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的蘭州士人群體基本由兩部分構成,一是外地來蘭士人,這一部分人一般是經由不同途徑來蘭州的,有的是隨肅王來蘭的士人,有的是中央派駐地方的官員,有的是隨官府而來的幕僚;其居留方式也不一樣,有的定居,有的長住,有的暫住,有的過路。另外,在肅王幕府中還吸收了不少學人,談經論史,籲衡時局,撰文吟詩,著書立說等,曾在肅王府任宗學教授的周麟就是一位精通五經,學識淵博的飽學之士,理學家段堅,史學家聊讓均出其門下。肅王移節蘭州後,江南等省人遷居蘭州者甚多,其中也有不少士人,致使外來人口大大超過了本土人口。據《皋蘭縣誌》卷八《風俗》記載,蘭州明時有一種叫“天涯望哭”的民俗,“四時及其先之生卒日,祭於木主,並奠於墓。春秋拜掃,男婦俱詣墓所,彭澤舊誌以為重婚葬,崇墓祭。蓋至今然也。除夕男祭於木主,婦哭於大門之內,說者謂有明之初,蘭州人自江南等省遷徙丁口者十居七八,婦人除夕遙祭母家親屬,天涯望哭,遂成風俗”。這段記載說明,這是一個由移民而引發的新的春節習俗,自明代開始,大量江浙人因屯墾戍邊,或因充軍發配,或因探親訪友來到了蘭州,並在這裏紮下了根。因路途遙遠,有些人再也無法回江南水鄉,思鄉之情無處發泄,尤其是那些想回娘家的婦女,於是隻好在大年三十下午,在男人祭祀家族祖先的時候,觸景生情,已婚婦女隻好在院子哭泣一場,算是對遙遠親人的祝福。這一記載也說明明代移民蘭州的人數之多,其中肯定有相當數量的士人,這就極大地改變了蘭州的人口構成和文化構成。現在蘭州的很多姓氏家族都是在這一時期從南方遷來的。
人才的湧現是與整體文化素質提高分不開的。由於大量具有深厚文化素養的外地人、特別是南方士人移居深入蘭州,對蘭州士人文化的影響力的確是很大的。中晚唐以後,南方的文化風氣一直是十分淳厚的,普通百姓深受影響,就連強盜也對文化人心生仰慕。長江水利網2004年4月22日有一篇《文化重心南移》的文章,講了這樣一個故事:唐朝時,南方詩人李涉途經九江,到皖口,夜遇強盜。強盜問:“什麽人?”李涉的隨從回答:“李博士。”強盜頭目說:“若是李涉博士,不用剽奪,久聞詩名,願題一篇足矣。”李涉也不含糊,隨口賦詩一首:“暮雨蕭蕭江上村,綠林豪客夜知聞,他時不用逃名姓,世上如今半是君。”這個故事足以說明南方文化風氣之濃。由於外來士人的影響,再加上地方官員的大力提倡,蘭州地區文化風氣也開始逐漸濃厚,自明正統後,蘭州士人通過科舉考試,聞名知識界的越來越多,成為有明一代甘肅乃至西北地區士人群體中一股不可忽視的力量。據《蘭州市誌·教育誌》及其他有關資料顯示,明代蘭州學子登科甲者甚多,計有薦辟2人,進士28人,舉人131人,各類貢生205人。另外尚有武進士、武舉人多人。明正統七年的探花黃諫,能書善畫,著有《書經集解》、《詩經集解》等多本著述。明景泰五年進士段堅,以理學著名,著有《柏軒語錄》、《容思集》。其子段炅、侄曾孫段續、續子段補均獲進士,被譽為“進士之家”。還有諍諫除奸的禦史鄒應龍以及進士彭澤等,都是蘭州著名學者,著述豐富,影響深遠。
據有關史誌記載,有明一代,蘭州地區共有30位本土士人撰寫了71種著作,其中經學方麵的有蘭縣徐蘭《書經體要》等7種;曆史方麵的有蘭縣黃諫《帝王紀年纂要》等4種;軍事方麵的有蘭州彭澤《西征紀事》等6種;醫學方麵的有蘭州沈譯《醫方集要》等2種;農田水利、法律等方麵的有蘭州趙英的《修河類稿》等2種;個人詩文著作及其他方麵的有42種,地方史誌8種。當然,這僅僅是見於史誌記載的,由於經濟等各方麵的原因,無力刊刻印行而不傳於世,而因手抄流傳而散失,不為史誌所記載者,為數當在不少。在被史誌記載的這些著作中,除肅莊王朱楧命王府官員編纂的《金城誌》、黃諫於明正統年間編纂的《蘭縣誌》、文誌貞編纂的《蘭縣誌》、李泰在明弘治年間任蘭州學正時編纂的《蘭州誌》,彭澤於明正德、嘉靖年間編纂的《蘭州誌》,王德成致仕後輯其父王化遺稿而編成的《蘭州誌》已損毀不存外,其餘大多較為完好地保存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