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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法三寶聚碑林
1998年，首倡並建設蘭州碑林的流螢先生到天津拜訪當代著名畫家、書法家王學仲，請他為蘭州碑林題詞。王先生說：“你們把敦煌寫經和漢簡選擇一部分，刻碑上石，非常好。我曆來主張，民間書法家的東西，是我國書法很重要的組成部分。應該下功夫研究推廣。”就這樣，堪稱書法領域三件瑰寶的“敦煌寫經”、“漢簡”和“淳化閣帖”刻石，以刻石的形式第一次薈萃在蘭州碑林與廣大參觀者見麵，領了全國風氣之先。
這些突出地域文化特點的書法藝術品，在拂去曆史雲煙和歲月滄桑後，把古人們留與我們的文化遺產再現在堅硬而冰冷的石碑之上。那些揮灑自如、淋漓盡致的書法隨著時空的變化征服並將繼續征服著絡繹不絕的觀賞者。
敦煌寫經
敦煌，在全世界的知名度非常之高，可以說是聲振寰宇，光被五洲。有些外地人不知道甘肅，也不知道蘭州，卻都知道敦煌。在中世紀的世界文化藝術史上，再也找不出任何一個地域、城鎮能像敦煌那樣形成那麽龐大那麽輝煌的綜合性文化藝術群體，能像敦煌那樣集中反映了印度文化、中原文化、西域文化交匯的特征，涉及政治、經濟、文化、宗教、曆史、藝術等各個方麵，其豐富與精湛，在世界上是獨一無二的。它展示出世界三大文明的融合，展示出佛、道、儒三家文化精神的共存，展示出詩、詞、歌、賦、音樂、舞蹈、戲曲、建築、雕塑、壁畫、書法等藝術門類的有機結合，顯示出如此的包孕深厚和博大輝煌來。從美學角度去考察，敦煌寫卷格調清新，傲然獨立，且與敦煌壁畫在審美情趣上有一種同步的現象。可以說敦煌的壁畫、雕塑與寫經都具有十分可貴的藝術價值與曆史價值。
“敦煌寫經”是用書法的形式保存了豐富的佛教經典、儒家和道家的經典，再現了在雄厚的本土文化大背景之上的綜合性文化藝術群體。敦煌遺書絕大部分為古代寫本，且以寫經為主。就目前所知，敦煌寫經最早的寫於公元305年，最晚的寫於公元1002年，前後跨度近700年，曆經兩晉、南北朝、隋、唐、五代、宋等朝代，比較全麵地反映了這段時期中國書法的發展演變情況。這些遺書，內容龐雜，包括佛經、儒道家的經典、曆史文獻、文學作品等。大多數是民間的寫經生所書，從中我們可以看到各個時代除了那些著名的書法家以外，還有大量的優秀的民間書法家存在。他們創造了很多不朽的書法作品，而這些作品不亞於名家之作。要講存世的墨跡，其數量之多，更令人興奮不已。這些名不見經傳的民間書法家，還不同程度地對當時的文人書法家產生過一定影響。敦煌寫經的發現，對我國書法史的研究，具有極其重要的作用。敦煌遺書到底有多少件呢？目前還無法完全統計，一般說法有5萬多件，存於甘肅的大約700多件。
在籌建蘭州碑林時，一開始就想把敦煌寫經刻石上碑，供世人瞻仰，那是有重大意義的。如此之舉，一是考慮到敦煌寫經在書法藝術上的崇高地位；二是因為舉世聞名的敦煌就在我們甘肅，是甘肅曆史文化非常重要的組成部分，不能不有所展示。盡管今天在蘭州碑林裏隻是展示了一小部分敦煌寫經碑刻作品，但它們卻形象地告訴我們：藝術在互相交融與撞擊以及不同元素的組合中，改變著它原有的結構和素質，從而組建起新的形態，而擇優的組建則又會誕生出新的藝術形態。這種綜合的藝術則是從藝術的綜合中發展得來的。
