蘭州曆史文化：重教興學

第三章 教育革新興學育才 新式學堂雨後春筍

　　清朝晚期，中國社會逐步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清政府為了挽救敗局而宣布實行教育“新政”。隨著全國政治經濟和社會性質的變革，蘭州的文化教育事業也發生了劇烈變化。清政府“新政”的推行，在客觀上為蘭州的教育革新提供了法令、章程依據，伴隨著科舉取士製度的日益衰敗，終於被徹底廢棄；書院製度以及各種傳統教育的基本模式，也逐步被新式學校教育所代替。新學製的推行和新學堂的興辦以及新知識、新觀念的傳播，都起了轉換文化模式的作用，是蘭州教育史上的一大進步。

　　晚清的教育革新是清政府推行“新政”的主要內容之一。1901年，清政府在其推行新政的諭旨中，強調“為政之道，首在得人”，應速籌“求得人才之法”，並於是年諭令內閣大臣和地方督撫，在京師開設“經濟特科”以選拔新人才，在各省分設各級學堂。“命各省將所有書院，於省城改設大學堂，各府廳及直隸州改設中學堂，各州縣改設小學堂，並多設蒙養學堂”。此後，又製定了興辦學堂的各種製度，提出了各種措施。於是“興學育才”的主張成為清政府在推行“新政”時期製定各種教育政策的基本方針，這給全國的教育改革提供了有利條件。

　　這一時期，蘭州的教育革新是在清政府廢除科舉考試製度的背景下展開的。封建陳腐的科舉考試製度，是破格求才和興辦近代新式學堂的最大障礙，科舉不廢，新式學堂就沒有發展的餘地。對此，清政府自1901年起開始采取了逐步廢棄的政策，至1906年，宣布所有鄉會試一律停止，各省歲科考試亦即停止，從而使長期支配和影響學校教育的科舉製度得以徹底解體，隨後，各地的舊書院和舊儒學成為被取代、被改造的對象，這給近代學堂教育的發生發展開通了道路。與此同時，清政府頒布了一係列關於興辦新式學堂的章程，為各地創辦新式學堂、發展學校教育搭起了基本框架和必須遵行的規章製度。自清政府有關興學育才的各種法令頒布後，各地開始響應。1901年，著名維新教育家劉光蕡等人應邀到達蘭州，籌設“甘肅大學堂”，成為甘肅最早的新式學堂。1905年，甘肅將省城蘭州的蘭山書院改設為“優級師範學堂”，接著創辦了速成師範學堂和初級師範學堂，極力貫徹注重師範教育的方針。其他各類學堂亦蓬勃湧現，從而掀起了“興學育才”的高潮。

　　作為省城的蘭州，其各類新式學堂的興辦，是按照清政府的“新政”詔令，與全國各省同時起步的，從創辦大學堂起，先後設立了高等學堂和專門學堂，以及中學堂、小學堂、蒙學堂等，數年間形成了等級類別較為齊全的各類學堂。由於符合時代要求，有統一的規章製度可循，又有舊書院作基礎，因而各類教育在短時期內有了較快發展。

　　清末民初蘭州的各類學堂主要有：

　　甘肅文高等學堂。籌建於1902年，最初稱為甘肅大學堂，後改名高等學堂、甘肅文高等學堂，1903年遷入通遠門外暢家巷，同時派人前往京、津和東南各省調查辦學情況，並在京師延聘俄文、日文、法文的各科教習。在校學生人數達到一百多名，學堂經費由藩庫撥發，是當時經費比較充足的一所新學堂。文高等學堂的總負責人由楊增新擔任，總教習為陝西維新學士劉光蕡，後由蘭州人在籍翰林劉爾炘擔任。按清政府《奏定學堂章程》中有關高等學堂的規定，文高等學堂的學製低於大學堂，高於中學堂，略同於專門學校。1907年至1908年，文高等學堂的學生分期畢業後，一部分服務於社會，其餘分為四批，先後保送北京，經複試合格後，再入京師大學堂深造。此後本科再未招生。1911年，武昌起義爆發後，本科預科全部畢業，文高等學堂改為“全省中學堂”，民國建立後又改為甘肅省立第一中學校。文高等學堂的變遷史，則成為省內各專門學堂發生發展的縮影。

