學博士學位。1922年回國後，曾一心想走實業救國之路，用所學知識建設家鄉，但在舊製度下此路難行，便以主要精力從事教育工作。曾先後於1923年和1930年兩度出任甘肅省教育廳廳長，1940年以後任私立誌果中學校長，直至解放。建國後曾任甘肅省教育廳副廳長、省政協副主席等職。

　　趙元貞初任教育廳長後，認真辦理教育行政，創辦《甘肅教育》月刊，籌辦礦師養成所，在極其困難的條件下，四處奔走，各方求助，親自組織建所、聘師、實施教學，後因調任而中斷。1930年複任教育廳長後，因從政難有成就，次年即放棄政務，以主要精力從事教育教學工作。曾先後在省立甘肅學院、甘肅農業學校任教，講授化學、地質、英文等課程，精心培育專門人才。

　　1940年春，為救助因日寇飛機轟炸、學校遷移而失學的青少年入學，蘭州“興文社”等八社團發起創辦私立誌果中學。因學校經費僅僅來自各社團的讚助，又無官方督導，屢聘校長都推辭不就。於是，趙元貞應邀擔任校長。他為辦好學校，全力以赴，精心籌建，並慷慨捐助自家房產、良田，以彌補籌建經費之不足。為保證當年秋季招生開學，他以極少的經費，權衡分配，“拿情麵聘請教員”，終於按期招收近百名初一新生。開學之後，更是把全部心血傾注於學校。他親自上課，選購圖書，組織師生義務修整操場，關注教職員和學生生活，使學校在困難環境中得以正常進行教學活動。由於辦學經費不足，創辦之初董事會曾決定每三年招一次新生。但趙元貞認為這不符合中學教育規律，力主連續招生，終於得到支持，增加經費和教學設施，於第二年連續招生，使得學校得以正常發展，並於1942年獲教育部備案成功。

　　誌果中學這顆幼苗，在趙元貞的精心嗬護下，經過全校師生九年的努力，由原來無人知曉、默默無聞，到解放前因其辦學有方、教學質量較高，成為一所聲播隴原、受人讚譽的私立中學。趙元貞曾昭示誌中校友：“世界最著名的學校是私立學校”，鼓勵他們飲水思源，努力深造，將來服務社會。解放後，誌果中學改設為蘭州第二中學，趙元貞繼續兼任校長。他在擔任教育廳副廳長、工作繁忙的情況下，仍堅持到校授課主持校務，深受師生愛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