敦煌卷子的書寫者，大都是被人雇用的寫經生，或一般庶民，因此實用性很強，簡便、易寫、易識、整齊、規範，是其主要目的和原則。但熟能生巧，久書成藝，其中就蘊含著極為質樸的審美趨向，形成了獨特的書法風格。其突出的民間性，成為古代民間書法之大成。在表現上自然，質樸，自由率意，不矯飾做作，不故弄玄虛，機動靈活，簡單易懂，約定俗成，富於創造的鄉土氣息，潑辣大膽，不受任何法度約束，形成一種與宮廷、士大夫書法截然不同的形態。它們比較翔實、清晰地反映了我國漢字演變的脈絡和發展的軌跡。反映了中國書法與宗教藝術，特別是與佛教藝術的血肉關係。同時，它們在書法上兼收並蓄，將宮廷上層、諸多名家的書法成就與庶民百姓的書法藝術實踐熔為一爐，創造出大量的書法傑作。因此可以說，敦煌寫卷與敦煌壁畫是敦煌藝術中珠聯璧合的燦爛珍寶。
蘭州碑林中鐫刻的敦煌寫經，共計66塊。其中晉1塊，西涼2塊，北魏11塊，西魏4塊，北周2塊，南朝3塊，隋4塊，唐39塊。每塊標明題目、時代和編號，便於查找，也是愛國主義教材。如有些編號為伯多少號，斯多少號，就是說，這些寫經被伯希和、斯坦因盜往國外。每塊石高70公分，寬90公分，厚6公分。總標題《敦煌寫經》四個大字和前言，都是由鄭汝中先生撰文並書寫的。如果加上這兩塊，敦煌寫經部分，共計68塊。現在，都鑲嵌在草聖閣第二層。
當然敦煌書法的研究才剛剛開始，其藝術價值與曆史地位，以及對當代與今後書法研究與實踐的重要價值，還有待於專家、學者們更加深入的研究與探索。蘭州碑林選取其最具代表性的極小一部分，刻石上碑，旨在擴大敦煌學的影響、弘揚敦煌藝術的光彩。
簡書
簡書，也叫“漢簡”，是西漢時期用墨寫在木簡、竹簡上的文字。
簡書沒有東漢的隸書那麽成熟，但看起來卻會給人一種質樸奔放的藝術美。如從出土的《流沙墜簡》、《居延漢簡》、《武威漢簡》、《武威漢代醫簡》等書寫風格來看，有的自然生趣，落落大方，粗獷樸實，變化流速而不拘束；有的筆畫剛勁，使轉流動，颯爽多姿；有的波磔奇古，形意翩翩；有的古樸而風韻飄逸；有的若篆若隸，自由奔放，渾然而一體。
陳列在蘭州碑林的漢簡刻石有甘肅出土的王杖簡、天水秦簡、居延漢簡、敦煌漢簡、懸泉漢簡、玉門漢簡、甘穀簡等等。它們在筆法上大都運用藏鋒和中鋒，小字用指處較多，因簡書中皆是小型字體；大字寫出了“蠶頭燕尾”的筆畫特征，頓挫分明。但多數為小字，皆承襲篆書筆法，加之草率急就，起筆時用逆鋒不甚明顯，甚至有些字也用露鋒起筆。使其結體一改秦隸取縱勢的特點，而用正麵取橫勢；章法布局，不受界格所囿，規整中又出現不規整，縱橫飛動，極富變化；在墨法上也是講求質樸而豪放的氣勢。從書體的演變來說，簡書的出現，不僅對隸書成熟的發展起到了積極的作用，而且也為今草開創了先河。展現在觀眾眼前的，在出土於武威的漢簡就包括了“儀禮簡”、“張長史簡”、“醫藥簡”、“玉杖詔書令”等。這樣豐富多樣的簡牘書法，以勒石形式直觀地展示出來，這是在全國其他任何地方都難得一見的。其實把漢簡書法移植到碑上，讓其流傳後世，是蘭州碑林的首創。其價值一是正確反映了漢簡的學術地位，包括文物價值和曆史價值；二是漢簡的精美書法，包括書法史的研究價值和書法實踐價值；三是對這一國際顯學的普及價值，讓更多的人通過碑林認識漢簡，了解漢簡；四是對“簡牘之鄉”的宣傳價值，讓國人乃至世界了解甘肅，了解甘肅的曆史。