　　法政學堂。1909年，在原蘭州府學吏局、法律館、法政館的基礎上組建了甘肅法政學堂。當時分設官班和紳班兩科，另設外班20人。學生年齡大小不限。所修課程均按學部所頒章程開設，主要有大清律例、大清憲法大綱、政治、曆史、法學、國際法、監獄法、刑法、民事訴訟法等，所需經費由本省統捐局每年撥銀12200兩，為數不少。1913年，更名甘肅公立法政專門學校，移校址於西關舉院內。兩年後，經教育部酌定，分其學科為法政別科、法政講習所、法律別科、法律本科、政治經濟本科、經濟本科。後來，改校更名為甘肅學院，增設教育、文史兩係及醫學專修科，這是抗戰以前蘭州唯一的高等院校。

　　武備學堂與陸軍小學堂。武備學堂是1904年由楊增新創辦的，地址在省城通遠門外暢家巷。學生來源由各營軍官中選送，必須經過嚴格的品格、體格檢查，凡年齡、品格、出身、誌趣、學業、身長、胸圍、體重、肺量、手力、目力、五官等12項，都有具體標準，檢查合格後方能入學肄業。所設課程有修身、倫理、國文、曆史、地理、算術、外國語、醫學、兵學、兵操、圖畫等11門。課程考試分為月考、假期考、年終考和畢業考四等，各項一並檢算，以定優獎。辦學宗旨是培育“運籌帷幄，製勝疆場”的陸軍將才。但是，該學堂因條件不足，難以達到培養目標，隻得於兩年後改為陸軍小學堂，專門培育下級軍官。課程比原來減少4門，聘有教習20人，分設甲、乙、丙三班，每班定額100人。學生從各府州縣的高等小學堂中考取，實際上屬於中等專科學堂。改學堂連續招辦5期，共畢業學生四百餘人，至1913年停辦。

　　高等巡警學堂。創辦於1910年，是陝甘總督長庚為加強其常備軍的輔助力量而設立的。校址在甘肅舉院舊址，也屬於中等實業學堂性質。附設有“警察傳習所”，屬短期訓練班性質。學生兩班，一為官班，由省署考收；一為紳班，由各府州縣選送，均為簡易科，學製一年。學生畢業後，大半分派為省府州縣的巡警官。所設課程有法學通論、民刑法、民刑訴訟法、監獄學、警察學、違警律等，是當時專業性較強的一所新學堂。由於政治局勢的變化，僅辦兩年，至民國元年停辦。

　　仵作學堂。創辦於1910年，校址在蘭州莊嚴寺（今蘭州晚報社），是當時的省屬當局為了轉變原有衙役、仵作在辦案手段上與近代司法製度不相適應的局麵，培訓法醫和檢驗人員的專門學堂。學堂建立後，決定由各州縣選送一人入堂學習，但由於風氣未開，觀念陳舊，無人樂於入學，最後隻得將仵作學堂的本科改為速成科，半年畢業，學院僅自省城一帶就地招收，定額100人。所開設課程大都以清廷刑部新刊法學書籍為主要課本，兼習我國古代的《洗冤集錄》等名著。該學堂一直延續到1923年，然後改設為檢驗傳習所。

　　除此之外，1911年春，總督升允仿效張之洞在湖北省設立的存古學堂的模式，利用初級師範的校址，創設了一所另立體製的存古學堂。存古學堂的宗旨是“保存國粹”。開始時由原甘肅學政葉昌熾任經學總教，蘭州道台王樹枬任史學總教，繼由文高等學堂總教習劉爾炘主講經學，並任監督，主管校務。他們都是帶有保守思想的頭麵人物。學堂先從各地的廩生、增生、附生中共招收50人，組成“存古班”，專學經、史兩科；繼又接收了原初級師範學堂預科和簡易科的畢業生七十餘人，另外又附設了一個師範班。學生膏火銀每月均為四兩。但學製體係不甚一致，一開始就不是一所專業化的學堂，所設存古班也不符合規定。按清廷學部於宣統三年公布的《存古學堂章程》規定，存古學堂的創辦目的是培養師範學堂和普通中學的經學、國文、中國曆史的教習和經科、文科大學的預備生。其學製係統與一般學堂不同，設中等科和高等科兩科，課程分經學、史學、詞章三門。而蘭州的存古學堂，隻有幾種經學科，別無其他設置，既不符合統一體係和辦學目的，也不是專門培育當時新式學堂的急需人才，故為時不到一年，即宣告結束。

