蘭州曆史文化：士子名流

第五節 建設生態環境，發展士人園林

　　民國時期，由於大批知識分子的積極參與，蘭州生態環境建設開始起步，士人園林進一步發展，且取得了較好的成績。

　　生態環境方麵：明清以來，由於自然和人為等多種因素的影響，蘭州氣候和生態環境逐年惡化，水土流生嚴重，植被越來越少，逐漸形成童山濯濯、滿目荒涼的景況。為盡快改善生態環境狀況，一些知識分子，特別是一些從政的知識分子開始借助自身的權力，進行水土保持、綠化荒山的實驗。民國七年（1918年），甘肅督軍兼省長張廣建與蘭州各界人士在五泉山二郎崗舉行植樹節大會，開始提倡植樹造林，綠化蘭州。民國十五年，改小西湖外場為甘肅省第一苗圃，育苗造林。民國三十年秋，甘肅農業改進所勘定皋蘭山、白塔山及其東部山地為試驗區，研究黃土荒山造林諸項技術問題，以便綠化甘肅。次年，蔣介石來蘭視察，對蘭州植樹造林作出指示。此後，著名農業經濟學家張心一在蘭州徐家山，植樹造林，綠化荒山，取得顯著成效。民國時期蘭州的植樹造林，綠化荒山為以後蘭州的生態環境建設開了一個好頭。

　　在士人園林方麵：民國時期的士人園林較明清時期有較大發展，一是大規模整修原有園林，二是官吏士紳的私人園林大量出現。據陸傑仁先生的蘭州《古、近代園林景觀》一文介紹：民國時期蘭州大規模的景觀建設主要在五泉山。五泉山位於蘭州市城南的皋蘭山西北麓，因有蒙泉、惠泉、甘露泉、掬月泉、摸子泉五眼清泉而名之。民國八年至十三年，蘭州名士劉爾炘倡議集資，募捐白銀48萬兩，親自規劃設計，遍邀能工巧匠，依山布景，次第展開，一改過去五泉山“大抵浮屠之宮、道士之宅”的舊貌，山水、建築、花木有序布局，形成了柳煙花霧、雕梁畫棟集儒、釋、道為一體的大型園林，時至今日仍不失為經典之作，因而勾引無數遊人流連忘返。究其原因，除風景秀美，即所謂“雖有人作，宛自天開”外。更重要的是有深厚的文化內涵，以文化襯托景觀。那些充滿詩意、哲理的題詠，確實是畫龍點睛，是西方園林望塵莫及的。經過增修的五泉山，除了鱗次櫛比的古建築群和品種眾多的樹木花卉外，其最令遊人玩味的莫過於遍布山門、牌坊、寺院、樓閣的對聯和題詠。這些對聯和題詠模擬形勝、抒寫性靈、充滿哲理禪意，加之書法與楹聯完美的結合，給人以美好的享受。五泉山名勝楹聯，大多為重修五泉山景觀的清末翰林院編修劉爾炘所撰。入山牌坊匾陰題“仁靜智流”，景壁背麵題“真實無妄”，山門匾題“樂到名山”，蝴蝶廳額聯題“作雨還雲隨時天趣，鍾靈毓秀他日人才”，浚源寺聯題“大地山河造成樂土，滿林風月來扣禪關”，青雲梯牌坊聯題“高處何如低處好，下來還比上來難”，韞玉門聯：“妙造自然上有飛瀑，所思不遠人聞清鍾”。懷珠門聯：“紅杏在林是有真宰，綠杉野屋忽逢幽人”。萬源閣門聯：“正學廢興關世運，斯文絕續在人才”。摸子泉聯題：“糊糊塗塗將佛腳抱來為求父母，明明白白把石頭拿去說是兒孫”，惠泉聯曰“打掃開草逕鬆坡來盟白水，收拾起芒鞋竹杖悔踏紅塵”，蒙泉題曰“上人邀我烹新茗，水汲山中第五泉”，企橋聯題“想過去麽過去便能通碧落，休下來了下來難免入紅塵”。最能引人入勝的，是嘛呢寺的院落建築命名。如亭曰“曲曲亭”、齋曰“巧巧齋”，徑曰“依依徑”，門曰“仄仄門”，園曰“疊疊園”等等，不一而足，這些重音疊韻的名稱，十分準確地道出了寺院緊湊小巧、宛轉開合的布局，讀名入院，趣味橫生，反覺得小得好、小得妙。僅就這些對聯，便為五泉山景觀增色不少，空靈之氣蕩人心胸，觀景讀聯，使人一掃猥褻之氣，清心明目。

　　因五泉山是一座三教合一的園林，除去佛、道之處，它所標榜的大多是以孔子為首的儒家聖人及民族英雄、人文始祖如伏羲、嶽飛、劉、關、張等，所以建築既有院落、又有樓閣，既有亭榭、又有牌坊、戲台、遊廊，形成了院落和單體相聯係、相補充的格局，有些建築藏於密林，有些建築建於高台，有些瀕臨碧波，有些高聳懸崖，聚散有致，主次分明，既有僧人道士修煉的場所，也有文人雅士聚宴的環境，既便於普通市民洗塵踏青，又便於仁人誌士登高抒懷。

　　同時，蘭山之巔三台閣也予以重建，高閣淩空、幾近觸日，為蘭州觀景最高點，是市民遊覽的勝景。而這一時期，官園多有增飾、擴大，士紳名流之私園遍布城內外，如頤園、魏園、拙園、梁園、亦園、楊園、慈愛園、煦園等或小巧雅致、情趣盎然；或開戶縮景、招攬風光；或茅亭菜畦、寓山人之意，總之，方丈之內寄托園主對自然之美的熱愛之情，是蘭州園林建設獨具特色的部分。

　　蘭州士人文化曆史悠久，源遠流長，內容豐富，形式多樣。就士人和士人文化發展過程而言，士人在明代以前，雖然曆朝或多或少都有一些，但數量都很少，而且大都在外地活動，在本地沒有什麽影響，即使有一些，也不能構成具有蘭州地域特色的士人文化。具有地域特色的蘭州士人文化的真正形成是在明清兩代，這是由於南方士人大量西來而引發的，作為對南方士人西來所帶來挑戰的回應，蘭州士人文化在自身發展軌跡的基礎上，經過漫長的調整和適應，終於在明正統以後出現新的氣象，並最終形成具有自己特色的士人文化。在明清兩代形成具有蘭州地域特色的士人文化的過程中，起主要推動作用的是四個節點：一是明建文元年肅王移駐蘭州，蘭州成為明王朝的藩都。大批士人隨肅王來蘭，加之肅王本身對文化十分重視，這就對蘭州士人文化的形成產生了非常深遠的影響。二是清康熙五年，甘肅巡撫、甘肅布政使遷駐蘭州，蘭州成為省會，成為全省政治、經濟、文化中心，甘肅士子大都要來蘭州尋求仕途，給蘭州士人文化又注入了新的活力。三是乾隆二十九年，陝甘總督由西安移駐蘭州，蘭州成為總督、布政使、府、縣駐地，成為西北地區政治、經濟、文化、軍事中心，吸引西北地區大批士人來蘭，進一步促進了蘭州士人文化。四是清同治十二年，左宗棠奏準陝甘分闈，蘭州士子不再到千裏之外的西安去參加鄉試，而直接在蘭州參加鄉試，激發了蘭州士子的勤學上進之心，也促進了士人文化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