漢簡在書法領域也有極高的價值。一是在書法史和書法源流方麵占有重要的位置；二是漢簡書法所表現的藝術性。過去人們在研究、臨摹漢代書法時，大都是漢代遺留下來的漢碑刻，如《張遷碑》、《禮器碑》、《曹全碑》、《西狹頌》等。至於秦漢時期民間流傳使用的字體，極為罕見。以前也有過不少文字資料，但都是刻在銅器或磚瓦上的。直到漢代簡牘的出土，才使人真正見到了當時人們使用的書體墨跡。簡牘所經曆的年代是久遠的，上起戰國，下至西晉十六國，約七百餘年。這些書體，在書法發展上是一個很重要的階段。目前我們所見到的時代最早的簡是戰國竹簡，其次是睡虎地秦墓竹簡，書體仍屬篆體，或者篆隸相雜，稱為古隸或秦隸的。從秦隸到漢隸是書法史上一個極為重要的變革時期，它上承前代篆書的規則，下啟魏、晉、南北朝、隋、唐真書的風範，同時還發展了草書體。如《居延漢簡》，可稱為簡中之冠，年代早，數量多，內容豐富，其中篆、隸、真、草都有，且風格多樣，為研究西漢書法提供的資料也最為豐富。這些簡牘是一些工匠或普通勞動者書寫的，看起來生氣勃勃、自由流動，呈現出多種書風，具有高度的藝術性。
現在刻在碑林的秦漢簡牘，共計7個部分62塊，計天水秦簡4塊；居延漢簡18塊；敦煌漢簡5塊；懸泉漢簡5塊，其中放大的兩塊；武威漢簡24塊，其中儀禮簡10塊，玉杖十簡1塊，玉杖詔書令冊4塊，醫簡9塊；玉門漢簡3塊；甘穀漢簡3塊，其中放大的兩塊。除此之外，還有為顯示漢簡編排形式而刻製的居延漢簡1塊，懸泉出土的紙文書1塊。這些石刻，大的高150厘米，寬50厘米，厚6厘米；小的高70厘米，寬50厘米，厚6厘米；紙文書長160厘米，寬75厘米。如再加上趙正撰文並書寫的總標題《秦漢簡牘》和前言兩塊，整個秦漢簡牘部分，共計66塊。
《淳化閣法帖》
明代肅王翻刻的通稱“肅府本”或“蘭州本”的《淳化閣帖》，是我國書法史上現存的時代較早、摹刻精致、保存良好、頗具影響的一部大型法帖原石，蘭州碑林不能不展現這部隴上引以自豪和驕傲的書法珍品。
在談及我國書法藝術時經常提起《淳化閣法帖》來。它是這樣一回事：宋太宗趙炅於淳化三年（992年）出內府所藏曆代墨跡，命翰林侍書王著編次摩勒。大臣登二府者賜一部，此即《淳化閣法帖》，略稱《閣帖》。因是朝廷所拓，不同於民間，故不及百年，原拓已極難得。然王著學識不足，采擇不精，標題多誤，且編次雜亂，為後世所非難。此帖全十卷，采擇古代帝王以至唐人之書。二王，即王羲之、王獻之的墨跡最多，占大半。萬曆四十三年（1615年），肅憲王紳堯令溫如玉、張應召摹刻上石，未成而薨，世子識接著完成。先後曆時7年，用富平石144塊刻成，藏於肅府東書園遵訓閣，視為珍寶。現存141塊，藏於甘肅省博物館。石高27.4厘米～34.5厘米，寬36.5厘米～40.7厘米，厚5厘米～8.9厘米，大都為兩麵刻字，也有僅刻一麵的。
倪蘇門《古今法論》說：“淳化帖在明朝，惟陝西（注：當時陝、甘尚未分省）肅王府翻刻石最妙，謂之肅本。從宋拓原本雙鉤勒石，所費巨萬。今市本相去天淵。”陳奕禧《皋蘭載筆》稱：“初拓用太史紙，程君房墨，人間難得。拓工間有私購出者，值五十千。”鄭學孚也說過：“明翻刻閣帖，以肅府本為最佳，跋語亦最多。”今存肅府帖初拓本，筆力遒勁，紙好墨勻，清新悅目。人稱“新舊不爽，毫發俱在，與宋本無異”。
在《淳化閣帖》中，載有被譽為草聖的東漢大書法家張芝的一筆書和有“銀鉤蠆尾”美譽的西晉大書法家索靖的隸草。
《肅府本淳化閣帖》又名“蘭州本”、“遵訓閣本”。明肅莊王朱受封蘭州時，太祖（朱元璋）曾賜以《淳化閣帖》真本，萬曆時（1573-1620年）洮岷道張鳴鶴得“李子崇藏本”，又於皋蘭（今甘肅省蘭州市皋蘭縣）得“材官本”，借肅憲王朱紳堯賜帖校對，因請溫如玉、張應召雙鉤，憲王乃令刻石，未成而薨。世子識費時七年踵成之，計用石144塊，紙253張。初拓用太史紙程君房墨，今極難得。卷首標題為行書，卷末隸書題“萬曆四十三年（1615年）乙卯歲秋八月草莽臣溫如玉張應召奉肅藩令旨重摩上石”。清順治十一年（1654年）洮岷道陳卓補之。