　　師範學堂是清末新學堂教育體係的重要構成部分。蘭州最早設立的師範學堂應是1904年附設於文高等學堂的“師範館”。但師範館為時隻有一年，而且僅開設人倫道德、經史、國文、算術、教育、體操等6門課，學製僅一年，不符合全國定製，是一種短期應急性的師資培訓機構。當時共培養學生135人，修業期滿後，絕大多數分配到高等小學堂任教。這雖然是蘭州教育史最早的師範學校，但由於不符合有關規定，次年宣布停辦，開始籌設正規的師範學堂。當時單獨創辦的師範學堂共有3所：

　　速成師範學堂。當師範館即將停辦省署當局仿日本速成師範之製，於1905年將蘭州貢院巷的求古書院改建為速成師範學堂。該學堂最初由蘭州道台彭英甲任總辦，主持籌備事務。後由王鴻福任提調，劉光祖任總教習，教職員定額為13人，學生每期定額為60人，學製為一年。所修課程有修身、倫理、史學、經學、教育、算術、輿地、格致、英文、圖畫、體操等11門，以培養初、高級小學堂教師為目的。由於該校師資不足，有些學科設而未開或開而無實。入堂學生由各府廳州縣按省署配額，從當地固有生員或中學堂學員中擇優選送，實際上不少舉貢出身的士子也在應選之中，故其年齡差別極為懸殊。據前人回憶，第一期畢業生中，年齡最大的51歲，最小的隻有18歲。但由於學齡沒有限製，修業期限較短，而且待遇比較優厚，除發給全部書籍文具外，每月還有膏火銀8兩，因而應選入學者較多。在管理方麵，學堂紀律比較嚴格，凡違犯學堂規則者，分別給以記過、罰銀、掌責，以至驅逐出堂等處罰，因之學風良好。但是，由於清廷學部為了統一師範學堂的體製規範，決計停辦速成師範學堂，因而蘭州的速成師範學堂於1908年宣告停辦，被改為初級師範學堂。

　　優級師範學堂。創辦於1906年，由蘭山書院改建而成，是一所正規的師範學堂。學製分為預科和正科兩科，教育目標是培養中學和初級師範學堂的合格教習。其基本設施和培養目標，大體相當於以後的高等師範學校。優級師範開設的課程，預科有倫理、經學、子學、國文、算學、史學、地理、博物、理化、日文、英文、俄文、教育、心理、圖畫、體操等16門；本科分設史地、博物、理化、數學四大類，其學生來源，為各府州縣選送的廩生、增生、附生、監生等。開始時規定每縣選送2人，較大的縣選送4～5人，共選送200人。但那些已有秀才身份的生員們，還幻想以後再登科場，或謀求一官半職，不想就學，因而優師正式開學上課時，隻有學生80餘人。隻得於1907年，又令各府州縣在新學堂中選送學生，但仍為數有限。師生兩缺，始終是創辦優級師範的主要困難。在學生待遇上，師範學堂一開始都采取比較優厚的政策。優級師範每月發給膏火銀2兩4錢，並供給全部書籍文具。學期結束時，對於大考成績優良者發給獎銀8錢至4兩，這樣的待遇相對於當時一般公務員的最低月薪。這與全國其他師範學堂的情況基本相同。

　　優級師範開創時間在國內也是較早的。1907年，新舊學生隻有140人，全部合並為預科。次年冬，預科生全部畢業，旋即如數升為選科，分成史地、理化、博物、數學四科，使優師變成了選科優師。1910年底，選科生全部畢業，此前總辦楊增新已調往新疆，優師再未招生。之後，省署將初級師範學堂合並於優級師範學堂，改名為兩級師範學堂。民國成立後，改為省立第一師範學校。

　　初級師範學堂。1905年，由速成師範學堂直接擴建而成，是一所五年製的正規化師範學堂。根據清政府規定的統一學製，分設完全科和簡易科兩科。完全科又分為本科和預科，本科3年，預科2年。經費全由藩庫開支。初級師範設有提調管理全堂事務，下設監督、教務長等職。學生來源，也由各府州縣按配額選送，全屬廩生、增生、附生。招收學生時，沒有年齡限製，簡易科第一屆學生的年齡最大的43歲，最小的24歲。學生每月膏火銀皆為4兩，由各府州縣按其所送名額籌解。所修課程分修身、讀經、講經、教育、文學、曆史、地理、算學、理化、博物、圖畫、體操等12門，其中經學課時與一般學堂相似，由總教習主講。在師資中，合格的西學教習太少，這是初級師範和其他新學堂的普遍現象。即使以比較優厚的待遇延聘西學教習，也難能在短期內改變這種困境。

