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蘭州通過科舉途徑登上仕途的士子比明代大有增長,參加國家事務活動人數、範圍,內容均較明代有所擴大,在一定程度上對國家事務也產生了一些影響,湧現出了像朱克敬、吳可讀、盧政、周士俊、安維峻、王樹中、王世相等一批循吏、能吏、良吏,其中的吳可讀、周士俊、安維峻等還成為政界知名人士。
朱克敬,字螟庵,清代甘肅皋蘭安寧堡人,思想家、文學家。早歲貧寒,流寓雲貴,後至湖南,捐為龍山縣典史。他關心民間疾苦,常至田間地頭,體察民情。同治十年(1871年)客居長沙,曾受巡撫劉昆延聘,參與編纂《湖南省通誌》,編修《龍山縣誌略》。晚年行醫,憂心國事,議論時政,被人目為“狂士”,遭讒言指控,立案彈劾。一生交遊甚廣,與湘軍重要人物和幕僚關係密切,同直隸楊翰、江西陳寶箴、浙江張修府、湖北黃文琛等交往甚密,尤其與著名洋務思想家、中國首任駐英法公使郭嵩濤交遊30餘年,友情頗深。他的文學思想仍是儒家的,認為“六藝皆源於聖道”。頗重視文學的功利作用,厭惡陳腐文風,其論說文質樸切理,筆記體語言流暢,文筆簡潔,詩作或托物言誌,或借景詠情,或感事抒懷,無不雄麗淒清,沉鬱頓挫。他一生著述頗豐,計有《挹秀山房叢書》、《鷓言內篇》、《鷓言外篇》、《螟庵雜錄》、《晦鳴錄》、《浮湘訪學錄》、《螟庵詩錄》、《螟庵學詩》、《螟庵叢稿》、《螟庵雜識》、《螟庵二識》、《儒林瑣記》、《雨窗消意錄》、《柔遠新書》等。還撰有《曆代邊事匯鈔》、《國朝邊事匯鈔》和《湘軍誌》等。未收入叢書的《通商諸國記》被輯入《小方壺輿地叢鈔》。
他提出的一些思想觀點已突破“夷夏之防”的陳腐觀念,從洋務思想向維新思想過渡,如“國無大小,在能自立”、“師夷之長技所以製敵”、中國應以農為本,大力興辦洋務,派人學習西方軍事技術等,讚賞西方“國家大政,謀及庶人”、“法令嚴整,上下一心,議事常自下起”等;提出國內要“中外臣民各言得失……各獻其能”的主張。提出可與西方各國互通貿易,“彼以通商為吞噬之口,我即用其術以禦之”,提出“遣官開礦或招商合股”等主張,但終未超越“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思想範疇。
清代葛虛存《清代名人軼事·憐才類》中記有這樣一件事:朱暝庵流寓長沙時,有一年到了年底,天寒地凍,由於貧窮,很難保暖,於是寫了一首詩貼在門上,詩曰:“申椒零落菊英殘,從古瀟湘作客難。連日市門三尺雪,更無人記問袁安。”當時,正好威毅伯曾國荃回到老家,聽到這件事後歎息說:“文人至此,我輩之責也!”急忙去拜訪並贈錢十萬。到了大年三十晚上,朱又在門上貼了一首詩:“羔酒笙歌餞歲時,蓬門苔瘦得春遲。蒼生莫問安危局,我且無聊爾可知?”有人告訴了巡撫,巡撫非常生氣,準備把他逐出長沙。又有人勸解說:“這是名士固有的狂態,沒有必要追根究底地去責備。”巡撫笑著說:“名士!名士!能辟穀乎?”朱克敬聽到後,又寫了一首詩:“名士原無辟穀方,貴人休替達人忙。冰山有我天公在,勝似人家沈部堂。”
朱克敬晚年患眼疾失明,目殘學不輟,湘中名士多推崇備至,後貧病而歿。曾自擬墓誌曰:“生無補於時,死無聞於後,既盲而學古無有,獨以其盲傳不朽。”