它們被專家們認為是蘭州碑林的鎮館之寶。
這些突出地域文化特點的書法藝術品，在拂去曆史雲煙和歲月滄桑後，把古人們留與我們的文化遺產再現在堅硬而冰冷的石碑之上。那些揮灑自如、淋漓盡致的書法隨著時空的變化征服並將繼續征服著絡繹不絕的觀賞者。
敦煌寫經
敦煌，在全世界的知名度非常之高，可以說是聲振寰宇，光被五洲。有些外地人不知道甘肅，也不知道蘭州，卻都知道敦煌。在中世紀的世界文化藝術史上，再也找不出任何一個地域、城鎮能像敦煌那樣形成那麽龐大那麽輝煌的綜合性文化藝術群體，能像敦煌那樣集中反映了印度文化、中原文化、西域文化交匯的特征，涉及政治、經濟、文化、宗教、曆史、藝術等各個方麵，其豐富與精湛，在世界上是獨一無二的。它展示出世界三大文明的融合，展示出佛、道、儒三家文化精神的共存，展示出詩、詞、歌、賦、音樂、舞蹈、戲曲、建築、雕塑、壁畫、書法等藝術門類的有機結合，顯示出如此的包孕深厚和博大輝煌來。從美學角度去考察，敦煌寫卷格調清新，傲然獨立，且與敦煌壁畫在審美情趣上有一種同步的現象。可以說敦煌的壁畫、雕塑與寫經都具有十分可貴的藝術價值與曆史價值。
“敦煌寫經”是用書法的形式保存了豐富的佛教經典、儒家和道家的經典，再現了在雄厚的本土文化大背景之上的綜合性文化藝術群體。敦煌遺書絕大部分為古代寫本，且以寫經為主。就目前所知，敦煌寫經最早的寫於公元305年，最晚的寫於公元1002年，前後跨度近700年，曆經兩晉、南北朝、隋、唐、五代、宋等朝代，比較全麵地反映了這段時期中國書法的發展演變情況。這些遺書，內容龐雜，包括佛經、儒道家的經典、曆史文獻、文學作品等。大多數是民間的寫經生所書，從中我們可以看到各個時代除了那些著名的書法家以外，還有大量的優秀的民間書法家存在。他們創造了很多不朽的書法作品，而這些作品不亞於名家之作。要講存世的墨跡，其數量之多，更令人興奮不已。這些名不見經傳的民間書法家，還不同程度地對當時的文人書法家產生過一定影響。敦煌寫經的發現，對我國書法史的研究，具有極其重要的作用。敦煌遺書到底有多少件呢？目前還無法完全統計，一般說法有5萬多件，存於甘肅的大約700多件。
在籌建蘭州碑林時，一開始就想把敦煌寫經刻石上碑，供世人瞻仰，那是有重大意義的。如此之舉，一是考慮到敦煌寫經在書法藝術上的崇高地位；二是因為舉世聞名的敦煌就在我們甘肅，是甘肅曆史文化非常重要的組成部分，不能不有所展示。盡管今天在蘭州碑林裏隻是展示了一小部分敦煌寫經碑刻作品，但它們卻形象地告訴我們：藝術在互相交融與撞擊以及不同元素的組合中，改變著它原有的結構和素質，從而組建起新的形態，而擇優的組建則又會誕生出新的藝術形態。這種綜合的藝術則是從藝術的綜合中發展得來的。
敦煌卷子的書寫者，大都是被人雇用的寫經生，或一般庶民，因此實用性很強，簡便、易寫、易識、整齊、規範，是其主要目的和原則。但熟能生巧，久書成藝，其中就蘊含著極為質樸的審美趨向，形成了獨特的書法風格。其突出的民間性，成為古代民間書法之大成。在表現上自然，質樸，自由率意，不矯飾做作，不故弄玄虛，機動靈活，簡單易懂，約定俗成，富於創造的鄉土氣息，潑辣大膽，不受任何法度約束，形成一種與宮廷、士大夫書法截然不同的形態。它們比較翔實、清晰地反映了我國漢字演變的脈絡和發展的軌跡。反映了中國書法與宗教藝術，特別是與佛教藝術的血肉關係。同時，它們在書法上兼收並蓄，將宮廷上層、諸多名家的書法成就與庶民百姓的書法藝術實踐熔為一爐，創造出大量的書法傑作。因此可以說，敦煌寫卷與敦煌壁畫是敦煌藝術中珠聯璧合的燦爛珍寶。