　　實業學堂作為近代興起的技術專業學校，是與資本主義經濟的產生發展緊密聯係的。從19世紀60年代開始，洋務派為了“師夷之長技以製夷”，“覓製器之器與製器之人”，著手創辦一批外語學校、近代實業技術學校。到了20世紀初，清政府標榜“自強”、“求福”的洋務運動宣告失敗，但要求社會前進的呼聲卻更趨強烈，加之外國傳教士的長期活動以及近代工業的初步發展，產生了對科技專門人才的迫切需求。於是，蘭州的職業技術教育應運而生，各類實業學堂相繼創辦。這些學堂主要有：

　　農林學堂。1908年，由蘭州道台、甘肅農工商總局的總辦彭英甲創辦，校址在蘭州西關舉院（今蘭州大學第二醫院內）。所需經費由農工商礦總局籌撥。修業年限五年，分設預科和本科。辦學方針是一麵學習，一麵參加生產。課程設置方麵，以經學、國文、曆史、地理、格致、算學、物理、化學、日文、英文、藏文、實驗、實習、圖畫、體操等為公共課，另設日文、代數、幾何、三角、農林等專業課。招生辦法，一由學堂出題招考，二由各州縣推薦保送。後來因專業教習缺乏，名實不符，在第一期學生畢業即陷入停辦狀態。

　　礦務學堂。也是1908年由彭英甲創辦的，與農林學堂合辦於同一地。礦務學堂的學製、年限、和科別設置、學生來源等情況與農林學堂相同。學校設有監督、庶務長、監學、會計等職員，所設課程中，公共課與農林學堂相同，專業課設有英文、法文、藏文、化學、試金、冶金、采礦、地質、測量、製圖、應用力學等，共有教習13人，其中比利時教習賀爾慈講授化學，林阿德講授英文，法國人狄比純講授法文，其他合格的專業教習幾乎空缺。該校同樣於首屆學生畢業後停辦。

　　此外，還有1909年在蘭州織呢局附設的一所實業學堂即蘭州織呢藝徒學堂。這所學堂專為培養該局所需藝徒而設，屬於初等實業學堂。該學堂在管理體製方麵與農林、礦務學堂相似，都由主辦機構和本省提學使署兼理，所需經費由織呢局支付。學生正額20人，從織呢局挑選；副額10人，從局外招考。修業期為三年，所修課程由本局的德國籍工匠和本國工程師及外文翻譯任教習，分門講習各項製造工藝與所需科技知識。學生畢業後分派本局工作。這所學堂的創辦雖有一定功效，但其發展曆程隻能取決於織呢局的需要程度，局限性較大。

　　1919年由甘肅教育會會長牛載坤創辦了省立第一工業學校。初設時，校名為工藝學校，後改名為甲種工業學校、省立第一工業學校、省立蘭州工業職業學校等，設有編染、紡織、應用化學等科目，並附設了校辦工廠，供學生實習。隨著紡織、火柴等近代輕工業企業的創建和發展，對女工基本生產技能的要求也越來越高。於是，女子職業學校應運而生。1928年甘肅省政府派人租借民房，籌辦女子求職學校，最初專作官眷求學之所，後經政府批準改組為省立女子第一職業學校，求學對象擴大到一般民女。

　　清末至民初蘭州創辦的實業學堂，體現出兩方麵的特點。一是規模小，水平低。幾所實業技術學校均屬中等教育，主要涉及普通的自然科學，缺乏高級工程技術人員的培養。二是舊式教育觀念濃厚。興辦的各實習學堂，特設監督、提調、監學等官職，具有行政衙門的色彩。課程設置上，經文、國文、倫理等課目重複較多，而專門技藝科目空泛簡略。這些情況，與當時蘭州近代實業的不夠發達及其社會的閉塞狀態相一致。盡管如此，由於實業學堂是近代經濟發展的必然產物，作為潛在生產力的培育之地，它的出現對社會經濟的發展具有多方麵的促進作用：

　　其一，近代實業學堂培養了大批專業人才，為蘭州各生產部門提供了具有技術專長的新型勞動力。近代以來，蘭州地區的生產方式仍然是農業與手工業相結合的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生產技術水平比較低下，人們隻能依賴世代相沿的生產經驗及簡單的工作方法，維持半原始狀態的再生產，使生產力不可能得到較快的發展。近代蘭州實業學堂創辦後，通過各方麵人才的培養，造就出大批知識素質較高的勞動者。當這些勞動力進入生產領域後，無疑會以科學代替愚昧、知識代替保守，在較大程度上改進傳統生產方式，推動社會經濟的進步。

