蘭州曆史文化：農耕桑田

第一節 古蘭州的茶馬交易

　　西北少數民族牧馬放羊，以乳酪、肉類為主食，茶葉以其營養豐富，可以幫助消化等特點，便成了西北少數民族每餐必不可缺的必需品。但是茶葉產自遠離西北千萬裏的南方，而西北多產駿馬，久而久之，互利互惠的茶馬交易就在民間形成了。於是，專司茶馬交易的官署——茶馬司便應運而生。茶馬司始於唐代，完善於宋，沿續到晚清。

　　商業貿易對我國曆史上的遊牧民族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遊牧畜牧業經濟的不穩定性和非自足性，要求遊牧民族必須要通過其他方式來維持生存。狩獵業仍然具有不穩定性，因為，它同樣會受到自然災害的嚴重影響；種植業雖然有一定的穩定性，但不能解決燃眉之急。因此，曆史上的遊牧民族大都十分重視商業貿易活動的開展。

　　漢代以來，中原與西域的商業貿易不斷發展，大規模的商隊來往於“絲綢之路”上，極大地影響著古代蘭州及甘肅的經濟生活，傳統的商業活動茶馬、絹馬等貿易也隨之發展。甘肅古代畜牧業在國民經濟中占有重要作用，很早就存在商品經濟成分，並呈現出不斷增長的趨勢，逐漸演變成官營的專門貿易。據《史記》記載，秦時烏氏倮經營畜牧業發了財，求奇繒物獻戎王，戎王十倍其償，與之畜。像烏氏倮這類從事畜牧業商品生產，以剩餘畜產品進行以物換物的現象就已經普遍存在。漢代的畜產品及國家所需的軍馬，有相當一部分是通過商品交換取得的。魏晉到北朝，經過戰爭和社會動亂，生產遭到破壞，但畜牧業仍在當時的經濟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隋唐以後，以曆代政權與西北少數民族的茶馬、絹馬貿易為主要內容的互市開始形成製度和傳統，標誌著茶馬貿易從民間走向官方。甘肅是最主要的茶馬互市地區，其中蘭州扮演著重要角色。北宋在蘭州設市易司，與少數民族開展貿易活動。南宋時每年用來采購茶、鹽、絹等物的總金額近250萬緡，茶葉來自湖南，絹主要來自江南，由此帶動的商業、運輸規模非常可觀，經濟價值不可估量。

　　到了元明清，雖然中央政府把茶馬貿易權掌握在自己手裏，政府嚴禁私茶與畜產品貿易，但商品經濟發展的趨勢已經銳不可當。清代以前蘭州的茶馬交易屬於莊浪司管轄。清初時，蘭州成為陝甘總督駐節之地，到了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莊浪、西寧、甘州三大茶馬司被並入蘭州道治理，蘭州便成了重要的茶馬集散地。

　　茶葉是茶馬互市中的另一重要角色。茶葉主要購自湖南益陽、新化，由懸掛“奉旨采茶”龍旗的車船運往陝西涇陽，加工成磚茶，再用馬車、駱駝送至蘭州入庫。蘭州的馬場、馬灘等地名就來自於此，當時為茶馬司所易馬匹的臨時圈養地。

　　茶商從茶馬司領取茶票購買茶葉，然後批發給皮毛商、屠戶，再由這些人運到新疆、青海等地換回馬匹、牛羊及皮毛。到了晚清，茶馬司已名存實亡，早變成了單純管理茶葉交易的機構了。

　　蘭州成為大西北的商品集散中心，茶馬互市功不可沒。抗日戰爭時期，蘭州成為大後方，國際援華物資和內地物資源源不斷雲集蘭州，促進了蘭州物資流通的大發展。新中國成立至今，蘭州的城建交通日新月異，鐵路、公路、航空立體交錯，四通八達，大西北道路樞紐的地位更加牢固。以蘭州為起點，向東通過西蘭、宜蘭公路、隴海鐵路可通往中原、華北及長江下遊；向東北通過蘭包公（鐵）路可到達寧夏、蒙古以至京津地區；向南通過甘川、蘭郎公路可到達四川盆地和雲貴高原；向西南通過甘青公（鐵）路可到達青藏高原；向西北通過古絲綢之路甘新公（鐵）路可到達新疆腹地、西亞、中亞甚至俄羅斯。

　　新中國成立後，蘭州成為國家重點建設的城市之一，大西北中心城市的地位更加凸現。改革開放以來，蘭州將自己的發展定位為“西北的商貿中心”，特別是1994年國家五部位聯合批準蘭州進行商貿中心改革試點以來，大商貿、大流通、大市場的格局初步形成，中心城市對周圍地區的經濟輻射和吸引作用明顯增加，輻射麵到達西部8個省區，近400萬平方千米的地域和3億人口。隨著青藏鐵路的開通及未來西藏——尼泊爾——印度——南亞地區交通網絡的拓展，蘭州商貿流通的優勢地位將更加凸現，市場潛力巨大。目前，蘭州城鄉商業網點密布，東部市場、光輝布料市場、張蘇灘蔬菜批發市場等已躋身全國同類市場50強。蘭州的優質瓜果、高原蔬菜等特色產品已替代過去的“茶馬”，成為市場的新寵。