蘭州碑林中鐫刻的敦煌寫經，共計66塊。其中晉1塊，西涼2塊，北魏11塊，西魏4塊，北周2塊，南朝3塊，隋4塊，唐39塊。每塊標明題目、時代和編號，便於查找，也是愛國主義教材。如有些編號為伯多少號，斯多少號，就是說，這些寫經被伯希和、斯坦因盜往國外。每塊石高70公分，寬90公分，厚6公分。總標題《敦煌寫經》四個大字和前言，都是由鄭汝中先生撰文並書寫的。如果加上這兩塊，敦煌寫經部分，共計68塊。現在，都鑲嵌在草聖閣第二層。
當然敦煌書法的研究才剛剛開始，其藝術價值與曆史地位，以及對當代與今後書法研究與實踐的重要價值，還有待於專家、學者們更加深入的研究與探索。蘭州碑林選取其最具代表性的極小一部分，刻石上碑，旨在擴大敦煌學的影響、弘揚敦煌藝術的光彩。
簡書
簡書，也叫“漢簡”，是西漢時期用墨寫在木簡、竹簡上的文字。
簡書沒有東漢的隸書那麽成熟，但看起來卻會給人一種質樸奔放的藝術美。如從出土的《流沙墜簡》、《居延漢簡》、《武威漢簡》、《武威漢代醫簡》等書寫風格來看，有的自然生趣，落落大方，粗獷樸實，變化流速而不拘束；有的筆畫剛勁，使轉流動，颯爽多姿；有的波磔奇古，形意翩翩；有的古樸而風韻飄逸；有的若篆若隸，自由奔放，渾然而一體。
陳列在蘭州碑林的漢簡刻石有甘肅出土的王杖簡、天水秦簡、居延漢簡、敦煌漢簡、懸泉漢簡、玉門漢簡、甘穀簡等等。它們在筆法上大都運用藏鋒和中鋒，小字用指處較多，因簡書中皆是小型字體；大字寫出了“蠶頭燕尾”的筆畫特征，頓挫分明。但多數為小字，皆承襲篆書筆法，加之草率急就，起筆時用逆鋒不甚明顯，甚至有些字也用露鋒起筆。使其結體一改秦隸取縱勢的特點，而用正麵取橫勢；章法布局，不受界格所囿，規整中又出現不規整，縱橫飛動，極富變化；在墨法上也是講求質樸而豪放的氣勢。從書體的演變來說，簡書的出現，不僅對隸書成熟的發展起到了積極的作用，而且也為今草開創了先河。展現在觀眾眼前的，在出土於武威的漢簡就包括了“儀禮簡”、“張長史簡”、“醫藥簡”、“玉杖詔書令”等。這樣豐富多樣的簡牘書法，以勒石形式直觀地展示出來，這是在全國其他任何地方都難得一見的。其實把漢簡書法移植到碑上，讓其流傳後世，是蘭州碑林的首創。其價值一是正確反映了漢簡的學術地位，包括文物價值和曆史價值；二是漢簡的精美書法，包括書法史的研究價值和書法實踐價值；三是對這一國際顯學的普及價值，讓更多的人通過碑林認識漢簡，了解漢簡；四是對“簡牘之鄉”的宣傳價值，讓國人乃至世界了解甘肅，了解甘肅的曆史。
漢簡在書法領域也有極高的價值。一是在書法史和書法源流方麵占有重要的位置；二是漢簡書法所表現的藝術性。過去人們在研究、臨摹漢代書法時，大都是漢代遺留下來的漢碑刻，如《張遷碑》、《禮器碑》、《曹全碑》、《西狹頌》等。至於秦漢時期民間流傳使用的字體，極為罕見。以前也有過不少文字資料，但都是刻在銅器或磚瓦上的。直到漢代簡牘的出土，才使人真正見到了當時人們使用的書體墨跡。簡牘所經曆的年代是久遠的，上起戰國，下至西晉十六國，約七百餘年。這些書體，在書法發展上是一個很重要的階段。目前我們所見到的時代最早的簡是戰國竹簡，其次是睡虎地秦墓竹簡，書體仍屬篆體，或者篆隸相雜，稱為古隸或秦隸的。從秦隸到漢隸是書法史上一個極為重要的變革時期，它上承前代篆書的規則，下啟魏、晉、南北朝、隋、唐真書的風範，同時還發展了草書體。如《居延漢簡》，可稱為簡中之冠，年代早，數量多，內容豐富，其中篆、隸、真、草都有，且風格多樣，為研究西漢書法提供的資料也最為豐富。這些簡牘是一些工匠或普通勞動者書寫的，看起來生氣勃勃、自由流動，呈現出多種書風，具有高度的藝術性。