　　其二，工讀結合的近代實業學堂，解決了生產中遇到的一些疑難問題，推動了蘭州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近代蘭州創辦的實業學堂，大都設有試驗工廠與農場，以供學生實習。這種工讀式教學，可使學生在親手參加勞動的過程中發現實際生產所麵臨的疑難問題，然後帶著所發現的問題再進行深入鑽研與探討，求得解決問題的方法。經過學習與實踐的反複過程，既能夠做到學以致用，把新知識引入生產領域，又可以解決許多當時存在的生產難題，直接促進各種生產的發展。

　　其三，實業學堂的創辦，對於瓦解蘭州地區的傳統觀念與封建生產方式，建立資本主義生產關係起到不可低估的作用。近代實業學校不僅是傳播純粹生產技術的場所，而且是傳播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基地。蘭州地區建立的這批新式學校，把資產階級的國家觀念、生產方式和思想文化也同技術一起帶入蘭州。通過長期潛移默化的作用，使封建的陳舊觀念在科學民主的滌蕩下發生動搖，把在自然經濟基礎上形成的所有價值規範撕開了裂口，有助於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在蘭州的形成和發展，從而使昔日蘭州地區小農經濟的模式逐漸進入到多元化發展的生產時代。因此，蘭州近代實業學堂，濃縮著一種新型的生產方式，它們對於推動當地生產力的進步及其新生產關係的形成，無疑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在清末以來的興學熱潮中，普通中小學堂也得到迅速發展。蘭州的中學堂是1905年由五泉書院改設而成立的。學製五年，不分高、初中，學生來源主要是高等小學堂畢業生和由各地選送的同等學曆者，教師來源於師範學堂或自社會延聘，都比較緊缺。中學堂的課程設置有修身、講經、讀經、國文、算學、曆史、地理、外語、理化、博物、財政及圖畫、體操等13門。課時分配上亦以經學為主課，約占全部課程的1/4左右，還帶有舊製度的某些特征。其教育目的都是以“施以較深之普通教育，俾畢業後不仕者從事各項實業，進取者進入高等專門學堂，均有根底為宗旨”。民國初年，南京臨時政府教育部頒布《普通教育暫行辦法》，實行“壬子癸醜學製”，對清末教育製度實行重大改革。當時甘肅發生財政困難，將原文高等學堂、蘭州府中學堂合改為全省中學堂。

　　小學堂的創辦情勢較好。自清末興學熱潮起，各地小學堂的開辦速度更快，分布地域較廣，同時創辦形式較多，不拘一格。小學堂分為高、初兩等。高等小學堂創辦時的客觀條件較好，往往以舊書院為基礎。蘭州的皋蘭縣小學堂就是以位於曹家廳的皋蘭書院為基礎而創辦的。初等小學堂的創辦，當時在數量上沒有統一規劃，全屬自發性的舉措。大致來說，其創建規模與過去社學、義學以及城鎮儒學相差無幾，一般都設在古廟、祠堂、院舍和義學、社學的舊址，設施極為簡陋。每所初小一般隻有一名教習，學生多寡無定額。另外，在民國初年振興學校的過程中，甘肅教育司長馬鄰翼創設蘭州回教勸學所，並設立清真高等和初等小學5所，成為蘭州新式回民學校倡興和發展的開端。同時，鄧宗、王之佐等籌辦了第一所女子小學，是蘭州最早的女子學校。

　　小學堂的管理體製，分官立、公立、私立三種。高等小學堂設堂長1人，教習若幹人。初等小學堂除個別官立者設有堂長外，一般隻設教習1人，兼負堂長等職責。學製設施不甚一致。兩等小學堂內，分設高等、初等兩級，其規模設施，理應更大更全，但在初創時均與高等小學堂相似。高等小學堂內分設正額、備額；或內班、外班；或正齋、附齋；或正課與副課、附課等兩種級別。有的在正額之內還設有一定數額的師範班；有的在正額之內還設有一定數額的童生或全屬童生，或分生員與童生兩類，童生實屬高等小學堂附設的初小學生；有些地區還單獨設置回民小學堂、或回民初等小學堂。各學堂都要求學生以絕對服從為第一要務，必須遵守《聖諭廣訓》，以養成其忠君思想和倫理道德觀念。初等小學堂的教育目的是“以啟其人生應有之知識，立其明倫理、愛國家之根基，並調護兒童身體，令其發育為宗旨”。高等小學堂“以培養國民之善性，擴大國民之知識，強壯國民之身體為宗旨”。並“以童年皆知做人之正理，皆有謀生之計慮為成效”。其基本旨意仍在於培養為封建政治文化服務的青年一代，但其重視學生全麵發展的育才模式，還是有一定曆史意義的。

