蘭州曆史文化：重教興學

第四章 劉光求新而勤奮 劉爾炘博學且熱腸

　　清末民初的十多年內，正是新舊思想公開交鋒的時代，這種狀況在蘭州學界也較為明顯地體現出來。隨著新式學堂逐步取代傳統儒學教育體製，蘭州學界雖然尚未形成完整的近代教育思想體係，但也湧現出諸如劉光、劉爾炘等具有較大影響的知名人物。

　　劉光（1842—1903），字煥堂，陝西鹹陽人，清末著名的維新教育家。1902年受陝甘總督崧蕃之聘擔任甘肅大學堂總教習，旋即從西安赴蘭州就任，與甘肅大學堂提調楊增新商議建校事宜。1903年2月，甘肅大學堂正式開學，這是近代甘肅第一所新式學堂。6月，位於省城通遠門外暢家巷的新校舍竣工，劉氏率領甘肅大學堂師生遷入新校。不久，清廷諭令各省將省會設立的大學堂改為高等學堂，甘肅大學堂隨即改名為甘肅文高等學堂。劉光仍擔任總教習，主講經學課，並積極籌措算術、理化等實用課程。但由於授課、教務等事項過於繁忙，致使舊病複發，不幸於當年10月在蘭州逝世。劉光勤奮執教，忘身忘家以及廉潔剛正的思想情操，當時在蘭州教育界傳為佳話。

　　劉光性格誠潔剛正，勇於評論時弊。在教育革新方麵，影響較大的是關於倡辦“鄉學”教育的思想主張。劉光把鄉學看作是興學之本、強國之本和合群之本。他指出：“今日中國之患，不在外人之富強，而在我國之貧弱”，中國貧弱的根源在於廣大國民能否做事肯學。國民不學，就會喪失做事能力，使國家更加貧弱。因此他斷言，“國勢貧弱，唯學能救之”，應先從興辦學堂做起。他說，救國之道，必須以學為本，而國民之不學主要是當道者劃兵農工商於學外，使之無就學之地。因此，他認為開設鄉學是鞏固立國根基的最佳方略，建議當權者命令“各鄉均設學，有不設學及弟子不入學者罪之”。他在接到來甘執教的官書後，就建議總督在甘肅大學堂內設“延賓館”，培養辦學人才，然後派往各鄉倡辦中、小學堂及蒙學堂。但由於當時忙於甘肅大學堂開辦之事，此建議並未付諸實施。在執教期間，他仍然強調開辦新式學堂應以“鄉間之蒙學為先”，才能使國家獨立自強。劉光教育救國論的思想，在陝甘兩省有較大影響。盡管他在甘肅執教時間很短，但甘肅在興辦新式學堂的過程中，所辦小學堂的數量較多，分布較廣，速度較快，這種客觀事實，也反映了上述思想的合理性與正確性。

　　劉光在其艱苦的教育生涯中不僅竭力倡辦“鄉學”，還特別用心於治學之道。他經常講求的治學之道有三個要點，一是“實用”。他認為人們的治學目的應該注重實用性，強調治學以為治世之用，為國家富強之用，認為“西人之學皆歸實用，凡輪船、槍炮、電報、化學、醫學、地礦等都是實用之學，也是富強之學”。為此，他反複告誡士子，必須“力除空言無用之積習”，積極學習各種西學，以開通各地學習實用之學的風氣。二是強調實際。認為治學必須講求實踐，不能空談。宣揚“先行後知”、“即知即行”和“知行合一”的學說理論，並聲稱“吾儒之道、合內外之道也”。可見他並不是反對讀書講學，而是反對脫離實際的空談。三是強調“古為今用”。這是他講習經史之學的基本準則。他出於憂國憂民的心懷，經常呼籲“治史應始近代”，重視現實，主張“學於古者”，要“應當世之變”，不能泥古守舊，必須以時代的需求為準則，他要求士子讀書必須溫故知新，古為今用，極力引導眾生順應時代潮流，積極參加社會革新運動。劉光還以身作則，躬行實踐，一麵講習經史之學，一麵盡可能使各種近代的自然科學進入課堂，並在陝甘兩省積極倡導興辦近代實業，這在當時的文教界都具有一定影響。