周士俊,甘肅榆中金崖人,清代進士。為廣東長樂知縣時,明查暗訪,采取果斷措施,平息了上、中坊土著居民和外來客商之間的長期糾紛,使上、中坊恢複了祥和與安寧。同時,專門成立了巡邏船隊,一遇水災便出動為災民保駕護航。製止了每年鬧水災時,當地惡少乘機打劫搶掠,打傷、打死災民的不法行為。因此他愛民的美德便在長樂縣城廣為傳頌。
其任番禺(今珠江三角洲北部)知縣時,秉公執法,維護民族尊嚴,被稱為“強項令”。番禺是當時廣東省會,喬居的外國人很多,洋人勢力很大,甚至可以左右官府。周一上任,便遇一宗爭田訴訟案,經審理,將理曲者抓了起來。但總督卻強令釋放,聲言是洋人打了招呼的。周據理抗爭:“縣令不是洋官,怎麽能聽洋人的指揮?!”硬是將理曲者處以杖刑。“總督怒其強項,撤任閑住”。
吳可讀,清代甘肅皋蘭(今蘭州市)人,其祖籍是浙江處州,明初隨扈肅莊王就藩而遷居蘭州,世為耕讀之家。據《清朝野史大觀·清人逸事》記載,吳可讀年輕的時候倜儻自喜,不修邊幅。有一年入京會試沒有考中,於是留在京城等候下一次考試,實際上是因為迷戀一個妓女,難以別離。姐兒愛財,無奈資斧不繼,同鄉勸他移居關中會館九天廟,陝甘一體,免費食宿,正好用功,沒想到才住了三天,就又回到那個妓女居住的地方。待到身上的錢全部花光了,床頭金盡,壯士無顏,同鄉又不得不接濟,但有一個條件,就是必須回到九天廟居住用功讀書。吳可讀再放誕豁達,也不能無慚,想想自己年逾不惑,學業未成,功名未立,有負老母殷切期望,不可為人。因而在九天廟中,好好用了一年功,道光三十年庚戌科會試,中了進士,抽簽到刑部當主事,晉升為員外郎。吳可讀秉性耿直,不畏強暴,任禦史時,嚴格履行自己的職責,直言敢諫,直聲震動朝野。其中最為有名的有兩件事。一是關於外國使節朝見大清皇帝要不要行跪拜禮的事。按照中國封建王朝的禮節規矩,不論朝中大臣還是平民百姓,朝見皇帝必須行三拜九叩的跪拜禮,曆代如此。清王朝雖然是滿族政權,但入關後,特別是康熙以後幾乎全盤接受漢文化,也行三拜九叩的跪拜禮。但是外國使節見中國皇帝要不要行跪拜禮,曆朝多有不同。朝中爭論不休,相持不下,曆時半年之久。吳可讀直言上疏,請令各國使節覲見皇帝時不必強迫行跪拜禮,應當根據各國的禮俗行事,這樣才能顯示出大清的寬大胸懷,不可因為這些末節小事而損害了國家形象和國家的利益。這一奏章充分反映了吳可讀不妄自尊大,平等待人,尊重他國、他族禮儀習慣的進步思想。二是請誅成祿的事。成祿是烏魯木齊提督,其在任期間,沙皇軍隊侵略新疆,而其卻畏敵如虎,聽任沙皇侵略軍從伊犁長驅直入烏魯木齊,燒殺搶掠,自己則龜縮在甘肅高台,不敢到前線去。不僅如此,他為了自己的升官,卻縱兵誣殺良民二百多人冒功請賞,實在是罪大惡極。對此,吳可讀非常氣憤,便上疏痛陳成祿的罪狀,說有可斬之罪十,有不可緩之勢五,言詞頗為激烈。但是清廷卻有意庇護成祿,僅僅給了個免官監候的處分就算罷了。吳可讀氣憤至極,再次上疏,措詞中大發戇勁,說是“先斬成祿之頭懸之槁街以謝甘肅百姓,然後再斬臣之頭懸之成氏之門以謝成祿”。穆宗大怒,認為吳可讀是欺他年幼,才敢如此頂撞,非要他腦袋不可。三法司會審時,刑部為了迎合皇帝,辦了吳可讀的死罪,但是,按照大清律法,定死罪是要全堂同意的,缺一不可。刑部尚書、左右侍郎、都察院左都禦史、副都禦史、大理寺正卿、少卿,共計十三位堂官,一個個在奏稿上畫行,畫到大理寺少卿王家璧,無論如何不肯下筆。就因為王家璧的持正不阿,吳可讀才保住了性命,降三級歸裏。吳可讀劾成祿被降級處分後,當時人有《贈柳堂二十韻》,形容吳可讀的風骨氣概:“乾坤雙淚眼,鐵石一儒冠”,傳誦一時。吳可讀回鄉後,當時的陝甘總督左宗棠對他十分禮遇,並聘請他為蘭山書院的山長。