　　清末的教育“新政”，是在不變動原有封建政治經濟製度的基礎上進行的一次局部變革，是企圖用變革教育的方略來維護和鞏固原有的統治秩序，因而清政府規定必須首先以“忠君”、“尊聖”為最重要的教育宗旨，從而嚴禁學堂中“有礙國體、有礙名教”的言行，這就必然引起學堂教育內外的新舊思想和新舊觀念的衝突與交鋒，這種衝突與鬥爭，在蘭州的新學堂裏也明顯地體現出來。主要表現為以下幾方麵：

　　一是有關議論時政的爭論。1905年5月，甘肅文高等學堂的學生魯效祖等，因風聞京津一帶有為請求國家速開國會之事而投海獻身者，則激於愛國熱情而上書總督署，要求提前召開國會，其目的僅在於略表為國獻計之意。但總督升允認為這是幹涉政治、圖謀不軌，便立即命令文高等學堂提調楊增新將魯效祖等開除學籍，魯效祖無法申訴，隻得含恨回鄉。後來到了新疆後，卻為知情者器重，擔任了重要職務。又據前人回憶，文高等學堂的第一屆畢業生考試時，國文課程由總督升允命題，題為“國無遊民，朝無幸位”。學生水梓在其試卷中寫有“朝有幸位，而後國有遊民”一語。升允聞後，認為此係譏諷時政，有反對朝廷之意，聲言要開除學籍。後經楊增新勸解，才以扣考一年以觀後效了事。還有一次，該校學生張友梅在其國文課的作文中，引用“君也者，天下之大害也”一句成語，以抨擊君主專製製度，便在文高等學堂中引起了一場軒然大波。總教習劉爾炘認為這是“欺君罔上，叛道離經”，準備用戒尺責打。學生張培愷和曹英等認為這太不公平，責打無理，因之起而抗爭。爭論中又因言語衝犯過烈，張培愷等負氣退學，以示其憤。後經同學勸說，張等又回校就學，論爭也逐漸平息。1907年，文高等學堂學生從上海報紙上得知日本要挾清政府出賣東北警政權的消息後，異常憤怒，聯名向清政府巡警部發電報，聲言“日人奪我警權，此係國家存亡之所關，務期設法抵製，否則民變”。發電時，有人怕激怒朝廷，建議將電稿中的“否則民變”一語刪除，但仍被電報局委員談夢九扣發，並報告升允。升允得知後大發雷霆，指斥難能息怒，不僅電報被扣，反將學生花廷黼等數人下令開除學籍。後經劉爾炘說情，數人返校上學，花廷黼和李銑兩人終被開除，青年學生愛國義舉，竟以“幹預國政”之罪受到責罰。

　　二是有關封建禮教的爭鬥。文高等學堂的臨洮籍學生牛載坤，在上學期間因母親生病請假回家，不幸母親病故，待其安葬之後，唯恐耽誤學業，匆匆返校。總辦楊增新以“以母為喪，人之大禮”為由，認為牛載坤未遵三年之製，有玷名教，遂將牛開除學籍。按清朝慣例，凡各級官員如遇父母喪事，必須告假守喪三年，甚至參加科舉考試的士子也不例外。楊增新離職後，牛載坤仍然返校上學。還有，當時文高等學堂在大講堂上層的圖書樓設有孔子牌位和“皇帝萬歲”牌位，每逢開學、畢業典禮及重大節日時，都要舉行禮拜儀式，各級官員均須到堂禮拜。有一次，由於人們對於清朝腐敗皇帝的怨恨，在禮拜程序上進行了一場爭論。有些人認為學堂應以師道為尊，宜先拜孔子；另一部分人認為皇帝是一國之主，應先拜皇帝。雙方爭論不休，最終由總督允升出麵壓服。他說：“孔子雖師，亦人臣也，先拜皇帝為是。”於是眾議平息。1908年，又發生了一次“吊祭皇靈”的爭鬥。是年十月，光緒帝和慈禧太後同時去世後，優級師範的提調張贏學組織學生去萬壽宮吊祭皇靈，有些學生表示反對，拒絕前往。學生張旭還暗中集會，曆數清廷統治中國的罪狀，並指斥張提調的蠻橫。但最終張提調還是利用權力威脅逼趕，學生被迫前往。這在形式上看來，也屬於禮教之爭，但實質上已經遠遠超出了封建禮教和議論時政的範圍，反映了文化教育界對清朝統治者的憤恨。當時，該校學生辛國麟還給慈禧太後作了一副諷刺性的“挽聯”：“二百年氣運將衰擅權三世，七十歲淫心未改遺臭萬年”，反映了青年誌士與守舊勢力之間截然相反的兩種思想和情感。

