蘭州曆史文化：士子名流

第一節 肅王遷蘭，金城舊貌改觀

　　蘭州的士人文化在經過魏晉至元長達1100餘年孕育後，到明代，終於是“十月懷胎，一朝分娩”了。蘭州士人文化形成於明代的主要標誌，一是在這一時期，蘭州地區出現了真正意義上的士人群體；二是這一群體開始以文化社群的形式積極參與國家和蘭州地區的各項事務，而且對蘭州地區經濟社會的發展發揮了極大作用，產生了極大的影響。

　　明代是蘭州經濟、文化迅速恢複、發展並取得相當成就的一個時期，也是蘭州兵家文化繼續發展，多民族的雜合文化初步定型，蘭州士人群體、士人文化和民間文化、宗教文化等正式形成與發展的重要時期。當長達數百年的分裂割據、頻繁的政權交替和少數民族統治的局麵被朱明王朝結束，蘭州進入一個相對穩定的和平發展時期，以及以蘭州城區為主要區域的明王朝的藩都正式確立時，整個蘭州地區便開始成為士人文化與市井文化的集中展示地。

　　明代士人之所以能夠形成群體，士人文化之所以能夠取得相當的成就，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麵：

　　一是國家政治形勢有利於蘭州士人文化的發展。明代是中國封建社會後期相對穩定的封建朝代。明初，朝廷采取獎勵墾荒、廣開屯田、興修水利、改換稅製等辦法，恢複和大力發展國內經濟，這些措施都有利於農業的發展。隨著封建經濟領域內商品經濟的相對活躍，蘭州地區的經濟結構為之一變，以農業為主的經濟結構被確定並延續下來，蘭州經濟得以快速發展，從而為士人文化的發展提供了強有力的基礎條件。

　　二是朝廷的文化政策對蘭州士人文化的發展產生了極大影響。明代的文化，一方麵是文化專製主義空前強化，程朱理學占據統治地位；另一方麵，與資本主義萌芽相適應，出現了一些帶有反封建色彩的早期民主啟蒙思想。在學術文化、圖書典籍、古典文學等方麵，明代學者大規模的整理中國古代文獻，使中華傳統學術得以保留和不斷前進；統治者有組織、有計劃調動人力物力，完成《永樂大典》等大型類書的編纂。第三是小說和市民文學興起並日益繁盛，其中的《三國演義》、《水滸傳》、《西遊記》等都是久傳不衰的名篇佳作。這一切都對蘭州士人文化的發展和士人群體的形成產生了不可低估的推動作用。

　　三是文化交流和西學東漸的影響。明代，特別是明朝前期，在絲綢之路沿線進行的中西文化交流，地域廣大，內容廣泛，地跨亞、歐、非三大洲，內容包括自然科學、哲學、醫學、天文、曆法、繪畫藝術、體育、音樂、造紙、印刷術等等。受其影響，蘭州士人文化在有明一代，也和全國一樣表現出了一定的開放趨勢，領域擴大，內容增加。

　　四是明王朝藩都確立的推動作用。唐以後，經濟、文化重心逐漸南移，關隴士人文化日見衰落，而蘭州士人文化卻奇跡般地發展起來，而且取得了相當的成就，除了以上幾個原因外，最重要的是一個重大事件起了非常重要的直接推動和促進作用，這就是明初肅王移駐蘭州，蘭州成了明代藩都。這對蘭州曆史文化的發展、特別是對士人文化的形成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蘭州成為了明王朝在西北地區的一個重要藩王駐地，而明初的藩王是擁有兵權的，而且王府中設有自成體係的官屬。藩王屬地集中了大量的士人，他們的各類文化活動都有力地推動著蘭州本土士人群體的形成。

　　金鈺銘先生在《（蘭州）市申報名城工作培訓班上的專題報告》中是這樣描述明代時期蘭州曆史文化的：“自1399年（明朝建文元年）肅王朱自甘州（今張掖市甘州區）遷駐蘭縣（今蘭州市城關區）後，明朝蘭州的經濟文化獲得了很大發展。興建的藩王府邸、王家園林、宗教建築使蘭州城的麵貌為之徹底改觀。隨扈藩王的人員中有不少飽學之士，為蘭州經濟、文化的發展做出了突出貢獻。蘭州的段氏家族僅在明代就出了4個進士7個舉人。段氏家族的段續創製了水車，倒挽黃河水澆灌兩岸階地田畝，大大促進了蘭州農業的發展。段堅在蘭州創建容思書院，培養儒家人才，為甘肅書院創建最早的一家。曆代肅王捐資修建蘭州城內外官道，修築溥惠渠，興建和修葺寺廟、道觀、學宮，也有助於蘭州城市經濟文化的發展。到明代中期，蘭州的城市規模、人口數量、經濟水平和文化繁盛已遠遠超過西部的張掖武威、東部的平涼天水，真正成為全隴中心、‘藩都’所在，被後人譽為‘名藩’皋蘭，人口也由元末的4萬人增長到8萬多人，文化的作用由是顯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