同治時吳可讀複任為吏部主事。穆宗要吳可讀的腦袋,吳可讀卻以死為他爭嗣,無怪乎慈禧太後要說他“孤忠可憫”了。
事情是這樣的:同治十三年(1874年),穆宗同治皇帝去世,沒有子嗣,慈禧太後為維護其專權,立其胞妹(醇親王福晉)之子為帝,是為光緒,這一來,自己仍然可以以皇太後的身份垂簾聽政。穆宗的嘉順皇後不堪淩辱,服毒自殺,滿朝文武無不起戒慎恐懼之心。這種以弟繼兄的做法,雖然違背了大清王朝“以子傳子”的祖宗舊製,但懾於太後淫威,朝臣雖多非議卻不敢言。吳可讀當時隻是一個吏部主事的小官,卻決定以死相諫,要求將來載湉生了兒子後,仍舊繼承為穆宗之子,使“大統有歸”。
光緒五年閏三月初五(1879年4月25日),同治大葬,吳可讀隨扈而行。大葬完畢之後,返回途中,到了薊州(今河北省薊縣),住在馬伸橋三義廟內,在三義廟上疏後,從容自縊。自縊前,在上吊的白綾上寫了一幅對聯:“九重懿德雙慈聖,千古忠魂一惠陵”。本想結環自縊,但因三義廟年久破敗,梁木朽折,因此改以服毒自盡,並寫了一首題作為“柳堂氏感遇感懷,賦此俚言七律一首”的絕命詩,詩雲:
回首六十八年中,往事空談愛與忠。
坯土已成皇帝鼎,前星預祝紫微宮。
相逢老輩寥寥甚,到處先生好好同。
欲識孤臣戀恩所,惠陵風雨薊門東。
吳可讀為了維護封建道統和大清王朝“以子傳子”的祖宗舊製,安定宗廟社稷,以死相諫為同治立嗣。其實,在他生前同治皇帝並不喜歡他,而且常想置他於死地而後快,其中有道不盡的恩恩怨怨。那麽,吳可讀又何以為同治如此深遠地謀慮,又為自己想了一個以死相諫的笨拙辦法?實在令一般人難以理解。因此吳可讀的死,實在是人奇事奇。用一條性命,鞏固了“國本”,則死有重於泰山,於是社會清流在宣武門的文昌閣吊唁,在京的許多王公大臣、清流名士前來祭奠,滿目都是情文並茂的挽聯,翰林院編修黃貽楫的一副挽聯:“天意憫孤忠,三月長安忽飛雪;臣心完夙願,五更蕭寺尚吟詩”,被人們廣為傳播。
吳可讀在他的絕命詩和奏疏中預祝光緒生子,將來繼承大統,誰知前星不耀,同治竟爾絕後,成為吳可讀的泉下之憾。其實,他的這種想法隻是固執的道統維護者的一種幼稚的幻想,即使慈禧太後答應了他提出的請求,同治將來也有了後,仍然不可能再繼承大統。在中國曆史上,此類小宗入主、以弟繼兄、以叔繼侄的故事甚多,誰見哪一個還江山來。盡管如此,作為封建時代的一個知識分子,敢於以死相諫、以身殉道,也實在是難能可貴的,其事可嘉,其情可憫,因此《慈禧外紀》讚吳可讀曰:“其功不可沒也。蓋其死也,實根於忠勇之天性,從容就義,視死如歸,非匹夫血性之勇,士君子道義之勇也。其光明之懷,信道之篤,實令人仰歎不置。”
以死建言,在今天人看來,未免愚蠢,但在封建社會,卻是骨鯁之士立身處世的最高境界。吳可讀有《攜雪堂詩文集》傳世,其中《攜雪堂對聯》部分收聯87副,有他死諫前的自挽聯:“九重懿德雙慈聖;千古忠魂一惠陵。”在京邸自題聯:“萬事未甘隨俗轉;一官辛苦讀書來。”題蘭州甘肅貢院聯:“廣廈萬千間,地轉長安,文運從來關國運;聖朝三百載,天生名相,將壇拜後又詞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