　　此外，在新舊思想的衝撞過程中，還產生了一種新的學習風氣和思想傾向。例如當時的一些泥古不化的文人學士，依靠地方官吏的政治權力，並仿照有的省份的辦學辦法，也在蘭州開辦了一所“存古學堂”，企圖以保存義理、考據、辭章等國學為宗旨，專門講習經學史學，引導學生去考究“國粹”，與剛剛興起的新學相抗衡。但據記載，存古學堂的一般生員對其所修課業並無興趣，而對康有為、梁啟超等維新誌士的著作書刊卻好之如饑渴。當時蘭州的道升巷有個“薌石書社”，專門出售此類新書，存古學堂的學生時常在此查閱購買，盤桓不已。有些學生還秘密閱讀和介紹鄒容、章炳麟的《革命軍》、《倡言報》和同盟會的《民報》等讀物。類似事例，在其他學堂內部在更多地出現。這種關心國事、潛心時政新論的風氣，不僅與以往的書院習氣截然不同，而且向往革新、向往革命的思想傾向日益明顯。當時新式學堂的學生，雖然還是新舊兩種思想兼備的知識分子，但這種新的趨向，必將成為青年學生的主導思想，成為學堂教育發展的主流。

　　教育更新是一定社會和一定曆史階段在其政治經濟和文化領域裏發生重大變革的必然反映，清末以來新式學堂的創辦，是清政府在全國推行“新政”的產物，不管統治者在當時的目的動機如何狹隘短淺，但在客觀上卻是一次具有曆史意義的重大變革，在全國範圍內廢棄了延續一千多年的科舉與書院製度，興辦了一係列近代新式學堂，實施了全國統一的規章製度，它在蘭州教育史上也是具有劃時代意義的。

　　新式學堂的創辦為近代教育事業的發展起了一定的奠基作用。清末以來創辦的各種新學堂，雖然存在著由封建教育脫胎而來的許多缺陷和弊端，但近代化的學校模式已經基本形成。雖然學校教育的內容隨著時代的發展變化在不斷改革更新，但其基本框架和主要體製一直延續到現代。另外，新式學堂在創始時期的一些基本建設和僅有的師資力量，也為近代教育的發展提供了一定的條件。如民國二年（1913年）成立的省立第一中學校就是在原文高等學堂的基礎上設立的；民國初年（1912年）的甘肅法政專門學校是由法政學堂改設的；蘭州師範學校是利用原武備學堂的校址，由優級師範學堂改設的；而且清末設立的教育會和勸學所也多半改成了民國初年的教育局等管理機構。這都反映了清末興辦新學堂的奠基作用。

　　清末新式學堂的興起，為新知識、新概念的傳播提供了合法陣地。由於各種新學堂的設立和新學製的普遍推行，使兩千多年來的封建思想網絡開了一個大缺口，“西學”的輸入成為不可阻擋的必然趨勢。再加“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思想主張的影響，更使西方的自然科學和新的思想觀念登堂入室。而且英、日、法、俄等外語課，都成了新學堂的重要課程，一些有學問的外國人亦被聘請為新學堂的專科教習，成為蘭州教育史上第一批外籍教師。代數、幾何、物理、化學、博物、商學、法學、理財、外國地理、外國史以及采礦、冶金、農藝、電信、教育、心理等近代學科，成了新式學堂的必修課程。由於各種新課程的開設和新知識的講習，使西方新學傳播到了蘭州，開拓了青年人的視野，意識到蘭州地區封閉愚昧的落後局麵，並萌發了反對封建專製、主張革新、要求革命的思想觀念。從而也影響了社會各界時代意識的增強。此外，在蘭州專門出售新書刊的小書店不斷湧現，頗引人注目的《隴右報》，亦繼《群報輯要》雜誌之後，於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在省城刊行問世，使談論時務的氣氛為之一變。這都從不同方位，反映了新式學堂的興起在更新思想觀念、轉換文化模式方麵的積極作用。

