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融合與同化作為一種普遍的曆史現象,是指曆史上兩個以上的民族,由於相互接近、相互影響,最終形成一個民族的現象。蘭州地區的民族融合在秦漢時期就已經形成了規模。距今5300年左右,仰韶文化西延,在蘭州地區與羌文化結合,形成著名的彩陶文化。秦王朝開拓疆土,將蘭州黃河以南、以東地區並入秦王朝版圖。秦為了抵禦匈奴的進攻,采取了兩項重要措施:一是以黃河為邊界,沿河設縣築城,作為邊防要塞。築於蘭州黃河以南地區的榆中縣,即是邊防要塞之一。二是為鞏固新拓疆土,遷發中原地區罪犯到新拓地區,以充實沿邊諸縣。同時還采取拜爵一級的獎勵辦法,鼓勵平民向沿邊諸縣遷移。據史書記載,僅秦始皇三十六年(前211年),“遷北河、榆中三萬家。拜爵一級”。中原地區的秦人遷徙到蘭州地區後,與蘭州地區的土著羌戎錯居雜處,將中原地區先進的農業生產技術和文化帶入蘭州地區。
漢代繼續開拓疆土,漢人在和少數民族的頻繁戰爭中,置縣、設郡,移民屯田,安置降羌,實現了較大規模的民族融合與民族文化交融。
西漢初期,匈奴重新占領河套以南地區,並占領古金城部分地區,與青海的羌人共同構成了對漢王朝西北地區的強大包圍態勢,並不斷侵擾漢王朝邊塞地區。漢武帝時,組織了三次大規模的軍事行動,斥逐匈奴,納蘭州至河西的大片土地入西漢王朝版圖,將歸降漢朝的4萬多匈奴人安置在包括蘭州在內的隴西、北地等五郡故塞之外。此時的蘭州地區為漢王朝扼守河西、拱衛京城的大門,軍事地位十分重要。為加強對這一地區的軍事保衛和經濟文化的開發,在蘭州今永登地區修築了長城,在今永登西北修築了令居塞,駐重兵戍守。在加強邊塞防守的同時,仿效秦代移民實邊的政策,向邊郡遷移大量罪犯和平民,實行亦兵亦農的屯田。作為邊塞重鎮的蘭州地區,即是重點移民區域之一。為了保證移民工作的順利進行,漢王朝製定了很多優惠政策,如移民戶的衣食全部由國家供給,以保證移民初期的生活需要。
民族的融合是民族間經濟、文化以及生活習慣密切聯係的結果,是一個互相滲透的過程。“漢民族”共同體形成於西漢,名稱見於東漢。秦漢時期,“天下為一,萬裏同風”的大一統文化格局形成,而自漢以後,儒、釋、道相互融合,成為漢民族共同的精神力量。秦漢王朝占領蘭州地區後,設置榆中縣、金城郡、金城縣,移民實邊,屯田戍邊,造成大批漢人進入蘭州地區,由於漢民族具有強大的國家政權和發達的社會製度,先進的經濟和博大的文化,一直是各民族向往和凝聚的核心。大批漢人進入蘭州地區,漢與羌戎、胡等族人的接觸越來越頻繁,經濟文化交流越來越密切,漢民不僅將中原地區的先進生產技術和生產經驗傳播到蘭州地區,而且也以特有的包容性接受、融合其他民族的文化,發展了蘭州地區的畜牧農耕文化,擴大了蘭州地區的民族融合。在先進的農業生產技術和秦文化的影響下,蘭州地區的羌戎部族,逐漸融合於秦人之中,從而形成了蘭州地區第一次民族融合。此時的蘭州地區至少有漢人、羌戎人、匈奴人等族種。由於漢民子孫繁衍,和當地遊牧民族的漢化,於是在蘭州曆史上形成了第一個由漢、匈奴、羌等民族共同組成的多民族地區。
秦漢時期的民族融合,對今蘭州地區的開發起了很大的作用。一是穩定了邊塞,經過秦漢特別是漢武帝時期對蘭州地區的經營,蘭州已成為扼守河西走廊的咽喉和隔絕羌戎聯絡的戰略要地,經常駐有重兵防守,為發展蘭州地區的畜牧農耕文化創造了較好的政治軍事環境。二是發展了蘭州地區的畜牧農耕文化。居住在今永登、紅古一帶的原河湟地區的羌人,本為遊牧民族,西漢時,趙充國平息羌人反叛,一次小勝繳獲馬牛羊10萬多頭,說明此時羌人的畜牧業已經非常發達。但自秦漢移民實邊,采取屯田措施後,中原先進的農業文化傳入,在長期的文化交匯中,羌人開始農牧兼營,一些部落已經過渡到以農業為主的定居生活,有定居的聚落,有固定的農田,而且掌握了挖修溝渠、引水灌溉的技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