　　劉光自考進士未能及第後，絕意仕途，潛心從教，立誌要以教育事業為其終身職責。1901年，曾謝絕了地方官員關於參加清政府開設“經濟特科”會試的薦舉，繼續在地方書院執教。在蘭州執教期間，劉光忠於講習職守的具體實踐，從開始應職到最後以身殉職的全部過程，都證實了他的誓言：絕不為做官而來。在文高等學堂擔任總教習期間，劉光製定新規章，開設新課程，言傳身教，竭盡心血；每日講授之餘，總閱全校各科課卷，批改作業，孜孜不息，要求士子每日記日記，寫心得，定期審閱不倦，教其精益求精。至1903年入夏後，他因操勞過度，舊病複發，直至病情惡化，臥床不起時，仍在昏迷之間說著學堂之事，真可謂忠心耿耿，盡瘁終生！

　　總之，劉光勤奮執教，嘔心瀝血的思想情操與憂國憂民的愛國思想，深受時人欽佩，被譽為“百代真儒”。

　　劉爾炘（1864—1931），字又寬、動初，號果齋，又五泉山人，生於皋蘭（今蘭州市）士紳之家。光緒年間先後中舉人、進士，授翰林院庶吉士、翰林院編修。後返裏應聘五泉書院講習，並在蘭州西城巷山子石鬥母宮設帳授徒。1903-1907年，任文高等學堂總教習。1912年，任甘肅省臨時參議會副議長。次年謝絕政務，潛心於文教、公益事業。著有《果齋集》、《果齋日記》、《勸學邇言》、《拙修太平書》等10餘種著作，是全省知名的經學家和文人學士。

　　劉爾炘飽讀經史，苦心孤詣，其處世為人，學術修養，均以古訓古道為準則。總體來看，觀念陳舊，思想保守，與時代潮流格格不入。但若認真剖析，其中也有一些可取之處。

　　劉爾炘的思想主張首先在於他的“毋我”、“利人”、“以理製欲”之說。他致力經史，剛烈自豪，總以“扶理抑氣、真實無妄”八字為宗旨。認為凡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皆不出此八字之外。劉爾炘指出，凡做事為人，不能有私欲、私念、私情，必須以利人為準。他把利人看作是培育人才和治學的一個宗旨，認為如果人人都具有濟人利物的誌願，就沒有理由擔心天下不太平。“以理製欲”是又一個為人處世的宗旨。劉爾炘認為能否以理製欲，不僅是個人能否利人的根源，而且是國家、世界治亂的根本。古今中外，無論大國小國，無不是“理勝則治，欲勝則亂”。在這裏，劉爾炘所講的“理”，就是中國傳統的孔孟之道，就是理學家所謂的“天理”。在他的著作裏，將中國的聖賢之道和聖人之學奉為“極優極美、無疑複加”的學問，同時認為近世歐美學說及其物質文明是不足以治世的，這充分反映了其思想陳腐與保守的一麵。

　　求實、求用，是劉爾炘治學的重要原則。他認為“實學”就是有關人道世俗和治國治世的有用之學，它直接影響國家的勝衰存亡，不能等閑視之，並從自己詩文取士的親身體驗中對虛文日盛的時弊進行了深刻評斷。因此，認為“崇實黜華”是當務之急。盡管他認識到“西人之所以縱橫世界者，其技藝真能抉千古永有之秘”，但卻把當時順應時代潮流的變法維新論和民主革命論，都歸之於空言、空談之中，這正反映了劉氏的封建陳腐思想在其世界觀和認識論上的局限性。