　　清末新式學堂的創辦也培育了一批實用人才，開始轉變了人才的基本流向。新學堂的學生，多半出身於具有科舉功名身份的封建世家，實際上是先受封建傳統教育，後受近代學校教育，畢業後即成為身受兩種教育和新學舊學兼備的知識分子，他們在當時起了促使時代進化的橋梁作用。一方麵影響一些科舉出身的文人學士，同他們一起去改變舊觀念，學習新文化，逐漸轉變成近代知識分子；另一方麵帶動更多的青年人向往社會革新，擁護民主共和，逐漸步入振興家鄉、為國爭光的曆史進程。例如相繼畢業於文高等學堂和法政學堂的鄧宗、水梓、聶守仁等人，都成為民國初年力主共和的主要發起者；有些在當時的京師大學堂和京師法政學堂深造後，重返故裏，如文高等學堂的同期畢業生趙元貞、鄧宗、田育璧、水梓等從事教育，成為一代名師，有的成為教育行政的領導人物。其他各種新學堂的畢業生，一般都進入層次不等的新學堂任教或就職於電報局、織呢局、勸業廠等實業單位。如蘭州礦務、農林學堂的畢業生進入從事工農業生產的有關單位任職，織呢藝徒學堂的畢業生全部在蘭州織呢局就業。普通中學堂的畢業生，除繼續深造者外，一般都成為當地的小學教員或從事其他工作。以上事實，表明清末的各種新式學堂，不僅為蘭州培育了一批新人才，而且反映了當時新人才向實業單位流動的運行軌跡，反映了蘭州教育史上的重大變革。

　　當然，清末民初蘭州的教育革新及其新式學堂的創辦，也不可避免地體現出一些曆史局限性。當時的中國社會處於半殖民地、半封建地位，而封建主義在一些落後地區仍居於絕對優勢。而且清末的教育變革，是在不改變封建政治製度的前提下由封建地主階級主持與控製的。這種曆史條件，就必然限製了新式學堂和學堂教育的發生發展，使它難以得到充分發展。另外，所謂新式學堂，其基本模式就是近代資本主義性質的學堂。它是世界資本主義經濟發生發展的產物，是在一百多年的曆史時期內逐步形成的。要把資本主義性質的教育模式移植到中國封建主義的故土，這就必然缺乏相應的物質基礎和思想基礎。尤其是在西北這樣的落後地區，要想捷足前進，更增加了困難的程度。這些曆史條件的局限，就導致了蘭州新式學堂在創辦時期的種種不足。

　　新式學堂帶有明顯的封建性。清末的新式學堂創辦一開始，清政府就製定了全國統一的辦學宗旨，強調必須以“忠孝”、“尊聖”為先，因之蘭州的各類新學堂隻得遵旨照辦，而且在執行中更加嚴厲。凡遇違反清政府教育宗旨的一切言行，輕則掌責，重則開除學籍。同時在課程設置上，一般的新學堂皆以讀經、講經和修身為必修課。在教習力量的配備上也特別重視經學課，因而學生的學習風氣也是比較重視經學課。修身課的主要內容是灌輸封建倫理道德和忠君思想，所有這些，都表明清末蘭州的新學堂並沒有也不可能突破封建製度和封建思想的束縛，仍帶有明顯的封建性。

　　師生兩缺是新式學堂的重要缺陷。各種創始時期的學生來源，隻能從各府廳州縣的具有科舉功名和身份的城鄉士子或曾肄業與儒學的其他生徒中收取。但這些士子生徒，不僅為數有限，而且有些人還留戀於科舉考場，不想步入新學堂。各級各類學堂幾乎都是在兩三年同時開辦起步的，也來不及用按等級逐年遞升的辦法擴充生源。至於師資缺乏的現象，則更加嚴重。諸多有識之士雖力主優先發展師範教育為急務，但亦緩不濟急，供不應求，致使許多學堂教師嚴重短缺。

　　新式學堂的基礎薄弱，後勁不足。當時蘭州的學堂多數是因陋就簡而建立的，除個別的專門學堂及兩所實業學堂由本省藩庫和統捐局直接撥款或借支修建外，多數無力增加設施。各種學堂的創辦者和主持者大都隻會奉命照辦，既無全局性的統籌謀略，又無舉辦新式學堂的實際閱曆，再加上師生兩缺的各種因素，就使得新學堂元氣不足，缺乏後勁。故自宣統三年前後，創辦學堂的熱潮很快回落，導致不少學堂有形無實。大多數專門學堂和實業學堂包括聞名一時的文高等學堂和優級師範學堂在內，均於1910年前後，或忽分忽合，或陷入停辦狀態。這些都是在各種曆史條件製約下形成的必然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