蘭州曆史文化：士子名流

第七節 煙雨樓台，沉澱文化意識

　　古典園林是由建築、山水、花木和詩文組合而成的一種綜合藝術，它體現的是一種宇宙觀，一種文化觀。唐代，由於山水文學興旺發達，士人（或稱文人）開始參與營造園林。到宋代，士人造園已占領了士流園林的主導地位。明清兩代，士人園林繼續發展，在一些經濟、文化發達的地區甚至達到了極盛之局麵。文人園林風格已成為社會上品評園林藝術創作的最高標準，深受社會的高度稱許和推崇。蘭州文人園林的建造主要在明清兩代，這是因為明清時期規模較大的文人群體在蘭州產生，他們越來越多地需要將園居之樂熔鑄於自己的日常生活之中，除寺院園林外也需要一些供閑暇遊賞、吟詩作畫的其他園林，從而促成了士流園林的全麵文人化，推動了蘭州文人園林的大發展。除受意識形態方麵的影響外，蘭州士人園林的推動力主要來自三個方麵：其一是以中央派駐蘭州的地方官員為主體的南方士人，將高度發達的南方士人造園之風和造園技藝引入蘭州；二是本地士人在外地做官的越來越多，受外地士人造園的影響，卸任歸裏後從為改善地方生活環境、或者為自己營造一個文雅秀美的活動空間以顯示其身份地位，有的主持或參與官園的營造，有的開始營造私家園林，有的二者兼而有之；三是受其影響，一些未進入仕途的本地文人，主要是一些文人紳士也投身於營造園林的行列中，甚至一些富商巨賈由於儒商合一，也附庸風雅，效法士流營造園林，或者本人文化不高而延聘文人為他們籌劃營造園林，這就使這些園林或多或少融入了文人化的色彩。

　　明朝建文元年，肅王移藩蘭州，在浚治城池的同時，興建了王府凝熙園、今小西湖處蓮蕩池等園林構築，開蘭州大規模刻意造園之先河。據陸傑仁先生的蘭州《古、近代園林景觀》一文所說，所造園林“既有北方園林粗獷、厚重的風格，將人工景園建築與自然山水融為一體，又汲取江南園林的纖細、婉約精華，疊石成山、引水為池，築軒榭以邀月，設亭廊以增媚，所築花園嘉樹成蔭、好鳥時鳴，不同程度體現了中國園林的造園藝術”。

　　陸文還說，清康熙年間，著名造園家李漁來到蘭州，規劃建成藝香圃，是小園之精品。嗣後私園、官園多有增建，書院、署衙庭院或開辟花園，栽植名貴花木，飼養珍禽異獸，或規劃為前廳後園之局，在正院之後另築花園，疊石山、鑿水池、建亭台、置匾設聯，以利休憩，增加文化氣氛。

　　清光緒六年（1880年），陝甘總督楊昌浚為寓不忘鄉土之情，在蓮蕩池舊址處，用江南造園之手法，仿杭州西湖造景重建園林，命名“小西湖”。時湖景波光瀲灩，堤柳如煙，春夏之際，水鳥鹹集，鷺遊鷳浮。亭台樓閣，錯落其間。秋後黃茅，風前白葦，霜中紅葉，風景十分美麗。

　　這一時期，東園南村、西津別業、傅氏別墅及彭、耿、林、張、王諸家私園，分布在梨園、蔬圃、農田之間，別有山野之風，而城郊興隆山、仁壽山、安寧堡、蘭山之自然景觀，也被文人學士發現、命名，成為市民遊覽、觀賞的勝景。

　　總結而言，清時期蘭州士人對園林建設的貢獻是巨大的，他們使蘭州的園林幾乎全部文人化了。正如張蕾在他的《多少樓台煙雨中》所說：“中國古典文人園林形成時期最突出的成就是造園和文學、繪畫的結合，其發展反映了社會經濟的發展、科技水平的進步和人們審美能力的提高，它與整個封建士人文化和藝術體係之間有著非常密切的聯係。因為在古代，園林環境是士大夫文化藝術活動最主要的場所，它既體現文人士大夫對獨立人格的追求，也激發文人墨客對自然人生的感悟和汩汩文思。芳草有情，斜陽無語，雁橫南浦，人倚西樓；小橋流水，月明亭榭，把酒臨風；梨花院落溶溶月，柳絮池塘淡淡風。園林一泉一石，一亭一閣，全部都積澱著一種文化意識。自然人化了，人對象化了，自然與人的功業，與人的創造融為一體，‘山性即我性，山情即我情’。在這裏，有限與無限冥合，人與天地精神相往來，‘相看兩不厭，唯有敬亭山’。無論是林泉為友、煙霞為侶的文人隱逸，還是修道習禪、雅集聚會的士林風尚，作為一種文化載體，都蘊涵著對自然天地的終極關懷和形而上的思考。所謂‘詩思竹間得，道心鬆下生’，亦即緣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