　　在治學方法方麵，劉爾炘給書院諸生提出了求實、求真的治學要求。他曾經製定了六條治學準則。一是立誌。認為學者立誌，好比農夫下種，讀書不立誌，就像耕田不下種一樣，最後一無所得。二是存心。存心養性是古代儒家的一種修養方法。存心是指專心、靜心。實際上是說讀書治學，必須專心致誌，踏踏實實，這是為學的根本之法。三是抉擇。強調學生讀書時要“擇其最要且者讀之”，“勿觀雜書，恐分精力”，否則，即使萬卷羅胸，也隻能是修一身而不足。四是次序。是說讀書要按計劃，循序漸進，要得寸而後進尺，否則，欲速而不達。五是切己體察。是說“讀書必反之身心，證諸實事，則道理易於透徹”，因此，應該注重親身體驗考察。六是隨事力行。是說讀書不僅要切己體察，而且要隨時隨事躬行實踐。以上諸條，雖多為劉氏自身的實際閱曆並受具體曆史條件的各種局限，但其力求從實、從真的治學準則和基本要求，對後人是有啟迪意義的。

　　劉爾炘教育思想的可貴之處，還在於他反複強調為人要耐煩耐苦和為師要以熱腸為本的重要性。他說，“人之生也，耐苦耐勞耐挫折，必成大器。經霜冒雪，鬆柏不凋，求梁棟者，故在鬆柏”。可見，他把耐煩耐苦看作自我鍛煉和培育人才的基本方法來倡導。不僅如此，劉氏還以“熱腸”二字作為對事對人和為師之本。所謂“熱腸”，就是熱心、熱情，盡力助人。他在任教期間的工作日記中，深有體會地說：“天地之心，父母之心，君師之心一也，仁而已矣，熱腸而已矣。故為師範生者，不可不知熱腸為教人之本。熱腸而後教不倦。”真是言簡意賅，入木三分。他常以此自勉勉人，身體力行。劉氏在省城創建“隴右樂善書局”之後，不僅隨時以“耐煩”二字與書局同人相勉勵，而且要求同人和氣怡顏，使人喜我樂。在文高等學堂執教時，曾經與一名外籍教師因入堂聽講中的禮節問題而引起了一次微末之爭，劉氏以書信方式，列舉大量事例，諄諄教導，反複告誡，不厭其煩，並期望與諸生共同勉勵，進而為國爭光。劉爾炘還曾特意為文高等學堂寫了一副門聯：“憤國家積弱情形學個自強人物；體孔孟救時宗旨養成滾熱心腸。”後來又為省城兩處小學堂寫了一副類似的楹聯：“無論你學道德學才能當實誌虛懷要有童蒙求我意；莫關他智愚是賢否隻熱腸苦心常存父母愛兒心。”其語重心長、良苦用心莫不流露於字裏行間。

　　劉爾炘出身封建科第，位居翰林編修，終身喜好經學，並以主講經史之學為業。由於他世居偏僻閉塞之地，僅以在籍翰林知名，而實際閱曆有限，又沉迷於孔孟之道，導致了他在政治文化思想上的保守性和落後性。時至清末民初，他仍認為政教無論如何變更，都不能離開孔孟之道，當維新誌士在全國鼓吹革新變法的時刻，他卻在自己的書齋案頭，唯恐“生存競爭”的理論使世界無法太平；當革命誌士依據“平等自由”的學說為民主革命大聲疾呼時，他又認為宣傳平等自由是說“空話大話”，認為青年學生參加革命運動便是盲目瞎鬧；在政體驟變，四海翻騰的歲月裏，他卻忙於修補祭聖文廟，倡立“尊孔社”。這都反映了劉爾炘的思想言行與時代進步的潮流有相當大的差距。當然，他為教育事業一片熱腸、勤勤懇懇的奉獻精神及其一些教育主張，在蘭州教育發展史上還是產生了積極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