現在刻在碑林的秦漢簡牘，共計7個部分62塊，計天水秦簡4塊；居延漢簡18塊；敦煌漢簡5塊；懸泉漢簡5塊，其中放大的兩塊；武威漢簡24塊，其中儀禮簡10塊，玉杖十簡1塊，玉杖詔書令冊4塊，醫簡9塊；玉門漢簡3塊；甘穀漢簡3塊，其中放大的兩塊。除此之外，還有為顯示漢簡編排形式而刻製的居延漢簡1塊，懸泉出土的紙文書1塊。這些石刻，大的高150厘米，寬50厘米，厚6厘米；小的高70厘米，寬50厘米，厚6厘米；紙文書長160厘米，寬75厘米。如再加上趙正撰文並書寫的總標題《秦漢簡牘》和前言兩塊，整個秦漢簡牘部分，共計66塊。
《淳化閣法帖》
明代肅王翻刻的通稱“肅府本”或“蘭州本”的《淳化閣帖》，是我國書法史上現存的時代較早、摹刻精致、保存良好、頗具影響的一部大型法帖原石，蘭州碑林不能不展現這部隴上引以自豪和驕傲的書法珍品。
在談及我國書法藝術時經常提起《淳化閣法帖》來。它是這樣一回事：宋太宗趙炅於淳化三年（992年）出內府所藏曆代墨跡，命翰林侍書王著編次摩勒。大臣登二府者賜一部，此即《淳化閣法帖》，略稱《閣帖》。因是朝廷所拓，不同於民間，故不及百年，原拓已極難得。然王著學識不足，采擇不精，標題多誤，且編次雜亂，為後世所非難。此帖全十卷，采擇古代帝王以至唐人之書。二王，即王羲之、王獻之的墨跡最多，占大半。萬曆四十三年（1615年），肅憲王紳堯令溫如玉、張應召摹刻上石，未成而薨，世子識接著完成。先後曆時7年，用富平石144塊刻成，藏於肅府東書園遵訓閣，視為珍寶。現存141塊，藏於甘肅省博物館。石高27.4厘米～34.5厘米，寬36.5厘米～40.7厘米，厚5厘米～8.9厘米，大都為兩麵刻字，也有僅刻一麵的。
倪蘇門《古今法論》說：“淳化帖在明朝，惟陝西（注：當時陝、甘尚未分省）肅王府翻刻石最妙，謂之肅本。從宋拓原本雙鉤勒石，所費巨萬。今市本相去天淵。”陳奕禧《皋蘭載筆》稱：“初拓用太史紙，程君房墨，人間難得。拓工間有私購出者，值五十千。”鄭學孚也說過：“明翻刻閣帖，以肅府本為最佳，跋語亦最多。”今存肅府帖初拓本，筆力遒勁，紙好墨勻，清新悅目。人稱“新舊不爽，毫發俱在，與宋本無異”。
在《淳化閣帖》中，載有被譽為草聖的東漢大書法家張芝的一筆書和有“銀鉤蠆尾”美譽的西晉大書法家索靖的隸草。
《肅府本淳化閣帖》又名“蘭州本”、“遵訓閣本”。明肅莊王朱受封蘭州時，太祖（朱元璋）曾賜以《淳化閣帖》真本，萬曆時（1573-1620年）洮岷道張鳴鶴得“李子崇藏本”，又於皋蘭（今甘肅省蘭州市皋蘭縣）得“材官本”，借肅憲王朱紳堯賜帖校對，因請溫如玉、張應召雙鉤，憲王乃令刻石，未成而薨。世子識費時七年踵成之，計用石144塊，紙253張。初拓用太史紙程君房墨，今極難得。卷首標題為行書，卷末隸書題“萬曆四十三年（1615年）乙卯歲秋八月草莽臣溫如玉張應召奉肅藩令旨重摩上石”。清順治十一年（1654年）洮岷道陳卓補之。
它們被專家們認為是蘭州碑林的鎮館之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